据相关记载，太子悉达多出家时，其父亲净饭王从王族中选出憍陈如等五人去侍奉他。这五人原是净饭王派遣随侍释迦牟尼修道的臣仆，后因见释迦牟尼放弃苦行，便舍之而去。释迦牟尼成道后，首次于鹿野苑为他们说法，于是这五人出家，从此便有了最初的五比丘和比丘僧团。
比丘意译“乞士”，或有释作“破恶”、“净命”等，实指跟随佛陀出家，以乞食维持生活的人。后来还有女性出家者，称作“比丘尼”，简称“尼”。比丘、比丘尼，就成了佛徒的古典称谓。
诸多比丘或比丘尼构成一个集体组织，叫作“僧伽”，或简称“僧”。僧伽意译“众和会”，本是集合词，习惯上也把参与僧伽的男性叫作“僧”或“僧人”。五比丘当是最早的僧团组织。后来僧团逐渐扩大。
早期僧团吸收社会各阶层的人入教，即没有种姓出身限制，也不管先前有什么信仰。相传佛陀在赴摩揭陀的途中，吸收了三个“事火外道”的婆罗门，这是初创时期佛教对婆罗门教斗争的首次胜利。
此后，许多其他沙门派别的成员也陆续改信佛教，加入僧团。传说佛陀有十大弟子，其中的舍利弗与目犍连就曾是删阇夜·毗罗伲子的信徒，优婆离则出身于首陀罗种姓。佛教僧团向各种姓、各教派敞开大门，促进了僧团的壮大。
早期僧团的成员都是比丘，只有到佛陀晚年，才开始接纳妇女入教。比丘尼相对于比丘，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早期佛教歧视妇女，不论在教义还是戒律上，妇女都是被视作卑下的，必须接受更严格的教诲和限制。
出家僧尼必须分别过独身的集团生活，性行为和类似的性行为，都被视为非法，严加禁止。僧伽不许从事生产经营，不许储蓄任何财物。僧尼以沿户乞食为生，过午不食。其他衣卧住行，也都有规定。
佛教戒律就是在规范僧伽的日常生活，防止比丘过失，协调与国家法令的关系中形成的。因此，戒律往往因事而定，越来越多。相传佛陀在世时，戒律已达二百条。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适用于出家和在家的一切佛徒，出现可能较晚。
较早的戒律以禁欲为第一大戒，其次是盗、杀、妄语。犯此四者“波罗夷”（意为“极恶”），即摈出僧籍。
早期的僧团，多半追随导师过着云游生活。他们在城市和郊区，或静坐沉思，或说法布道，或流动乞食。由于雨季旅行困难，僧尼只能静居不出，所以有了雨季安居三个月的规定。僧众留居一地，自然产生了住房需要，但永久性的寺院出现于什么时候，还难以确定。
大概佛陀在世之时，已经出现了若干地方性僧团，他们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这些僧团，除了拥戴佛陀为当然的权威之外，没有任何实体性的权力机构。佛陀去世以后，各地僧团间更没有隶属关系。
只要僧团的正式比丘达到十人以上，就有权接受新成员，独立活动。僧团内部一般是民主的，重大措施都要经过讨论投票表决。往往是僧众中德高望重的学僧，自然形成僧团的领袖。
与当时其他沙门派别一样，早期佛教僧团不崇拜任何偶像，也没有对佛的偶像崇拜，但流行佛陀的遗物和法物崇拜。
据记载，佛陀涅槃后，当时拘尸那罗城的末罗族人想独占佛舍利，而周边其他国家不答应，于是准备兵戎相见。在香姓婆罗门的调解下，八国达成协议，将佛舍利分为八份，各自带回本国起塔供奉。这八国包括拘尸那罗的末罗族，还有摩揭陀国、毗舍离国等。这些佛舍利塔也成为佛教信众朝拜的圣物供奉之处，这种供奉方式也体现了当时佛教在多国的影响力。
佛教标榜的是“出世间”，但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际是在“世间”。它的兴衰存亡，不但决定于社会的承认和支持程度，而且与它是否拥有社会信徒，以及这些信徒的社会成分和数量多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向世间广泛布教，始终是佛教努力的方向。
佛教在社会上发展的信徒，主要是不出家的成年男女，所谓“在家二众”，即“优婆塞”（清信士）和“优婆夷”（清信女），通称“居士”。
同时为这类在家徒众制定了一整套有别于出家僧尼的理论和戒律，反映在早期经典丛书《阿含经》中，乃是“三论”，所谓“施论”、“戒论”、“生天之论”。
“天论”的“天”，具体指的是婆罗门教崇拜的“梵天”。能够生于“梵天”，是婆罗门教徒的至高目标。上生“梵天”的基本条件是离家禁欲，独住修“禅”。凡以上生“梵天”为目的的婆罗门，称作“梵志”；佛教僧尼为了争取婆罗门教的认同，有时也称自己为“梵志”。
但是，像《中阿含经》中的某些经典，则认为“生天”不一定都要出家独修，居家男女同样可以做到，条件就是实行“布施”和“持戒”。
“布施”是施惠于人，包括兴办慈善事业和救济贫困居民，但主要是供养沙门婆罗门，尤其是供养佛和佛弟子。布施者称为“檀越”或“檀那”，意译“施主”。“布施”则被视为“福业”，是施主获得生天快乐等福报的主要途径。
“持戒”是对在家信徒的行为规范，既有防非劝善的功能，也有保护和协调的作用，具体有五项，所谓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五戒”。如果发愿皈依佛、法、僧“三宝”，信守“五戒”，就可以被接纳为在家居士。
佛教向社会宣教的主要对象，第一是商人。商人慷慨施舍日用品，宴请佛陀及其僧团成员，这类故事，在早期佛典中比比皆是。在佛陀的所有居士弟子中，最著名的给孤独长者，就是一个家财万贯的大富商。他在拘萨罗首都舍卫城买了波斯匿王太子逝多（亦译“祇陀”）一座园林赠给僧团，并在园中建筑居宅供佛陀使用。王舍城的巨富迦兰陀长者皈依佛教，献出竹园，摩揭陀国王频毗沙罗在此园中建精舍施与佛陀。
给孤独园精舍（又称“祇洹精舍”）和竹园精舍成了早期佛教僧团活动的两大中心。其次是刹帝利王族。王者被视为佛教的“外护”，佛陀在世时，支持佛教的著名国王就有摩揭陀的频毗沙罗王及其继位者阿阇世王，拘萨罗的波斯匿王及其继位者毗琉璃王，由此并影响王后夫人和军政大臣的信仰。
而对佛教走向世界所起作用最大的，是后来的阿育王。第三是沙门婆罗门，他们是宗教知识和文化知识的拥有者，争得了他们的信仰，就是争得了宗教和文化领域。舍利弗和目犍连弃舍外道，加入佛教，在对外宣教和维护僧伽团结上起了其他弟子所起不到的作用。
财富、权力、知识，构成了早期佛教的三大社会支柱。为了适应家庭信众的需要，产生了佛教的家庭伦理学；为了适应商人的经营需要，产生了佛教的商业伦理学；为了王者争夺和维护权力的需要，遂有佛教政治学的出现。由于同“外道”持续不断的论争，则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佛教的哲学体系。
然而这并非说佛教不注意在下层种姓的传播。《长阿含经·游行经》中记，佛于垂暮之年游至毗舍离国，即接受庵婆婆梨的供养，不仅有上馔、宝衣之类，而且还有一座毗舍离城中景致最胜的园观。佛即时接纳她为“优婆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