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约281—341），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贵族家庭，世代都有人在朝廷做大官。13岁时，父逝，家道中落。
葛洪从16岁始，广览经、史、百家，以儒学知名，并从方士郑隐学道。西晋太安二年（303），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葛洪因破石冰有功，迁伏波将军。后又获赐爵关内侯。
他本来是想成为一个儒者的，但因种种原因而未成。他自述说：“余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晋书·葛洪传》则说他“尤好神仙导养之法”，后去广东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最后在此辞世。
葛洪著述丰富，有《抱朴子》内外篇70卷、《金匮药方》100卷、《肘后备（要）急方》4卷、《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等等。
葛洪在这些著作中，不仅论述神仙道教理论，在道教理论建设上颇有成就，而且对我国的医学、化学等方面的贡献也是卓越的。如：《肘后备急方》中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对结核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在化学方面深刻认识到丹砂的化学特性、铅的可逆性、金属间的置换作用、化学反应中的升华现象及“炭”在高温下的还原作用等等。
《抱朴子》一书是他的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20卷，主要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祛祸之事，并继承魏伯阳的炼丹理论，集魏晋时代炼丹术之大成。《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是政论性的著作。
葛洪是上层士族道教理论的奠基人，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在长生成仙问题上，他强调要想长生成仙，不能仅靠内修外养等方术，还必须积善立功，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为保证封建秩序神圣不可侵犯，他还假借鬼神的威力来对人们实行严格的监督。
他说：“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纪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他又认为，不但天地有司过之神，而且人的身体中还有上、中、下“三尸”。
他说：“三尸之为物，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又提出“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其中包括“憎拒忠信，不顺上命，不敬所师”等，“凡有一事，辄是一罪，随事轻重，司命夺其算纪，算尽则死”。
他认为重大的“罪过”和“恶事”，无过于“不忠不孝”和“诸横夺人财物者”，不仅仅做了这种“恶事”的要被“夺纪”，即使“但有恶心而无恶迹者”，也要被“夺算”。可见，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主要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葛洪还认为，由于仙药有上、中、下之分，故神仙也因服药的不同而有上、中、下之别。而且在众仙之中，又因新老资格的不同，其地位亦各有尊卑的不同，且位卑者必须奉事位尊者。他还认为，在众仙之上有一个统率众仙的“大神仙”，叫做“元君”。他说：“元君者，老子之师也。……大神仙之人也，能调合阴阳，役使鬼神风雨，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隶焉。”葛洪构造的这种等级森严的神仙世界，实际上正是人间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
第二，在对待民间道教的态度上，葛洪站在士族道教的立场，视民间道教为异端，称为“妖道”、“邪道”，把信奉这些道教的人称为“杂猥道士”，说他们“与彼穿窬之盗，异途而同归”，“必不得长生可知也”。
尤其对太平道首领等切齿痛恨：“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薮。”他还指出，当时的“诸妖道百余种”，派别繁多，认为“皆宜在禁绝之列”。
他向统治者大声疾呼：“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不过少时，必当绝息，所以令百姓杜冻饥之源，塞盗贼之萌，非小惠也。”力图从宗教方面为封建统治者镇压民间道派提供理论根据。
葛洪在主张对民间道派进行残酷镇压和坚决禁止的同时，还对民间道教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祈禳祷祝为人求福免灾的符箓道术加以贬低，而鼓吹通过修炼和服食金丹而成仙，抛弃民间道教所具有的济世度人的现实性和群众性，将道教从济世度人引向个人长生成仙，使之满足统治阶级自秦皇、汉武以来的长生梦想。
第三，在儒、道关系上，葛洪从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主张道本儒末，道高于儒。他认为，道家之教“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
主张“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吸收各家之长来建树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然而，他又认为儒、道二家“殊途同归”，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调和，二者应该而且是完全能够“兼而修之”的，提出：“内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可见，葛洪以“外儒内道”来调和儒、道关系，而这正是上层化士族道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四，葛洪提出修道者不能脱离人世，不能“废生民之事”。
他说：“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他直言不讳地说：“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情，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咸论世务。何必身居其位，然后乃言其事乎？”修道者的第一要务在葛洪看来就是要顺服统治者，为其统治的稳固服务。
这样，葛洪针对当时“网漏防溃，风教沮”的局面，提出应实施严刑峻法。他说：“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奸党实繁，而不严弹违之制者，未见其长世之福也”。
不但主张恢复肉刑，而且还对道家的学说进行了批评。由此可见，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是入世的，他的这些思想，正是士族贵族思想在道教内部的反映，说明道教派别的分化，实际上是阶级分化的表现。上层贵族神仙道教与民间“妖道”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士族贵族与农民群众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