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岁的“天后”、“圣母神皇”武则天三次召见二十多岁的“草莽”、“野人”陈子昂，诚恳询问政事和决策方针，让他全面进呈有关用人、民生、法制、民族一系列重大建议。这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帝制社会里是罕见的！
对于这三次君臣会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有明确记载，而以《新唐书》记述最全。此外，陈子昂的挚友卢藏用所撰《陈氏别传》和中唐人赵儋所写陈子昂《旌德碑》也有相关记载。
武则天第一次召见陈子昂是在唐睿宗文明元年（684）。那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出色的上书《谏灵驾入京书》，太后对这篇文章十分赏识，壮其才，因而主动召见这位年轻文人面谈。
这次会见时间正当陈子昂考中进士不久，同时又是唐高宗驾崩之时，由于政府决定将遗体西迁长安埋葬，引出了陈子昂谏书的反对建议。这两件事时间相当靠近，估计在683年年底684年年初。
文明元年的第一次被召见，对陈子昂一生有重要影响。首先，陈子昂从此由一个“草莽”、“野人”出身的平民百姓走上了仕途，做了朝廷官员。这在《陈氏别传》、陈子昂《旌德碑》文和新、旧唐书中都有记录，会见谈话后，当时的武则天十分满意，立即“拜麟台正字”。麟台正字，原名秘书正字，为朝廷秘书省一名正九品下的小官（《旧唐书·职官志二》）。
第二，陈子昂通过上书和对话，得到天后的无比赏识。《陈氏别传》载：“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貌寝”是指容貌不是太美观端正，“寡援”为不太合群。但谈起君臣关系、王霸之道却慷慨激昂，正符合想当雄君霸主的武则天的思路。
第三，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君臣对话以及天后的高度评价，使陈子昂名气大扬，可以说是名满天下。由于武则天对陈子昂的盛赞，都城洛阳到处传写他的诗文，以至大街小巷，人人吟诵。甚至将他的诗文集转卖到全国各地，顷刻间陈子昂成了远近知名的人物。赵儋的《旌德碑》高度评价陈子昂的诗文成就，说自武则天盛赞陈子昂后，立刻“海内词人，靡然向风，乃谓司马相如、扬子云复起于岷峨之间矣”！
遗憾的是，684年的这次武、陈见面，究竟谈了什么具体内容，正史和野史都无一字记载，都只把这次武则天的特别召见，作为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的一段附语记在新、旧唐书中，而那篇谏书却几乎全文载上。此文现收在《全唐文》中，共约一千六百多字。《旧唐书·陈子昂传》从头至尾几乎全文录载，只舍其最后一段陈子昂自我介绍部分。《新唐书·陈子昂传》也大部转载，只舍去前后陈子昂自我介绍部分。可见正史对陈子昂此文的重视程度。
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因为此文典型地体现了陈子昂“敢于极言直谏，不畏强暴”的政治特色。要知道，当郑重写出此上书时，陈子昂才二十四岁，刚考取进士，尚没有得到任何官职。只是因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命运”，才这样不顾一切地“冒死献书”，正像他在献书中所讲的，首先想到的是“臣闻明主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
在上书中，陈子昂写尽了他所看到广大百姓忍饥挨冻的生活之苦：他的家乡“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西，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却仍大兴劳役，将丧于洛阳的高宗皇帝之灵驾遗体，转徙到灾区长安京城入葬，无疑为劳民伤财之事。陈子昂在文中还列举了古代圣贤“三王”、“五帝”的爱民盛举，力劝天后和新皇帝睿宗慎重行事。陈子昂这篇《谏灵驾入京书》，以其情感之真诚、论述之在理和文学之优美，感动了当时真正执政的武则天。
武则天对陈子昂的第二次特殊召见，是在垂拱元年（685）十一月。这时离第一次陈子昂因谏灵驾入西安归葬，已近一年。这一年，武则天朝廷发生了许多政治大事：首先，高宗于684年五月“灵驾西还”，八月，“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高宗”。就是说并没有听从陈子昂的建议。
其次，唐朝皇室几经变动，最后二位新帝中宗、睿宗俱被废，由武则天亲自正式执政，大权完全控制。第三，武氏家族也都向皇室靠拢，在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的请示下，武则天将武氏七代祖先立了“七庙”，与皇室看齐。武承嗣也当上了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第四，更重要的是，这年九月，发生了以徐敬业为首的拥唐反武的武装暴动，在全国造成一次较大动乱。第五，在这一年中，武则天在用人方面有新的创举，685年三月，她下了一道旨令，“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到次年（686）更发展为投匦制度，这是武则天时代的一种独创，内容为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这是一种铜制四方盒子，每面投递文书皆有不同内容；这种投匦制有专人负责，每天向朝廷汇报。无疑这是君民互相通气、了解民情的极好形式，尤其有利于各种人才自荐。
上述这些历史情况和历史条件，对陈子昂的政治仕途有极大影响。初入仕途的他，会更进一步了解和体会严峻的形势，迫使他在武李两大派势力的激烈斗争中尽快选择投靠哪一派；同时也有利于他尽快和天后新主取得更近的联系，在政治前途上进一步发展。
已经逐渐在政治上成熟的陈子昂，坚定地选择了站在武则天一边，急于将这一年多对政务、民事、国务的看法上奏给新主。这一年多，陈子昂在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进步，通过从家乡至两京的几年闯荡，已形成了许多成熟的政治见解，而且在第一次和武则天会见前后，更几次上书表达他对某些政事的看法。最明显的是武则天垂拱元年（685），他建议武则天兴办太学和“明堂”，为此专门上了一封奏书。
总之，陈子昂的第二次被召见，是因受武则天器重，而陈子昂也的确算得上是一位满腔热血的有为青年。同时，陈子昂一直希望有朝一日为主上所重用。陈子昂有许多青年时代的诗歌，热忱地表达了这一点。最典型的是在他第二次被武则天召见前后，亦即垂拱元年（685）所写的一首赴宴时《答洛阳主人》的诗，有这样几句：“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事亲恨未立，从宦此中州······方谒明天子，请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这首诗悲叹自己早有白云般的壮志，因事父母未能早早如愿。而现在在洛阳神京从宦侍候明天子了，不时受到宠信召用。衷心愿意像战国蔺相如完璧归赵那样，和大汉公孙弘向汉武帝献策成为平津侯那样，为国立下功勋。
可以说，武则天第二次召见陈子昂纵论国事，是君臣二人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次召见，君臣会面倾谈，武则天准备得很细致，《新唐书》载，连让陈子昂书写的纸笔都预先备好，“后召见，赐笔札中书省，令条上利害”，希望他谈得彻底。陈子昂对此十分感动，在上奏文章最后表明：“臣本下愚，未知大体。今月十六日，特奉恩敕，赐臣纸笔，遣于中书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对扬，而孤负圣恩，万一无补，死罪死罪，谨率愚见，封进以闻。尘听玉阶，伏阙累息。”这对于一个九品小官来讲，的确是够恩宠的，难怪陈子昂几乎感泣泪下。也说明时已六十三岁的皇太后对年方二十七岁的陈子昂恩宠有加。
第二次武则天面召陈子昂所谈和后来写在奏疏《上军国利害事（三条）》中的内容，今全文收在《全唐文》中，分为“出使”、“牧宰”、“人机”三项，基本涉及官民关系和国家用人政策的大计。
陈子昂这次和女主武则天的谈话、奏疏，鲜明的特点是他敢于向君主坦诚、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政见，在《出使》一节中说，“陛下”明诏天下发出“九道大使”巡察，本来是为使“天下奸人暴吏”暴露，了解他们的罪恶，以法严惩，但因大使用非其人，使这些大使“行路市井之人皆以为非任”，这样的“巡察”实际更骚扰百姓。陈子昂提出巡察大使应当是如下的人选：“仁爱足以存恤孤恂，贤明足以进拔幽滞，刚直足以不避强御，明智足以照察奸非。”
《牧宰》一节陈子昂更尖锐直率地指出，当时大部分地方官吏不合格，这对朝廷十分不利，他生动地比喻说，“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现“腹心虽安，而手足犹病”。
陈子昂以民间百姓的身份警戒说，“若得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为政，则千万家受其祸矣”。因此陈子昂建议，吏部选人，一定要经常考核，使每一县令县尉，都“循良为政”，爱民为先，不能“庸流一杂，贤不肖莫分”。在《人机》一节，陈子昂则提出更深刻的道理，“臣商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因此他提出作为一国之主，千万不要轻易擅兴徭役和动兵，这样会使“夫妻不得相伴，父子不得相养”。陈子昂诚恳建议，“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天下之人”。这一上疏，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使武则天甚为满意，对陈子昂更为看重。
几年后，689年，陈子昂三十一岁时，武则天第三次特殊召见他。从第二次召见后，陈子昂在政治上更进一步成熟，他上书更为频繁，除普通的应酬文体外，更草拟了若干边境战争的有关谏书和建议，如对西南的吐蕃、北部突厥战争都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二十八岁那年，更奉命随密友乔知之参加了朝廷北征同罗、仆固的战争，亲眼目睹了民族战争的激烈和残酷，而且更进一步形成了对民族关系更稳妥、明智的看法。
从685年至689年这四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武、李宗室和朝廷之间的斗争，尤其一度兴起的酷吏政治，使百官人人自危，陈子昂身处其中，也有深刻的体会，由此形成了看法，为此，他也亲笔上疏，向武则天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686年上书的《谏用刑书》，鲜明地表达了诗人对酷吏政治的看法。有几句话，是使人十分痛心疾首的：“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冀以惩创。观于天下，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讯，枝叶蟠孥，大或流血，小御魑魅。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叫于阙下者，日有数矣。于时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内倾听，以相惊恐。”酷吏政治给民间造成的祸害和恐怖，是触目惊心的。陈子昂把酷吏政治的源头指向武则天“陛下”，的确也需要作为小民“草莽”非凡的胆量和真正对君对国对民的关心。
陈子昂在这篇震撼天下的上书中，同时表达了他对武则天的赤胆忠心，在上书前文即申明他是出于圣恩，对君绝对的忠心而大胆献此书的，“臣闻忠臣事君，有死无二，怀佞不谏，罪莫大焉。况在明圣之朝，当不讳之日，方复钳口下列，俛仰偷荣，非臣之始在愿也”，他是绝不屑于做这样投巧取荣之事的。在这篇反酷吏政治的上书中，他态度鲜明，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绝对忠于武则天的统治，在亲武还是亲李的方向上，他郑重声明站在武则天政权这边，对徐敬业等的反武复唐武装叛乱抱坚决反对的态度。
有一段评论武则天掌政后的时局，说“赖陛下以至圣之德，抚宁兆人，边境获安，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天下父子开始得相养矣”，正因为如此，虽有徐敬业的“扬州构祸，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这是很不容易的，说明天下本来是太平的，反武派不会成功。但因此而引起大规模过渡镇压，形成波及整个统治层的酷吏恐怖政治，都是失误的。这是陈子昂一片真诚出自忠君爱民的真心剖白，应当说对武则天震动很大，也从心底钦佩这位后辈青年的才华和胆识。也正是这种心情，武则天才决定在两年后第三次召见这位年轻谏臣，再次听他讲“为政之要”。
《新唐书》载，武则天第三次召见陈子昂专门询政是在她改国号为周、决心当女皇的前一年，也即公元689年，则天永昌元年。武则天女主事先嘱咐此对政局的全面建议不需“空言”，也不要引经据点，即不用说空话和大量引用古人事例，只要据实明谈即行。
陈子昂的《答制问事（八条）》大概很快在三月份就整理书写完毕，上奏女主。因为这是他成竹在胸的全盘施政计划和思想系统。今全文收在《全唐文》卷212，洋洋三千言。文中陈子昂自称，这是他多年静观政事的经验：“臣知识浅短，实昧政源。然尝洗心中就“措刑”、“任贤”、“得贤”、“不可疑贤”、“招谏”、“劝赏”、“息兵”、“安宗子”八科分为八方面叙述，基本上就是反对严刑酷政、任贤信贤、招谏劝赏、息兵、安宗室等五大项提出自己周密的行政方针。
陈子昂对酷吏政治始终抱着极力反对的态度，在此文中又严词指出：“臣闻杀一人则千人恐，滥一罪则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惧于此。”越王贞等李氏宗室兵叛，已遭“同恶就戮”，“魁首已灭”，不可再扩大刑罚，任意杀戮。他认为“当今天下士庶，思愿安宁，途谣巷歌，皆称万岁”，不应再任用严刑酷吏，骚扰天下。
在建议武则天任贤用贤方面，文中八科中立了三科，从理论上论证“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若得忠贤相与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于此而就”。他还提出“贤不可疑”的原则，既用了贤臣贤相，就应“既任须信，既信须终”，他对女主提出热切希望：“伏愿任贤无疑，求士不倦，以此为务”，则天下大理。
“招谏”科中，陈子昂特别提出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臣闻圣人大德，在能听谏······优见太宗文武圣皇帝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实由能用魏征愚直，获尽忠诚。”希望武则天能继承纳谏之风。“劝赏”一科，主要是要求以此“进贤显能，旌功励行”，使赏罚分明，“勤劳之臣，死难之卒”都得到应有的奖赏抚恤，这样，“赏一人而千万人悦”，方得公平。“息兵”是陈子昂一生中最重视的政见，他以为无论对外对内战争，都会伤民，因为“兵之所聚，必有所资，千里运粮，万里应敌，十万兵在境，则百万家不得安业”。
最后的“安宗子科”，则是陈子昂对李氏宗室处理政策的卓见，他反对武则天女主对李氏宗室的滥杀，提出“陛下以至仁为政”，越王李贞等的叛乱，不代表全体李氏宗室，“宗室子弟”，仍希“获以安宁”。“陛下惟罪其构逆者，更无他坐”，方为正确方针，应“恩念慈仁，敦睦九族”，不宜扩大打击面。这一主张，是陈子昂的一贯思想，后来他还专写了一篇给武则天的上书《申宗人冤狱书》，为受难的李氏宗室伸冤（见《全唐文》卷213）。
但是，武则天以六十多岁高龄，崇高的神皇天后的身份，在四年之内，竟然主动召见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小官面谈，虚心问询他对国事的意见和看法，这在我国封建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