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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有个习惯似乎从未有人质疑，就是为特定人做特定的事。如果这个特定的人确实因为缺少这个特定的便利而无法正常生活工作学习，我以为倒是情有可原，比如网络应用，复杂的应用，老年人用着费劲，弄得稍微简单点，老年人就可用着比较轻松一些。再比如，给小孩用的一些物品，就应该小一些，以免小孩抓不住，拿不稳。
如果沿着这个思维逻辑发展下去，那可不得了，而且这方面的传统非常久远。比如战国时代问世的《吕氏春秋》就是给国君预备的，作者告诉国君如何治理天下。如果是为国君沿着对社稷有益的方向走下去，那倒是不错的一个举动。事实上呢？历史上哪位君王按照《吕氏春秋》讲的道理治国安邦了？明明没有几个国君做到了这一步，可是还是有人乐此不疲。
在这方面集大成者莫过于宋代的司马光，就是小时候砸缸救人的那位。这位司马先生编了一部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从公元前四零三年写起，一直到公元后九五九年，足足有一千三百多年。那个年代谁有闲工夫看这书呢？大概除了帝王还是帝王。司马先生生怕后代帝王注意不到，愣是让皇上给这部长篇巨著起了个很吸眼球的名字，简而言之：《资治通鉴》，白话一点就是供帝王统治天下借鉴的经验教训。
中国这个传统延续好多年，那就是为某部分人编书，为某部分做事。服务对象第一个大概就是小孩，那个年代叫启蒙读物，什么《百家姓》《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这些书孩子们知道多少，好像还没做过研究，也没见有几个小孩读了神童诗成为神童的，是不是他们都跟我一样没读过神童诗才没长出一颗神童才有的大脑？也许是吧？即使真有神童，未必就一定读过《神童诗》一类。三国时期曹操有个儿子叫曹冲，可称为东汉末年的神童。不过我看了一下有关曹冲的传记，好像他也没读过什么神童诗一类的东西，因为神童诗是在曹冲死后好几百年才出现的，曹冲根本没从神童诗中沾过什么光。
给孩子写书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真是久盛不衰。不过并非一直是这样，至少在我童年时代的时候专门给孩子预备的书就没那么多——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我之所以没有印象，十之八九是我没读过专门给孩子预备的书。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十年动乱，那个时候我看的最多的书是家父从单位借来的连环画，那个时候叫小人书。我至今还记得的小人书中有一部是讲解放战争的，名叫《清风店》，那里面有个人物叫罗历戎，我就是从那本书中知道的。长大了我才知道，敢情那罗历戎是国民党军的军官。还有一本小人书大概是根据电影绘制的，是讲抗日战争的，名字叫《扑不灭的火焰》，那里面有个人物叫蒋三，后来知道，那是八路军。如果说还对哪些小人书有印象，那便是根据样板戏绘制的《智取威虎山》。所谓小人书，只是书的开本小，人物画得小，并非真是给小孩看的。有不少成年也看小人书，而且看得津津有味，否则家父怎么肯可能从单位借来这样的书呢。
现如今这个传统又发扬光大了，给孩子的书犹如排山倒海一般涌了上来，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给孩子买书成了如今的一大景色。不信您去书店看看，当然是疫情之前了。与其说是孩子在那儿看书，不如说是孩子的父母给孩子挑书。我外孙才三岁多，家里已经堆了一大批给外孙看的书。不过给外孙预备的书多半都是训练孩子语言与其他技能的，比如画画儿、写字、唱歌。在这方面，我女儿没少下功夫，不过我对此有不同看法。
如果给孩子写书、买书是为让孩子照着书上的样子做，我是很反对的，为孩子提供一些启发除外。首先我在女儿小的时候一本书都没主动给她买过，除非受女儿委托。其次，我也不给孩子推荐什么书，因为女儿想什么爱好什么我弄不准，也不想费那个心思，所以我不敢擅自做主。由于有了这样的理由，我更加坚信让我给孩子买书是很不明智的。正如刚才所言，孩子的想法我们不可能掌握那么准确，既然掌握不是很准确，买书就有越俎代庖之嫌。我觉得给孩子买书更不好的地方还在后面，那就是让孩子沿着自己指引的道路前进。说句难听话，作为父母，我们能做的只是引导，而不是让她沿着我们指引的道路向前狂奔。
有时候，我就想，孩子读什么都由大人包办代替，其他事情呢？是不是吃穿用度也得我们负责呀？是不是社会交往礼尚往来也得父母管呀？是不是将来走向社会与人共事也要父母跟着搀和呀？不可能吧？所以从这件事上开始，我跟孩子各有选择。即使孩子小的时候，家里没人看管跟着我逛书店，我也只看我需要的书，女儿跟着我在大人看的书中徜徉。没有我搀和，女儿也长大了，而且长得很有自主性，很有决断性。这难道不是我们更为需要的收获码？
以上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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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哲学家思维戳普通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