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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表示，投资者应为中国股市16年来最大涨势的衰退做好准备，中国经济的基础比疫情之前要弱得多。最悲观的情况是，股市狂热之后会崩盘，就像2015年那样。与更乐观的情况相比，这种结果的概率要高得多。
基准沪深300股指创下2008年以来最大涨幅，仿佛一夜之间进入牛市。此前，监管层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刺激疲软的经济增长。十一期间内地市场因节假日休市。香港恒生指数周三连续13天上涨，周四下跌。市场仍高度乐观地认为，此次反弹不同于以往的短暂反弹，越来越多的全球基金经理看好市场。但野村证券并不这么认为。野村表示，尽管投资者目前可能仍会沉迷于这种繁荣，但需要进行更清醒的评估。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源于近四年的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地缘紧张局势升级等因素。此次引发股市暴涨的洪荒级救市并没有解决上述任何一个因素，甚至发力点仍然是刺激全民举债加杠杆。如果涨势转为低迷，情况可能会更糟，监管层可能会加速印钞。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外逃可能会猖獗，人民币可能会面临贬值压力。2015年那样的股市崩盘如果再发生，将是监管层无法承受的，甚至比楼市连续4年下跌更无法接受。上证综合指数自2014年9月以来上涨了一倍多，并在2015年6月12日达到峰值。随后，股市指数在大约两个月内暴跌了40%。不过，监管层这次可以使用更多工具来支撑股市。掉期和再贷款等新的资本市场流动性工具尚未推出。野村证券的基本预测是泡沫在较小规模上破裂。经济学家们表示，监管层可能会出台财政措施来稳定需求，维持地方的基本运作，但可能无法解决任何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也无法清理房地产行业的真正烂摊子。不过，其他全球投行的乐观情绪则更为强烈。汇丰将中国股票评级上调至增持，并表示现在入市还不算太晚。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表示，由于监管层可能宣布财政措施以扩大之前报道的刺激措施，股市可能进一步上涨10% 至15%。随着中国房地产危机从2021年开始持续，第二波冲击可能会再次给房地产行业带来沉重打击。此外得益于土地出让金的丰厚收入，地方通过促进增长和吸引企业，发挥了帮手的作用。然而，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蒸发、债务不断增加以及维护公共服务的沉重负担，地方已转而通过收取高额费用、处以罚款和加强税收来成为抢手。野村证券的分析认为，这可能成为第二波经济冲击的推动力，并可能破坏中国成功故事的基础。如果房地产危机代表了需求方的第一次冲击，那么地方攫取的转变将是供应方的第二次冲击。面对这一新的冲击，财政政策和改革应占据主导地位。监管层可以提供直接资金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危机是这些冲击的根源。监管层还可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减轻地方的财政负担，同时努力寻找长期解决方案。在争取时间并实现软着陆的同时，中国可以简化财政制度，将转移支付与地方增长挂钩，限制地方规模，并树立信心。从援助之手到抓住之手。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财政制度，它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促进了市场发展，促进了区域竞争。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地方通常被视为帮手。绩效晋升制度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作用，激励地方优先考虑增长。尽管中国于1994年改革了整个财政体系，将收入集中在中央层面，但财政分配制仍然存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市场化住房改革为地方提供了新的、巨大的收入来源。2021年，土地出让总收入达到顶峰，全部流向地方，达到8.7万亿，占GDP的7.6%。但自2021年以来，随着这一收入来源在房地产危机中蒸发，地方被迫争夺现金以维持基本运营和工资支付。越来越多的证据，尤其是非税财政收入的激增表明，财政分权和基于绩效的晋升的黄金时代正在消退。随着越来越多地方的援助之手转变为抓手，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的阻力。下半年经济增长放缓势头将进一步加剧。在第二波冲击中，那些手握大权的地方提高了罚款和收费，并收紧了税收。因此，企业可能会减少投资、停止扩张、推迟招聘和裁员。有些企业甚至可能故意选择不做任何事情。家庭也可能变得更加谨慎，以避免不必要的罚款。中国的GDP增长率已经从2024 年第一季度的5.3%下降到第二季度的4.7%。尽管监管层祭出了924洪荒级救市，经济增长可能会在2024年下半年减缓下滑趋势，但完成5%的增长目标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了实现中国“5%左右”的增长目标，监管层需尽快遏制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下滑，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并减缓攫取的趋势。随着企业信心减弱，降息等传统货币政策正在失去意义。因此，监管层的支出变得更加重要。中国在城镇化方面的空间有限，即便是停止新建项目，也足以在农村人口自然老去的情况下将城镇化率提升至发达经济体水平。稳定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刺激短期需求和促进长期财政的可行政策选择，但很可能加重当前的库存压力和居民企业甚至地方的债务负担。从中长期来看，监管层必须进行重大财政改革，重建财政体制，土地销售不太可能继续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支出方面，监管层可能需要精简地方，减少不必要的财政负担。在向地方提供更大份额的税收的同时，可以同时限制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以在权力下放的同时重新引入财政约束。这些财政转移支付还可以通过将其与居民和学童的增长联系起来，以鼓励城市化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监管层还可以引入更好的市场化机制来分配城市土地配额，以便城市能够随着人口的迁移而发展，户籍等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轧。最后，限制地方的攫取之手已经迫在眉睫，与遏制房价过快下跌的重要性不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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