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上图：大学时代。1985
下图：大学时代好友。左起：李季平、魏天无、张执浩、王琳。1987
中青报记者唐艺卓（以下简称“唐”）：您的个人简历。（包括主要学习经历、所获荣誉、创作经历等等，与诗歌散文创作尤其是“一二·九”诗赛有关最好。）
魏天无（以下简称“魏”）：我1967年出生于湖北荆门，祖籍河北饶阳。1988年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执教六年。
1994年考回母校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师从王先霈先生。1997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北教育出版社，先后任文科编辑室编辑、总编室主任。2001—2004年在职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
2006年调入母校文学院任教，曾任文学院副院长。现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其间，2012—2013年在美国孟菲斯大学（UM）做交换学者。
1985年3月在《湖北日报》东湖副刊首次发表作品，大学期间曾获第三届（1986）武汉高校“一二·九”诗歌大赛创作组二等奖，在《山野文学》（今《新生界》）《湖南文学》《科学诗刊》等发表诗歌。在《山野文学》发表的组诗曾获湖北省大学生科研成果一等奖（1987）。
已出版学术著作《新诗现代性追求的演进与矛盾——九十年代诗论研究》《革命话语与中国新诗》（合著）《如何阅读新诗》等七部，评论集《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合著）《同时代人：诗意的见证》，随笔集《高过头顶的句子》。
曾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责任编辑）、湖北文学奖、武汉文学艺术（基金）奖等。2024年10月，组诗《命令我怀念》荣获《长江文艺》第四届双年奖。
唐：您第一次听说“一二·九”诗赛是什么时候？那时候的诗赛是什么样的？
魏：我是1984年9月入校，不久就得知华师将主办首届“一二·九”诗赛。首届诗赛决赛在华师老大礼堂（已拆除）举行，我在现场。能容纳两千多人的大礼堂挤得满满当当，我跟许多同学一样是站着听完比赛的。当时我就想，我要站上这个舞台。
1992年学校派我到黄冈中学取经，途经武汉，正值当年“一二·九”诗赛，与张执浩、剑男等应邀担任诗赛评委。著名诗人、时在葛洲坝水电学院（今三峡大学）任教的南野也是评委。当时的情形与我们读书时并无二致。南野是第一次当评委，到现场后看到有这么多热爱诗歌的学生，非常震惊，后来撰文描述盛况，刊发在《诗歌报月刊》上。
武汉地区高校第三届“一二·九”
诗歌大赛作品专辑
唐：您在诗赛中接触到了哪些人？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可以分享？
魏：大一时我和同系的卢雄飞（剑男）、余长新（残星），历史系的张执浩作为新生只是观摩比赛，大二时一起加入桂子山诗社，大三时首次参加诗赛（当时诗社有不成文的规定，社员大三才有资格参赛，且只能参加一次）。张执浩、余长新荣获第三届（1986）诗赛创作一等奖（当时未设特等奖），我和剑男荣获创作二等奖，在华师进修的王琳荣获三等奖。前四位后来被称为“桂子山四君子”。
诗社社长余长新毕业后考入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是该所首届研究生之一，毕业后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张执浩、剑男一直从事诗歌创作，成为国内60后诗人的中坚。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写诗和散文，也曾获海南建省五周年征文大赛优秀奖（1993）。1994年读研究生后转向诗歌评论和诗论研究，中止了诗歌写作。2014年应邀参加《深圳特区报》“诗歌人间”活动时恢复写诗。这与张执浩、剑男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
“一二·九”诗赛是最早面向武汉地区高校大学生的诗歌大赛，初赛作品由各高校团委、诗社根据分配的名额自选，决赛创作组评委聘请的都是生活在武汉的老一辈著名诗人、评论家，前后参加的有骆文、曾卓、白桦、莎蕻、刘益善等先生，校内有张永健先生。从1985年起，我负责接送居住在汉口台北村的曾卓先生。曾先生曾说：“只要我还在，每年都会来参加你们的诗赛。”老先生对青年学子的热诚、信任、勉励和期盼之情，犹在眼前，经久难忘。
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我读硕士时中文系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孙玉石先生和一位日本汉学家，想在会议间隙拜访曾卓先生，导师就让我带两位先生到曾先生家。我坐在一旁听他们聊如烟往事。
我也曾在诗赛现场目睹当年在武汉军区创作室任职的著名诗人、作家白桦先生，一个健步跨上大礼堂舞台，为同学们朗诵他的诗作《青春不会消亡》。身材魁梧、一头银发的先生铿锵有力的声音，有着无穷魅力。
当时诗赛分为创作组、朗诵组两个组别，朗诵组评委都是武汉地区各大电视台、电台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他们的年龄虽然普遍小于创作组评委，但同学们对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每当念到一个名字就会激起一片欢呼和掌声。而决赛评委现场举牌亮分的评选机制，一次次激起现场听众的或惊叹或惋惜的声音。
唐：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诗作？该作品为何让您至今难忘？
魏：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三届诗赛中张执浩、剑男的诗作。我父亲为我保留了这届诗赛的油印诗集，并细心地在目录上标注了获奖者的获奖等级。
张执浩的参赛作品《长江魂》，是为纪念“长江第一漂”尧茂书遇难周年而作的。此前一年，尧茂书为了赶在美国“激流探险队”之前完成漂流长江的壮举，与哥哥一同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完成沱沱河漂流后，哥哥因工作原因离开，他孤身一人漂流到金沙江段，不幸触礁遇难。
那首诗大气磅礴，激情充沛，与他现在的诗有很大的不同，但显示了从历史视域审视现实、关注时代、呼唤民族魂的品格。诗的结尾是：“一只红红的橡皮船/一尊神奇的民族之魂/从历史深邃的冲浪中/斜斜地 斜斜地撑出/撑出……”
剑男的《南方山情》则奠定了他之后抒情诗写作基本的路向：南方山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奇山异水与微妙情愫的融合，幽怨中倔强的生存意志。他在这组诗的附记中说：“我深爱着我的南方，写南方的山水，写南方的悲剧。我注重诗的内核，而不注重诗的外膜的一致。所以，我为我的诗寻找和选择一种相应的表现形式。”三十多年后，他将“南方”具象化为他的故乡幕阜山，为亲人、为众多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的熟悉的或陌生的人歌与咏。
与同学们拜访曾卓、薛如茵夫妇
前排左二余长新。1988
唐：作为评委，您认为什么样的诗歌应该在这一场赛事中被评为特等奖，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魏：我担任评委的那些年，华师大团委每届都会邀请终审评委相聚，集体讨论、确定获奖作品。在近二十年时间里，除张执浩、剑男和我三人外，著名诗人田禾，著名学者、评论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方长安教授等也基本上每年如约而至。每一届特等奖的归属都会引起争议，有时需要几位评委轮流朗读待定诗作，才能做出最后的抉择。
就我个人而言，特等奖作品要能够代表武汉高校大学生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准，放在全国范围内也应当是不逊色的。学生诗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憾很正常，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现在看自己当年的获奖作品就觉得很稚嫩。
当然现在的环境不同了，学生视野更宽广，思想更活跃，他们也更有个人见地。诗性是我评价作品的主要标准，不仅仅指题材与形式的融合度，也包括能否从中看到年轻诗人对诗歌这门语言艺术的理解。目前每届诗赛都有相应的主题，我觉得主题应当融入诗性之中，犹如盐溶于水。
唐：历次参评诗赛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样的？
魏：时代在变，环境也在变。诗赛由当初的现场朗诵、即时打分，变成了目前的阅稿打分，文本的耐读性在评分中的比重自然会上升。
在一个生活、娱乐和观看、阅读方式多元化时代，诗歌越来越小众，而写诗的人似乎也越来越执着。这种执着并不是说他们要把写诗这件事坚持一辈子，而是说他们不希望过早地在一个青春怒放的时期丢掉诗心，留下遗憾。诗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但可以引导写作者换一种眼光看世界、看他人、看自己；它告诉写作者，在其各自的生活之外，世界是无限丰富多彩的。诗歌写作会强烈地激发并维护这种意识。
沧海一粟的文章。记者提供
唐：在这张旧报纸里可以看到，您在学生时代就展现出了极强的创作热情，那个时候学生诗人们主要创作主题是什么？您和一众诗歌爱好者是如何把校园内的诗歌创作活动推向一个高潮的？
魏：谢谢作者沧海一粟的美誉和奖掖。这篇文章很珍贵。
那个时代大学生诗人的写作没有主题或题材方面的限制。就“一二·九”诗赛而言，大家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就可以了。诗歌界所说的60后诗人，基本上是在大学完成了现代诗歌的启蒙，而诗歌社团、各种诗赛成为他们结识同道、相互交流、彼此激发创作热情的不可取代的途径。
除本校朋友外，我们与外校，比如武汉大学李少君、洪烛（已故）、陈勇、黄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阿毛、王健、程韬光，湖北大学的何性松（沉河）、张良明（川上），中南民族大学的曾光等，都是通过诗赛结识的，并成为挚友。他们依然活跃在当今诗界。
从历史回顾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当然不限于武汉地区——确实出现了诗歌热潮，也涌现了一批其后成就斐然的诗人。我们只是有幸遇上了那个时代。
唐：我们都知道，您一直坚持在公众号“真无观”更新，今年还出版了新书《如何阅读新诗》。回头看，学生时代的“一二·九”诗赛与您的个人创作生涯、人生志趣选择是否有关系呢？您如何看待这场赛事在40年后的今天对学子的影响？
魏：我的诗歌启蒙来自我父亲，他在河北宣化地质学校（今河北地质学院）读书时就和同学康平在《诗刊》发表诗作，并参加了河北省青创会。不过，是母校的“一二·九”诗赛为我提供了进入诗歌海洋的平台；获奖也许有偶然成分，但也因此结交了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挚友。这是一笔最大的财富。
我后来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当代诗论研究，我能调回母校文学院从事文学教学，包括在中止20年后重新写诗并获得《长江文艺》双年奖，直至今年出版新书《如何阅读新诗》《何以为诗——新诗文本细读十五讲》，都可以看做这种影响的延续。
我可以说诗歌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吗？可以。
首届“一二·九”诗赛举办时，区域性高校诗赛还不多见，而武汉是全国高校最集中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如今高校诗赛已非常普遍，像武汉大学樱花诗赛已从武汉地区诗赛演变为全国性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某种程度上，大学为学生提供了“试错”的舞台。我希望我的学生在四年美好时光里，多去尝试，多去试验，从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
（上图左起：剑男、魏天无、
张执浩。1996
下图：应邀担任“一二九”诗赛评委
左二南野。1992）
唐：有没有关注到近期发布的湖北省高校第40届“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公告？大赛至今已经走到了第40个年头，您作为见证者感受如何？
魏：关注过。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诗歌热潮不再，哪怕是在大学校园里。希望主办方能与时俱进，对诗赛形式做出一些改变，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学子。在参与武汉公共空间诗歌活动时，诗歌活动往往与诗人朗诵、乐队表演，乃至话剧小品等相结合，效果很好。高校这方面的资源更为丰富，更值得尝试。学生们的潜能和创造性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唐：在您看来，诗歌与散文在当代青年人的日常表达中价值几何？“一二·九”诗赛这样的赛事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魏：散文文体是后来纳入的，参赛的散文主要还是文学散文。相比于诗歌，散文更大众化一些。通常认为青春是属于诗歌的，这个倒不一定。不过，我认为诗歌还是最适于表达个人情感，并于此中观察和理解个人与世界、他人、自我复杂关系的文体；诗歌依然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而语言是我们的生存之“家”。
诗歌界目前十分关注更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比如00后诗人。《长江文艺》杂志明年邀请我主持诗歌栏目，也明确提出向年轻一代诗人倾斜，为他们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空间。相信“一二·九”诗赛会成为培养武汉地区高校年轻诗人的重要平台。
唐：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50年后，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以纪念“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方式设立武汉高校“一二·九”诗歌大赛。
在您看来，“一二·九”诗赛何以得名？与历史上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相关性体现在哪里？“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在当下意义几何？
魏：我是首届“一二·九”诗赛举办的那一年入校的，关于之前诗赛的动议、初衷、筹备工作等并不了解。不过，继承“一二·九”运动的爱国精神，关注时代，介入现实，这些在诗赛中是一以贯之的。前面提到的张执浩的获奖作品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当年关于尧茂书的新闻报道中，“漂流长江的先锋应该是中国人！征服中国第一大河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的豪言壮语，那种“舍我其谁”的勇敢与坚毅，一定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才促使他起身讴歌和赞美。
回归传统，扎根现实，以诗言志，就是“一二·九”诗赛的当下意义。
唐：有没有什么想对青年诗歌爱好者们说的？
魏：请允许我引用《如何阅读新诗》扉页上引用的两段话。叶嘉莹先生的老师、著名学者顾随先生说：“人可以不为诗人，但不可无诗心。此不仅与文学修养有关，与人格修养亦有关系。”美国著名诗人、学者玛丽·奥利弗说：“……诗歌终究不是词语，而是用来取暖的火，是抛给迷失者的绳索，是饥饿者口袋中的面包，它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中青报记者采访提纲所做书面回答。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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