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阿赫玛托娃
（波兰作家）卡齐米日·布兰迪斯讲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一名波兰作家遇见了俄国伟大的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波兰人抱怨自己的处境：他所有的作品都被禁了。她打断他：“您被关进监狱了吗？”波兰人回答说并没有。“您至少被从作协开除了吧？”“没有。”阿赫玛托娃真诚地感到不解，“那您还抱怨什么？”（米兰·昆德拉《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董强译。题图为阿赫玛托娃）
约翰·斯坦贝克
康拉德说过，只有两样东西卖得动：最好的和最烂的。我最近写的东西让我确信自己还无力写出最好的。当然，将来我行，但现在还不行。我是否能写出最烂的还有待观望。（《约翰·斯坦贝克》，章乐天译，见《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上册）
埃兹拉·庞德
我和你休战，沃尔特·惠特曼——
我讨厌你够久了。
我来看你，作为长大的孩子
一直有个猪头父亲；
我现在够年纪了，可以交朋友。
是你劈开了新木材，
现在是雕刻的时候。
我们同枝同根——
让我们之间有往来。
（庞德《合约》，水琴、西蒙译）
托卡尔丘克
我们必须做古怪之事。在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时，我们必须做那件事。当整个中心都在吵吵嚷嚷地建立自身秩序，我们就要待在边缘——我们绝不让自己卷入中心，我们会忽视并超越它。（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导读》，见莉奥诺拉·卡林顿《魔角》，付裕译）
特里·伊格尔顿
世界相应地在那些太过相信的人和那些太过不相信的人之间割裂了。一些人完全丧失坚定的信仰，其他的则充满了强烈的热情。有人只忠于权力和利益，那些被这种道德空虚导致的结果所激怒的人则兜售会炸掉小孩子脑袋的教条。（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之用：从启蒙运动到反恐战争》，宋政超译）
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
1984年9月，卡尔维诺在塞维利亚参加了关于奇幻文学的回忆，博尔赫斯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卡尔维诺的妻子埃丝特·辛格告诉这位已经失明的高龄作家，在场欢迎他的人中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说：“我从沉默中认出了他。”（卢卡·巴拉内利、埃内斯托·费里罗编著《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毕艳红译。题图为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罗马，1983年）
海伦·文德勒
要求一个作家不仅要有“远见”，而且是一种“积极的”远见，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公平；一个作家对于当代生存（无论多么黑暗）拥有一种令人信服的感觉并能够准确无误地再现它，这应该就足够了。（海伦·文德勒《诗人的成年：弥尔顿、济慈、艾略特、普拉斯》，周瓒译）
弗吉尼亚·伍尔夫
伍尔夫在一封信中写道：“有时我想，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
西尔万·泰松
“自由就是明知命运不可战胜仍向它迈进……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哪一刻，却知道生命终会落幕。难道这能阻止我们翩然起舞吗？”法国作家、探险家西尔万·泰松说道，“总之，生活还是要继续，要唱着歌，走向既定的命运。”（西尔万·泰松，70后，法国作家，也是记者、地理学者、旅行和探险爱好者。2014年，泰松在一次攀岩中失足跌落，昏迷八天，造成终生面瘫和右耳失聪，他非但没有停止旅行和探险，反而产生了时不我待的想法，更加频繁地旅行和写作。）
让—保尔·萨特
前辈们无节制地丰产，结果引起语汇膨胀，于是人们专攻奢侈精品。诗歌新人们小心翼翼地捂着他们的诗，甚至捂出便秘了，就是不给大众看，为了不让读者打开他们的诗作，用“镀金的扣环”封存起来，其实读者大众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诗。（让—保尔·萨特《马拉美：澄明之境及其隐蔽面》，沈志明译。题图为萨特与福柯）
埃里克·霍弗
狂热者并不是真会坚持原则的人。他拥抱一项大业，主要并非由于它正确神圣，而是因为它亟需有所依附。这种感情上要有所依附的需要，往往会把他拥抱的任何大业转化为神圣伟业。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能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葛力译）
纳吉布·马哈福兹
在我这个年纪（接受采访时81岁——引者），悲观是不体面的。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宣告人类没有希望，但当你老了，你学会了避免怂恿人们厌世。（《纳吉布·马哈福兹》，唐江译，见《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上册）
斯蒂芬·茨威格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题词，出自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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