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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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几年国人创作的诗歌入门或文本细读类著作相比,魏书最宝贵的品质,或许就是其对形式保持了足够的敬意,在讲解与分析的过程中,给予内容和形式公允的分配。
当然,说“公允”似乎显得有些主观,毕竟两者在诗学中应占的分量,就像区分诗与非诗的界限一样,难以提出判断的准据。但我们在阅读此书前,颇可䁖一眼离我们最近的几本诗歌读物,便能对这个问题大致了然于胸。
首先是诗人、评论家王志军在北大的诗歌讲稿《进入诗歌》,围绕诗歌的内容、抒情、声音、语言、结构和境界六个层面展开,每讲基本都细读四首诗,文本以近十年来汉语诗人的作品为主,其中河北大学雷武铃及其后学居多。
其次是后学中的吴小龙对十一首诗的细读《泥淖之歌》。作为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的编辑,选读都是“大雅”出版过的国内外诗人名作,注重对诗作意象、语言、修辞、结构等方面的剖析,其中国内选两首(亦是河北大学群体)。
再者还有南京诗人黄梵的诗学课与写作课《意象的帝国》,结合自身写作经历形成的写作讲解和诗学阐释,是从字句到整诗的创作指南,其中第三部分为说清“意象”问题而着意讨论了“新诗的形式”。
各类读本还有若干,单就上述三本就已可一窥汉语现代诗关注的焦点。
至于译本,首先是畅销书作家托马斯·福斯特的诗歌基础课《如何读一首诗》,中规中矩的英语诗歌教学,讲格律、讲诗体,也讲意象和结构,其中的内容但凡是个修英国文学的学生都是要学的。玛丽·奥利弗《诗歌手册》算是个简本,英语系该讲的都大略讲到,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讲英诗形式及其构成。而汉斯-狄特·格尔费特《什么算是一首好诗》多以德语诗,尤其是古典和浪漫主义时代的作品为主,算是专题小品,鉴赏性评论关注主题,常常兼顾形式与内容。
外文读本对形式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自由诗已不讲求格律,但英语诗歌中对通过抑扬、跨行、缩进等方式表意的探索仍是一以贯之的。且不说弗罗斯特那些用诗行、诗节乃至特定的韵脚营造氛围、推动诗歌发展的作品,近者如安·卡森或格丽克诗行中那些别致的收缩与断裂,精确地控制节奏与速度的参差,使含在嘴里的那些词本身就已成无上享受。
说到断裂,对形式的习惯性忽视,很大程度在于我们诗歌内在发展逻辑的断裂。不消说当年卞之琳、冯至等对新诗格律的摸索是否尝有人继,甚至诗之标准都得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才能稍见轮廓。
魏天无对形式的有效关注来自其扎实的批评功底,来自诗学理论一个几乎不言自明的道理: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形式即内容的自然延伸。正如他曾经探讨“纯诗”时,对马拉美的恰当索取:诗人应该抛弃陈腐的方法,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即通过诗歌的形式之美来恢复诗人崇高而神圣的地位。还有瓦雷里,他指出诗与散文的区别,如行走追求理解,散文以理解为目的,形式易被取消;舞蹈以自身为目的,诗类似舞蹈,其形式具有特殊性,在形式与内容间存在 “摆动”“对称”“平等”,与散文形成对比。
形式是什么?形式是使诗人真正自成一格的调性,那种音调的曲折如何在嘴中唇齿留香,那些空格与悬挂如何彰明或弱化了诗意的特定成分,还有急促的呼吸、停顿和突然迭起的波浪。它与一首诗真正要说什么紧密联结在一起,使其内容如同“深渊迷雾”,而其读者又能找到窄道侧身拨开。于是它成了那首诗自然向人打开的东西,一个空间足以形塑的契机。
另一方面,在汉语现代诗中,形式的追求不是没了,而是更深入、更隐秘地化入诗歌的内在生态中。臧棣曾对格律有一番严正的表态,称自己拒绝戴着镣铐跳舞。毫无疑问,他没说错,既然前辈们花了大劲儿才把镣铐去掉,何必自个再去找别扭。诗人们乞灵于内在韵律,就是那种你拿原语言一读,就知道一首诗是好是坏的东西。
对于作者而言,诗的文体命名内含评价标准,虽变化更替但始终存在。今天的诗歌批评失范导致对当下诗歌写作评价混乱,公信力丧失,作为批评家,他始终抱持着多元对话的理想。他认为,广义 “诗无达诂”、“趣味无争辩” 等说法不能成为拒绝标准的理由,诗人和读者的身份本就相互转化、相辅相成。而形成的这个普通的、一般化的东西,并非掣肘作品的个性与独立性,反而能激活双方艺术创造力与判断力。
作为老师和诗人,其自身的诗歌教学与写作又给他提供更精细化的思路,使得这本书既是一场美育实践的文体练习,又不折不扣一次是对诗之判据的搜寻与罗列。继承了作者以往的思考(比如作者研究九十年代诗论的博士论文),同时增添不少教学过程中很有血肉的灵感。
倘置诸读本中,无论本土还是海外的,本书都是精致又粗粝、新颖又规矩的。精致在于其饱满的思考,征引广博而切中肯綮;粗粝在于文本细读如翔鸥轻点洲头,只是课堂上几句有启发的勾勒,进一步的留待有心的学生自行延展,这粗粝粗得颇有味道。说其规矩在于,书中各章用例多是相关主题下老生常谈的,而作者又不少新的说解,叫人耳目又是一焕,还或偶寻几个新例叫人长长见识。不少恰切引用,也见其功力。不过说来说去,诗仍旧是诗,未因细致的剖析而使之与其精神旨趣相剥离。这和作者一贯而不断长进的文学观有关系,对形式和内容的审视,如此稳固地构造了他的诗学认知,以及对文体(style)的历史性感知。何以成(称)诗?
按作者思考,至少有几个层面。诗歌最集中深入地记录人类精神世界隐秘嬗变,奠定文学创造性精神活动性质,播撒情感心灵种子。如黑格尔所说,诗以精神方面旨趣为对象,中国 “诗言志”“诗缘情” 等说也体现了诗歌抒发内在情志的特征,浪漫主义诗歌强调情感抒发,现代诗歌表现人在各种关系中的困顿迷惘。源于《诗经》“赋比兴” 中的比兴是中国古典诗歌重要艺术传统,体现诗人在事物间建立联系的思维方式,其本体喻体皆为 “象”,诗歌 “兴发感动” 源于 “象” 的独特新颖及象间情感反应。美国学者利兰・莱肯认为诗人思维方式是意象思维,这也是诗能成立的重要标志。文学是有意义结构,诗歌采用意象思维使其语言具多角度多层面暗示联想意义,有无言外之义是诗与非诗分水岭。从接受美学看,意象思维召唤读者体验释读,中国古典诗论与利兰・莱肯对圣经诗歌研究观点在此相通,如他指出圣经诗歌语言有指示意义和大量联想意义。古典诗歌严谨和谐的声韵格律受称道,当下诗歌韵律常被诟病。新诗史上优秀诗人探索实验诗歌韵律,基于对新诗继承古典诗歌及区分诗与散文的考虑。朱光潜认为诗与散文区别在于语言音乐化,诗歌语言通过韵律表现情调,诗歌是 “表情” 符号,意象使其具丰富意蕴,韵律使其进入意会境界,四个方面相互指涉印证。
循着这样的思路,他也获得了我们称之为好诗的判据。好诗能折射诗人内心世界,体察时代精神状况,接续诗歌对人生存意义价值的追问,在精神指向上有价值效应。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为同时代人及人类 “安魂”;荷尔德林诗歌预示历史性时代,诗人在崇高孤独中铸造真理报民众。诗歌应揭示精神困境并追求信念真理,在读者心中留下回响,避免堕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西方经典作家作品因 “陌生性”(即 “原创性”)成为经典,有 “无法同化的原创性” 和 “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 两种类型,分别以但丁和莎士比亚为代表,前者打破读者 “先在结构”,后者给人 “回乡之感”。当下汉语诗歌中 “口语写作” 诗人多追求 “不一样”,但缺乏给人 “熟悉的陌生” 之感的 “原创性” 作品,关注此类写作对当下诗歌重要。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主张被误解,帕斯认为诗中意义是语言本身,诗人写作不放弃追求意义,语言呈现多种意义,阐释是批评不可或缺的环节。好诗或经典作品能为不同读者和批评家提供开阔阐释空间,释放不同情感思想,好诗常是未被 “正确” 理解阐释的文本。
当然,诗之好坏和诗所以成立的理据一样,在多数读者通常的认知里都是见仁见智的,但认知差异中又似乎总有相仿的路径。由此会引发很多问题,包括诗人之言与诗文之言的区别、创作意图与意图谬见、私人经历与文本的关系、阅读还是倾听的方式,如此等等。
作者经由新诗阅读张开的说解,并非仅仅言止于此,他的解读融入了连贯的个人经验,与一种对更广茂世界的敏锐感知有关。在书中,读者不时能看到一个文学教育工作者的不确之言,他甚至不曾为自己尚不稳固的讨论找补什么,更不强作玄言。每每读及此,我都深感曼妙。他没有其他很多评论者言之凿凿的形象包袱,似乎真以切身实践,回应着现代文学中作者权重的下降。
批评和诗一样,忌讳悬空说理,魏书之善,恰在其不故作高深。书中的文体分析和文本解读,多也在文本内部找证据,而传记材料或注解等只是引为旁证,这是该书读来气顺的原因。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对诗精准的理解,由理想读者从诗本身和他所拥有的体悟达成,这才是可信的真正标准。”
我不时热衷于看别人读诗,尤其是那种同行评议,为此留下字据的诗人数不胜数:特德·休斯、奥登、格丽克、贾雷尔、洛威尔、赫斯菲尔德……也喜欢像这样看别人如何读诗,不是想再学到什么,只是感觉突然又碰到一个理想读者,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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