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真无观新书
书名:何以为诗——新诗文本细读十五讲
著者:魏天无
出版者: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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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新诗的叙事性
及其散文化
——细读艾青(节选)
艾青的抒情短诗《我爱这土地》,脍炙人口,深受读者喜爱,许多人能够背诵。第二节两句,是新诗中被引频率最高的诗句之一。据《艾青年表》,1938年11月因武汉失守,诗人与张竹如一同从衡阳继续南撤,到达暂无烽火的桂林。11月17日,艾青写下这首经典之作。这首诗虽然写于桂林,不过,从它被收入诗集《北方》增补本来看,当是诗人到达“绿荫蔽天的南方”之后,将对北国的眷念寄托于其中: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是候鸟南飞迁徙的时间,桂林是它们的必经之地。鸟儿们将在这里逗留过冬,待到春天再飞往更温暖的地方。因此,诗人将“我”比拟为一只鸟,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具有写实性,只是不易被不了解诗人履历的阅读者察觉——初到桂林的诗人,黎明时分被林间鸟的歌唱所叫醒。
前面说,这首写于南方的诗寄托着诗人对北国的眷念,眷念那里的被打击着的土地、愤怒的河流和怒吼的风,是因为候鸟正是从那里迁徙而来。而此时此刻的诗人正像一只候鸟,短暂栖息于和平、温暖之地。就算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层,诗在开篇假设句式中的比拟,以及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修辞和表达技巧,让人感到熟悉和亲切,也非常容易被接受并由此进入诗所营造的语境。
诗人艾青(网络图片)
不过,与西方现代诗歌中的“物诗”不同,托物言志中的物只是诗人之志的寓托,目的是让看不见、摸不着的志变得形象可感;物是手段或写作策略。物诗中的物则占据诗的主体,是诗人凝视的焦点,拥有自己的意识、情感,甚至言语。无论抒情者在诗中是否隐形,他都只是充当旁观者角色,如同里尔克的《豹——在巴黎植物园》。
易言之,传统诗歌中的托物言志是以人为本,西方现代诗歌中的物诗则是以物为本。艾青曾留学巴黎,翻译过西班牙诗人凡尔哈伦等人的诗,熟悉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归国之后,尤其在因参加左联活动而被捕入狱之后,他的诗歌写作更多地向传统诗歌靠近。这是他的诗广为传播、拥有大量不同阶层读者的重要原因。
说托物言志的诗以人文本,在艾青这首诗中,是因为在首行的托物之后,第二行“嘶哑的喉咙”与其说是在刻画某一种鸟(桂林候鸟中常见的灰椋鸟?紫翅椋鸟?抑或其他发出沙哑刺耳叫声的鸟?),不如说写的是人,亦即“我”的喉咙已变得嘶哑,因为抑制不住的悲愤,因为长时间的怒吼,也因为同样抑制不住的、面对猝然到来的“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的惊喜;“黎明”一词在此语境中不能不晕染光明、希望的象征意味。
同时,“嘶哑的喉咙”也在比拟“我”写下的每一行诗,都是出自嘶哑的歌唱,而不会因之而止息。虽然在第一节末尾,诗人将“我”的形象转回到鸟形上,“——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但第二节的“我”则完全脱离鸟的寓托,回归人的本体而直抒胸臆,写法上与第一节合不上拍:诗人并未将鸟的自比贯彻到底。当然,我们完全理解这是“我”对这片土地眷念、热恋的情感达到高潮,以至于“破格”而出。
第一节的排比句式及其艺术效果,已有众多解读、分析。从单个句型来说,诗人首先用的是被动句(“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以显示在日本侵略者毫无人性的屠戮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感受的屈辱,也就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所抒写的,在破烂的乌篷船里蓬头垢面的少妇、蜷伏在不是自己家里的年老母亲所感受的屈辱,她们和其他人“拥挤在/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后两个“这”字领起的主动句,则表现对被侵略的正面回应与反抗。“打击”“汹涌”“吹刮”三个动词后添加的语助词“着”,表达着侵略者的暴行与坚决反抗暴行的状态、动作的持续。由于“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与下一行之间有逗号隔开,因此我们把“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看作第四个排比句,而不是跨行。
艾青《我爱这土地》手稿(网络图片)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四个排比句中指示代词“这”与“那”的转换,是否别有蕴意。
从语言学角度说,这两个指示代词通常指示被描述对象与发声者之间距离的近(“这”)与远(“那”)。这种距离可能是时空上的,也可能是心理、情感上的。抒情诗中,前者一般指眼前、正在发生的;后者一般指过去、回忆中的,亦可能指未来、幻想中的。亲历过二战,父母和多位亲人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德语诗人策兰,曾在札记《逆光》中写下“那是春天,树木飞向它们的鸟”,“那”指示的春天,是回忆中的,也可能是幻想中的。艾青诗中前三个“这”指的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但不是他一路南下的所闻所见——战火尚未蔓延至此——而是他曾亲身体验、正发生于北方的,是写实(记忆中的)与想象(幻想)的诗性融合。土地、河流、风是他的诗集《北方》中频现的意象,既是写实的也是象征的。“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同样既是桂林风景的写实,也是一种幻想:幻想着“黎明”——新的光明与希望——的到来。
由于诗人在此前创作中,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目光更多聚焦在北中国的人民和抗战将士,《我爱这土地》中交织的南北方的双重风景不易被辨识。诗人愿意为这片土地而死,“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这种真挚而炽热的情感之所以没有给人以浮夸之感,并不完全是因为比拟的形象,还与他作为刚刚踏入大西南的外来者身份相关:融入这片土地的怀抱,是以先在的分离或隔膜为前提的。外来者身份,一方面强化了他所接触的每一样事物的陌生感、新鲜感,另一方面也使他在由南向北(由故乡金华到上海,到黄河以北战区)、由北向南(由黄河以北后撤到武汉、衡阳、桂林),不断深入这片古老、广阔土地的过程中,萌发与之融为一体、永不分离的强烈情感。某种意义上,这是从小到大不离乡土的写作者所匮乏的。
王国维认为:“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人人皆有感情,诗人是“深邃之情感”的表达者、传递者;情感深邃与否,不在于修辞功力,而在诗人是否于“特别之境遇”中拥有一双“特别之眼”。初抵桂林,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光,诗人念兹在兹的,依然是北中国的大地及其不屈不饶的人民。
艾青故居(网络图片)
按照艾青《诗论》(1938—1939)中的定义:“诗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情感,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他诗中描摹的风景,是“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感觉则被学者认为是艾青独特的感受世界和艺术地表现世界方式的中心环节。看似平常的风景在诗人细腻、深邃的感情之中,会超越自身而蕴含象征。《我爱这土地》中,不仅作为比拟物的鸟具有自我牺牲的象征意味,暴风雨、河流、风、黎明同样是象征。更不用说诗中反复歌唱的土地,人类最古老的词汇之一,是家园、母亲/父亲等的原始意象。
众多研究者认为,土地和太阳是艾青诗歌中两个不朽的意象。这两个意象在《我爱这土地》中同时出现(“黎明”即太阳冉冉升起)。学者李怡认为,“20世纪的中国读者因为洞悉自身的社会人生而与艾青的意象‘相遇’,或者说是在艾青的意象中‘发现’了包裹自己的世界形象,于是,诗人艾青的创造就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中国‘记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等都是再现中国“记忆”的典范之作。
(本文节选自《何以为诗——新诗文本细读十五讲》第三讲《新诗的叙事性及其散文化》。该讲细读的艾青的另一首诗是《大堰河——我的保姆》)
书影 by 真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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