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tner, Sherry：“暗黑人类学及其 他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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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人类学及其 他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作者 / 雪莉·奥特纳（Ortner, Sherry B. ）

        译者 / 吴佩桦

原 文

Ortner, Sherry B.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6, no. 1 （June 2016）: 47–73. 

在这篇文章中，我考虑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府形式崛起的背景下，人类学出现的几个新趋势。我首先考虑了我所称的“暗黑人类学”的转向，即关注社会生活的严酷维度（权力、统治、不平等和压迫）以及这些维度以沮丧和绝望的形式出现的关注主观体验的人类学。然后，我考虑了一系列明确或含蓄地对这一暗黑转向做出反应的工作，在“善的诸人类学”的标题下，包括对“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和“幸福”（happiness），以及对道德和伦理的研究。最后，我考虑了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善的人类学，即批判、抵抗和行动主义人类学的新方向。

关键词：人类学理论，新自由主义，马克思，福柯，美好生活/福祉（well-being），道德，批判，抵抗

学术工作，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不能脱离它所发生的现实世界的条件。我们使用的理论框架和我们选择探索的现象受到我们进行研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无数影响，即使研究是关于遥远的过去或遥远的地方。正如科学研究学者几十年来一直认为的那样，即使是对远离人类事务的物理物体和力量的研究也受制于围绕研究的历史环境。

本文要讨论的是当代人类学的转变，它与被称为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socio-economic-political order）的出现等因素有关。虽然我将在文章后面对这个词进行更具体的定义，但我有必要在这里说几句。在本文讨论的时期，即从20世纪80代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更加残酷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全球迅速扩张。在国内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开始了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 2006）所说的 "长期衰退"（the long downturn），最终导致 2008年股市几乎崩盘，随后陷入严重衰退。银行变得 "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在危机后被纳税人的钱所救助，并迅速以巨额奖金奖励其高管。此外，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此期间持续扩大，最终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差距——经济学家对扭转这一趋势越来越悲观（Piketty 2014）。与此同时，在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压垮了世界上一些较小和较贫穷国家的经济（Ferguson 1999; Duménil and Lévy 2004; Harvey 2005; Klein 2007; Ortner 2011）。

诚然，我是从美国的角度来写这篇文章的，美国的情况非常极端，特别是在财富向上转移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方面，以及在深度不平等的增长方面。当然，在国家和地方案例中存在很大差异。王爱华（Aihwa Ong）告诫我们不要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席卷到较小国家的浪潮 . . . ”（2006:12），而是敦促我们审视新自由主义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进入的复杂“集合体”（assemblages）（Ong and Collier 2005）。除了这些变化之外，即使在我写作的时候，世界不同地区的情况也在积极演变。人类学家开始记录对新自由主义的创造性适应，以及反对它的抵抗运动——无论如何，一些国家显然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因此，本文的讨论并不假设新自由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有统一的发展，而是在美国案例的背景下，在特别“暗黑”的时期发生的情况。

这篇文章也不是说新自由主义解释了发生在美国和全球的所有坏事。种族和性别问题，以及宗教和种族暴力，有自己的地方历史和内部动态，尽管它们无法逃脱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治理形式的纠缠。

最后，本文并没有假装涵盖所讨论时期人类学的所有发展。许多有趣而重要的新发展没有被讨论，包括“本体论转向”（e.g., Costa and Fausto 2010; Graeber 2015; Salmond 2014; Tsing 2015）、“情动转向”（e.g., Mankekar 2015; Mazzarella 2009; Rutherford 2016）和转向“民族志理论”（da Col and Graeber 2011）等。相反，本文侧重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工作领域，我认为这些领域与新自由主义有问题的运作有关：（1）我所说的“暗黑人类学”的出现，包括理论和民族志；（2）辩证相关的所谓“善的诸人类学”的出现（anthropologies of the‘good’）；（3）“抵抗”（resistance）研究的再涌现（re-emergence），我将其视为一系列新的批判性民族志和理论作品的总称。

正如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Ortner 1984）中所讨论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人类学主要是由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例如1973年）和他的学生领导的“文化主义”派别和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例如1982年）和他的同事（例如 Hymes 1972年）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派别之间的分裂所主导。主要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启发，格尔茨和他的追随者对思考文化的新方式感兴趣——文化如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以及人类学家如何理解这些意义。另一方面，沃尔夫和他的同伴主要受到马克思的启发，他们对人们的生活在何种方式上不太受文化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受当地和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感兴趣。从文化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派的工作是简化主义的：人们的动机被简化为简单的“利益”（interests），人们的生活被视为机械力量的反射。另一方面，从唯物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文化主义的工作基本上是虚弱的：将文化视为文学文本，他们忽视了驱动人类历史如此之多的残酷的权力现实。

文化主义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与此同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部分重叠的新批评正在形成，这些批评也坚持认为考虑权力、不平等、统治和剥削问题的重要性。特别重要的是后殖民理论在广泛学科中的兴起。在人类学中，早期非常重要的出版物是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的《人类学和殖民遭遇》（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1973）[1]。20世纪70年代初也见证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同样是在广泛的学科中。人类学中进入这一领域的主要作品是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和路易丝·兰梅尔（Louise Lamphere）的《女人、文化和社会》（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1974）和雷纳（拉普）赖特（Rayna [Rapp] Reiter）的《迈向女性人类学》（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1975）。尽管种族直到后来才以同样的方式被前景化（但见 Szwed1972），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研究包含了强烈的种族批判维度。

这些新型工作的实践者并不一定相互认同：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忽视性别问题（如果不是种族问题的话）；殖民主义学者往往对政治经济学有意见；而性别问题学者并不一定认同其他学者的观点。但他们都同意，至少是暗中同意，人类学必须开始关注权力和不平等问题，从长远来看，从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他们占了上风。无论是在理论"祖先"（马克思、韦伯等）的层面上，还是在当代最突出的研究对象（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父权制、种族不平等 等）的层面上，权力与不平等问题都已成为理论界的主流。我将此称为 "暗黑人类学 "的兴起：即强调人类经验的严酷和残酷层面，以及产生这些严酷和残酷层面的结构和历史条件的人类学。向暗黑人类学（包括 "暗黑理论 "和 "暗黑民族志"）的转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述内部批判的回应，同时也是对——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下现实世界日益严重的问题的回应。[2]

让我们先看看理论先辈的转变。1971年，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社会科学文献的史上最畅销书之一《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理论是由卡尔·马克思以及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工作发起的，部分回应了马克思的工作。这代表着与以往社会科学惯例的重大决裂。由于大西洋两岸的不同原因，社会科学惯例在很大程度上将马克思的工作排除在理论正典之外。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集（The Marx–Durkheim–Weber set）可能仍然是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研究生核心课程的基础，但事实上，我认为这三个形象（figures）在定义该领域关键理论问题方面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本文讨论的焦点转移的一部分。就涂尔干主要与静态功能主义观点联系在一起而言，就他对权力和不平等表现出相对较少的兴趣而言，他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尽管有一些新涂尔干趋势正在出现，我稍后会回到。至于韦伯的作品开始主要与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就与克利福德·格尔茨基本上不涉及政治的文化概念联系在一起而言，韦伯的影响力也在减弱，尽管他关于资本主义文化起源和治理形式的作品让他更积极地参与其中。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影响力在几个方面大幅增长。他强调经济剥削和阶级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总体模型，即便不是霸权主义，也被广泛接受，即使它已经在无数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中被打开和复杂化。此外，今天使用的文化概念的主导版本是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霸权概念，这是人类学文化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政治强化（R. Williams 1977）。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英语人类学几乎看不见的福柯的影响已经扩大到很大的程度。福柯发展了一个深入关注权力形式和方式的理论框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权力语言词汇，包括“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生物政治”（biopolitics）、“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等等，所有这些都试图掌握现代世界权力被粗略和微妙地部署的各种方式（Foucault 1977, 1980, 2008; 亦见 Burchell, Gordon, and Miller 1991）。

马克思和福柯的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定义并代表了向 "暗黑理论"的转变，"暗黑理论"要求我们几乎完全从权力、剥削和长期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福柯的一些作品几乎完美地诠释了这一概念，他的理论几乎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总体化理论（totalizing theory），在这个世界里，权力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之外没有其他（如《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980] ）。当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他后来的一些作品摆脱了无情的权力问题（尤其是《自我技术》[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 Martin, Gutman, and Hutton，1988 ]）。尽管如此，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影响最大的是暗黑的福柯——关于全景监狱（Panopticon）、《规训与惩罚》（1977）、毛细管权力（capillary power）和多种形式的治理术中的福柯。同样的观点也可以用在马克思身上。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某些乐观的方面，但今天人类学理论中的马克思主要是最暗黑的马克思，他强调富人和权贵的富裕是以穷人和无权无势者的牺牲为代价的，强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残暴和非人化的社会和经济形态在全球的无情扩张。

如果说理论上的先辈们已经转向了“暗黑理论”，那么民族志研究的许多主题和对象也转向了暗黑主题。本文要讨论的主要例子将是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的研究的广泛转向。但在谈到这一点之前，重要的是要简单地注意一下，按照同样的思路，对所有殖民事物的研究都在爆炸。

殖民框架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人类学与当今世界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我的本科人类学专业和研究生培训中，据我记忆所及，“殖民主义”这个词几乎没有被提及。对那个时代的殖民主义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如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1996），被认为是古怪和边缘的人物。但在塔拉勒·阿萨德、爱德华·萨义德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之后，整个领域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把所谓的第三世界理解为殖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资本主义）扩张历史的一部分，就不可能看到它。我们今天将世界分为富国和穷国，这是过去从殖民地榨取财富的结果之一。早期人类学著作中出现的许多社会和文化形态是“无时间的（timeless）”，但在殖民历史的背景下，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例如，见1996年关于种族冲突的马姆达尼；Dirks 2001：关于种姓的）。细致入微的殖民历史（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1, 1997在非洲; Merry 2000在夏威夷）讲述了在西方（即传教士和殖民）渗透和统治的条件下，人民和文化的无情重塑，这在我主修人类学时根本没有列入议程，这代表了这里讨论的许多领域的暗黑转变之一。

最终，后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框架将开始融合，因为大多数后殖民主义将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机制，被新自由主义化。在这里，我转向新自由主义现象。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除其他外）是暗黑理论兴起的幕后推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幕前黑手：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既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理解其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框架（对于初学者，参见Greenhouse 2010; Gusterson and Besteman 2010）。与殖民主义一样，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了人类学研究领域，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在此，我将重点讨论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在这一主题上积累的最大规模的两类研究。其中一类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入手，追溯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影响。另一类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治理术入手，追溯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各种形式。我将分别探讨这两个领域，但我要在此强调，这并不是某种硬性的区分，这两种研究之间有很多重叠之处。我还强调，这并不是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详尽无遗的分析，而是试图梳理人类学家在这一主题上所做的一些较为突出的工作。

经济学：剥夺式积累

Economics: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以下基本定义开始了他简短而不可或缺的新自由主义历史：

这一制度框架包括，除其他外，取消政府对商业的监管；削弱劳动力提出要求的权力；缩小劳动力本身的规模；许多公共产品和机构的私有化；以及大幅削减对穷人的社会援助计划。所有这些的影响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极端不平等的加剧，少数富人变得非常富有，穷人大众变得非常贫穷，而中产阶级只能通过极其努力的工作和自我剥削来维持——无论它在哪里。哈维将其描述为“剥夺式积累”（同上：159），财富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和之间向上再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是在二战后全球北方长期繁荣的背景下出现的，它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极大乐观情绪。在美国，这采取了“美国梦”的形式，即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并有正确的态度，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实现经济安全（例如，见Ortner 2006）。在全球范围内，这采取了“现代化”和“发展”计划的形式，其理念是全球南方的贫穷国家可以“赶上”“更发达”国家合理注入的物质和技术资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但它仍然植根于实际的物质条件：在全球北方，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不平等程度正在下降；在全球南方，许多贫穷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时期，对未来充满希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的领导下，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在新自由主义的缩小规模和离岸外包以提高盈利能力的政策下，许多工厂和其他生产设施被关闭，数十万人失业。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下，收缩政府和废除，或者至少削减到最低限度，几乎所有社会援助计划的重要性，使得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和家庭能够获得的资源更加少。此外，这些理论被强加给其他国家，作为接受世界大国贷款的代价。许多个人和整个国家（同样有很多变化）迅速开始失去他们过去积累的任何资源。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类学家开始记录这一过程在国内外的发展方式，不仅包括负面的经济影响，还包括痛苦的新“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出现（R. Williams 1977）。1993年，皮埃尔·布迪厄及其同事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苦难》（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的大书。它基于对法国本地人和法国移民工人阶级的采访，对新经济中的生活苦难进行了第一人称描述和学术反思。我从600多页的大部分非常令人不安的采访中挑选了一个例子。布迪厄引用了一位工会官员关于失业后果的话说：“有很多疼痛（pain），很多苦痛（suffering），无论是心智上还是肉体上，人们都在遭受痛苦. . . .失业使我们分裂，并暴露出我们最糟糕的一面，个人主义、嫉妒、嫉羡 . . .” （Bourdieu et al. 1993: 318）。1999年，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赞比亚是如何去工业化和新自由化的，以及人们是如何普遍感到早期的希望正在消失的。赞比亚似乎曾是非洲成功现代化和发展的最有希望的地方之一。他描述了许多当代赞比亚人的一种感觉，他称之为“沮丧”，“被赶出[和]被赶下”（“abjection, of “being thrown out [and] being thrown down”，1999:236），以及与世界体系“脱节”（unplugged），在这个地方，主要航空公司不再停靠。2013年，安妮·艾莉森（Anne Allison）发表了一篇关于她所称的“不安的日本”的扩展研究，讲述了日本各个年龄段的人在经济和社会不安全的新条件下遭受的许多痛苦。在她所称的“日常逃避主义”（ordinary refugeeism）一章中，她讨论了自杀率的上升和社会退缩的形式，包括“网吧难民”（net café refugees）的自愿无家可归和现在众所周知的家里蹲（hikikomori）现象，即躲到父母家的自己房间里连续多年拒绝出来的年轻人。

在美国，人类学家首先研究了 20 世纪 80年代经济去工业化的后果。随着工厂和其他工业设施（如矿山）的关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美国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崩溃。一些民族志研究记录了工厂关闭对工人和工人阶级社区的影响。凯瑟琳·达德利（Kathryn Dudley 1994）研究了克莱斯勒汽车厂关闭对威斯康星州基诺沙镇的深远影响；她的书的副标题既是对汽车厂关闭的戏谑，也是对希望破灭的戏谑："终点"。克里斯蒂娜·沃利（Christine Walley 2013）写了一本关于芝加哥东南部威斯康星钢铁厂关闭及其对她的家庭和社区其他成员的影响的个人民族志（personal ethnography）。她告诉我们，除其他外，她的父亲因失业而日益沮丧，最终拒绝刮胡子、换衣服或离开家（同上：128）。[3]

20世纪80年代工厂的关闭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中，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提供了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的机会。[4] 美国工业将自己描述为“不得不”外包生产以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然而，新自由主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一种对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蔑视态度，超越了利润的必要性。这种态度体现在国家的萎缩及其所有社会服务功能的缓慢死亡，如前所述，它在社会的不同部分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除了去工业化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更积极的针对穷人的战争，这在许多地点和背景下再次以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下来。例如，简·柯林斯（Jane Collins，2010）研究了沃尔玛是如何摧毁整个社区并使其国内外员工陷入贫困的。她认为，这种破坏不是理性商业计划的意外副产品，而是“沃尔玛和贫困之间存在着一种完整的、有意的和多方面的关系”（同上：99）。布雷特·威廉姆斯（Brett Williams）记录了一个主要在贫困社区运作的高利润放贷行业的发展，以及“一个激进和滥用的讨债行业”的发展，该行业在借款人无法偿还债务时追捕借款人。她总结道：“有了不良信用，你就不再是一个人（not a human being）了”（Williams 2010:230；另见Wacquant 2009，关于“惩罚穷人”[punishing the poor]）。

关于新自由主义对遭受灾难的贫困社区所起作用的深入民族志研究（in-depth ethnographic study），我们可以参考文珊娜·亚当斯（Vincanne Adams）对 2005年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前后的研究。摧毁许多贫困社区的洪水不是由飓风本身造成的，而是保护城市免受周围水域侵袭的堤坝被冲垮所致。亚当斯告诉我们，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和黑水公司（Blackwater）等大型私人承包商在联邦政府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将资金和注意力转移到更有利可图的工作领域，使堤坝变得非常脆弱。另一方面，在飓风和大洪水过后，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同样与这些大型承包商和其他大型承包商同流合污，这些承包商获得了进行紧急救援的合同，尽管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经验可言。亚当斯将灾后恢复称为 "次生灾难"（second order disaster）（2013: 1），在这场灾难中，几乎没有人得到他们所承诺的帮助，居民区和生活仍处于一片废墟之中。

总之，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穷人中，贫困越来越多，生活条件恶化，绝望和沮丧越来越多。但即使在中产阶级中，也有一种财富下降的感觉（Newman 1993），失去乐观，对现在和未来非常不安全。

这些阴暗的情绪在公共文化——电影、电视、广告、印刷媒体——中得到了体现，任何广义的民族志定义都必须包含这些情绪。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安妮·艾莉森（Anne Allison）的“日常逃避主义”概念实际上是受一部纪录片《网吧难民——漂泊的穷人》（Net café refugees，水岛2007）的启发，这部纪录片在日本上映时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自己的新书《不是好莱坞》（Not Hollywood，Ortner 2013a）记录了美国独立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崛起。独立电影制作人以致力于严酷的现实主义而自豪，而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好莱坞电影的虚假光彩。在许多，甚至大多数独立电影中，情感暴力是社会关系的普遍形式，黑暗和沮丧是主导情绪，幸福结局几乎不存在。最后，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的《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也是从公共文化的阅读中获得的，它对新自由主义时代“向上流动、工作保障、政治和社会平等以及生动、持久的亲密关系”等“破碎的幻想”以及美好生活这些恶化方面的情动后果进行了精彩的反思（2011:3）。这本书的中心比喻是标题短语“残酷的乐观主义”，它被定义为“当你渴望的东西实际上是你繁荣的障碍”（同上：1）的关系，指的是人们仍然坚持旧秩序的支柱，尽管它们在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中不再起作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并不是以完全消极的基调结束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供了地方形式对新秩序的批评和抵抗的迹象。例如，在艾莉森的《不安的日本》中，我们被介绍给汤浅真（Yuasa Makoto），他是反贫困网络的联合创始人，也是Moyai的联合主任，Moyai是一个临时支持中心，为大多数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社会支持和实际援助，让他们的生活重回正轨。在《不是好莱坞》中，我用一章讲述了纪录片制作人在政治上活跃的电影制作，他们向我们展示了这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的许多阴暗面，但也向我们展示了试图挑战这些趋势的个人和团体。我将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更全面地讨论抵抗和行动主义（resistance and activism）。

治理术：恐惧的共和国

Governmentality: The republic of fear[5]

福柯的"治理术"概念成果丰硕，开创了人类学的许多不同研究方向。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源自福柯关于自由主体——自由选择的个人——是新自由主义世界中治理术霸权形式的论点（Rose 1996；Brown 2003）。在此背景下，人类学家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如上一节所述），不如说是社会被新自由主义化的方式，即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效率原则运作，并以生产自我管理的新自由主义企业主为目标（Ong 2006；Foucault 2008；Urciuoli 2010）。另一条研究线索也相当直接地源自福柯，即治理术与人口管理之间的联系。例如，王爱华探讨了国家和其他机构在管理 "流动主体"（无论是中国商人这样的精英还是东南亚家庭佣工这样的 "虚拟奴隶"）的自愿或非自愿流动时所采取的治理术形式（1999，2006；另见 Gregory 2007）。阿基尔·古普塔（Akhil Gupta 2012）研究了印度政府通过官僚机制对穷人实施的 "结构性暴力"。

然而，对广义上的治理术的人类学研究还有另一条线受到的关注较少：罗杰·兰卡斯特（Roger Lancaster）所说的“惩罚性治理”（punitive governance）（2010:74），即国家对其公民的暴力形式的扩散。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 2007）深入探讨了新自由主义与国家组织暴力（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激增之间的联系。她在《休克学说》（The shock doctrine）中的论点的核心是极端暴力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政治政变，到处都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强加于政治的战略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还是在智利或波兰这样的整个国家。她还观察到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和使用酷刑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她引用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的话说，“如果不是通过电击，这种不平等怎么能维持下去？”（同上：7）。

在美国，这种国家对本国公民的暴力行为在监狱泛滥等方面尤为明显。罗杰·兰卡斯特曾将美国描述为福柯所说的“监狱国家”（punitive governance），认为“惩罚性治理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文化逻辑”（2010:63,74）。兰卡斯特引用统计数据称，“美国现在在监禁率（每99名成年居民中就有一名被监禁）和被监禁的绝对人数（226万）上都位居世界第一”（同上：64）。反过来，这些囚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洲裔美国人，他们遭受着贫困和种族的双重伤害。但一个监狱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有许多囚犯的国家；它是一个“臃肿的监狱系统提供一般性治理规范”的国家（同上：63）。那么，这是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另一面：如果在古典/福柯式方案中，新自由主义治理是通过表面上自由的臣民的同意来运作的，它声称确保自由的方式之一是监禁，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是杀害那些被认为威胁到自由的人——当然不仅仅是罪犯，在后911（post-9/11）的世界里也是如此。

正如兰卡斯特所言，如果说监狱国家 "为一般治理提供了规范"，那么它也为普通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反向的、反常的模式。社会评论家迈·戴维斯（Mike Davis 1992）在他的《洛杉矶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Los Angeles）中有一章名为 "洛杉矶要塞"，其中他探讨了洛杉矶的新建筑，以及一种监狱美学接管城市的方式。他通过插图展示了建筑和住宅如何变得更像监狱，而监狱正在被 "建筑自然化"（同上：256）。本书的封面是洛杉矶市中心大都会拘留中心的照片，他称之为 "后现代巴士底狱"（同上：257）。至于建筑和住宅正变得越来越像监狱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关于封闭社区的民族志研究。洛塞塔（Setha Low 2010）记录了这类社区在美国的兴起。我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封闭式社区，以获得远离 "犯罪 "的安全感，然而洛通过民族志研究表明，这些社区中的人们实际上感到更不安全，而不是更安全："住在大门外，人们会更加认为住在外面的人是危险的或坏的。这种社会分裂一直存在，但围墙和大门加剧了社会分化"（同上：35）。特雷莎·卡尔黛拉（Teresa Caldeira 2001）对巴西圣保罗的门禁社区进行了研究。她称圣保罗为 "围墙之城"（city of walls），与迈克·戴维斯一样，她用文字和照片描述了遍布全城的 "安全美学"（同上：291）。

将监狱和类似监狱的建筑环境模型的扩散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联系起来的逻辑是什么？与新自由主义的其他一切一样，既有自上而下的逻辑，也有自下而上的逻辑。从国家和其他治理实体的角度来看，监狱的扩散是对穷人和种族低下者战争的一部分：通过责备受害者的逻辑，他们被定型为不负责任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如果他们有责任，他们就不会是穷人），只要有一点不当行为的迹象就会被监禁，有时甚至没有任何迹象。从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从本土的角度来看——另一方面，这种逻辑来自工作风险和相关的不稳定文化所滋生的更广泛的不安全气氛。新自由主义下生活的不稳定性被向外投射为来自穷人和种族化他人的威胁；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e.g., Caldeira 2001; Ortner 2013a），封闭社区的历史出现并不对应于犯罪率的上升——事实上，暴力犯罪率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下降——而是对应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开始。[6]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注意到监狱本身并不支持新自由主义；美国的许多监狱已经私有化，现在是作为营利性企业经营的。[7]

最后，惩罚性治理可以被视为包含了上一节讨论的经济理性，我们也可以从民族志中看到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过，尽管美国劳动力的缩减被认为是一种与全球竞争相关的必要的经济恶行，但事实上，有时其背后似乎有一种更加非理性、近乎残酷的动机，这一点我曾在 "向穷人开战"的各种例子中讨论过。但在更高层次的职业中，也可以看到裁员的惩罚性非理性，例如何嘉伦（Karen Ho，2009）对华尔街银行家的研究。何女士描绘了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招聘和解雇周期，这些周期与市场的起伏只有部分关系。相反，工作不稳定的想法被深深地正常化，甚至被视为公司显得灵活和充满活力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整个新经济时代的工人都被迫适应工作不稳定、可能失业、长时间作为“独立承包商”是正常的生活。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 1998）称之为“长不了”（no long term）的逻辑；今天所有的工作都非常不安全，随时都可能被削减。就像自我管理的人和监狱美学一样，这已经被推广到整个文化中。因此，大卫·哈维开始了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引用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Lyotard 1984）关于后现代条件的一段话，“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政治领域中，‘临时合同’取代了‘永久性机构’”（Harvey 2005: 4）。

我一直在概述我所谓的转向“暗黑人类学”——转向无处不在的权力和不平等理论，转向经济不安全感（充其量）和惩罚性治理的民族志研究。但转向暗黑人类学并非没有争议，确实在某些方面引起了强烈反应。例如，托比亚斯·凯利（Tobias Kelly）指出，“研究暴力和残忍经历的人类学工作显著增加”，他问道，“苦痛的民族志在什么时候会变成偷窥的准色情？”（2013:213）。事实上，有几种工作可以被视为对暗黑转向的一种抵抗；我将在这里简要回顾它们。

乔尔·罗宾斯在一篇题为《超越苦痛主题：走向善的人类学》（“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的有影响力的文章中认为，“ ......生活在疼痛、贫困或暴力或压迫的条件下的......苦痛主题.现在经常成为人类学工作的中心”（2013:448）。罗宾斯试图建立“善的人类学......专注于价值、道德、福祉、想象力、同理心、关怀、天赋（the gift）、希望、时间和变化等主题”（同上）。

在这些术语中，"美好生活/福祉"（well-being）已成为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例如，爱德华·费舍尔（Edward F. Fischer）的《善的生活：抱负，尊严，和幸福的人类学》（The good life: Aspiration, dignit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wellbeing，2014）就是对德国中产阶级和危地马拉咖啡种植者福祉观念的研究。与罗宾斯的 "善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good）一样，费舍尔认为自己的著作是他所谓的 "积极人类学"（a positive anthropology）的一部分，并对其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同上：17）。与福祉理念密切相关的是 "幸福"。第二年，期刊Hau出版了题为 "幸福：目的的地平线 "（Happiness: Horizons of purpose，Vol. 5, No. 3）的特刊，其中包括一系列关于各种民族志案例中的幸福的文章。在导言中，编辑们提到了 "最近社会科学中的'幸福转向'（happiness turn）"（Walker and Kavedžija 2015: 2），并呼吁人类学家为这一趋势做出更多贡献。他们推测了人类学在这一领域相对缺席的原因：对人类学家而言，"对幸福存在某种怀疑，认为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与新自由主义议程联系在一起，并可能与解放政治相抵触"（同上：4）；"该学科往往倾向于人类经验中更为'消极'的形式，如苦难、痛苦或贫困"（同上）。因此，这些文章实际上也是在呼吁一种更加积极的人类学，尽管必须指出的是，具体文章中的讨论表明，幸福是一种比这个词本身——至少在美式/英语中——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更复杂、更矛盾的现象。

这些研究既有趣又重要。我同意仔细探究“是什么让生活有了目标或方向感，或者人们如何寻找最好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可怕和敌对的环境中”（同上：17）是很重要的，“幸福”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入口。我也同意人类学家几乎肯定比今天似乎控制着大部分幸福研究的调查研究人员更适合提出这些问题，并深入思考答案。但我承认，在文章前一节讨论的所有暗黑中，我发现自己被“幸福转向”吓了一跳。然而，仔细思考后，它恰恰是对这项工作的反应。

另一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暗黑转向的主要工作领域是关于道德和伦理的工作。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在他重要的《日常伦理》（Ordinary ethics）一书的开头写道：

然后，他提出了该系列中涵盖的主题列表，这可能是罗宾斯列表（上图）的灵感来源：“自由、判断、责任、尊严、自我塑造、关怀、同理心、品质（character）、美德、诚实（truth）、合理的逻辑（reasoning）、正义和符合人性的善的生活”（同上：6）。

道德和伦理人类学现在是一个大的、扩张的、有点争议的研究和理论分支领域，它既包括更社会化的一面，至少部分来自涂尔干的工作，也包括更个人化的一面，主要是与涂尔干范式相反的。我首先注意到这一点，这与我之前的观点有关，涂尔干在祖先理论家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涂尔干肯定随着功能主义的消亡而褪色，随着20世纪初至中叶人类学中盛行的社会整体性观点的消亡而褪色。他也随着权力、统治和剥削理论的兴起而褪色，对此他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道德宇宙的社会理论家，他在这部作品中再获得了支持和反对的相关性（Lambek 2010b；Yan 2011；Fassin 2014）。

道德/伦理运动是对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工作的暗黑转向的又一重要补充。我们可以认为，关注真实行动者应对道德困境和做出伦理选择的尝试，是对新自由主义压迫和政府约束等暗黑研究的一种积极和人性化的平衡。同样，该书对关怀、爱、同情、责任等主题的关注，对尝试做正确的事——即使失败了——的关注，也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振奋人心的对立面，而不是一味地学习（早期）福柯，在福柯的作品中，善举不会不受惩罚，每一个本应积极的行动都只会放大我们所生活的权力网络。

我对所有这些（同样有价值的）作品的一个担忧，包括强调（追求）幸福和/或福祉的更多心理/医学版本，以及强调（追求）美德和善良的更多道德/伦理版本，是这类工作与前面讨论的关于权力、不平等和暴力的工作之间有时会划清界限。与其假设两者之间存在对立关系，不如看看试图整合两者的作品。一个好的起点可能是兰贝克所编的论文集中的维娜·达斯（Veena Das）的一篇名为“参与他者的生活：爱和日常生活”（“Engaging the life of the other: Love and everyday life”，2010）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德里一个低收入社区的一名印度教男子和一名穆斯林妇女的婚姻，以及在印度教-穆斯林长期敌意和暴力的阴影下，这一问题是如何慢慢解决的。在整篇文章中，达斯在一方面塑造新娘、新郎和他们各自家庭之间的日常关系，另一方面，围绕跨种姓和跨宗教婚姻的更大政治影响和潜在暴力之间来回移动。她敦促我们“注意道德努力在照顾他人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方式，即使是在相互对抗定义了关系的情况下”（同上：398-99）。

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还致力于探索不平等和暴力政治环境下伦理的复杂性。例如，在他的演讲/论文“麻烦之水：道德和政治的交汇处”（“Troubled waters: At the confluence of ethics and politics”，2015）中，他研究了三个不同规模的案例：欧洲和美国根据联合国的“保护责任”原则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法国国家对《查理周刊》和巴黎犹太超市恐怖袭击的反应；以及警察对待巴黎郊区移民和少数民族聚居区青年的方式。在探索韦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的启发式差异”（heurist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ethics of conviction and 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时，他认为这“需要在每个历史和政治背景下进行评估，更具体地考虑它们被插入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游戏”（同上：195）。

总之，我同意研究善的生活的学者的观点，即对权力和不平等及其造成的损害的研究不可能是人类学的全部。我也同意道德和伦理学者的观点，即审视人类生活的关怀和伦理层面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想象更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好的未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有什么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既现实地看待当今世界的丑陋现实，又对改变它们的可能性充满希望？我现在转向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考虑一种不同类型的善的人类学：批评、抵抗和行动主义的人类学。

我在此使用 "抵抗"一词来涵盖（人类学）参与政治问题的一系列模式：批判性理论讨论、批判性民族志研究、各类政治运动研究、活动家人类学等等。在本节中，我将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梳理，并对 "暗黑人类学"兴起的同一时期该领域的大量重要工作进行总结。

抵抗的人类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有起有落。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和民族志兴趣（Comaroff 1985；Ong 1987；Scott 1985,1990）。但当我在90年代中期发表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如果不是反对这一概念，那就是反对这一术语（Ortner 1995）。迪米特里奥斯·西奥多索普洛斯（Dimitrios Theodossopoulos）认为抵抗被“病态化”和“异国情调化”，失去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合法性（2014:415）。这种“抵抗”的形成原因和方式尚不清楚，可能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有所不同。普遍认为这一概念在概念上过于宽泛——拉比诺维茨（Rabinowitz）指的是它的“理论松懈”（theoretical slackness）（2014:476）——并且被过度使用。这很可能是真的，但就目前的目的而言，我会指出一组不同的因素：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运动的前景开始消退，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开始经历“美国梦”终结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的现实世界变得越来越暗黑（Ortner 1998,2013a）。“抵抗”可能已经开始看起来不那么现实，甚至荒谬，而“治理”，即塑造和管理人和人口的无数方式，似乎越来越与现实世界的生活条件相关。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后现代”理论的兴起，包括抵抗和革命等“宏大叙事的终结”（Jameson 1984; Lyotard 1984），这也许不是偶然的。然而，在不进一步推测现实世界的联系的情况下，抵抗的人类学，同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似乎很明显又回来了。

我们可以从查尔斯·黑尔（Charles Hale）对“行动主义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区分（2006）开始。他所说的行动主义研究是指在亲自参与所研究的政治奋斗的过程中进行的研究；他所说的“文化批判”是指民族志工作，它宣称与所研究的事业在政治上是团结的，但民族志家并没有直接参与所讨论的政治斗争。他表示“坚决拒绝”接受文化批判“作为人类学研究和写作的休息场所”（同上：97）。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种工作今天在人类学中蓬勃发展，我更愿意将这两种工作——以及更多工作——视为广泛的批判性人类学工作的一部分，其中各种元素相互支持和丰富。

我认为至少有三大领域正在开展重要工作：（1） "文化批判"（Pace Hale），其中包括有关世界各地不平等、权力和暴力状况的批判性民族志著作；（2） 一系列主要针对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著作；最后（3） 一系列有关新自由主义时期形成的社会运动的著作。下面，我将逐一介绍。

在“文化批判”的标题下，我想首先回顾一下本文前半部分回顾的所有批判性实证研究，包括殖民主义的民族历史研究和更严格的民族志研究。后者包括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的社区的民族志，展示了个人和社区经历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全球化以及就业和机会损失的多种方式。这组还包括对从这些损失中获利的企业和行业的研究。除了经济，我们还研究了新自由主义治理的研究，包括监狱的扩散、“监狱国家”的发展和“监狱美学”的传播。我把所有这些都带回这里，因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作品不是“悲惨色情”（misery porn）的例子（尽管它们可能很暗黑），而是一种新的重要的批判性民族志流派的例子，照亮并揭示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的内部运作。

我还将在这个小组中包括在媒体人类学的广泛领域所做的大量关键工作。例如，由费·金斯伯格（Faye D. Ginsburg），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编辑的里程碑式的合集《媒体世界：新领域的人类学》（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2002）包括关于该主题的文章，从媒体在本土政治中的使用，到民族国家在大规模意识形态和文化项目中使用媒体，通过媒体技术在侨民群体中的实地流通，等等。我还将在这里包括我自己对独立电影世界的研究，它明确使用文化批评的概念来思考美国和其他独立制片人如何利用电影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秩序中的新生活条件（Ortner 2013a）。

在“重思资本主义”的标题下，首先是人类学之外的最新理论工作，这里可以提到一些例子：文学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 2000）认为，我们必须从几乎完全后国家的金钱、权力和法律的新配置来理解当今世界；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恰佩罗（Eve Chiapello）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2005）着眼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一直并继续容易受到内部批评的方式；经济学家卡利安·桑亚尔（Kalyan Sanyal）的《重思资本主义发展：原始积累、治理术和后殖民资本主义》（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post-colonial capitalism，2007）探讨了大量穷人日益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经济核心结构之外的影响。

人类学家也在“重思资本主义”，更广泛地重思考当代世界的“经济”。这本书包括基思·哈特（Keith Hart）、让-路易斯·拉维尔（Jean-Louis Laville）和安东尼奥·大卫·卡塔尼（Antonio David Cattani）合著的重要文集《人类经济》（human economy，2010），该书认为，我们必须审视各种经济实践的现实世界，而不是简单地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该书还包括大量关于“具有人性的经济学”和“道德政治”等内容的文章。在“产生资本主义”小组的工作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思路（Bear et al. 2015）。这个组织提出了“研究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宣言”，它认为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关于“经济”，而是所有价值生产场所都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内部，这一点很重要。他们试图建立在“马克思的女性主义批判之上，马克思认为亲属关系、人格、家庭和社会再生产牢牢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创造之中”（同上）。此外，受这些新观点启发的民族志也开始出现。最近的例子包括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授人以鱼:对新分配政治的反思》（Give a man a fish: Reflections on the new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2015）和杰米·克罗斯（Jamie Cross）的《梦想地带:预测印度的资本主义和发展》（Dream zones: Anticipating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India，2014）。这些作品和其他作品都试图扩大和打破资本主义的单一概念，并为更广泛、更多样化的社会和政治项目腾出空间。

最后，我转向经典形式的抵抗人类学：即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我首先对皮埃尔·布迪厄说几句话，他积极参与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运动，他的小书《抵抗行为：反对市场暴政》（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1998）是作为行动主义的人类学（anthropologist-as-activist）最早的出版物之一。[8]在一篇关于人类学状况的早期文章（1984）的结尾，我认为布迪厄的理论工作与早期基于约束的社会生活理论形成了重大突破，坚持社会和文化是通过人类实践产生和复制的主张。尽管布迪厄总的来说强调了社会实践倾向于复制而不是改变世界的方式（但可参见Gorski 2013; Ortner 2013b：关于布迪厄和历史），但我当时所说的“实践理论”的变革可能性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用最简单的话说，如果我们通过社会实践创造世界，我们就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取消和重塑世界。或者正如大卫·格雷伯后来所写，“世界的最终隐藏真相是，它是我们创造的，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做出不同的东西”（2009:514）。我不确定“同样容易”部分，但无论如何，布迪厄的工作，特别是一般的实践理论（例如Sahlins 1981），必须清楚地被视为工作和抵抗的理论基础。

不用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支持和反对各种各样的东西：女性主义、环境运动、种族正义运动、本土权利、残疾人权利等等。在这里，为了与本文的总体主题保持一致，我将集中讨论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运动方面的工作的激增。这一领域的工作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蓬勃发展。（关于优秀的概述，请参见Kurik n. d.）已经出现了几本有用的论文集，包括查尔斯·黑尔（Charles Hale）的《参与矛盾：行动主义学术的理论、政治和方法》（Engaging contradictions: Theory, politics and methods of activist scholarship，2008）、杰弗里·尤里斯（Jeffrey Juris）和亚历克斯·哈斯纳比什（Alex Khasnabish）的《叛乱分子遭遇：跨国行动主义、民族志和政治》（Insurgent encounters: Transnational activism, ethnography, and the political，2013）和迪米特里奥斯·西奥多索普洛斯（Dimitrios Theodossopoulos）的《在21世纪重思抵抗：历史和人类学》（Rethinking resist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2014）。所有这些都包含了多篇关于世界许多地方抵抗运动的文章，由初级和高级学者撰写。它们有效地说明了对此类工作的兴趣激增，运动目前针对的问题的多样性，以及在这些背景下进行民族志研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此外，我们还有少量从人类学家深度参与的角度撰写的关于若干运动的深入民族志研究。杰弗里-尤里斯（Jeffrey Juris）的《网络化的未来：反对企业全球化的运动》（Networking futures: The movements against corporate globalization，2008）研究了一个以巴塞罗那（Barcelona）为基地，但在世界各地多个地点开展活动的大型活动网络，包括 1999 年在西雅图（Seattle）举行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非常成功的动员活动。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的《直接行动：一个民族志》（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2009）研究了一个名为 "直接行动网络"（the Direct Action Network）的团体的工作，该团体总部设在纽约市，他们制定并实施了针对 2001 年在魁北克市（Québec City）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的大型直接行动运动。最后，阿尔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2013）撰写了几篇文章，介绍了他在印度孟买与一个名为 "国际棚户/贫民窟居民组织 "的跨国组织合作开展的工作，该组织致力于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

许多此类研究的新特点是转向 "行动主义人类学"：即人类学家自己不只是做研究，而是直接参与运动。过去研究社会运动的人类学家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其中，但现在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学家既是观察者，也是完全的参与者。这不仅产生了关于田野工作中经历的许多矛盾和难题的生动而引人入胜的文献，而且也产生了关于所有这些抵制可能现实地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的更广泛的思考。关于这一点，让我们看看人类学对2011年 "占领华尔街 "的回应。从2012年5月出版的《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开始，纽约事件引发了一连串的人类学出版物。该杂志封面刊登了一张 "占领 "示威者的照片，同时还刊登了两篇文章和一篇关于该事件的评论（Juris 2012; Razsa and Kurnik 2012）。汉娜·阿佩尔（Hannah Appel）在另一份期刊上发表了占领活动的民族志笔记（2012），2014 年她发表了一篇文章 "占领华尔街与经济想象"（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economic imagination.）。在这个案例（以及前面提到的许多其他案例）中，民族志学者的参与/观察并不只是提供 "厚重的 "示威活动民族志，尽管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为更广泛的理论反思提供了开端——更广泛地反思民主和政治参与的本质，以及在这个案例中反思阿佩尔所说的 "经济想象力"（the economic imagination）。

再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回到阿帕杜莱与印度当地团体的合作，这些团体是国际棚户区/贫民窟居民跨国网络的一部分。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也就是卡扬·桑亚尔（Kalyan Sanyal）所描述的那些不仅处于资本主义底层，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的 "外部"不断被生产出来的人们。阿帕杜莱介绍了该团体参与的一系列住房行动，以及他与该团体合作开展的一项行动，该行动涉及基本研究方法培训，口号是 "记录即干预"（Documentation is Intervention）（2013：280）。此外，阿帕杜莱还利用这一切更广泛地反思了行动主义对参与者和当代人类学的意义。阿帕杜莱直接论述了漫长的当代时刻的暗黑，他在所谓的可能的伦理学（ethics of probability；根据当下探讨当下的未来）和可能性的伦理学（ethics of possibility；可能如何去进行行动）之间进行了对比。可能的伦理学将赌注押在我们所说的世界和人类学的阴暗面上（阿帕杜莱特别提到了纳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关于 "灾难资本主义"的著作），而可能性伦理学则立足于 "那些增加希望视野的思维、情感和行动方式"（同上：295）。阿帕杜莱呼吁人类学家 "成为可能性伦理学的调解者、促进者和推动者......这种伦理学能够为改善地球的生活质量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平台，并能够容纳对善的生活的多种愿景"（同上：299）。

在我进入正确的结论之前，有必要重申一下我之前的观点，即这篇文章并没有假装是从美国以外的角度写的，就其对新自由主义和人类学的看法而言。其他人会有不同的观点，要么是因为其他地方的情况真的不同，要么是因为人们当然总是会有不同的观点。我也不是想暗示新自由主义是世界上所有坏事的原因，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冲突和暴力制造者、种族、民族、宗教的轴心——它们有自己的动态，即使它们与进激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相呼应。

本文从转向“暗黑人类学”开始，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左右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理论和民族志层面都对该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包括各种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和福柯，他们的理论强调剥削、不平等和权力的运作，已经在理论上主导了该领域。此外，大量的民族志研究已经问世，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经济体系和一种治理体系。像该理论一样，民族志通常非常暗黑，强调新自由主义的严酷、暴力和惩罚性，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权下的人们经常被笼罩的沮丧和绝望。

在下一节中，我研究了关于“善的诸人类学”的工作，“善”的概念既包括美好生活/福祉（“善的生活”、“幸福”；well-being, the good life, happiness），也包括道德和伦理。这项工作与文章第一部分讨论的暗黑人类学形成了重要的对比，但它与这项工作的关系有时会出现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作者将善的工作与压迫和不平等的工作（被视为“悲惨色情”）相对立，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只是忽略了权力和不平等的更大背景。对此，我试图强调让这两种工作，或者更广泛地说，这两种观点相互积极互动而不是对立的重要性。因为权力和不平等的暴力不仅仅是物理力量和/或剥夺，而且总是同时限制和扭曲维娜·达斯所说的“日常”项目，关怀和爱、幸福和美好生活的项目。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探讨了有关抵抗和行动主义的新作品的蓬勃发展。我广义地使用了 "抵抗"一词，以包括几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批判性民族志，包括 "文化批判"类别下的批判性媒体民族志；新的理论和民族志工作，试图重思考 "资本主义"这一看似单一的类别，从而开辟替代性政治经济的新视野；最后是对社会运动的民族志研究，包括人类学家积极参与的一大部分。对所有这些类别中的抵抗运动进行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不仅对理解挑战现有秩序的各种创造性方式非常重要，而且对理解这些运动中蕴含的对未来的替代性设想也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指出，抵抗人类学——至少在这里我是这么定义的——既包括“文化批判”——即对现有秩序的批判性研究——也包括强调思考另类政治和经济未来的研究（包括“重思资本主义”和社会运动）。文化批判往往是阴暗面，强调阿尔琼·阿帕杜莱所说的“可能伦理”，而这些其他类型的工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设想更积极的另类方案，体现阿帕杜莱所说的“可能性伦理”。人类学似乎永远需要两者。因此，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名格言来结束是合适的：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optimism of the will）。

注释

[1]   五年后，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了《东方主义》（1978），这被誉为一部极具独创性的作品，尽管他提出的观点与阿萨德的观点几乎相同。

[2]  在那个时候，这种转变背后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除此之外，人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该领域内的其他紧张局势，特别是围绕《写文化》（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出版的紧张局势。我感谢约翰尼·帕里（Johnny Parry）强调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这不能在本文的范围内讨论。

[3]  同样，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罗杰和我》（Roger and me, 1989）记录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州弗林特（Flint）因通用汽车汽车工厂关闭而遭受的破坏。

[4]  人类学家也研究了这些“廉价劳动力市场”，从王爱华（Ong 1987）开始，包括对美墨边境工人状况的研究（Fernández-Kelly 1983；Sklair 1993；Wright 2001）。

[5]   这个短语来自兰卡斯特（2010）的标题。

[6]   封闭社区的蔓延也可以用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中的“私有化”需求来解释。然而，经济背景下的“私有化”一词不是关于个人“隐私”，而是关于向私营企业出售公共资产。然而，在某些方面，结果是一样的：当公共财产被出售时，或者当人们撤回到私人封闭社区时，结果是公共领域的削弱。

[7]  这本身就是一个丑陋的故事，但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现在著名的回扣计划中被带到了更远的极端，两名法官与当地一家私人青少年拘留设施的所有者勾结，将数千名儿童送进监狱，以便所有者/狱卒可以收取人均费用（Moore 2009; Ecenbarger 2012）

[8] 当然，我意识到布迪厄严格来说是一名社会学家，但他也是人类学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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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