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old, Tim：“对抗物质性的材料”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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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物质性的材料

Materials against Materiality

作者 /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

        译者 / 吴佩桦

来 源

Ingold, Tim.“Materials against Materiality.”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14, no. 1 （June 2007）: 1–16. 

译者注

不确定英戈尔德对每词的哲学理解如何，正文的翻译还是尽量贴合语境处理。英戈尔德是站在考古学家的立场要给物质性研究引入对材料和其属性的关注，从其新提供的考古学家的著作就能看出，这一次重新校对几乎可以肯定之前（22年的双语译版，“物质反物质性”）标题翻译的混淆性。

不过英戈尔德对他所批评的物质性研究的理解是否到位或批评得有道理还要打个问号。个人觉得虽然他的关注很有道理，但他的批评不一定站得住。译过现象学人类学那篇之后回过头再来看这篇，多少有点明白为什么将他归类到石器时代现象学里去。嗯~一小小些固执感，可爱的考古学家。

小节标题由译者添加，就不在这里叨叨结构了。祝大家看得开心w~

object=to exist，can move，continuants=明确的空间边界，模糊的时间绵延 强调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摆在眼前的，客体，对象，具有形状的东西。

Matter（词典：physical substance in general tha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consists of; not mind or spirit） 在康德哲学中，质料（matter）指物自体（thing-in-it-self）；任意物理物质，最广之物

substance 通常是指那些占有时空位置的基本存有物或在环境变化中能够保存独立自存的东西（相对于事件或可被拥有与丧失的性质[物质属性]），在这里尽量翻译成物质实体。

Thing≈affair≈object

Material（n.）词典：布料；材料（Materials）；原料；素材  

Material（only before noun）词典：物质享受的；物质的（rather than mind or spirit），客观存在的

橙色为译者标出的翻译原文和注释，绿色为原作者的引与注，加粗斜线为原强调。

讨饭：学术向PDF版译稿文档（详见本推文末）。

本文试图扭转当前物质文化研究中对物体（objects）的物质性（materiality）的强调，而不是对材料属性（properties of materials）的强调。借鉴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将栖居环境分为介质（medium）、物质实体（substances）和表面（surfaces）三部分的观点，文章认为，事物（things）的形式不是从外部强加在惰性的质料基底（inert substrate of matter）上的，而是在物质实体（substances）和环绕它们的介质之间的界面（interface）上，在材料的流动中不断产生和溶解的。因此，事物是活跃的，不是因为它们被赋予了能动性（agency），而是因为它们被卷入了生命世界（lifeworld）的这些潮流。那么，材料的属性不是物质的固定品质（attributes），而是过程性的和关系性的。描述这些属性意味着讲述它们的故事。

关键词： materials（材料）; landscape（景观）; artefacts（人工制品）; perception（知觉）; agency（能动性）; flux（流动）

在你开始阅读这篇文章之前，请到外面去找一块大石头，但不要大到不能轻易抬起来放在室内。把它带进来，浸泡在一桶水里或在流动的水龙头下。然后把它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也许放在一个托盘或盘子上，以免破坏你的桌面。好好看看它。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不时地再看一下它。最后，我将提到你可能已经观察到的情况。

图1 （译者描述：放在桌上的，一块不大不小的已浸湿的石头）

我以一个难题开始。人类学和考古学中不断增长的、明确涉及物质性和物质文化主题的文献，几乎没有涉及材料的。这里的材料指的是制造事物的材料，一份粗略的清单可以从亨利·霍奇斯（Henry Hodges；英国考古学家，致力于古代材料与文物保护的研究）的优秀小书《人工制品》（Artefacts）的内容清单中摘取如下内容开始：

这本实事求是的书中有很多关于史前人类用来制造东西的各种材料的信息。然而，在关于物质性的文献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它被提及。在我的书架上，我发现了一些标题，如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的《心智与物质》（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1986），由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 1998a）编辑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s）《物以何重》（Why some things matter）；《心灵、物质性和历史》（Mind, materiality and history），由克里斯蒂娜·托伦（Christina Toren 1999）编辑；以及由保罗·格雷夫斯·布朗（2000）编辑的《质料、物质性和现代文化》（Matter, materiality and modern culture）。在风格和方法上，这些书都与霍奇斯的作品相差甚远。它们所涉及的不是工匠和制造商的有形物品，而是哲学家和理论家的抽象思考。为了理解物质性，我们似乎需要尽可能地远离材料。

2002年11月，我参加了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上的一次会议，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眉目。会议的主题是“物质性”，包括”非物质性”（Immateriality）、”对于唯物主义/物质主义符号学（materialist semiotics）”、”物质性和认知”（Materiality and cognition）以及”物质世界中的实践学”（Praxeology in a material world）等主题的发言。这些演讲充斥着对当前流行的社会和文化理论家作品的引用，并以一种怪异的不可渗透的语言阐述了物质性与其他一系列同样深不可测的品质（qualities）之间的关系，包括能动性（agency）、意向性（intentionality）、功能性（functionality）、社会性（sociality）、空间性（spatiality）、符号学（semiosis）、精神性（spirituality）和具身性（embodiment）。然而，没有一个演讲者能够说出物质性的实际含义，也没有一个人甚至提到材料或其属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他们所谈论的东西既不明白也不清楚。作为人类学家，我想，通过更加直接地参与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stuff），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地了解栖居世界的物质构成（material composition）：通过锯木头、砌墙、敲石头或划船？难道这样的参与——与材料的实际工作相比，对已经制造出来的东西，除了进行抽象分析的方法，就没有一个更有力的发现过程吗？是什么学术上的变态导致我们不谈材料和它们的属性，而谈物体的物质性？在我看来，物质性的概念，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已经成为对材料、它们的转化和可供性进行合理探究的一个真正障碍。

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的一个线索是2003年3月在剑桥的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举行的一个会议的标题：“重新思考物质性：心灵与物质世界的[共同]参与（Rethinking materiality. The engagement of mind with the material world）”。这次会议的（召集）托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心与物的过度两极化的反应，这种两极化导致几代理论家认为世界的物质本身呈现给人类的是一块白板（a blank slate，a tabula rasa），可以用来镌刻观念形式。例如，在《心智与物质》中，古德利尔认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任何有意的行动都不可能不启动“心智现实、再现、判断和思想原则”（1986，11）。那么，这些心智现实从何而来？它们是否如古德利尔所暗示的那样，起源于一个在本体论上不同于“外部自然的物质现实（material realities）”的社会世界（同上，3）？在剑桥会议上， 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著名过程主义考古学家与考古学理论家）认为，恰恰相反，古德利尔所指的那种再现和判断与其说是输入到实践活动的领域，不如说是在这些领域中涌现出来的，其产生于人类与物质实体（material substance）的互动方式（Renfrew 2001, 127）。然而，在他现在所说的”物质参与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的表述中，心灵和物质的两极性仍然存在。因为他所说的参与并没有将人类身体的血肉之躯与其他种类的材料（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进行肉体接触。相反，它使无体的思想与物质世界接触。

那么，这个物质世界（material world）是什么？它是由什么组成的？为了启发式的目的，戈斯登（Christopher Gosden；身份考古学家）建议，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广泛的组成部分：景观（landscape）和人工制品（artefacts）（1999，152）。这样看来，我们一方面有人类的思想，另一方面有景观和人工制品的物质世界。你可能会认为，这应该已经涵盖了所有的东西。但这是真的吗？暂时考虑一下被遗漏的东西。从景观开始，这包括天空吗？我们把太阳、月亮和星星放在哪里？我们可以尝试摘星星，但不能触摸到它们；那么，它们是人类可以接触的物质现实，还是它们对我们来说只存在于心灵之中？月亮是陆地旅行者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还是只存在于在月球上着陆的宇航员身上？阳光如何？生命依赖于它。但是，如果阳光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不仅日间的景观与夜间的景观有实质性的不同，而且还必须承认景观特征（landscape feature）的阴影，如岩石或树木，与特征本身一样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对于生活在树荫下的生物来说，它确实是一个不同的东西。那么，空气呢？当你呼吸的时候，或者感觉到风吹在你脸上的时候，你是否在参与物质世界？当雾气降临，你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黯淡而神秘，物质世界是否已经改变，或者你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到同一个世界？雨水是属于物质世界，还是只属于它在沟渠和坑洞中留下的水坑？飞雪是否只有在落地后才加入物质世界？工程师和建筑商都很清楚，雨水和霜冻会破坏道路和建筑。那么，如果雨水和霜冻不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说道路和建筑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呢？还有，我们要把火和烟放在哪里，更不用说从墨水到火山熔岩的各种液体了？

这些事物都不属于戈斯登的物质性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人工制品的范围。此外，人工制品的类别引起了它自己的反常现象。在一个实验中，我让一群本科生把他们在外面收集到的杂七杂八的物品（objects）分成两堆，一堆是自然物（natural objects），另一堆是人工制品。结果发现，没有一件东西可以明确地归于这一堆或那一堆。如果它们在人工程度上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有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多，在其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在导致它们出现在那里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并在它们被拾起的那一刻采取了它们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最近由专业燧石匠为我制作的双面石手斧，也许比你面前摆放的从你的花园里找到的石头更有人工意义。但这并没有使前者比后者更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更广泛地说，为什么物质世界只包括在原地、在景观中遇到的东西，或者已经被人类活动改造成人工制品的东西？为什么不包括像石头这样的东西，它们已经被回收和移除，但没有其他的转变？而在景观和人工制品之间的这种划分中，我们会把所有不同形式的动物、植物、真菌和细菌生命放在哪里？像人工制品一样，这些东西可能被赋予设计的正式属性，但它们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此外，如果它们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那么我自己的身体也必须是这样的。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和我的身体是一体的，如果我的身体确实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那么“我的身体”如何能参与这个世界呢？

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在他的开创性工作《视觉感知的生态路径》（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中提供了另一条前进的道路。这里他区分了栖居环境的三个组成部分：介质、物质实体和表面（medium, substances and surfaces）（Gibson 1979，16）。对于人类来说，介质通常是空气。当然，我们需要空气来呼吸。但是，它几乎不提供阻力，使我们能够移动——做事情、制造东西和触摸东西；它还能传递辐射能量和机械振动，使我们能够看到和听到；它使我们能够闻到气味，因为激发我们的嗅觉感受器的分子在空气中扩散。因此，根据吉布森的说法，介质提供了运动和知觉。另一方面，物质实体则对这两者都有相对的抵抗力。它们包括各种或多或少的固体物（solid stuff），如岩石、砾石、沙子、土壤、泥浆、木材、混凝土等。这些材料为生命提供了必要的物理基础——我们需要它们来站立，但一般来说，我们不可能看到或穿过它们。在介质和物质实体之间的交互界面（interface）是表面。根据吉布森的说法，所有的表面都有某些属性，包括一个特殊的、相对持久的布局，一定程度的抗变形和抗瓦解能力，一个独特的形状和一个特征性的非均质的纹理。表面是反射或吸收辐射能量的地方，是振动传递到介质的地方，是蒸发或扩散到介质的地方，也是我们的身体触碰到的地方。因此，就感知而言，表面是“大部分行动[发生]的地方”（Gibson 1979, 23）。

然而，从气体介质与固体物质实体的物理分离滑向心灵与质料的形而上学分离是非常容易的。因此，人工制品的特点是被定义为——正如古德利尔所说的那样，是通过将心智现实强加于物质现实而形成的某一物体（an object）（Godelier 1986，4）。他认为，工匠在开始工作时，脑海中已经有了其打算制作的东西的形象（image）或设计，而当形象在材料中实现时，工作就结束了。例如，在制作上面提到的石凿时，工匠一定是以“预先存在的心智形象......值得被称为‘概念’（concept）”开始的（Godelier 1993，310）——正如雅克·佩勒林（Jacques Pelegrin；法国史前石器考古学家，后文可能指他对石器操作链的认知过程的研究）在谈到他的史前对应物时所说的那样。或者，正如卡尔·马克思关于人类建筑师的著名声明，其职业中最无能的人与最好的蜜蜂是有区别的，因为“建筑师在用蜡建造它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建立了一个细胞”（1930，169-70）。在这里，人工制品或建筑的表面不仅仅是它所使用的特定材料，而是物质性本身，因为它面对着人类的创造性想象（Ingold 2000, 53）。事实上，物质文化的概念在博物馆学的地下室里长期蛰伏后获得了新的动力，它的前提是，作为心智再现的具现（embodiments），或者作为符号系统中的稳定元素，事物已经从孕育它们的介质的生成流动中凝固或沉淀出来。物质文化的学生相信，所有物质都存在于事物之中（material resides in things），或者在奥尔森（Bjørnar Olsen 2003；挪威后过程主义与对称性考古学家）所说的“世界的坚固肉体性”（the hard physicality [剑桥词典：the quality of being full of energy and force] of the world）中，物质文化的学生们已经设法将其去物质化（dematerialize），或者将其升华为思想，成为我们所讨论的事物曾经在其中形成，现在又在其中沉浸的那个介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奥尔森指责那些离开物质世界而进入认知经验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被一种诠释学所引导时，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这种诠释学中，“所有坚固的东西都融进空气”（Olsen 2003, 88）。

这种从材料到物质性的滑移的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社会学家凯文·赫瑟林顿（Kevin Hetherington）的一篇文章中找到，文章描述了关于触觉在日常场所制造实践中的作用。在他的论证过程中，赫瑟林顿认为吉布森的知觉理论只提供了“对世界的物质性的微弱承认。无论其优点如何，该理论至今未能解决‘指尖之间的遭遇’和世界的物质性可能要告诉我们一个应称之为地方的尺度（a scopic we call place）”（Hetherington 2003, 1938-39）。也许你会想试着触摸一下你桌子上的石头。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手指已经碰到了一种坚硬的材料——石头。它摸起来很冷，也许还很潮湿。但是，触摸这块特殊的石头是否让你接触到了世界的物质性？难道没有什么物质没有被锁在像石头这样坚实的、有形的物体中吗？难道我们真的要相信，位于这些物体两边的任何东西都是非物质的，包括提供行动自由使你能够伸手触摸它们的空气，更不用说手指本身——以及推而广之，身体的其他部分，难道手指不是由头脑遥控操作的？你呼吸的空气是头脑中的乙醚，而你的手指只是想象中的幻影吗？当然，吉布森的整个观点是，表面将一种物质（如石头）与另一种物质（如空气）分开，而不是将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分开。正是因为这种对材料的强调，吉布森淡化了任何关于世界的物质性的概念。

想象一下，你是一种像鼹鼠一样的穴居动物。你的世界将由走廊和巢穴组成，而不是人工制品和纪念碑。这会是一个有外壳的世界，它的表面围绕着介质，而不是一个其内的客观物体（detached objects）被它围绕的世界（Gibson 1979, 34）。我想知道，如果鼹鼠被赋予了和人类一样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它们是否可以拥有一种物质文化。受过人类学训练的、具有哲学倾向的鼹鼠无疑会坚持认为，世界的物质性不是在文化上建构（constructed）的，而是在文化上发掘（excavated）的——当然，并不是在考古学的意义上，即恢复以前的客观的、坚实的物体（objects），这些物体后来被埋在地球的物质实体（substance）中，而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事物的形式是从内部掏成的，而不是从外部施加的。在它们的眼里（如果它们能看见的话），所有物质的东西都将存在于文化的事物之外，在它们面向内在的表面的远端。因此，这些事物在鼹鼠文化中只能作为物质的缺席而存在，不是作为具体的物体，而是作为外在的拥有大量空白空间的体积（as externally bounded volumes of empty space）。那么，物质文化的观念将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这个例子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北美和中美洲、近东和中东、中国和澳大利亚，人类都在洞穴或其他地下住所安家，往往在裸露的岩石上雕刻出精心设计的相互连接的房间和通道系统。即使在今天，估计仍有500万个洞穴住宅在使用，其中绝大部分在中国（Mulligan 1997, 238-40）。然而，其居民的世俗活动对我们既定的思维类别造成了破坏。我们说房子是建造的，但你能“建造”一个山洞吗？无论是建造还是挖掘，都可能涉及许多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建造者建造的是一座大厦，是他劳动的纪念碑，而当山洞完工时，所创造的似乎只是一个没有家具的体积。事实上，许多洞穴住宅都包含了建筑元素，例如，在岩壁从平地升起时，可以从岩壁上建造出一个有屋顶的正面。其结果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而不是一个奇特的杂合结构。这种思维方式一定有问题，它迫使我们只把房子的一半积极地当作物质对象，而把另一半消极地当作地上的洞。我们需要一种另类方法。

问题的根源再次在于从物质材料到物质性的滑落。正是这一点导致我们认为，人类在进出门的时候，是交替地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的内部和外部。这就好像世界是一块瑞士奶酪，充满了孔洞，但还是包含在其外在表面的包围之中。然而，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既没有内部的洞，也没有外部的表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表面，具有不同程度的稳定性和渗透性。但正如吉布森所表明的，这些表面是一种材料和另一种材料之间的交互界面——例如岩石和空气之间的交互界面——而不是什么是材料和什么不是的界面。我可以触摸岩石，无论是洞壁还是脚下的地面，并由此获得对岩石作为一种材料的感觉。但我不能触摸岩石的物质性。简而言之，物质性的表面是一种幻觉。我们无法触摸它，因为它不存在。像所有其他生物一样，人类并不存在于物质性的“另一面”，而是在物质材料的海洋中游泳。一旦我们承认我们的沉浸（immersion），这个海洋向我们揭示的不是不同色调的物质的平淡无奇的同质性，而是一种流动，其中最不同种类的材料——通过混合和蒸馏、凝结和分散、蒸发和沉淀的过程，不断地生成和流转。事物的形式，远不是从外部强加在惰性基底上的，而是在这股物质潮流中产生并被携带走的——事实上我们也是如此。就像地球本身一样，每一个固体的表面只是一个地壳，或多或少是一个生成运动的短暂的凝结物。

当它们在这个物质材料的海洋中游动时，人类当然会在它们的转变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其他种类的生物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人类接替了非人类的工作，例如，人类提取蜜蜂分泌的蜡来制造蜂巢的细胞壁，以进一步用于制造蜡烛，作为油漆的成分（与亚麻油、蛋黄和其他许多混合物一起），作为防水的手段和皮革制品的硬化剂。另一个例子是丝绸的生产，它始于蚕幼虫的腺体对桑树叶的消耗。幼虫的腺体所分泌的液体与空气接触后变硬，形成丝状物，它用这些丝状物结成茧。为了制造丝绸，从几个蚕茧中抽出的丝线被解开并卷在一起，形成了具有非凡强度的纤维。然后是虫胶（shellac），法国抛光剂的一种基本成分。这种材料来自原产于印度的漆树昆虫（lac insect [Coccus lacca]）的分泌物。这些分泌物形成一层保护膜，覆盖在昆虫幼虫定居的整个树枝上。采集这些树枝，并通过在水中煮沸来去除和净化漆。漆本身是不溶解的，通过蒸发浓缩，并拉伸成片状，冷却后会变硬（Hodges 1964, 125, 162-64）。

昆虫是动物界中最多产的材料生产者之一，后来被人类所利用，但这种材料的全部清单几乎是取之不尽的。作为一个小例子，让我们来看看以下游牧民族在制作帐篷时传统使用的材料清单（转述自Bunn 1997, 195-97）：

植物也为进一步加工和转化提供了无尽的材料来源。例如，我们只需列举所有可以从树木中提取的不同材料，包括木材、树皮、树液、树胶、灰、纸张、木炭、焦油、树脂和松节油。其他开花植物和草为我们提供了棉花、亚麻、黄麻和纸莎草。荨麻仍然广泛地生长在英国，因为其茎部的纤维在中世纪被用来做弓弦。

许多常用的材料都是由来自各种不同来源的成分的直观上不太可能的组合而来的。这里有两个来自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的例子。第一个是16世纪英国用于灰泥工程的材料。石灰的基本成分与以下主要来自动物的材料混合：”猪油、公牛血、牛粪、麦芽汁和鸡蛋、麦芽汁和啤酒、牛奶、麸皮、酪乳、凝乳[和]皂化蜂蜡”（Davey，引自Bunn 1997，196）。第二个例子是墨水，这是中世纪抄写员的一种基本材料。人们使用两种墨水，一种由油烟与胶水混合而成，另一种从12世纪开始普遍使用，其主要成分是橡木苹果（the oak apple）。这是一种圆形的、大理石大小的肿瘤，经常生长在橡树的叶子和树枝上。它是围绕着在树芽中产卵的瘿蜂（gall）的幼虫形成的。

橡树瘿：橡树瘿是在叶子和树枝上发现的异常植物生长，由小橡树瘿蜂产生。虫瘿的形状多种多样，从球形、瓮形、星形到模糊。虫瘿内有昆虫的卵和幼虫。虫瘿由植物材料制成，颜色有黄色和绿色，随着发育的继续，变成棕褐色。一旦成虫出现，虫瘿最终会变成褐色并死亡。

橡树瘿（oak galls）被收集起来，压碎，煮沸或注入雨水（或白酒醋）中。另一种主要成分是绿巩（Copperas），由铁土中的水分蒸发而成，或者将硫酸倒在旧钉子上，过滤液体并与酒精混合。将铜液加入橡树瘿药水（the oak-gall potion）中，用无花果树的棍子彻底搅拌——这具有将溶液从淡褐色变成黑色的效果。最后，加入阿拉伯胶——由相思树干涸的汁液制成——以增稠混合物（de Hamel 1992, 32-33）。抄写员们（scribe）现在有了墨水，但当然还需要一支笔，用鹅、乌鸦或乌鸦的羽毛制成，以及用小牛或山羊的皮经过漫长的程序制成的羊皮纸（同上，8-16，27-29）。

现在，只要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物体的物质性上——也就是说，集中在使事物具有“事物性”（thingly）的因素上[3]——我们就不可能去追踪那些汇聚在建筑的灰泥表面或手稿的页面上的多种生长和转化的轨迹。这些轨迹只是被扫到了一个普遍化的基底（generalized substrate）之下，据说一切事物的形式都是在这基底之上被强加或镌刻的。在从物体的物质性到材料的属性，敦促我们退后一步的同时，我建议我们掀开地毯，在它的表面下揭示出一个复杂紊乱的网络，其中——在无数其他东西中——橡木瘿蜂的虫子与旧铁器、洋槐树汁、鹅毛和小牛皮混在一起，加热石灰石的残留物与猪、牛、母鸡和蜜蜂的排放物混合。因为诸如此类的材料并不是作为某种共同的本质——物质性（materiality）——的符号（tokens）出现的，也并不由它赋予每一个世俗的物体以其固有的“事物性”（thingliness）；相反，它们（这些材料）参与了世界不断生成和再生的过程，其中诸如手稿或房屋门面的东西是无常的副产品（次生的）。因此，随便再举一个例子，煮鱼骨会产生一种粘性材料、一种胶水，而不是被粘在一起的东西的一种具备鱼腥味的物质性。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对所谓物质文化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消费过程而不是生产过程（Miller 1995；1998b，11；不过，见Olsen 2003，91-94的批评意见）。因为这样的研究把一个物体的世界作为他们的出发点，这个世界仿佛已经从材料的流动和它们的转变中结晶出来了。在这一点上，材料似乎消失了，被它们所孕育的物体所吞噬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把材料描述为“生的”，而不是“熟的”——因为当它们凝结成物体时，已经消失了。从此以后，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物体本身，而不再是由它们组成的材料。就像我们的物质性卷入（material involvement）只有在房子正面的灰泥已经变硬，或者书页上的墨水已经干了的时候才开始。我们看到的是建筑，而不是墙壁上的灰泥，看到的是文字，而不是书写它们的墨水。当然，在现实中，这些材料仍然存在，并继续混合和反应，就像它们一直做的那样，永远威胁着它们所组成的事物去溶解，甚至“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石膏会碎裂，墨水会褪色。经历着退化、腐蚀或磨损，然而，这些变化——物体在“完成”后所经历的变化——通常属于使用阶段而不是制造阶段。作为事物的底层，材料可能躺在低处，但从未被完全压制。尽管馆长和保护者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任何物体能永远存在。从长远来看，材料总是不可避免地胜过物质性。

图2：梯（木制，四米高，日本Biwa湖拍摄），来源于大卫·纳什，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这是雕塑家大卫·纳什（David Nash）作品中的一个主题。他用未经处理的木材制作盒子、梯子和椅子等东西，让木材在它曾经是树干或树枝的生命之外继续生存，而不会与它的树根失去联系。例如，观察纳什的一个梯子，木材似乎从它制成的东西中走出来，而不是像陈列室中工厂制造的同类产品那样退到舞台后面。我们看到的是被制成梯子的木材，而不是用木材制成的梯子。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木头——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分裂、翘曲和开裂，最终沉淀为与雕塑家最初的干预所赋予它的形状完全不同。纳什说：“我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过程中”（引自Warner 1996, 15），“让作品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在形式的表皮下，物质实体仍然是活的，并且会随着它的成熟而重新配置（reconfiguring）表面。但是，在把木材当作有生命的材料而不是死物（dead matter）时，纳什只是让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前辈在第一次创造“material”一词时已经知道的东西，这个词是从拉丁文mater延伸而来，意思是“母亲”。正如尼古拉斯·艾伦（Nicholas Allen）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个词“有一个复杂的历史，涉及女性性别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木头......它是或曾经是活的”（Allen 1998, 177）。在这种原始意义上，材料远不是现代思想所设想的那种无生命的东西，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world-in-formation）的积极成分。无论哪里有生命存在，它们都在无情地移动——流动、刮擦、混合和变异。所有生物体的存在都是在它们的身体物质和介质的流动之间的这种无休止的呼吸和新陈代谢的交流中进行的。没有它，它们就无法生存。这当然适用于我们人类，也适用于其他种类的生物体。与所有陆生脊椎动物一样，我们需要能够呼吸。

然而，在物质文化理论家所设想的固体物体的世界里，材料的流动是被扼杀和静止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所有材料都被锁在事物里，无法呼吸。事实上，无论是生命本身，还是依赖于它的任何形式的意识，都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个世界被物质性的死手扼杀了，只能在理论家的梦中通过变出一种神奇的心灵尘埃来恢复生命，这种尘埃洒在它的成分中，被认为能使它们物理性地运动起来。它在文献中被称为能动性，并被寄予了巨大的期望。我们被告知，行动是跟随能动性的，就像效果跟随原因一样（Gell 1998, 16）。因此，人们被认为有能力行动，而不仅仅是被行动，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些这种能动性。没有它，他们就只是物。然而，同样的道理，如果想象力赋予事物以能动性，那么它们就可以开始像人一样行动。它们可以“反击”，诱使周围的人做他们可能不会做的事。在近年来出现的关于物质性的最原始和最具挑衅性的讨论中，皮特·佩尔斯（Peter Pels）将这种论点的逻辑描述为万物有灵论：“一种说事物是有生命的方式，因为它们被外来的东西赋予了活力，一个 ‘灵魂’或......精神被制造出来居住在物质中”（Pels 1998, 94；原文强调）。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这种生命力的原则在这里被理解为赋予它的物质对象之外的东西。

然而，按照佩尔斯的说法，还有一种理解事物如何反作用的方式。这就是说，使它们活跃起来的精神不在（in）质料（matter）之中，而属于（of）质料。这样，我们就不会超越物体的物质构成来发现是什么让它们运转；相反，能动性的力量在于它们的物质性本身。佩尔斯将这种另类逻辑描述为物恋主义（fetishist；拜物教）。因此，物恋是一个凭借其纯粹的物质存在而影响事务（affairs）进程的对象（1998, 94-95）。我相信这个论点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只带我们走了一半。一方面，它承认了材料的积极力量，它们有能力从由它们制成的事物中脱颖而出。然而，它仍然被困在一种将心灵和物质对立起来的话语中，由此无法支持材料的属性，只能涉及到作为物体的固有物质性的各方面。因此，佩尔斯赋予物恋一种杂合品质——它同时建立和破坏“我们的自我和我们周围的事物之间、心灵和质料之间的感官边界区”（同上，102）——实际上是错误地认为材料的活性属性是物体的物质性的力量的产物。然而，纳什的梯子却并没有什么杂合性。就像来自的地面上的活树一样，它所居住的边缘地带不是质料和思想之间，而是物质实体和介质之间。木头是有生命的，或者说“呼吸”，正是因为材料在其表面的流动。

那么，把事物带入生活，不是给它们添加能动性，而是把它们恢复到它们存在（being）和继续持续生存的物质世界的生成性流变（generative fluxes）中。这种观点，即事物在生命之中，而不是生命在事物之中，与传统人类学对万物有灵论的理解截然相反，佩尔斯 （1998, 94） 援引了泰勒（Edward Tylor）的经典著作，根据这种理解，它需要将生命、精神（spirit; 灵）或能动性归于真正惰性（inert）的物体。然而，它与文献中经常被认为具有万物有灵论宇宙观的民族的实际上的本体论承诺完全一致。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存在这样的物体。物体是有生命的和活跃的，不是因为它们拥有灵——无论是在质料中还是属于质料——而是因为它们组成的物质实体继续被周围介质的循环所吞没，这种循环交替预示着它们的解体，或者——与有生命的生物一样——确保它们的再生。灵是这些循环流的再生能力，在生物体内，这些循环流被捆绑成紧密编织的束状物或异常复杂的组织。所有的生物体都是这种束状物。剥去物质的外衣，它们不是作为静止的物体被揭示出来，而是作为活动的蜂巢，随着维持它们生命的材料流（the flow materials）而跳动。在这方面，人类也不例外。首先，它们是生物体，而不是一团固体质料，加上一点心智（mentality）或能动性来使它们活跃起来。因此，他们在材料的流动中诞生和成长，并从内部参与它们的进一步转化。

如果像我所建议的那样，我们要把注意力从物体的物质性转向材料的属性（properties），那么我们就会留下这样的问题：

这些属性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谈论它们？设计理论家大卫·派伊（David Pye 1968，45-47）提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他关注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即每一种材料都有固有的属性，在使用中可以被表达或压制。这个想法经常被雕塑家和手工艺人使用，他们声称好的工艺应该“忠实于材料”，尊重材料的属性而不是粗暴地践踏它们。那么，假设我们采取一种金属材料，如铅。在其属性清单中，可以包括以下内容：延展性、重量、低熔点、对电流的抵抗力、对X射线的不渗透性、毒性。在这些属性中，前两项可能会被艺术地表达出来，但其他的则不能。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忠实于材料，那么，派伊问道，为什么我们应该满足于只选择铅的某些方面，而这些选择是由与之无关的考虑所决定的? 话说回来，有些材料在被加工时表现出的属性，一旦工作完成就会失去。在锻炉里烧红的铁具有蜂蜡的粘稠度，但如果铁匠试图使其柔软和有弹性，那么铁冷却后的结果就会精确地表现出 现在 坚硬的材料所不再具有的那些特性。同样，圆形的陶罐是在材料潮湿、柔韧的情况下形成的，很难说能表现出粘土在窑中烘烤后的脆性。我们也不能否认卓越的工艺，雕刻家大师可以把最坚硬的石头塑造成柔软光滑的表面，就像丝绸或婴儿的皮肤一样。

基于这些理由，派伊认为，艺术家或手工艺人所要表达的其实不是材料的属性，而是它们的品质（qualities）：

那么，断言一个雕塑是好的，因为它显现出石头的石性（stoniness），虽然这并不能根据石头本身的任何客观属性来证明。它只是揭示了我们自己的个人偏好，即我们喜欢在其中看到的品质。当然，对于我们用来制造东西的材料，我们可能持有这样的偏好，这是事实。同样真实的是，这些材料可能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以测量诸如密度、弹性、抗拉强度、热导率等属性。对于一个开始设计结构并决定使用何种材料的工程师来说，这种测量——在目前的科学和仪器设备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做到准确和客观——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它们产生的知识与石匠、铁匠、陶匠或木匠的知识相差甚远，后者来自于一生与材料打交道的经验。这是一种源于感官知觉和实践参与的知识，而不是来自于思想与物质世界——回顾伦福儒（2001）的“物质参与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而是熟练的实践者参与到一个材料的世界中。

区分物质世界（the material world）和材料世界（the world of materials）似乎有些迂腐，但这种区分对我的论点至关重要。派伊在属性和品质之间的二分法的问题在于，它把我们直接带回了我们的调查开始时的心灵和质料的两极分化。对派伊来说，材料是质料的种类——也就是说，是世界的物理构成，因为它是独立于其居民的存在或活动的。因此，它们的属性是材料的属性，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与思想想象性地投射到它们身上的品质相对立。在吉布森之后，我选择不关注质料本身，而是关注物质和介质，以及它们之间的表面。[4]  对吉布森来说，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不是物理或物质世界，而是环境（environment）。物理世界存在于（exists）其本身，而环境是一个不断展开（unfolds）的世界，与在那里谋生的生物有关。它的现实不是属于（of）物质对象，而是来自（for）它的居民（Gibson 1979, 8；见Ingold 1992）。简而言之，它是一个材料的世界。而随着环境的展开，它的组成材料现在不存在（not exist）——就像物质世界的物体一样——而是发生（occur）。因此，材料的属性，被视为一个环境的组成部分，不能被确定为事物的固定、基本属性，而是过程性（processual）和关系性（relational）的。它们既不是客观决定的，也不是主观想象的，而是实践中体验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属性都是一个浓缩的故事。描述材料的属性就是讲述它们在流动、混合和变异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

这正是克里斯托弗·蒂利（Christopher Tilley）在他的《石头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stone，2004）一书中所做的。蒂利在书中重点介绍了大量的石头或岩石的纪念碑，如布列塔尼（Brittany）的中石器时代的石柱，新石器时代马耳他（Malta）的神庙建筑和瑞典南部的青铜时代的岩石雕刻——蒂利非常关注石头作为材料的属性。他展示了石头的“石性”，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不是恒定的，而是随着光线或阴影、潮湿或干燥，以及观察者的位置、姿势或运动而无休止地变化。为了描述石头的属性，他必须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天气条件下，在每个纪念碑的周围或上方行走，或在其中爬行，跟随这些变化。然而，矛盾的是，他的书名让我们从作为材料的石头回到了石头的物质性。在这个过程中，石头立刻被景观所吞噬，而景观的表面不是地球和空气的界面，而是自然和文化、物质世界和思想世界的界面——“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但还是两面（Tilley 2004, 220；见Ingold 2005b）。我认为，这种悖论继续渗透到物质文化的研究中，将材料的属性转化为事物的物质性。在这篇文章中，我的请求是，我们应该扭转这一趋势，并再次认真对待材料（take materials seriously），因为一切都由它们构成。

图3 （译者描述：在阅读之后，已经干掉的石头）

现在回到那块石头上，它在你阅读时一直安静地坐在你的桌子上。在你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它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覆盖它的水已经蒸发了，现在表面几乎完全干燥。可能仍有一些潮湿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可以从表面的深色中立即辨认出来。虽然石头的形状保持不变，但其他方面看起来很不一样。事实上，它可能看起来很沉闷，令人失望。被潮水冲刷过的鹅卵石也是如此，一旦干透，它们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有趣了。尽管我们可能倾向于说，沐浴在水分中的石头比沐浴在干燥空气中的石头更“石性”，但我们也许应该承认，它们的外观只是不同而已。如果我们拿起石头感觉一下，或者用石头敲击其他东西发出声音，这也是一样的。干石头的感觉和声音与湿石头不同。然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石头的物质必须沐浴在某种介质中，因此，除了它被卷入其表面、物质实体和介质之间的互换的方式之外，没有办法理解它的石性。就像纳什的未干燥木材雕塑一样，尽管速度更快，但石头在干燥过程中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石性并不存在于石头的“本性”中，也不存在于它的物质性中。它也不仅仅是在观察者或实践者的头脑中。相反，它是通过石头参与其总体环境（total surroundings）——包括你，观察者——以及从它参与生命世界潮流的多种方式中出现的。简而言之，材料的属性（properties；事物本质的特征）不是attributes（属性，品质；赋予事物的品质），而是histories（历史）。

鸣  谢

本文由最初作为阿伯丁大学高级本科生课程的一部分所做的讲座演变而来，内容关于“4 As”。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建筑，我很感谢参加该课程的学生提供的一些鼓舞人心的反馈。早期的版本在2004年12月格拉斯哥大学的理论考古学小组会议上提出，随后在2005年11月奥斯陆大学举行的社会和文化中的物质性研讨会上提出。我感谢这两次会议的与会者，以及2006年2月与我讨论该论文的斯坦福大学考古系的工作人员和学生，感谢他们的有益评论。我还要感谢编辑和两位匿名审稿人的精彩建议。

注  释

[1]  我赶紧补充说，当然，考古学的大部分内容正是致力于研究物质材料和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的方式。甚至在人类学中，也有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民族志工作。我想说的是，这些工作似乎并没有对物质性和物质文化的文献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那些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物质材料研究中的学者来说，这些文献更像是一条进入理论的逃亡之路——我承认，我自己以前也曾使用过。因此，我的论点既是针对我自己的，也是针对其他人的，而且是试图克服理论和实践工作之间的分歧的一部分。

[2]  我并不打算对赫瑟林顿的论点进行全面的批评，他的论点主要集中在其他地方。无论如何，我同意它的大部分内容。我在这里引用它只是为了说明物质性概念在这类论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典范。   

[3]  尽管很模糊，但这是我能得到的最接近物质文化学生的定义，即在我读过的文献中，物质性实际上是指什么。例如，在寻找“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在哲学和科学上被边缘化的原因时，奥尔森问道，为什么研究会忘记或忽视“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物质和 ‘事物性’（thingly） 的组成部分”（2003, 87）。

[4] 我发现吉布森的三分计划是思考栖居环境的一个有用的出发点。但它绝非没有问题，我已经开始在其他地方解决这些问题（Ingold 2005a; 2007）。

关于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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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吴佩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