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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Marilyn Strathern, 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 Berkeley, Calif.: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译 者
牧 华
译 导
inroduction的第一篇；一些斯特拉森对民族志的观点随着这篇开始清晰，令人惆怅。
译文说明：（1）去除了英文原文；（2）明确中文风格，使用符合中文的标点符号；（3）加入颜色上的文本单位的区分：橙色为译者标出的翻译原文和注释，绿色为原作者的引与注；（4）所有其余的加粗、斜线或其它符号都忠实原文。
对于一个社会人类学家来说，他或她可以想象人们没有社会，这听起来可能很荒谬。然而，本书的论点是，无论"社会"这一概念对分析多么有用，我们都不会通过诉诸本土的对应概念来证明使用这一概念是合理的。事实上，人类学家是最不应该考虑这种道理的。接受过西方传统训练的学者不可能真的指望找到其他人来解决西方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同样荒谬的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想象那些不属于这一传统的人会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的哲学精力集中在诸如它与某一个体（the individual）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等问题上。
然而，这也是人类学取径研究美拉尼西亚民族和文化的一个重要假设。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们丰富的礼仪（ceremonial）和仪式（ritual）生活，以及某些地区丰富的政治生活所受到的关注。例如，观察者们将入会仪式（initiation rites）视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它将大自然的产物转化为文化塑造的产物。而这一过程是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理解的：就男性的入会仪式而言，有人认为，男性文化地完成了由女性开始的、甚至可能自己就能，自然地，完成的事情（男孩的成长及其成年角色的获得）。同样，也有人认为，政治活动是出于对凝聚力（cohesion）的需要，其结果是形成了区域一体化（areal integration）的社会结构，克服了个体们（individuals）的离心倾向（centrifugal inclinations）。因此，社会控制、群体融合（the integration of groups）以及促进社会性（ the promotion of sociability）本身都被解读为人们参与礼仪交换的原因。然而，我并没有抛弃这些理解框架，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框架所带来的好处。它们所认可的社会观与人类学研究的动力本身息息相关。但这种动力本身就来自西方创造世界的方式。我们不能指望在每个人创造的世界们中找到这样做的道理。
对于许多研究目的而言，这种思考可能并不重要。但对于我们研究人类创造（creations）的方式来说，它一定意义重大。本书的民族志旨趣之一是仪式，这种仪式通常被认为是通过"象征性"（symbolic）行为构成的。在此过程中，我建议用类似的术语来理解政治活动。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及其在描述社会生活时对某些特定利益的认可来看待所有此类活动。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使我们能够想象美拉尼西亚人可能面临的各种利益问题。此外，将这些利益分开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该地区的许多象征性活动都运用了性别意象（gender imagery）。何况西方形而上学也是如此，那么在诠释（interpretation）男女关系时就有可能出现文化上的双重失误。
危险不仅源于西方性别意象赋予这种或那种活动的特殊价值（the particular values），还源于对社会性质的基本假设，以及如何将这种性质作为知识的对象（an object of knowledge）。只有通过刻意的选择，来颠覆这些假设，"我们"（we）才能窥见"他者"（other）假设的模样。本书以我们（we）/他们（they）为轴心，通过内部对话，在自身语言的限制下，刻意尝试实现这种瞥见。我的意图并非居高临下。
毫无疑问，说比较法在美拉尼西亚失败是夸张的，尽管这种说法有一种特别的意味，因为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a whole），尤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个实验天堂。人们认为，将众多不同的社会紧密地并置（juxtaposition）在一起，可以将变量的变化效果（changing effect）记录为适应性的渐变。然而，除了少数几个案例之外，很少有写作者单独尝试进行系统的比较。
值得注意的例外包括布朗（Brown，1978）对高地社会、文化和生态体系之间相互联系的研究，以及鲁贝尔和罗斯曼对作为系统转换（systemic transformations）的交换关系结构模型的研究（Rubel and Rosman，1978）。格雷戈里（Gregory，1982）将经济系统和亲属关系系统的比较归入政治经济类型的一般性说明中：作为一般性阶级（class）或类型（type）成员的每种变体也验证了分类（classification）的实用性。这三部著作都涉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唯一一部涵盖美拉尼西亚的综合性著作仍然是Chowning（1977）的民族志概述。除巴布亚新几内亚外，Allen（1981；1984）对美拉尼西亚岛屿进行了比较研究，重点关注政治团体和政治领导。他的研究方法与更常见的研究策略重叠，即对个别主题进行研究，如亲属关系术语、男性入会仪式、仪式化同性恋（ritualized homosexuality）、贸易和交换以及库拉交换制度。[1] 关于所有这些主题的论文集已经出版（Cook and O'Brien, eds. 1980; Herdt, ed. 1982c; 1984a; Specht and White, eds. 1978; Leach and Leach, eds. 1983）。[2] 在这里，一段段民族志被并排摆放，分析范畴部分来自于对每个案例的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进行了修改。这种做法现在很常见，邀请了不同的作者来撰写文章：收集文章的形式使每个独特的案例都能通过一个独特的民族志学者的视角来呈现。
如果说所有这些都有失败之处，那就是原始民族志（the original ethnographies）的整体性（holism）。这些比较研究操练（exercise）必然要借助于特定的民族志专著，而我认为，这些专著数量少的一个原因是对这些原始资料的丰富性和总体性（totality）缺乏信心。
美拉尼西亚得天独厚，不乏优秀作品。这种情况几乎与莱辛（Lessing）笔下《西里安实验》（The Sirian Experiments）的作者所面临的情况一样：探究的结果已经明确，必须找到的是追求的理由。[3] 我们掌握了大量关于这些特定文化和社会独特性（distinctiveness）的信息，但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获得这些信息。因为专著的整体性依赖于其内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会让人产生一种自主知识和自有道理的感觉。因此，这些出现在被写作出的个别专著中的术语们的不一定能被提供给比较研究操练。事实上，有趣的是，美拉尼西亚学家目前正在转向历史记述（historical accounts）的可能性，因为历史将各种事件和社会形式联系起来，同时又保留了它们的个性（individuality）。也许，对历史的理解将为确定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思路。
最后一个小节来自Beer（1983）的双重研究，一方面是达尔文对他所感知的生命形式之间联系的叙述，另一方面是十九世纪小说家将小说作为刻意构思的叙述方式，使之成为对生命和成长的评论。她写道，达尔文希望明确复杂性，但又不试图简化复杂性。他在其语言的丰富性（profusion）和多义性（multivocality）中保留了现象的多样性和多重性特征。正如她所说，他的理论 "解构了任何将自然世界诠释为与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理解相称的构想（formulation）"（1983:107）。
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是他[达尔文]需要隐喻（metaphoric）的另一个原因，他有时还需要强调它的被转置性（transposed），即隐喻与它所代表的现象学秩序（phenomenological order）之间不精确、不可数的关系和应用。这种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被刻意限制在"方便"（convenience）的范围内，并不试图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公正（just）或完满（full）的等价物。(1983:101)
我本人所关注的并不是历史，而是由此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或许能将分析作为一种方便的或有控制的虚构（fiction）。
无论人类学家对他们的研究发现持怎样的临时性和试探性态度，分析所采取的系统性形式都是其自身的敌人：
我们将我们科学的传统秩序和法则（regularities）应用于现象世界（"自然"），以便对其进行合理化和理解，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科学变得越发专业化和非理性。在简化自然的过程中，我们承担了其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则成为我们意向（intention）的内在阻力。(Wagner 1975:54，原文着重号）
当现象的研究主体是人类时，情况尤其如此。分析性语言似乎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远离它试图描述的世界们的"现实"（realities），尤其是远离人们自己描述这些世界的语言们。因此，找出这些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似乎是分析的发明，是创造更多的数据以使其工作更有成效。故而，整个人类学研究操练都有一种内在的人为感，这就促使人们提出了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即我们应该做的是简化，恢复直接理解的清晰度。但是，这又回到了 Beer 认为达尔文在叙述生命形式的发展时试图避免的问题上。
19世纪模式的有机主义小说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既是一种整体性也是一种分析性隐喻。它允许对总体性们（totalities）及其要素进行探索，但不否认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也不把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放在首位"（Beer 1983:108）。今天，人类学家还可以借鉴其他隐喻：传播场域（communicational field）、生态系统、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甚至结构，所有这些都为事件和关系的相互联系构建了全球背景。它们的危险在于使系统看起来成为被审查的主体，而不是审查的方法。现象似乎被系统学所包含或涵括，因而其本身也是系统性的。因此，我们发现我们被纠缠于世界体系们及其深层结构，并（开始）担心它们存在于现象本身的"层面"（level）。
在此，我采用另一种模式来揭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种模式可以展示出它们是如何唤醒或引出一种分析形式的，这种形式不会假装与它们相称，但，却能显示出类同程度的复杂性。正是为了这个虚构的成果，我试图赋予分析的语言一种内部对话。
我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我将持续论证我所确定的前提，这些前提是许多关于美拉尼西亚（当然并不局限于美拉尼西亚）的著作所依据的。这些前提属于一种特殊的知识和解释的文化模式。其次，我从未想象过我能从这种模式中解脱出来：我只能让人们看到它的运作。为此，我利用了它自身的反思潜能。因此，我的叙事工作是通过各种关系或对立来进行的；在 我们/他们 的轴线上，我加入了 礼物/商品 和 人类学/女性主义 的观点。请允许我详细说明这一点。西方与美拉尼西亚（我们/他们）社会性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女性主义的见解推广到美拉尼西亚的案例中；人类学/女性主义观点之间的差异意味着，人类学家构建的美拉尼西亚知识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礼物/商品之间的差异被扩展为一个隐喻基础，在此基础上，差异本身可以被理解为并用于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目的，尽管它仍然植根于西方形而上学。虽然三者都是虚构的，但也就是说，对立严格地在情节范围（confines of the plot）内起作用，而选择它们的文化原因则在研究操练（exercise）之外，因为研究操练本身并不比它的（研究）主体更无背景（context-free）。
比较程序是对不同社会的变量进行研究，通常会去掉本地建构的语境化，以便使用受语境限制的分析建构。对象征系统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问题。如果理论兴趣指向观念（ideas）、图像（image）和价值观（values）在本地语境化中的方式，那么去语境化就行不通了。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分析的一般性。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想象可以用本土概念取代外来概念；相反，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本土概念产生的特定语境，传达本土概念的复杂性。因此，我选择通过揭示分析性建构（analytical constructs）的语境化性质来显示本土建构的语境化性质。这就要求将分析性建构本身置于产生这些建构的社会之中。当然，对于该社会的成员来说，这种假设的揭示意味着目的或利益的揭示。
就第三种虚构而言：对人类学建构保持距离的一种可能性在于女性主义学术所提供的那种批判。这种批判包含了明确界定的社会利益，从而为人类学家的观念背景及其利益提供了间接的评论。这些既包括社会科学调查的公认前提，也包括学术实践本身的特殊限制，包括其文学形式。我将人类学概念与来自学术话语领域的观念和建构并置，正是为了不断提醒人们注意这些西方学术利益，人类学概念与学术话语领域的观念和建构既有重叠，也有冲突。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作为虚构来维持的，这仅仅是因为我将独特的"女性主义"和独特的"人类学"声音区分开来并加以客观化。双方提供的材料范围都相当有限。但这种限制部分是由于我试图提供人类学与女性主义观念交织的某种历史，尽管这里没有任何线性的东西。在思想之间的交叉和阻隔中，我们会遭遇各种重复和矛盾，这不仅模仿了社会生活，也模仿了我们描述社会生活的杂乱无章的方法。此外，它们之间的接近性也作为一种虚构在本报告的叙述形式（"分析"）中得以延续。一个强大的女性主义传统，尤其是在欧洲大陆（e.g., Marks and de Courtrivon 1985），会认为这颠覆了女性主义写作的独特目标（另见Elshtain 1982）。事实上，尽管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许多公理（axioms）似乎与人类学的公理具有连续性，但其不同的目标表明，首先是不同的目的激发了调查研究。它的辩论并不是以人类学术语为基础的，因此既尴尬又有趣。因此，就人类学而言，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其前提的相对自主性：两者都为对方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距离。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互通性。
理想情况下，跨文化研究操练也应如此，因为不能假定"他们的"（their）环境与"我们的"（ours）环境具有可识别的等同性。需要分析的正是"他们的"社会行动背景。这就是那些看起来自给自足、自圆其说世界的整体性专著的研究主体。要超越它们，只能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前进，即开启“我们”（our）自己的自我参照策略（self-referencing strategies）。
对于许多人类学而言，包括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内，象征/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在被视为社会秩序或社会的语境中是可领会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本人将"（社会）结构"，即构成社会的角色和地位（position），与"文化"，即社会成员了解自身的标记（tokens）和信号（signals），区分开来。盖纳（Gellner）认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这一特殊构想可以让我们"问一问，是什么样的结构导致了或不导致对文化的自我觉知的崇拜"（1982:187）。对于作为一个概念化整体的"社会"，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自我描述会包含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的一个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然而，如果我们假定研究对象是"所有这一切都铭刻在其伴随着熟悉环境的熟悉关系中，带着对社会世界的毫无疑问的理解，根据定义，它并不反思自己"（Bourdieu，1977:3，着重号去掉），那么这个问题就显得荒谬了。这就好比要求被作者的情节联系起来的人物必须接受该情节的观念。因此，在许多人类学对象征形式的调查研究中，人们很容易认为"社会"是他们自己的，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当然，这种代表他人的假设也是代表"知道"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的观察者的假设。
Runciman 强调了这一悖论。毕竟，社会学解释说明的特点（他认为）是 "它需要引用那些行动者无法使用的理论术语"（1983:53）。例如，
要在第三种意义上理解古罗马作家的社会理论，就必须意识到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必要从我们现在认为是有限的、不具代表性的观点之外的任何角度来描述他们所生活的社会。(1983:53，原文强调）
Runciman 颠覆了公认的优先性，社会科学家通常认为他们工作的成果是解释说明。在报道和解释说明之后是描述。这就是他所说的第三种意义上的理解：尽可能多地传达有关事件的信息，让人们了解事件中的参与者是什么样的。事实上，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独特问题正是描述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而好的描述又必须以理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一些基本的观念体为描述的读者和观察者提供了接受它们的理由"（1983:228）。这就是为什么"描述所依据的概念不太可能是行为被描述的能动者（agents）所使用的概念"（1983:228）。然而，这种不可能的知识本身必须经过预谋才能传达。第三种理解包括其自身与其对象的差异感。如果我的目标是充分描述的综合目标，那么我的分析就必须为此而故意虚构。
因此，我关注的不是阐明当地事件和行为的具体背景，而是阐明这些背景本身的一般性背景：美拉尼西亚社会性的独特性质。被美拉尼西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一般性背景只能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证据必须依赖于特殊性，但对特殊性的利用是综合的。倘若如此，布局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比较程序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同时，从更大的系统化转向更多的民族志细节显然是自取灭亡。相反，我希望受女性主义启发的学术研究的外来干预将有助于理解美拉尼西亚人关于互动和关系的一般观念，而这些观念显然不能还原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观念。这些背景应进行对比，而不是混为一谈。至少，正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前提应能阻止我们以任何公理的方式理解这些前提。
我们最初只能开出一剂药方：打破美拉尼西亚比较人类学目前僵局的一剂良方，或许是减少我们对自身表征/再现策略的沉溺，让我们不再以某些方式思考世界。至于哪种方式是有益的，这取决于我们的目的。"社会"这一概念本身作为一种组织的隐喻，组织了人类学家的许多思考方式，因此它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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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注 释
[1] H.怀特海（Whitehead）对新几内亚各种生殖崇拜（fertility cultism）的探讨已经出版（American Ethnologist ，1986 ）。在高地地区，Feil 和 Lederman 正在编写比较历史；James Weiner 正在编写一本以南部高地/巴布亚高原为重点的地区论文集。
[2] 最近出版的文集包括关于概念的概念的《人类》（Mankind）特刊（Jorgensen 编，1983 ）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刊（Gardner 和 Modjeska 编，1985）；关于性敌对主义（sexual antagonism）的《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特刊（Poole 和 Herdt 编，1982 ）；以及关于历史和民族史的《大洋洲专论》（Oceania Monograph）特刊（Gewertz 和 Schieffelin 编，1985）。另见 A. J. Strathern 编，1982 年。
[3] 她小说中的天狼人不断征服和殖民其他星球，为自己的活动寻找目标。小说序言开头写道：
"我认为，我们现在对自己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个物种的看法很可能是不准确的，而且会让我们之后的人觉得我们的世界观不够充分，比方说，新几内亚居民的世界观在我们看来也是如此"（1981:9）。(1981:9）
事实证明，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不仅在于对世界的概念不完整，而且在于对利益的理解不完整。
下节预告
<负面因素：重新描述美拉尼西亚社会>；<超越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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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