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顯：拼贴（ブリコラージュ/Bricolage）、进化、米提斯（メーティス/Mettis）：文化与自然的统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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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贴（ブリコラージュ/Bricolage）、进化、米提斯（メーティス/Mettis）：文化与自然的统合

ブリコラージュ、進化、メーティス : 

文化と自然の統合

作者 / 出口顯

        译者 / 吴佩桦

原 文

「ブリコラージュ、進化、メーティス : 文化と自然の統合」『現代思想 増刊号 人類学の時代』、 151-169 頁、2017 年 2 月

讨论法国结构主义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然”是这里的一个课题，当时我想起了《忧郁的热带》（1955）中的以下一段话，

来源：（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2009，《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个构思，即动物也有二项式对立的识别和分类能力，如果艺术和神话也是基于二项式对立，那么象征性作品和动物的知觉是有连续性的，前者应该受到知觉所具有的形式框架的约束。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中，这种构思并不是随心所欲和微不足道的，从他毕生工作《神话学》的最后一本《裸人》的“终曲/终乐章”（1971）中再次论述可以看出。

在《终曲》和第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发表的《结构主义与生态学》（構造主義と生態学）等演讲中，人类语言和神话思维的特征——二项式对立（二项式识别，二项式编码/中文：二元运算子）已经出现在特定动物的传达方法中（蟋蟀鸣叫时，雄性远离其他雄性，通过逆转节奏呼唤雌性交配），动物的视觉机制（直接视觉的原料是简单/复杂，明/暗，从上到下的运动/从下到上的运动，直接运动/倾斜运动的二项式对立组成）和基因编码中，因此，智力/知性和感觉，精神和身体是连续的，神话的结构分析是在精神中可能的。列维-斯特劳斯说，这是因为标准已经在身体（自然）中[列维-斯特劳斯2010：858-869,1986：168-174]。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旨在将人类重新整合到自然中，并验证在精神中进行的智力活动与从这个世界开始就在身体（感觉器官）和外界中展开的作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列维-斯特劳斯1986：173]。在神话的结构分析中，外消旋体（ラセミ体）、量子论等被频繁提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但这种重新整合的尝试，在《神话学》之前难道就没有进行过吗？下面我们将讨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概念之一—拼贴（ブリコラージュ）。

拼贴一词的出现，是在题为“具体的科学”的《野性的思维》（1962）的第一章。结构主义风起云涌，《野性的思维》脍炙人口，与此同时，拼贴也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中耳熟能详的事物。

曾经被称为野蛮人或未开化民族的非西方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对动植物和自然表现出的思维定式（思考様式）被列维-斯特劳斯命名为具体的科学。为了表明其特征与支撑所谓近代科学的思维不同，他以拼贴为喻。在辞典的意义上，拼贴指的是“做各种费力的工作来维持生计，应急地进行改造或修缮”。

修补（ブリコレ/bricoler）这一动词，在古代被用于球类运动、打球、狩猎、马术，指的是球弹跳、狗迷路、马为躲避障碍物而偏离直线等非本质性的偶发运动。即使在今天，修补匠（bricoleur）也不是行家，而是指用现有的工具材料自己制作东西的人[列维-斯特劳斯1976：22]。

修补匠（器用人[日语：心灵手巧的人]/ブリコルール）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与工程师不同的是，对于每一项工作，如果没有按照其计划设计并购买的材料和器具，就无法着手。他使用的材料的世界是封闭的。游戏规则是“现有”（もちあわせ），即用当时有限的工具和材料的集合来解决问题。而且，现有的工具和材料杂乱无章。这是因为“现有”的内容构成与目前的计划和任何特定的计划都没有关系，是偶然的结果。因此，修补匠所使用的东西的集合并不是由某个计划定义的[列维-斯特劳斯1976：23]。

修补匠（器用人）所使用的材料集合，仅仅是根据材料性或者作为工具有用的潜在有用性来规定的。材料性也就是“还有什么有用的”这种潜在的有用性在“事物”（もの）中被发现是怎么回事呢？这意味着“事物”（素材）并不是为了明确限定的用途而被放置的，而是在与同样被放置的其他“事物”和周围环境的具体关系中，发现了新的作用。而且，为了找到新的作用，重要的是要在细微的地方注意到“事物”的特征。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修补匠（ブリコルール）无穷无尽的智力探究心。

在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及其周边地区，曾经使用露兜树（パンダナス/Pandanus）叶制成的风筝捕鱼。这里也有拼贴式的精神在起作用。渔夫用划入礁湖的独木舟操纵风筝，把它放上天空。风筝上有一条线垂向水面，前面挂着蜘蛛网做成的球。鱼儿一看到这个球在水面上晃动，就误以为是虫子，就咬住它，因为蜘蛛网太黏了，下巴就粘在一起，动弹不得。然后渔民很快就会抓到鱼[Gell 1988：8]。

蜘蛛网不是无用的用来除去的东西，它的粘性和可卷曲的可塑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被用于风筝捕鱼。

这种捕鱼方法同时还伴随着神话和宇宙的一面。构成岛民世界的天空、陆地和海洋这三个对立的元素分别以风筝、蜘蛛网和鱼为象征，这三个元素在一个形象中得到了整合，即一条鱼叼着挂在风筝上的蜘蛛网而无法移动。捕风筝也是对抗及其调停的神话的上演，蜘蛛网“仍然可以使用”，不仅是为了捕鱼，也是为了象征作为世界一个要素的陆地 [Gell 1988：8]。

但拼贴并不是只出现在“野蛮人”的世界、非西方的原住民社会、史前和古代社会中，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有很好的呼吸。

照片1

照片1是一个19世纪英国制作的烛台，但它是用旧的和拆卸的床弹簧和桌子或其他家具腿结合在一起的[皮特·雷弗斯博物馆2000：18-19，图5]。弹簧用来固定蜡烛，家具腿用来固定蜡烛，它们“还能用”。

照片2

照片3

照片2、3是一个男孩将一个空纸板盒子切割组合，制成超级战队机器人玩偶服穿戴。生活在现代的他也是一个优秀的修补匠。瓦楞纸箱并不是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就完事了。他发现，如果把箱子拆开，再剪断拼接在一起，它仍然可以用于玩偶服装（而不是机器人本身）。瓦楞纸板材料坚硬且为立方体的特性，让他联想到机器人的硬质性。19世纪的进化论人类学认为，“野蛮人”的成人的智力水平与“文明人”的儿童相当。如果将其独断的进化论框架置之度外，也可以理解为“野性的思维”在儿童的想象力中存在的观点，这并不能说是错误的。

里面的东西用完了之后，箱子的再利用会在成年之后进行。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ティム・インゴルド/Tim Ingold）说，他会把玉米片、燕麦片等麦片的空盒剪下来做成卡片，把晚上睡觉时闪现的灵感写在上面。麦片盒很厚，所以很结实，如果切得很大，可以确保足够的空间来随机记录各种想法[1]。可以说，原本放入早餐用谷类的盒子，也被发现了作为可以在上面写下东西的便签纸的有用性[2]。但是，即使是用于相同用途的卡片，由梅棹忠夫在半个世纪前设计并在一段时间内经常被提及的京大式卡片，正是为了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一篇文章这一目的而开发的，因此不能说它是拼贴的例子[梅棹1969]。

像这样，拼贴就是检查利用的物·材料，找出与之前不同的有用性并进行转用。那是为了使物和材料表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相貌而推动的事情，在那里，尝试着与物和材料之间进行有意识的“博弈”（駆け引き）。但是，材料被呈现为不同的面貌，这不仅指材料之间。这还是（人们）与材料进行了博弈的结果，世界也呈现出新的面貌。以照片1中的烛台为例，点亮蜡烛后，周围黑暗的世界多少会变成可见的世界。通过穿上纸板玩偶服，男孩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虚拟的游戏空间，而他也可以通过穿上朋友们没有制作的玩偶服，有利地引导在这个游戏空间里的想象战斗。

照片4

而且，与这个周围的世界之间也进行着博弈。英戈尔德的麦片包装也可以说是为了与缪斯博弈，将他在睡觉时来到他身边的灵感保持住，但更明显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也提到了修补匠的例子，是超现实主义者中著名的邮递员薛瓦勒（シュヴァル）的“理想宫”（照片4[冈谷1992]）。薛瓦勒不仅与邮递途中捡来的石头博弈，而且还与来客的心理博弈，以吸引造访用石头制成的奇幻建筑物的人。尽管如此，他的“理想宫”是在他死后才得到肯定的。在建造宫殿时，对周围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可怜的疯子，在院子里装满了石头”，他受到了冷眼和嘲弄。周围人的严厉也成为了他开始工作的原动力，薛瓦勒激昂地说：“他们把我当疯子，但我要报仇，我要毁了他们。”可以说，在薛瓦勒生前，博弈是消极的[冈谷1992：61-62]。博弈并不总是按照修补匠的意思来。

在文化研究（カルチュラルスタディーズ）风靡一时的时候，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方便，将社会中的支配要素重新排列，赋予它们新的意义的主体被认为是修补匠，拼贴规则被认为是这种修补匠的“挪用”而被接受[太田1998：48]。至今仍有大学教师不认真阅读列维-斯特劳斯而如此误解，之所以是误解，是因为被拼贴的“事物”并不局限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要素（不属于这类的“事物”更多），而且并不总是能按照自己的方便“挪用”。

基于这一点，考虑到“事物”是否“还可以使用”，在“事物”中找到材料性或潜在的有用性，换句话说，赋予“事物”与之前已显现的事物不同的意义，为此，不仅在与“事物”之间进行“博弈”或者说拼贴，而且为了将“事物”纳入新的语境（コンテクスト），即世界和环境进行博弈或拼贴，总之，我们接下来必须考虑的是，“拼贴”的这些特征是否也可以在自然中找到。通过材料性的提取，从“现有物品的再利用”和“博弈”这两个点来进行探讨。

在“事物”中隐藏着潜在的意义这一点上，让人想起的是可供性。

可供性，众所周知是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ギブソン）提出的概念，可以定义为环境提供给动物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准备或具备的事物。

如果陆地表面大致水平（不倾斜），平坦（没有凹凸），有足够的扩展（相对于动物的大小），其材质坚硬（相对于动物的体重），则证明其表面是支撑（support）的。它是支撑物的一面，我们称之为地基、地面或地板。它允许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站在上面[吉布森1985：137]。

毋庸置疑，对于动物来说，大地的表面是可以攀登的，可以跌落的，可以抓住的，可以碰到的[吉布森1985：138]。

也就是说，可供性指的是潜伏在我们周围的地方的意义，不是人类想出来的意义，而是超越个体实际存在于环境中的潜在意义。个体在环境中找到它，成为支撑我们动物个体群的生存活动的资源（リソース/resource）[佐佐木1996：64]。但是环境和存在于其中的对象的可供性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意义。可供性会根据情况而变化。

具有适当大小和重量的细长物体可以使其摆动。如果用来击打、敲打时，它就是球杆（club）和锤子（hammer）。如果它被围栏后面的黑猩猩用来吸引它无法触及的香蕉，它是一种耙子（rake）[吉布森1985：144]。

我们知觉对象的各种可供性，知觉对象的价值并进行活动。但是，在说到可供性时，不一定要实际行动或认识价值。如果这些可能性被打开，就可以说是可供性。注意到作为球杆挥舞的棍子的坚固性，是否将其作为拐杖使用，取决于围绕对象和个体的语境。可供性是关于存在于我们和对象之间的行为的关系。它可以称为有机体通过行为从对象和环境中激发出新的意义，并试图打开这种可能性，与对象和环境的博弈。

例如，因交通事故等原因（两膝以下）下肢截肢的人为了复健而进入游泳池时，由于在水中待了一段时间，就会像鱼的背部一样，以脊椎为轴，在全身上下产生蜿蜒的横摇。“这种运动的表现表明，失去下肢的全身发现了一种新的‘身体移动性质’”[佐佐木1997：157]。下肢截肢的身体开始在水中移动，与之前稍有不同的水的性质“组织化”。

拼贴也好，可供性也好，在与对象的关系性中寻找对象的潜在意义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但是，为了重新使用“事物”，拼贴也可以说是在思考“事物”的潜在可供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活动。

固体根据其状态有不同类型的制造。打火石之类的事物可以刮，粘土之类的事物可以揉捏，更有其他的事物即使被改变形状也仍然恢复原来的形态，有的事物则强烈抵抗改变形状。请注意，制作就像这个词的意思一样，最初是一种手的行动形式，如手的操作。事物是手造的。在这种情况下鉴定一种物质，就是要知道用它能做什么，知道它对什么有帮助，以及感知它的有用性。这与手有关[吉布森1985：142]。

在基于与“事物”的感觉（这种情况下是触摸的触觉）的关系中，思考“事物”的有用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可供性将已经制作好的“事物”与其他的“事物”联系起来，发现新的意义和有用性，这就是拼贴。即使床坏了，由于弹簧是螺旋状的，如果人们如果新发现了一种可供性，那么就会寻找适合弹簧放入其中的物品以及可以固定这些物品的工具。烛台就是这样被设计出来的。如果说这种精神的根源是“野蛮人”无穷无尽的智力探究心、好奇心的话，那么在可供性的知觉水平之上的思考水平上进行经营的或许就是拼贴。神话中发挥了这种拼贴式思维。

在积雪较深的地面上不容易行走，但如果使用套鞋（かんじき；雪用防滑鞋托）就可以移动。没有彻底清除积雪，而是与它的表面妥协。这就产生了可供性。这种表面的平滑运动也可以使在斜坡上行走。与此相对，例如长枪会贯穿物体表面，并除去一部分。如果它的力量变强的话，也许可以清除坚硬的障碍物，实现移动。北美洲原住民钦西安族（ツィムシアン/Tsimshian）将这些手工制作的工具的性质用于神话。可以在斜面上移动的雪鞋的主人,一位父亲阿斯迪瓦尔（アスディワル）和使用枪来在岩壁上移动的主人——儿子沃克斯（ワウクス）,他们凭借这些工具成为了狩猎的高手。然而，当他们分别在冬天的雪山中狩猎时，因忘记带来这些赋予移动能力的工具而无法行动，最终变成石头。钦西安族讲述了这样一个以负面的移动可供性为结局的故事 [列维-斯特劳斯 2011: 66-67]。

但是，并不是只有基于人类精神中的智力探究心的事物才是拼贴。说到生命的进化是拼贴的是法国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布[雅各布1994]。

雅各布意识到列维-斯特劳斯，并解释了进化与工程师的完美比较。工程师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工作，并不一定要从旧的事物中制定新的结构。

在创造新事物时，工程师会随心所欲地使用根据个别情况编写的原始蓝图，以及专门为其工作准备的材料和机器。最后，由工程师，至少是优秀的工程师创造的新产品，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技术所能达到的完美水平。相反，正如达尔文反复强调的那样，进化离完美很远，达尔文不得不与完美创造理论进行一场斗争。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反复强调生物世界在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完美。他总是指出畸形，这是一个奇怪的解决方案，一个明智的上帝永远不会使用它[雅各布1994：45]。

与工程师不同，进化不是从零开始创造新的事物，而是作用于已经存在的事物，“将一个系统转换为具有新功能的系统，或将几个系统组合为更复杂的系统”，雅各布说，如果将其比作一个事物，它将是拼贴[雅各布 1994：45]。

就像拼贴一样，几百万年来，进化抓住了每一个变形和创造的机会，以增加这个，切断那个，延长那个，并改进了它的产物[雅各布1994：47]。

原本起到将花粉附着在柱头上的作用的蕊，经过些许改良，起到了在昆虫身体上附着花粉块的作用，由此可以通过昆虫进行交配。另外，陆地脊椎动物的肺形成，是从栖息在停滞的水坑中的淡水鱼开始的。当鱼吞食空气时，它通过食道壁吸收氧气。在这种情况下，扩大食道表面积在淘汰时具有优势。如此一来，食道出现憩室，扩大到肺。

从食道的一部分创造出肺，这和从祖母那里继承的窗帘的碎片制作裙子非常相似。[雅各布 1994: 48]

如果说“自然选择用当时手头的材料尽了一切可能”[雅各布1994：49]，那么创造出能够接受环境赋予的生命体的进化过程原本就是拼贴式的。在人类的智力探究心这一文化层面上开花的可供性形态不就是拼贴吗？在此之前，位于自然层面的进化过程本身就是拼贴。更明显地表明这一点的是分子的水平。

把某种哺乳动物的气味基因与无颌类的一小撮气味基因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所有哺乳动物的“追加”基因都是一个主题的变奏（变体）。尽管发生了变化，但它们的结构似乎都是无颌动物基因的副本。这意味着我们数量庞大的气味基因是由原始物种中存在的少数基因重复多次产生的[シュービン2008：193]。

在生命诞生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新的分子结构来构成每一个生物。然而，在此之后，过程以自我复制的原始生物的形式进行，即使产生了新的蛋白质，也只是在此之前存在的蛋白质的变体。通过完全随机地组合氨基酸而产生具有某种功能的新蛋白质的概率实际上等于零[雅各布1994：50-51]。

一些最初的基因一定是由三四十个核苷酸的短序列组成的。这些片段相互连接，或被复制一次或几次而变大。事实上，在许多基因中，都发现了一次、两次、三次或多次被复制、多样化的痕迹。复制的可能是DNA片段，也可能是整个基因，但无论如何，复制似乎是分子拼贴的常见形式之一[雅各布2000：100-101]。

对于那些像以前生活过的生物一样复杂和完整的生物来说，创造一个全新的核苷酸对创造新的信息并不重要。因此，新的分子结构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是由已经存在的事物改变而产生的[雅各布1994：51]。

当比较生物体的DNA序列时，不仅在相同的物种中，而且在系统上有很大差异的物种中，在相当一部分遗传信息中也发现了相似的序列，就像它是通过重复使用由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啶(C)和胸腺嘧啶(T)等碱基序列和磷酸和脱氧核糖形成的主干组成的DNA片段，并将其替换、粘附和替换而形成的。A、G、C、T永远都是“还能用”的，它们的组合使得生物“一点一点地运转着，发展着”[シュービン2008：第五章题目]。雅各布说，将DNA的碎片连接起来，把旧的事物变成新的事物，这就像拼贴一样，这是在分子水平上理解进化的唯一关键[雅各布1994：53]。

雅各布认为，DNA的剪贴发育和细胞的分化涉及“二项对立的决断链”。决定细胞数量、活动和生长速度的调节原理发挥作用，在发育和分化的yes/no的各种“分歧点”中选择其中一条路线。我们对这个原则“一无所知”[雅各布1994：60-61]。但是，在这二项对立的组合中，与支撑人类文化活动的基础语言活动相同的原理也在发挥作用。

因为精神也是一个事物，所以这个事物的活动告诉我们各种事物的本性。也就是说，即使是纯粹的思索，归根结底也是宇宙的内在化[列维-斯特劳斯1976：299]。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拼贴中博弈的侧面。

我们注意到，在《野性的思维》第二章中分析的北美洲原住民希达查族（Hidatsa）猎雕中，也可以看到博弈。

图1

在希达查，人们想要抓住鹰时，会在地上挖一个洞，然后躲起来。把在另一次狩猎中捕获的兔子作为陷阱放在上面。当鹫注意到兔子并想要捕获兔子而飘落到地面时，俯身在洞中的人立即起身抓住鹫（[Wilson 1928：130]）（图1）。

在另一个场合，兔子仍然可以作为食物，狩猎者可以像兔子一样躺着，将自己的身体比作食物。如果这个陷阱真的失败了，人类很可能成为鹰的诱饵。面对危险，希达查族躺在地下。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还能用”。

在猎杀鹰的过程中，在鹰/人=天空/地面=下落/起身这两项对立的组合和带血的诱饵（兔子）这一媒介组成的结构下，狩猎者可以利用疑似诱饵诱捕鹰，并把握时机捕获鹰。[3]将猎物（鹰）和狩猎者（人类）的立场颠倒过来，将自己置身于猎物的立场，为了不让鹫发现自己的企图，使鹫下降到地上的疑似诱饵下。

图2

如图2所示，鹰飞到像C点这样的高处时，会在其周围盘旋寻找猎物。如果在山丘正下方的A处挖个洞，放置假饵的话，鹰会因为急速下降而抓不到假饵，但是在B处，鹰可以缓慢下降，平稳地抓住猎物。看到这一点，希达查族在B点挖了一个洞，等待老鹰的到来[Wilson 1928：118]。这是一场与鹰的博弈。

这种猎鹰的例子是躺在地上，站在食物的位置上，让人联想到远离北美土著世界的古希腊狐狸。公元三世纪左右希腊的教训在叙事诗诗人[4]欧皮亚诺斯（Oppian of Apamea）的《捕鱼诗》（Halieutica）中，关于捕猎的狐狸这样写道：

从藏身于诱饵下的希达查族更进一步，狐狸在这里自己成为诱饵。狐狸发现，如果装死或装睡，自己的身体可以用于其他目的，也就是诱饵的潜在有用性。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尸体来引诱鸟，和鸟之间进行着博弈。

在《捕鱼诗》中狐狸登场可能会让人觉得奇怪，但实际上是因为它与该诗前文的鮟鱇的相似性而提到了狐狸。那么，它是怎么说的？

鮟鱇并不是在装死。然而，它使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诱饵来引诱小鱼，这与狐狸的策略是相同的。对小鱼来说，鮟鱇的“肉片”（诱引突起［上野・坂本 2004 : 122］）无疑是一块食物，但这块食物会立即变成巨大的嘴巴。鮟鱇通过上下移动这块“肉片”，就像在使用钓鱼线一样[6]。同样的手法也被甲烏賊使用。

古代希腊人认为动物和鱼类也具备类似于诡计大师的智慧，这种在策略和权谋上的智慧在古希腊被视为一种知识形式。法国古典学者让-皮埃尔·德蒂安和皮埃尔·韦尔南特（Jean-Pierre Vernant）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Detienne and Vernant 1991］。这种智慧，尤其体现在策略和诡计中，在希腊语中被称为“米提斯”（Mētis）。

在战争或竞技中，米提斯指的是不正面对抗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而是采取突袭、趁夜行动或用谎言接近并攻击对手的策略。这种方法旨在“从对手中发掘出隐藏的东西”［中泽 2005 : 40］。

具有米提斯智慧的乌贼和章鱼所喷射的墨汁，与夜晚的黑暗和阴影相通。在《捕鱼诗》中，对甲乌贼有如下描述。

在黑暗中，只有这些生物能够自由地活动，知道自己的前进和退路，不仅能够轻松地摆脱敌人，而且能够突然出现在鱼的面前，向鱼发起攻击。乌贼和章鱼吐出的黑夜是一个典型的图像（image），让人想起了米提斯[Detienne and Vernant 1991：38]。

欧皮亚诺斯说，不仅是米提斯、乌贼、章鱼，生活在海里的鱼类或多或少都会利用米提斯来逃避人类，因此渔夫必须发挥比鱼更好的米提斯。

不眠不休地保持警惕也是米提斯（Mētis）的一个特征，而渔夫之所以必须发挥米提斯，是因为鱼的米提斯迫使他们这样做［Detienne and Vernant 1991: 33］。

然而，这不仅仅止于此。鱼的米提斯有时会成为渔夫米提斯的模范。例如，在捕捉一种名为安提亚斯（Antias）的鱼时，会用一种名为拉布拉克斯（Labraks）的鱼作饵[7]。

“海豚”利用自身的“肉片”模拟活鱼的动作以引诱猎物，这只不过是对鮟鱇策略的模仿［Detienne and Vernant 1991: 34］。因此，虽然我们说鮟鱇和渔夫使用相同的策略，但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

然而，在古代希腊，比鮟鱇更具米提斯特征的海洋生物是章鱼。

通过与周围环境同化或喷射墨汁，章鱼能够使自己隐形。此外，它们还用滑溜溜的触手缠住猎物。它们表现出一种二重性，外表无害，实则潜藏致命威胁，通过这种巧妙的变形能力，因应环境和敌人，这正是米提斯智慧的特点，而章鱼正是米提斯的典型代表，作为某种人类智慧的模型，从荷马时代到欧皮亚诺斯的一千多年间，在希腊一直被传颂［例如，普鲁塔克 2004：问题19、916–C、参见 Detienne and Vernant 1991 : 39］。善于因应环境和对手的变化，用巧妙的辩论缠住对方的诡辩家和政治家，正如章鱼一般。而机智地应对任何情况，巧妙地说服人的奥德修斯，也被称为“章鱼”［柳沼 2007 : 22］，［ Detienne and Vernant 1991 : 39］。

在现代生态心理学看来，章鱼的米提斯智慧源于其对栖息环境的适应能力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三嶋 1997 : 12］。

章鱼不仅在古代希腊被认为是聪明的动物，在现代生物学中也被证明具有高度的智慧，其感知基于二元对立的辨别。

图3

章鱼能够辨别如图3所示的左右对称排列的相同或相似的图形。它们可以区分图形的形状、方向、颜色深浅和大小等元素，并对其中一个攻击更多［池田 2011 : 177］。

此外，在触觉方面，章鱼也能识别“事物”的特征。

图4

通过让章鱼学习从带有不同凹槽的圆柱中选择特定的一个，章鱼会用触手抱住圆柱，用吸盘感知，能通过凹槽的多少来区分圆柱（图4）。但它们似乎无法辨别凹槽数相同但方向不同的圆柱［池田 2011 : 178］。

这种识别能力和辨别能力也体现在对人类的识别上。在“好警察和坏警察”的实验中，一个人靠近章鱼并用棍子不断骚扰它，另一个人则靠近它并喂食。经过两周的极端对待后，当“坏警察”靠近时，章鱼会缩到水槽角落，或用吸盘展示战意，甚至喷射水流。而对“好警察”则会浮上水面或伸出触手，准备接受食物［卡列奇 2014 : 138］。

通常，当我们说某动物聪明或有智慧时，一个标准是它能学习某项任务并在一段时间内记住，章鱼在这方面表现优异，池田譲在关于乌贼的书中提到了这一点［池田 2011 : 186–187］。

章鱼还以其好奇心和收藏癖闻名。给它们新的瓶子或容器，它们会用触手、吸盘和嘴巴仔细检查［卡列奇 2014 : 144］。不论自然物还是人工物，章鱼会拾回来装饰巢穴。在马其顿沿海进行的古代沉船调查中，考古学家发现古希腊文物，正是因为章鱼把古陶器碎片收集并摆在巢穴外。“章鱼的工艺品收藏常成为发现沉船的线索”［卡列奇 2014 : 152–153］。章鱼是自然界的收藏家。有些章鱼还进行实用性的收集，如印度尼西亚沿海的双斑蛸，收集半个椰壳用作庇护所。当察觉人影时，它迅速钻入椰壳，并将两个半壳合拢以隐藏自己［卡列奇 2014 : 154］。章鱼是自然界的修补匠。

然而，考虑到章鱼和乌贼高度发达的大脑和行为模式，海洋中的鱼类为了与之共存并保持竞争关系，不得不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这表明，人类的智慧可能最终得益于章鱼［卡列奇 2014 : 173–174］。好奇心旺盛的“野蛮人”和收藏家，正是人类世界的章鱼。希达查的鹰猎模仿了美洲鼬鼠的陷阱策略［列维-斯特劳斯 1987 : 218］。

以上考察表明，智力探索的实践在自然界早已开始，“精神是外界产物和一部分”的另一个例子。不仅在《神话学》中“终曲”或“结构主义与生态学”中，在《野性的思维》的修补匠实践中，也能看到“物理与精神，自然与人类，世界与人类”是“和谐统一”的［列维-斯特劳斯 1986 : 173］。虽然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明言，但如果继承其思想，文化与自然、精神与身体、智性与感性在修补匠实践中也是不可分的。

受到吉布森影响的蒂姆·英戈尔德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主义与生态学”中对感性和智性进行了对立，并站在智性一边，将世界与主体分开看待［Ingold 2000］，但从这里的考察来看，这并不是准确的理解。

列维-斯特劳斯在解释神话思维的特点“变形”时，

提到歌德和达西·汤普森关于植物和动物形态变形的研究，表明变形在自然中已有，文化和自然是连续的［列维-斯特劳斯 2010 : 848–852］。[8]

然而，文化/自然 = 特殊/普遍 = 秩序/无秩序 = 宇宙/混沌，这种简单的二元论被误解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是他的不幸。

近年来，“本体论转向”或“人类学的静默革命”成为热点，列维-斯特劳斯作为影响这些潮流的人类学家之一，得到了认可。然而，如果这种新潮流中，认为自然（现代科学和医学研究）与文化（采集狩猎民的宇宙观研究）是分离的，那么结构主义的目标并没有得到继承。

虽然“本体论”已成热潮，但追随新知潮流的同时，未能正视并克服先前思想的问题（如东方主义批判、文化建构主义、嵌入情境的学习），而是简单地遗忘。这使得转向或革命未能克服分离的内省运动。[9]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的不幸仍然存在。如果现状不改变，现代人类学将难以正视自然。

注释

[1] Tim Ingold 'In Defense of Handwriting', https://www.dur.ac.uk/writingacrossboundaries/writingonwriting/timingold/（2016年12月18日访问）

[2]  顺便提一下，英戈尔德使用的材料是凯洛格的玉米片盒子，卡片大小为29×23厘米［个人通讯，2016年11月29日，2017年1月9日］。

[3]  动态已经存在于静态结构之中。“无论看起来多么动态，反结构或混沌的运动实际上都存在于形式性内部”［中泽 1984 : 69］。策略同样如此。关于策略的神话和结构分析，参见［出口 2015：第五章］。

[4]  教训叙事诗是一种通过叙事诗形式传授知识和教训的体裁，起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赫西俄德，一直延续到公元二、三世纪［伊藤 2007 : 480–481］。

[5]   数字表示原典的行数（关于欧皮亚诺斯同样适用）。

[6]  上野和坂本将其称为伏击型捕食法［上野・坂本 2004 : 122］。

[7]  安提亚斯和拉布拉克斯无法确定是哪种鱼。

[8]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并未简单地说自然和文化是同心圆关系［列维-斯特劳斯 2000, 2005, cf. 出口 2011：第四章］。

[9] 相比“转向”的拥护者，讨论流行的山口昌男更为尖锐和冷静［山口 1984］，但未尝试将流行“自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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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