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版权属原作者及出版方所有，在此仅做学术分享，中文为机翻加校对，若有冒犯请联系公号后台。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原链接。
原 文
Strathern, M. 2005. Partial connections. Rowman Altamira. pp.x-xvi
译 者
牧 华
译 导
自译，不与他人译版比较。写论文写着写着莫名很焦躁，手边翻到就开始译了。阅读长度友好，今天这篇推文只译了两个小节。学识短浅，欢迎友好讨论及捉虫，可私信后台。
斯特拉森是当今非常重要的人类学家，不一定所有小伙伴都了解她的重要性，但是要额外提出来。而这本书应该是她最喜欢的小书。
大致内容：对人类学研究中源于现象的材料信息的学术处理的洞见。
本书的一些翻译问题：
写人类学亦为本书正文章节的名字，故而在标题里标注为前言。第一版为1991年，所使用的版本为2005年第二版。
注释附于译文后，不会略去。
译文说明：（1）去除了英文原文；（2）明确中文风格，使用符合中文的标点符号；（3）加入颜色上的文本单位的区分：橙色为译者标出的翻译原文和注释，绿色为原作者的引与注；（4）所有其余的加粗、斜线或其它符号都忠实原文。
本叙述是针对一个叙述问题而组织的。我希望通过各种 "立场 "（positions）来引导读者，这些 "立场 "最近标志着人类学在民族志写作和再现（representation）方法上的变化，从而为重新考虑美拉尼西亚的跨文化比较（cross-cultrural comparision）的可能性创造一个位置。但是，似乎在对作品进行划分时，不得不显得对某一维度给予丧失比例（proportion）的重视。要么理论性摘录（excursus）看起来像是对比较问题（the comparative issues）的介绍，要么后者（比较问题）看起来只是前者（理论性摘录）的附录。前者可能牵涉到整个学科，而后者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小区域（a small region）；反之，前者侧重于一种来自努力的特定的工具，而后者可以提供现实的总体性（realistic totality）的具体数据。然而，每一种说法都可能会引起复杂的争议。
由于这一比例问题也出现在人类学家面对其材料的复杂性时，因此似乎值得探讨。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叙事。对争议着的实践之文化的研究（Examining the culture of argumentative practice）将我们带入有关文化被实践方式（the way culture is practised）的比较论证（comparative arguments）中。
复杂性是民族志和比较研究（comparative enterprise）的固有特点。人类学家关注的是展示现象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尽管他们在展示过程中必须将复杂性简化到足以使其显而易见的程度。看似描述的目标——展示各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也使描述变得不那么容易。
在人类学材料的组织方面存在着一些常见的、长期存在的、但也很有趣的问题。我所说的组织，既指观察者（the observer）如何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collation)和系统化(systemization)，也指整理和系统化如何在行动者（the actors）展示其生活的方式中显现出来。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组问题，它们是如此普通，以至于我们通常不会为它们所困扰。因为它们似乎会自行消解（dissolve themselves）。这些问题是由规模产生的，因此，规模调整（scale adjustment）应该，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从某种角度看，复杂性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规模问题。你看得越仔细，事物必然变得越详细。一个维度（焦点）的增加会增加另一个维度（数据的细节）。例如，比较问题在远处看似乎很有趣，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分裂成许多附属的（可能更有趣的）问题。因此，复杂性也被认为是所提问题的产物，同样也是所划定的界限的产物：更复杂的问题会产生更复杂的答案。就整个美拉尼西亚而言，研究通过实践（initiation practices；像过渡仪式/入会仪式/成人礼）是存在还是缺席似乎很有意思。当一个人由此开始他对特定实践背景的研究，就会发现"通过"（initiation）显然不是一个统一的现象，不同的通过实践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就像实践本身的存在与否一样。作为规模效应，这一切似乎并不引人注目。但事实上，它确实给人类学对有关现象的理解带来了一些麻烦。
这种复杂性不断增加的感觉——总是有可能有 "更多"的事情需要考虑——导致人们对比较的效用持谨慎的怀疑态度。然而，人类学家并不是凭空产生这种复杂感的。他们的学科是在一个致力于多元主义和枚举（enumeration）的文化环境（cultural milieu）中发展起来的，其内在动力是需要了解的事物的不断倍增（perpetual multiplication）。
西方[1] 多元主义的文化论述探讨如何通过改变观察尺度来产生多样性和现象复杂性增加的感觉（M. Strathern，出版中）。我所说的改变观察规模，是指从一个视角[2]转换到另一个，人类学家在组织材料时经常这样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对自然界进行了建模（modelling），认为世界是由实体自然地构成的——个体（individuals）、类别（classes）或关系的多重性——其特征反过来又被视为只是由分析模式（analytic schema）进行的部分地/局部地（partially）描述。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通过实践中选择两三个要素（elements）进行理论研究，但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案例，我们都无法把握整个现象的自然特征。其他视角依然存在。这是物种分类[3]中早已熟知的问题"。
西方人对事物（things）的立场至少可以分为两种视角的秩序（orders）。一种是观察者在离散（discrete）和/或重叠的领域（overlapping domains）或系统之间移动的能力，就像人们可能会从（比如说）仪式交换的经济分析转向政治分析一样。另一种是改变现象的量级（magnitude）的能力，从（比如说）处理单一交易到处理多种交易，或从处理单一社会中的交易到处理多种社会中的交易。这些秩序本身都有一个明显的维度。知道其他视角的存在（exist）所产生的相对化效应，使观察者能持续感觉到，任何取径都只是片面的（partial），现象可以无限倍增（multiplied）。
首先，当人们从一个研究领域转向另一个研究领域时，实体（entities）之间的关系（relations）和联结（connections）可能会以新的布局（configurations）出现，正如人类学家可能会从礼仪交换（ceremonial exchange）的政治-经济层面转向其表演（performative）和仪式方面，或转向其与通过实践的相似性。其次，作为实体本身，信息集（sets of information）的增殖（proliferate）既可能是由于个体部分细节的放大，也可能是由于所考虑的实体整体（whole）数量的增加。因此，改变规模本身就会产生倍增效应（multiplier effect）——无论我们是否扩大了视界（purview），以考虑所有微小仪式行为来有助于揭开通过序列或将它扩大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几十个现已有据可查（well-documented）的案例中去考虑这种实践。也许这就是第三种，伴随的能力（concomitant ability），它可以同时感知不止一个规模（的现象），从个体的行为（individual actions）到仪式，或从几个仪式的比较到它们共同要素的典型（exemplification），或从个体的机构到布局组合，才使现象之间的关系显得 "复杂"。复杂性在文化地表现为要素的秩序或构成（composition），这些要素也可以从其他秩序的角度来理解。
规模转换不仅会产生倍增效应，还会造成信息 "损失"（loss）。不同类型的数据可能会出现相互替代的现象—例如，对社会化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可以取代（lieu）对青春期仪式（puberty rite）的描述。信息丢失表现为细节或视野（scope）被当前的研究重点所掩盖。信息丢失可以通过领域化（domaining）发生，也可以通过放大（magnification）或伸缩（telescoping）发生。
然而，即使知道自己在转换规模，也无法避免比例失调的感觉悄然而至。有时，这种感觉会让人感到绝望——就像人类学家们交替指责对方 "近视"（myopia）和 "泛视"（panoptics）一样。无论是个案还是广义的一般化，无论是单纯的民族志还是单纯的分析，无论是脐带（umbilicus）还是地球（globe），[4]似乎都不够但是什么才够呢？也许足够的是分析、概括（generalize）、阐释（expound）的智识能力，简而言之就是描述活动。[5]同样，最终产品——专著，理论——似乎从来都不足以满足其生产劳动。可以说，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能力超越了它所产生的概念。
让我们从视角的转换来重新审视（recast）规模变化（scale-change）本身似乎造成的问题，在创造更多信息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少信息。事实上，如果信息的损失与观察事物的新规模（尺度）成正比，从而与获得的新信息成正比，那么信息的 "数量"（the amount）显然保持不变。保罗-西利托（Paul Sillitoe，1988 ）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高地沃拉（Wola）出土的可移动文物的杰出汇编，其文字页数与平均的整体社会专著一样多。或者这样说，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对数据进行类似的智识操作——分类（classification）、组合（composition）、分析、鉴别（discrimination）等。无论视角的变化如何揭示全新的世界，智识活动的 "相同"坐标都会被调用。
量级（magnitude）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近处观察的一件事物与远处观察的许多事物一样令人困惑，那么困惑本身依然存在。从远处仔细观察，似乎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每一个单一要素，原来都是由类似的多个要素组成的，需要同样全面的处理。对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和低地，我们不得不考虑东部和西部高地、南部高地和巴布亚山区，以及两者之间的所有变化。传统的做法是把这种规模化想象成一种分支，就好像我们在处理一个裂变的世系系统或谱系树一样，其中更包容或更遥远的等级（orders）包含衍生或最近的等级。但是，规模转换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人们可以永远划分为更大或更小的组别，而在于每个层次的复杂性在细节规模上都在自我复制。“相同”的信息秩序（order of information）不断重复，从而引发了同样复杂的概念化。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观念（ideas）和概念是互生的，但每一个观念似乎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都有自己的维度，和上一个观念一样起皱（corrugated）和纷乱（involute）。
这可以重新表述为一个重叠维度的问题。可以说，尽管细节的量级增加了，但信息量仍保持原样。
将信息想象成数量或数量所引发的比例问题反过来又对跨文化比较的实践提出了疑问。我们要处理的是一种自我延续（self-perpetuating）的复杂性意象（imagery）；我将结合各种人类学论点以及美拉尼西亚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探讨这种意象的各个方面。然而，这种意象并非完全自我延续。20 世纪晚期，人类学已经从多元转向了所谓的对世界的后多元认知。我的论述也模仿了这一转变；对无数视角所产生的倍增效应的认识延伸到了对这样一种替代效应（substitutive effect）的领会（apprehending），即没有一种视角能够提供它所预设的总体化远观（totalizing vista）。它不再是视角性的。
·
·
·
未完待续
注 释
[1] 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术语，但为了引起人们对此处观点的文化特殊性的注意，这是必要的；它们构成了“us”社会科学家的一般背景。哈拉维（Haraway，1989:427）代表我做了很好的道歉。(比较“西方”和“美拉尼西亚”话语的明显独断论并不比区分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独断论更严重，因为前者对制度的认识是内在的，而后者则是外在的）。在我的论述中，"we "是一个具有文化包容性的概念；我的论述是针对西方人类学的，无论其具体实践者是否是 "西方人"。
[2] 我使用 "视角"一词是为了提请人们注意采取立场（position-taking）的文化实践，而不是赞同对"观察者"与 "世界"的关系进行指代性（referentia）或再现性解释。
[3] 这被概括为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共同问题：
我们对研究单位的定义和约束越是离散和具体（specifically），说明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就越是具有唤起性、必要性和困难性；反之，我们越是能够有效地分析和总结一组单位之间的关系，在定义单位时就越是具有唤起性、必要性和困难性......[一个]分类方案不可避免会导致涉及所确定的“类型”（types）之间关系的问题......另一种选择......是利用关系......谈论物种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a）、中间类型和涌现的现象......它回答了该学科以前的立足点所提出的问题和不确定性，但它以牺牲分类学的精确性（taxonomic precision）为代价实现了关系的精确性（Wagner 1977:385-86）。
[4] 我想到了 "凝视肚脐 "（navel gazing）这一经常被指责为内省的罪名。(在哈根的作品中，脐带被剪断的方式是在肚脐中心留下一个肉球（a fleshy globe））。
[5] 我在此包含 "解释"（explanation）。参见 Peel (1987:89)，"比较隐含在任何通过解释(explanation)获得理解(understanding)的方法中，即通过确定任何现象或行为存在或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强调已删除）。正如他自己的论证所表明的那样，充分性，也就是解释，不断受到新视角的挑战。Peel做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说明不能满足于人类学对西非宗教习俗实践的解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民族志数据的历史性"）。
推荐订阅
编＆译 | 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