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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世界的离散松茸，或者，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用整体论进行实验吗？
Worlding the Matsutake Diaspora Or, Can Actor–Network Theory Experiment With Holism?
作者 / 罗安清（Anna Tsing）
译者 / 吴佩桦
原 文
Tsing, Anna. “Worlding the Matsutake Diaspora: Or, Can Actor–Network Theory Experiment with Holism?” Experiments in Ho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2010, 47–66. https://doi.org/10.1002/9781444324426.ch4.
译者注：
想发这篇译文很久了。最后选择了分节的形式，也许会降低推文的完读难度。今天的内容包括开头和第一节，停在了世界化演练章节的前面。
仍旧交代一下。
encounter的民族志，我之前选择的翻译是接触民族志。实际上相遇、接触、遭遇都是合理的。唯一不合理的是邂逅这个翻译。因为它太过于美好了。一点都不“麻烦”，不包含误解与摩擦。就像某种扁平的苍白活力的潮海，纯粹的积极也指向纯粹的虚无。
在考量这条路径的时候，应当记得对拉图尔ANT或某种拉通的活力论/后人类/后结构的批评。罗安清的人类学式的物质符号学，努力地用世界化的局部/部分情境，规避着这些理论风险。这篇论文出自讨论诸人类学家尝试面对整体论的本体挑战的论文集之中。
我仍然更加喜欢保留“ing”感受的“世界化”这个翻译，而不是构造世界。它同时也指向了人类的主体性及其局限性，以及不可通约的主体间性。倘若是构造世界，人与世界仿佛仍是主体与改造客体的外在关系。世界化实践却更要内在许多。制造世界已经有world-making了，何必再多一个构造世界的worliding？
最后这节中还要提请注意的是“造型（figuration；型构/互型/构型/构形）”这个词，在后人类研究之中，这个词具备额外的主体性内涵。我见到过造型这个翻译，也看见了更多其它的翻译。我并不认为这个词会完全准确，但是至少在我的译文中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可以反应为这个英文单词以及其后斜杠的中文。
“我的智慧不值得重视，正如混沌也可摒弃。与你的麻木不仁相比，我的虚无又能怎样呢？”
橙色为译者标出的翻译原文和注释，绿色为原作者的引与注
如今，文化人类学和科学研究面临着截然相反的问题。人类学家喜欢把事情放在情境中：没有任何文化特征或社会参与是孤立的。这是该学科存在的原因；这是其与功利主义长期斗争的关键一步。但人类学家不再确定什么可能是合适的情境。什么是合适的情境单元：族群（ethnic groups）、国家（nations）、全球（the globe）？涉及什么结构：生态、象征（symbols）和意义、政治经济学？用这本书的术语来说，人类学家实践整体论（holism），却不清楚该参与什么整体（what wholes）。许多年轻的人类学家从未听说过整体论，也从未将其想象成20世纪初晦涩难懂的实践，这是问题的一个症状。然而，就像莫里哀笔下的乔登先生（Molière’s Monsieur Jordain）一样，人类学家正在实践整体性的艺术——通过将事物置于情境中——乔登先生惊恐地发现自己一生都在说散文（prose）。
相比之下，对许多科学研究学者来说，情境是魔鬼，阻碍了对正在形成的真理（truth-in-the-making）的欣赏。研究科学的挑战在于超越将创新解释为科学家的英雄事迹的（既有情况）。相反，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跟踪了“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s），通过这些网络，人类和非人类以偶然的联盟（contingent alliances）共同努力创造事实（make facts）（例如，Law and Hassard 1999；Latour 2005）。在这个项目中，情境会碍事：情境会提前识别行动者，因此无法关注他们是如何通过（through） 网络塑造自己的。尽管如此，这种对情境的驱魔（exorcism）是在一定程度的不安中进行的；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拒绝被回避。如果我们坚持科学家描述的联结，那么他们淡化或否认的网络呢？忽视沉默是否会限制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例如，在欧洲科学家忽视的地区？将网络归因于非人类是否已经让我们与允许我们想象它们的情境命题纠缠在一起？
人类学整体主义者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在这里拒绝互相帮助。情境（context），反情境（anticontext）：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清晰性（clarity），事实上被幽灵笼罩着。在人类学和科学研究之间尴尬的关系中，很容易想在声称和拒绝情境之间来回切换。本文认为，这种做法有其用途，也许值得命名。我将称之为“世界化”（世界化/构造世界），把类似世界的特征归结为社会遭遇/相遇/接触的场景（scenes of social encounter），它总是实验性的、部分的，而且往往是非常错误的。[1]虽然有可能在一般的遭遇中建立这种世界化的社会理论，但在本文中，我将重点局限于探索世界化在科学研究中是如何有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可能通过世界化来试验整体主义吗？
让我把我的问题带到科学研究的经典，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 2007[1986]）的《转译社会学的一些要素：扇贝的驯化和圣布里厄湾的渔民》（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这是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理解非人类能动性（nonhuman agency）这一关键科学研究概念的文章。卡隆讲述了三位法国科学家通过应用他们在日本旅行中学到的一个模型来解决圣布里厄湾扇贝渔业的潜在损失。他们发现，日本资源管理者通过让扇贝的幼虫锚定在收集器线上来鼓励和保护扇贝。三位法国科学家希望利用这个模型来促进圣布里厄湾扇贝、渔民和科学的利益。卡隆展示了三位科学家最初是如何成功地形成后来被称为“行动者网络”的联盟的。后来，他们的工作遭受了一系列背叛，先是扇贝，然后是渔民拒绝合作。
卡隆的文章被认为是经典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展示了涉及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网络是如何让事情发生的。然而，也有一些问题卡隆没有问——如果不扩展他的方法，也许就不能问。想想背景中盘旋的日本科学家和扇贝。大多数读者离开卡隆的文章时，根本不记得日本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日本在关键的转译中开始了这个故事和诸形象：“研究人员受到了日本人发明的一种技术的启发……[然而]锚定在收集器上的幼虫数量从未达到日本的水平”（Callon 2007[1986]：64,67）。为什么日本扇贝和科学家没有进入相关参与者的名单？这三位法国科学家在构建他们的项目时是否不知何故忽略了咨询日本科学家？既然他们知道日本科学家在建立扇贝知识方面走得更远，法国人难道不会把扇贝作为他们项目的一部分吗？既然法国和日本扇贝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他们难道不会想安排扇贝之间的会面吗？如果不是，他们在保护什么样的社会和自然情境星丛（constellation）——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世界”（world）？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术语问题。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在“驯化”扇贝——还是这只是法国科学家笨拙而不匹配的转译？驯化的概念需要预先将家养和野生的分开，这一区别在法国社会中由来已久，但在日本没有如此明确的先例。日本人可能参与了一个不同的项目，将人类和非人类结合起来？那么，法国科学家在哪些方面破坏或忽视了他们日本同事的工作？
这些问题对卡隆来说很难解决，因为它们违背了他的“转译社会学”指导方针。它们不仅需要关注法国科学家的线索，还需要关注间隙（gaps）、误解和遗漏。使用我提出的术语，人们可以将这些间隙、误解和遗漏——无论是来自法国科学家还是卡隆——称为他们诸“世界化”的元素，即他们对相关社会世界的描绘（figurings）。通过世界化，日本科学家、科学和扇贝已经离开了行动的舞台，被认为与重要的联盟无关。有人对适当“整体”的判断阻碍了我们的视野。[2]
本文探讨了卡隆经典分析中没有走的路。在下一节中，我通过参考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作品更详细地回顾了ANT（行动者网络理论）。然后，我从扇贝转向蘑菇进行了一系列世界化演练，通过与拉图尔的报告进行密切对话，我试图在整体论（holism）和行动者网络之间的潜在生产边界中找到答案。我追踪诸幽灵和间隙：在沉默、否认、误译和拒绝中，我发现世界化的实例，即关于情境的命题。
1. 与蚂蚁们一起学习科学
Studying Science With the Ants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2005年出版的《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一书中对ANT进行了细致的解释，这对社会分析家们大有裨益。拉图尔认为，尽管ANT起源于科学研究，但它可以成为社会学总体重构（general reformulation）的基础。以下是该书的一些要点：
● “社会”（the“social”）不是一种物质，与生物、经济等形成对比，而是一种关联（association）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不同的事物通过变革性中介（transformative mediation）联系起来。社会分析家不应该假设社会群体，而应该关注群体形成的过程。
● 社会行动不应该被分析为行动者意图的结果，而应该被分析为关联网络的工作。非人类通过这种网络拥有能动性，称为“行动者网络”，以强调行动者通过网络的形成，反之亦然。行动者网络是通过“转译”形成的，在这种转译中，社会能动性被锻造出来。
● 社会分析师的正确工作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追踪网络的方式跟踪行动者。这允许分析的“扁平性”（flatness），即调查者拒绝强加一个“三维”背景来解释需要调查的现象。
● 分析师不应该事先指定分析的尺度（scales）或单位，而是应该跟随行动者进行多重的标量演练（scalar exercises）。这意味着关注行动者的“全景”（panoramic）观点本身是如何通过局部化（localizations）实现的——并且在范围上受到限制。这意味着关注面对面的互动如何让影响深远的网络对当地局势产生影响。
● 并非万物都是行动者网络的一部分。社会交往之外的大量东西（stuff）（“等离子体”[plasma]）的存在使得交往的行动和能动性如此重要和令人兴奋。
我觉得拉图尔在2005年的《重组社会》中的解释有趣而令人耳目一新。除了其他手段之外，他还为我们提供了 蚂蚁 这个不起眼的社会昆虫的形象，作为ANT在追踪社会轨迹方面一丝不苟的工作的指南。我被迷住了，也加入了进来。我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项目，没有异议。我在这里的论点是，如果ANT和它的蚂蚁继续沿着他们设定的方向前进，尽管所有人都否认，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世界化之中。由于蚂蚁用触角嗅觉，也许蚂蚁不会被空气中的三维“情境”气味吓倒；相反，触觉探索可能会揭示一种有用的踪迹实践。
诸世界也存在于ANT中；拉图尔使用这个术语来指代他的方法揭示的装配珠串（the strings of assemblage），但他不允许制造世界（world-making）的主张凌驾于他最善于表达的行动者的沉思之上。这导致网络局限于最接近他的报道人的社会群体。相比之下，作为一种工具，世界化要求报道人和分析师如何想象自我意识不熟悉的诸世界的关系——无论是跨文化和大陆，还是跨物种和数据形式。
参与世界化需要与造型（figuration；型构/互型/构型/构形）问题有关，拉图尔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能动性的形状（2005:53）。他说，我们通过形象的型构来识别他们；我同意。但是“造型”是一个术语，就像世界化（在我的使用中）一样，是从文学批评中借来的，它们一起工作：文学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们进入符号世界（semiotic worlds）。我们只能在我们能想象世界的程度上识别形象，也就是说，形象通过关系系统出现。诸形象（figures）是世界的关系元素。一个世界有可能看起来非常像常识，以至于分析师不假思索地“知道”（knows）诸形象。但这正是世界化武装我们要去对抗的情况。
拉图尔的观点是正确的：把诸世界想象成一个僵硬的容器，我们可以把经验材料倒入其中，这是错误的。正如拉图尔所指出的，这解释了在我们有机会探索之前，我们可能想知道的一切。这是反对整体论的论点：（整体论）定义了过于僵硬的分析单位，并赋予它们过于明确的内部划分。相反，世界化提供了暂时的指导方针，既支持又反对迷失方向；当我们无法识别诸形象时，我们就抓住报道人的世界化计划，并开始在转译他们的计划时编造自己的计划。
在这个术语的使用中，世界化也可能是非常错误的。作为研究人员和普通人，我们经常错误地判断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用偏见或不恰当的“常识”（common sense）来填补我们无知的空白。对诸世界的评估充其量只是部分的、试探性的草图。世界化是试图抓住一个情况的轮廓，找到它的诸形象，但它们并没有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即使有了学习和重新评估，我们也会提出必然有缺陷的建议。参与世界化不应该是美化它或把它提升到无所不能。区分更多和更少阴险的世界化项目可能是有用的，但永远不可能将一个项目提升为分析的最终安息地。为了有用，世界化必须在分析师和不熟悉材料之间的物质接触/遭遇中保持其位置。
所有研究人员，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使用世界化来评估他们的研究材料，也就是说，将它们放在看似相关的关系网络中。例如，科学家使用世界化来考虑可观察数据之间的潜在关系。形式方法（Formal methods）产生数据点，但它们本身并没有将数据转化为故事。这项工作需要设置一个系统的情境，作为一个数据构成模式的一部分的“世界”。为了理解科学讲故事的实践，有必要欣赏世界化的工作，即使它在对形式方法的大量描述中被淡化或否认。
科学家们还使用世界化来评估他们与其他实验室、其他学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事的关系。卡隆的法国和日本扇贝科学家被他们关于相关关联网络的潜在命题分开了。
我认为，对这些世界化形式中的每一种的关注，都能使科学研究活跃起来。第二个可能是最容易理解的：如果不关注科学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科学研究就会变得有限和狭隘。然而，第一个同样相关。如果不关注科学所讲的故事，我们就无法评估非人类的作用，
通过它我们了解行动者网络。隐藏和隐含的世界化实践是对科学过程的清晰评估的补充。
接下来，我通过一系列演练来探索这些世界化形式。在这些演练中，我扮演了一只拉图尔式蚂蚁，但这只蚂蚁是一只可以尝试的蚂蚁。我的蚂蚁与多重的部分的临时情境化一起嬉戏，每种情境都仅限于那些需要做出安排的社交场景。偶然间，我有一个故事要讲，让人想起卡隆的作品，但用蘑菇而不是扇贝。
...
（未完待续）
注 释
[1] 我对“世界化”（worlding）这个词的用法来自文学评论家。Gayatri Spivak在《东方主义的世界化》（Orientalist worldings）一书中写道，西方思想家将他们自己的关系逻辑强加给想象中的东方：“现在这个世界化实际上也是一种短信，文本化，变成艺术，变成一个可以理解的物体”（Spivak 1990:1）。这种用法突出了世界化和被描述的世界之间的尴尬关系。（关于更多文学和艺术批判的世界化，请参见Welland 2006；Connery and Wilson 2007）“世界化”这个词还有其他用法。在科幻小说中，世界化是创造新世界的实践，就像在行星地球化（terraforming planets）中一样。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2007）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来讨论多物种生命的纠缠轨迹。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2001）在另一个用法中使用“世界化”这个词来讨论他对“存在于世界”的承诺这些都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对世界主义科学（cosmopolitan science）中的诸间隙（gaps）和内在联结（interconnections）的关注将我的世界化局限于接触艺术中感知和分析的实验。
[2] 卡隆（Callon 1998）在《市场法则》（Laws of the Market）一书的导言中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困境。他认为，市场契约是一种框架装置；框架只能在 "溢出"（overflows）中建立，也只能通过 "溢出"来建立。扇贝科学也是如此。世界化实践关注框架-溢出的诸关系（framing-overflow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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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