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手思维：人类世、资本世和克鲁苏世
著/ 唐娜·哈拉维
译/ 仿物机游 Chthulu
——吉尔伯特·斯科特
《我们现在都是地衣》（We Are All Lichens Now）
《小题大作的女人》（Women Who Make a Fuss）
图源：https://nmnh.typepad.com/the_plant_press/2016/10/we-are-all-lichens.html
当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和有限个人主义（bounded individualism），这些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的老调，在最好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变得无法思考时，会发生什么？极其难以想象：完全无法思考。自18世纪帝国化以来，生物科学在发明关于地球的平凡居民的概念上已极具潜力。智人（Homo Spaiens）-作为物种的人（human），作为人类物种的人类（Anthropos）、现代人—是这些知识实践的主要产物。当21世纪最好的生物学无法完成有限个体加语境（bounded individuals plus contexts）的工作时，当有机体加环境，或者基因加上任何它们所需的东西，都不再能够维系源源不断的生物知识的丰富性时（如果它们曾经有过的话），那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几乎无法回忆起有机体加环境，同样的，负债累累的西方人不再能够将他们自己视为人类历史里的个体和个体社会时，会发生什么？当然，地球上这样一个变革性的时代不能被命名为人类世（Anthrop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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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大作的女人》（Women Who Make a Fuss）
本章，我和天神（sky gods）的所有不忠后代，和那些在多物种泥沼中发现富饶小窝的小伙伴们一起，我想以一种批判而不失快乐的姿态。在这些问题上大作文章。我想要与麻烦共存，而我所知的唯一方法，就是激发快乐、恐惧和集体思考。
在这一任务中，我熟悉的第一只魔鬼（demon）会是蜘蛛，“皮莫克苏鲁”（Pimoa cthulhu），它生活在索诺玛和门多西诺县的红杉林的树桩下，靠近我在加州中北部的住所。没有生物无处不在；每一生物都住在某个地方。没有事物与每一事物相连；每一事物都与某些事物相连。这只蜘蛛在适当的位置，有一个地方，而且由于它在其它地方的有趣旅行而被命名。这只蜘蛛将帮助我找到归途、起源和路线。我所呼吁的这只有八个触手的蜘形纲生物，其通用名称来自犹他州戈舒特人的语言，其特殊名称则来自死亡的居民，来自深渊和元素实体，叫克托尼俄斯（Chthonic）。尽管天神的使者努力开化它们，并设立了首席一神和它们驯服的多神或次神（subgod）委员会，即“一”和“多”，但特拉（Terra）的克托尼俄斯力量仍然将它的组织注入到每个地方。我在生物学家的分类拼写（taxonomic spelling）中做了一个小改动，从克苏鲁（cthulhu）到克鲁苏（chthulu），重新命名为皮莫克鲁苏（Pimoa chthulu），并建议用一个名字来指代过去的、当下的、而且也是未来的其它时空：克鲁苏世（Chthulucene）。我记得触手（tentacle）一词来自拉丁语tentaculum（意为“感知者”）和 tentare（意为“感觉”和“尝试”）；而且我知道我的腿脚麻利的蜘蛛有很多有武装的盟友。讲述克鲁苏世的故事将需要无数的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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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oa cthulhu. Photograph by Gustavo Hormiga.
这些触手生物将我缠绕进科幻模式（sf）里。许多它们的追随者组合成翻绳戏（string figures）；它们将我缠绕在诗创（Poiesis）中——创作—思辨虚构（speculative fabulation）、科幻小说、科学事实、思辨女权主义（speculative feminism），soin de ficelle等等。这些触手生物制作了依附和疏离；它们会切割和打结；它们创造差异；它们编织道路，因此并非决定论；它们以某些方式既开放又纽结，而并非他者；科幻模式（sf）就是讲故事和摆事实；它是潜在世界和潜在时间的模式，是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物质-符号的世界。我将翻绳戏（string figures）视作理论比喻，一种思考方式—与一群伙伴一起进行象征性地勾连、编织、缠绕、追踪和分类。sf是物质-符号式堆肥（composing），泥土中的理论，是泥沼（muddle），我与sf一起工作并身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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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
触手生物会产生依附和分离；它们会切割和打结；它们有所作为；它们编织路径和后果，但不编织决定论；它们在某些方面既开放又纠结，而其他方面则不然。sf是讲故事和讲事实的；它是潜在世界和潜在时代、物质符号世界、过去、此地和尚未到来的模式。我将翻绳戏作为一种理论比喻，一种思考方式——与许多同伴一起进行勾连、毡合、纠缠、跟踪和分类。sf作为物质符号、作为泥土中的理论，作为泥沼，我用sf堆肥，并在sf中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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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ie Durham, La Matlinche图源：https://www.escapeintolife.com/essays/art-for-earths-sake/
触手生物并非是离身的生物；它们是刺胞动物、蜘蛛、像人类和浣熊一样的指状生物、乌贼、水母、神经外骨骼、纤维实体、鞭毛生物、肌原纤维辫（myofibril braids）、垫状和毡状的微生物和真菌缠结物、探测的爬虫、膨胀的根系、伸展和攀登的卷须。触手也是网（nets）和网络（networks），它在云中进出。触手性是关于沿线而活的生命—如此富足的线—不是在点上，也不是在球面上。“世界上的居民，各种各样的生物，人和非人，都是旅人”；世代就像“一系列交错的小径”。翻绳戏的全部。
所有触手的线绳都令我对后人类感到不满，即使在后人类这一符号下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滋养了我。我的伴侣Rusten Hogness建议我用堆肥（compost）代替后人类（主义），用腐殖化（Humusities）代替人文主义，因此我跳进了那虫子堆。人类作为腐殖质（humus）是有潜力的，假如我们可以把人类视作人属来分割和肢解，一个自我创造、毁灭地球的CEO的计划。想象这样一个会议，它并不位于资本主义重建大学（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University）的未来，而是在一个可生存的多物种泥沼的腐殖质力量中！生态性爱主义（ecosexual）艺术家Beth Stephens和Annie Sprinkle为我、为我们、为sf制作了一个保险杠贴纸：“堆肥太性感了！”
持续的克鲁苏世的地球是共生的（sympoietic），而不是自创生的（autopoietic）。无论系统有多复杂和多维度，无论可能导致自生系统崩溃和在更高维度上重启的失序秩序有多少，凡人世界（特拉、地球、盖亚、克鲁苏、完全不是希腊语、拉丁语或印欧语的无数姓名和权力）并不创造自己。自生系统是极为有趣的—见证了控制论和信息科学的历史；但它们并非是关于生死的世界及其生物的好范例。自创生系统并不是封闭的、球体的（spherical）、决定论或目的论的；但它们对平凡的sf世界来说并不是很好的范例。自创生是共同生存的（symchthonic），共生的（sympoietic），总是结伴而行，没有开始和随后互动的“单位”。克鲁苏世不会自我封闭；它不会自我完成；它的感知空间是无处不在的；并不断地环绕出多圈的卷须。蜘蛛形象比任何神殿中腿脚不便的脊椎动物更适于共生（sympoiesis）。触手性（Tentacularity）是共同生存的（symchthonic），在创造生命与死亡的生成性递归中，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深不可测的、可怕的抓捕、打磨、编织和通行的连续伤害。
在我使用共生系统（sympoiesis）这一术语来理解某些除自创生系统的诱饵以外的东西后，Katie King告诉我M. Beth Dempster在1998年写的环境研究硕士论文，她在论文中建议用共生系统（sympoiesis）这个词来表示 “没有自我定义的时空界限的集体生产系统。信息和控制分布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该系统是进化的，具有惊人变革的潜力。”相反，自创生系统是“自我-生产”的自主单位“有自我定义的时空界限，倾向于集中控制、自我平衡和可预测的。”Demptier认为，许多系统被误认为是自创生的，实际上是共生的。我认为在被破坏但仍然持续的生命世界的可渗透组织和开放边缘中，这一点对思考复兴（再次使其可生存）和可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当前所谓人类世时代的地球和它的居民。假如生物学和哲学都不再能够支持环境中的独立有机体的概念是真的话，那就是说，交互单位加上语境/规则，那么共生系统就是该游戏的名称了。由自创生系统修正的有限的（或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在形象或科学上都不够好，它把我们误导到致命的道路上。
Barad激动人心的现实主义和内部行动成为了共识，这也许是地球旅人的一条生命线。Félix Guattari在共同-思考关于我翻身戏的工作，以及她的另一伙伴Isabelle Stengers的思想工作时，向我传达了玩家如何彼此来回传递危机模式，这有时是保守的，有时是富含启发和创造性的。
更确切地说，评论，假如它意味着共同-思考，即共同-生成，它自身就是一种转述的方式…但知道你所主张的观点已经被提出，需要一种特殊的“之间”思维。它并不要求精确，更不要求效忠、而是一种特殊的忠诚，是对伸出的手的信任的回答。即使该信任并不在“你”内部，而是在“创造性的不确定”中，即使已完成的事情（思想或书写）的结果和意义，并不属于你，也不属于你转达的那个人，但无论如何，这一转达现在在你手中，同时要求你不能以“自动化的自信”（mechanical confidence）继续。（至少在翻绳戏里）需要有两双手，在每一个连续的步骤中，其中一双手是“被动的”，为另一双手的运作，提供它之前的运作结果，一连串的纠缠，只是在下一个步骤中，当另一双手呈现新的纠缠时，才变为主动。但也可以说，每次“被动的”那双手也是主动的那双手，并被纠缠所持有，当另一只手接替时，才“放行”。
在激情和行动、依附和疏离中，这就是我所称的培养回应-能力（response-ability）；这也是集体的认知和行动，一种实践的生态。无论我们是否要求它，该模式都在我们手中。对所伸之手的信任的回应是：思考我们必须要思考的（think we must）。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是一位思考实践的民族志学者。她将人类学定义为研究关系的关系性（relations with relations）——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心智和身体的承诺。受她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哈根山）终身工作的滋养，斯特拉森写道，她接受了残酷的偶然性的风险，接受了面临其它关系的风险，接受了来自意外世界的风险。女权主义者的思辨虚构（speculative fabulation）在学术模式上的切身实践，斯特拉森教了我—教了我们—一个简单但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事实：“我们使用什么观念去思考其它观念是很重要的。”我把我的灵魂堆在这一热堆肥里。虫子不是人类；它们起伏的身体吞食并排泄，它们的粪便滋养了世界。它们的触手创造了翻绳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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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s Cradle/ String Theory Courtesy of Maurya Simon and Tamara Ambro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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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什么思想会思考思想。重要的是，什么知识会学到知识。重要的是，什么关系会与关系相联系。重要的是，什么世界将世界给世界化。什么故事在讲故事。Baila Goldenthal的画作是这些问题重要性的深刻证明。
放弃思考能力的事物是什么？所谓的人类世的时代是多物种的时代，包括人类，紧迫的是：大规模的死亡和灭绝；汹涌的灾难；难以预测的特殊性被愚蠢地视作不可知本身；拒绝了解和培养回应-能力；拒绝面对当下，拒绝面对汹涌灾难的时代；这是前所未有的旁观。当然，鉴于最后几个世纪的现实情况，提及“前所未有”相当于说某些事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必须参与和重塑的过程网络中，当我们存在的每一纤维都必须与以某种方式参与和重塑的过程网络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是共谋，我们如何在危机时代进行思考，而不是沉迷于自我放纵和自我满足的末日神话？不管我们是否要求它，这一模式已经递归地掌握在我们手中。答案就是对伸出对援手加以信任：思考我们必须思考的（think we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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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a Goldenthal
在Valerie Hartouni的引导下，我转向了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战争犯人阿道夫·艾希曼的思考无能的分析。在放弃思考的情况下，特定类型的“平庸之恶”可能会使人类世的灾难成真，伴随加速的种族灭绝和物种灭绝。结果是岌岌可危的；思考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我们必须思考！在Hartouni的解读中，阿伦特坚持认为，我们所谓的跨学科知识或基于证据的事实，或某种真理和信仰，或事实和观点，或好或坏，思想都根本不同于这些方面。在阿伦特看来，思想并不是一个评价信息或论点、争论是非、判断自身或ta人正误的过程。这些都很重要，除了阿伦特关于“平庸之恶”的说法，我将把它置入关于所谓人类世的地质历史的紧急事态的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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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并非难以理解的怪物，而是某种更可怕的东西—她看到了普遍的无思想性。也就是说，在这里，一个人不能在其自身中呈现缺席的东西、不是他自身的东西、世界在纯粹的非一自我（not-one-selfness）中的东西、声称自己存在于非-自己（not-oneself）的东西。这里的人不能成为旅人，不能纠缠，不能追溯生与死的轨迹，不能培养回应-能力，不能给自身展示正在做的事情，不能生活在连续性中或与之同行，不能堆肥。功能是重要的，责任是重要的，但世界对艾希曼来说并不重要。
在普遍的无思想性中世界并不重要。被掏空的空间全都被信息评估、确定敌友和忙碌的工作充满；积极性被掏空，被动性也消失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放弃思想的行为。这种品质并非情感缺失，丧失同情心，尽管可以肯定的是，艾希曼是真实的，但是一个更深的屈服，一个我将称其为非物质性的、间接的，或者阿伦特所言的，也是我的习语，即无思想性。艾希曼从思想的泥沼中脱离出来，变成了无论如何都要照章办事的行为。对于艾希曼和他的继承人而言——我们？——世界不可能变成一个“应关切的问题”。结果是积极参与种族灭绝。
罗安清（Anna Tsing），这位人类学家、女权主义者、文化理论家、讲故事的人，以及异质资本主义、全球主义、周游世界和地方组织的鉴赏家。她研究了“受伤星球上的生存艺术”，或者用她的书的副标题“资本主义废墟中的生存可能性”。她表达的是一种必须在肆虐的多物种灭绝、种族屠杀、贫困化和大灭绝的太普遍的危机下培养的思维。我将这些事物命名为危机（urgencies），而不是紧急状态（emergencies），因为后者暗示某些末日及其神话。危机有另外的时间性，而这些时间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时代；这是需要故事的危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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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韩国人、苗族人、老挝人、墨西哥人、真菌孢子和垫子（mats）、橡树和松树、菌根共生体、采摘者、购买者、运输者、餐馆老板、食客、商人、科学家、林务官、DNA测序者和他们不断变化的物种等更多的强力组合中跟随松茸，罗安清在不安的时代践行共生模式。罗安清认为在我们时代，不稳定性—现代进步的谎言的失败—是所有地球上的生物的生死状态的特征。她拒绝旁观，也拒绝弱化地球危机至抽象的引发破坏的系统，比如人类物种的行为或无差异的资本主义。她寻找出乎意料的蓬勃生机，以及在废墟中遭受污染的、不确定的、未完成的、持续的生存实践。她表现了故事的力量；她切身展示了哪种故事能作为关切和思考的实践是多么重要。“假如匆忙地讲述麻烦的故事是说明遭受污染的多样性的最好方式，那么是时候让这种匆忙成为我们知识实践的一部分了…松茸愿意出现在被炸毁的土地上，让我们探索已经变成我们集体家园的废墟。跟随松茸能指引我们与环境破坏共存的可能性。这并不是人类进一步破坏的借口。同样的，松茸展示了一种合作式的生存。
在纯粹好奇心的驱使下，罗安清开展了“抢救式积累”（salvage accumulation）和“局部资本主义”（patchy capitalism）的民族志，这不再承诺进步，而是加强破坏、制造我们系统的名义上的不稳定性。罗安清的工作不是简单的道德、政治或理论问题，而是在这种艾希曼的继承者不可能加入的思考实践中的参与世界的力量。松茸告诉我们如何在干预和污染中合作生存。我们需要在废墟中生存的技能。这不是对救赎的渴望，也不是其它种类的乐观主义政治；这不是一种面对深度麻烦（depth of the trouble）的愤世嫉俗的无为主义（quietism）。相反，罗安清承诺在充满意外的交往（company）中以回应-能力进行生存和死亡。这种生存和死亡是培养持续性条件的最好机遇。
生态哲学家和多物种民族志学家Thom van Dooren也在灭绝、消亡和局部复兴的时代中投入生存的多重复杂性中；他深入思考了思想意味着什么，并未变得无思想性的东西在我们所有人当中要求什么。在他出色的《飞行方式》（Flight Ways）一书中，他与在灭绝边缘中生存的鸟类相互陪伴，思考为它人提供开放空间（open space）意味着什么。这一开放远非一种无辜或透明的物质或伦理实践；甚至当它成功时，它也要承担作为个体和种属生存和受苦的代价。例如，在他对北美百灵鸟物种生存计划的研究中，van Dooren详细介绍了多种艰难的多物种捕获和劳动、强制生活、代孕劳动和替代死亡（substitute dying）——这些都不应该被遗忘，尤其是在成功案例中。保持开放空间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推迟灭绝，这种方式会使构造或重组繁荣的自然文化组合成为可能。《飞行方式》（Flight Ways）展示了灭绝如何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更像是一个延伸的边缘（extended edge）或一个扩大的岩壁（widened ledge）。灭绝是一个长时间的慢性死亡，对于许多物种，包括身处历史的人类来说，它解释了在世界上继续存在的庞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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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方式》（Flight Ways）
Van Dooren指出，哀悼本质上就培养回应-能力。在他关于已经基本失去了森林家园、食物以及朋友、小鸡和伴侣的夏威夷乌鸦（对夏威夷人来说是Alalā，对林奈人来说是Corvus hawaiiensis）的保护工作的章节中，他认为，不只有人类会哀悼爱人、家乡和生活方式的死亡；其它生物也会进行哀悼。鸟类为失去感到悲伤。这一点是基于生物行为研究和亲密的自然史；哀悼的能力和实践都不是人类的专属。在人类例外论的不可靠的特权之外，有思想的人类必须学会共同-哀悼。
哀悼是关于与丧失相伴，欣然感激它所代表的含义的东西，是关于世界如何改变，关于我们如何必须自我改变和重塑我们的关系的东西，假如我们从这里前进。在这一语境中，真正的哀悼应该启发我们意识到我们依赖并与无数其它濒临灭绝边缘的生物相关联。然而，灭绝的边缘…现实，正是在这里，我们无法避免地必须进行反思和哀悼的艰难的文化工作。这一工作并不与实践行动相对立，相反，它是任何可持续和明智回应的基础。
哀伤是一条理解共同纠缠的生死的路径；人类物种必须共同-哀悼，因为我们正位于解体的结构中，也是这种结构的一部分。没有持续的记忆，我们就无法学会与鬼魂共处，因此也无法思考。像乌鸦一样，并和乌鸦一起，活物和死者“我们都在彼此的陪伴中面临危机”。
至少还有一条sf的线索对于思考实践非常重要，它必然是共同-思考：讲故事。这对于什么思想去思考思想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什么故事讲述故事来说，非常重要。“城市企鹅：失去地方的故事”，Van Dooren关于悉尼港小企鹅（Eudyptula minor）的章节，成功塑造了一个非拟人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故事性场所的感觉。在他们坚定地“归家冲动的”（爱家）筑巢和其它生命实践中，这些城市企鹅—真实的、特殊的鸟类—讲述了地方，这一地方，而不仅仅是任何地方。建构企鹅-叙事地方的现实和鲜活的特殊性，是一个重要的物质-符号成就。故事不能再被放入人类例外论的盒子里了。在不抛弃行为生态学和自然史的领域下，这篇文章在企鹅的多模态符号学中实现了有力恰当地讲故事。
厄休拉·勒古恩教会了我讲故事和自然文化史的虚拟背袋理论。她的理论，她的故事，都是用来收集、携带和讲述生活中的事物的大容量袋子：“叶子、葫芦、贝壳、网、背包、吊索、麻袋、瓶子、锅、盒子、容器、持有人、接受者。”地球上有太多历史是在美丽的文字和武器的幻想奴役下讲述的，第一个美丽的武器就是文字，反之亦然。工具、武器、文字：上帝形象的道成肉身。这一悲惨故事中只有一个真实的行动者，一个真实的世界创造者，英雄，这是一个猎人为谋求赏金而杀戮的（男）人造故事。这是一个刻薄的、尖锐的、好战的行动故事，推迟粘连的、泥土腐烂的、难以忍受的被动性。这阴险的故事里所有其他的都是财产、战场、阴谋或猎物。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的工作是在路上，去战胜，成为道路和管道，而不是旅行者，不是创造者。英雄最不想知道的事情是，如果没有一个背袋，没有容器，没有网，他那圣言和武器都是毫无用处的。虽然如此，没有一个冒险家会不带麻袋离开家园。吊索、壶和瓶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故事中的？这些低级的东西如何推进故事的发展呢？或者可能对英雄更糟糕的事情是，这些充满凹槽的、挖空了的器具，这些存在的“洞”，怎么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更丰富、更奇妙、不合时宜且源源不断的故事？这怎么为猎人留有了空间却与他无关——一个自我制造的人类，一个人造历史的机器的故事？蛋壳上那一点轻微的弧度，仅仅能装盛一点点水，只有几颗种子可供遗漏和收获，隐含了一个共同-生成的故事，一个相互吸引的故事，一个伴侣物种的故事，它们只是在生存和死亡，而不是终结故事，终结世界。蛋壳和网，生成人类，生成腐蚀质，生成地球人，它们有另一个形状——横斜的、蛇形的“共同生成”。共同-思考就是与地球上的自然文化多物种的麻烦共存。在这一斗争中，这里没有担保者，没有时间之箭，没有历史、科学或自然的律法。这里只有无数持续的生命与死亡的sf世界化（worlding），共同-生成与共同-不生成的世界化，共生的世界化，而且，有可能是地球上的多物种繁荣的世界化。
当如何相互谋杀的知识—和相互陪伴的知识，无数多样的生命的地球的知识—并不稀缺时，就像勒古恩一样，布鲁诺·拉图尔积极理解改变故事的必要性，理解学会与某种方式叙事—思考—脱离于历史上人类的刺耳故事的必要性。思考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我们必须思考。这意味着，简单来说，我们必须改变历史；故事必须改变。勒古恩说：“因此，我感到一种危机感，我寻找其它故事的自然、主体和词语，一个未被讲述的故事，一个生命的故事。”在这一可怕的人类世时代，拉图尔认为，地理政治的根基已经被炸开。身处危机中各方都不能求助于天意、历史、科学、进步或任何在我们共同斗争之外其它神灵的诡计来解决问题。一个共同的可生存的世界必须被一点点地组成，或者就根本不复存在。过去被称为自然的东西已经在人类事务中爆发，反之亦然，这种方式及其持久性改变了继续前行的根本方式和愿景，包括根本的延续。为了寻找得以建设有效的新集体的创作实践（compositionist practices），拉图尔认为我们必须学会讲“盖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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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亚
如果这个词太难，我们可以称我们的叙事为“地理故事”（geostories），其中“所有的昔日道具和被动使者已经变得活跃起来，而非因此变成某些监视实体所写的庞大情节的一部分。”这些讲述盖亚故事或地理故事的人，是“实际的地球人”（Earthbound），是那些远离现代性的超越性情节，远离社会与自然的纯化（purifying）分裂的可疑快感的人。拉图尔认为，我们面临一个赤裸裸的断裂：“有的人准备好在人类世作为实际的地球人生活；其它人决定继续在全新世做人类。”在拉图尔的许多著作中，他提出了能够考验力量（trials of strength）的语言和意象，在考察人类世和“地球人”时，他丰富了这一隐喻，以区分警察的行为和战争或政治之间的区别，前者是通过已有的秩序来恢复和平，后者是必须克服真正的敌人来建设未来的事物。拉图尔决心避开现成的偶像，如历史的法则、现代性、国家、上帝、进步、理性、堕落（Decadence）、自然、技术、或科学，以及对差异及其有限性的贬低，这是那些只需要通过武力、信仰或自我肯定的教育来获取答案的人所内在固有的。那些“相信”自己有答案的人，对于我们当前的危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那些拒绝以某种方式而非其它方式生存和死亡的人，也是同样危险。事实的问题，关切（concern）的问题，关注（care）的问题在翻绳戏、在sf上纽结。
拉图尔拥抱的是小写的复数科学（sciences），而不是大写的单数科学（Science）。在地理政治中，“重要的是认识到，事物的事实不能委托于一个更高的统一权威，它将会代替我们做选择。争议—无论它们有多么虚假—都不是拖延决定哪一方更能代表我们世界的借口。拉图尔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结盟，但他并不相信它的评估和报告；他决定什么东西是强大可信的，什么不是。他将自己投入某些世界中并“造世”（worldings），而不是其它。人们不应该用一双个人主义的耳朵去听拉图尔的“决定”言论，他是一个共创者（compositionist），倾向于理解如何成就一个共同的世界，集体如何彼此共同建设，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建设者，而不是人类。这既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理性主义；而是sf，拉图尔将其称为小写的复数科学（sciences）和科幻小说（scientifiction），我将其称为小写的复数科学（sciences）和思辨虚构（speculative fabulation）—在我们相同的方法中，这些都是政治科学。
“联盟”（Alignment）对旅人来说，对地球人来说，是一个丰富的比喻，而不是像简单的“决定论”一样，带有现代主义自由选择的话语强调，至少在美国是这样。进一讲，拒绝现代主义者的信仰对于我奉劝采取克鲁苏世及其触手的任务来说是很关键的。像Stengers和我一样，拉图尔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致力于实践的生态学，致力于在混乱的生存与死亡的泥土中工作和游戏来世俗地阐明集合体配置。实际的参与者，与各种本体论的盟友结合（分子、同事以及更多），必须构成和维持现在和未来的东西。触手“造世”的结盟必然是一个严肃纠缠的事情！我决然拒绝自我肯定的和先验的神的把戏，我热衷于此，拉图尔转向这一资源——冷静地考验力量的物质-符号的修辞—我认为，为了讲述他及我们所需的新故事，这让事情变得困难了，而这是毫无必要的。他将战争定义为裁判的缺席，导致对力量的考验必然决定合法的威权。历史中的人类和人类世中的地球人参与了这一考验，这里没有裁判可以确定现在/过去/未来是什么。历史与盖亚故事正面临危机。
这些审判—地球人和人类之间的战争—不会由火箭和炸弹来执行；它们将由所有其它可以想象到的资源来进行，而且没有神的把戏来决定生死、真理与谬误。但是，我们仍然身处于英雄和美丽的文字和武器的故事中，而不是在背袋的故事中。不在权威面前决定的任何事情都是战争；科学（单数和大写的）就是权威；权威指挥警察的行动。相反，小写的复数科学（通常扎根于实际）才是战争。因此，在拉图尔的激情思辨的虚构中，这一战争是我们真正政治的唯一希望。过去和现在/未来一样，都是一个争辩的场域。
拉图尔的思想和故事需要一种特殊的敌人。他借鉴了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神学，这是一种通过战争实现和平的理论，敌人是hostis，具有主人、仆人、客人和值得尊敬的敌人的所有强调。施密特和拉图尔认为，只有面对这样的敌人，才会有尊重，才有机会在冲突中减少致命性，而不是增加。那些在权威和信仰的范畴内运作的人是出了名的容易发生大灭绝（exterminationist）和种族灭绝的战斗（这一点很难否认！）。如果没有一个预先确立的参考标准，它们就会迷失方向。hostis的要求要好得多。但是，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力量考验、致命战斗的叙事范围内进行的，其中关于如何谋杀对方的知识仍然根深蒂固。拉图尔明确表示，他不想要这个故事，但他也没有提出另一个故事。和平的唯一真正可能性在于受尊重的敌人、hostis和力量考验的故事。“但是当你处于战争状态时，只有通过经历的剧痛，你所拥有或不拥有的自主权才能被决定，这取决于你赢还是输。”
施密特的敌人并不允许故事在骨子里发生；地球人需要一个更触手性的，更少二元性的生命故事。拉图尔的盖亚故事比施密特理应拥有更好的讲故事的伙伴。与谁共同-思考的问题是极为物质的。我不认为拉图尔的困境可以在人类世这一术语下得到解决。他的地球人将不得不跋涉到克鲁苏世，与正在进行的、蛇形的、非英雄的、触手的、可怕的事物纠缠在一起，这些东西制作物质-符号的网袋，这在力量考验上没有什么用处，但在回归家园和共享生死存亡的意义来说具有很大作用，也许这甚至是为人类和过于人类（more-than-human）的生物恢复生态的手段。
Isabelle Stengers在与拉图尔的友好交锋中形成了她对所谓“人类世”和“多面盖亚”（Stengers的术语）时代的思考，也许她并没有要求我们重新调整自己，以便去“面对盖亚”。但是像拉图尔，甚至更像勒古恩一样，她的最有创造力的科幻作家之一，Stengers坚持要改变故事。她重视入侵，而不是创作，她称盖亚是一个可怕的、灾难性的权力，入侵了我们的思想范围，侵入了思维本身。地球/盖亚是制造者和破坏者，而不是被开发的资源，或被保护的被监护人，或希望得到滋养的哺乳母亲。盖亚不是一个人，而是构成一个生命星球的复杂的系统现象。盖亚对我们事务的入侵是一个根本的唯物主义事件，它汇集了众多物种。这种侵入威胁的并非地球上的生命本身——温和地说，微生物会适应——而是威胁到地球上各种大量的物种、配置和个体的可生存性，这种“事件”已经在进行中，这被称为第六次大灭绝。
Stengers和Latour一样，以James Lovelock和Lynn Margulis的方式唤起了盖亚的名字，来命名各种过程之间复杂的非线性耦合，这些过程组成并维持着相互纠缠但并不相加的子系统，作为一个部分凝聚的系统性整体。在这一假设中，盖亚是自生的—自我形成的、维持边界的、偶然的、动态的、在某些条件下是稳定的，但在其它条件下不是。盖亚不能简化为其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在面对参数的扰动时实现有限的系统一致性，而这些参数本身又是动态系统过程的反应。盖亚不关心也不可能关心人类或其它生物的意志、欲望或需求，但盖亚对我们的存在提出了质疑，我们激发了它的残忍的突变，威胁了人和非人的可生存的当下和未来。盖亚不是等待理性政策的问题清单；盖亚是一个侵入性的事件，破坏了正常的思考。“她是专门质疑现代历史的故事及翻版（refrains）的东西。这里只有一个真正的谜团：那就是我们，也就是属于这段历史的人，在面对我们所引发的后果时，可能会创造出的答案。”
那么，我们引发了什么？在加州历史上的多年干旱和2015年爆发的火灾季节中，我需要一张照片：2009年6月，阿尔伯塔可持续资源公司在冰原公路上的萨斯喀彻温河交叉口附近故意放火，以阻止山地松树甲虫的蔓延，为未来的火灾建立防火屏障，并增强生物多样性。希望这场大火能有助于复兴。松树甲虫在北美西部的破坏性蔓延是人类世的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篇章。预计中的大干旱和极端的、持续的火灾季也是如此。北美州西部的火灾有着复杂的多物种历史；火是持续的基本要素，也是双重死亡的媒介，亦是对持续性的扼杀。在我们这个时代，火的物质符号学岌岌可危。
因此，现在直接转向时间-空间-全球的所谓人类世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个术语似乎是密歇根大学生态学家Eugene Stoermer（于2012年去世）在20世纪80年代初创造的，他是淡水硅藻方面的专家。他提出这个术语指的是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的变革性影响。2000年，“人类世”这个名字在全球化的讨论中戏剧性地出现了，当时，荷兰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Paul Crutzen与Stoermer一起指出，人类活动的类型和规模之大，值得用一个新的地质学术语来描述一个新纪元，以取代全新世（Holocene），它始于上个冰河时代末期或约1.2万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ncene）末期。人类活动变革的标志是18世纪中期蒸汽机和影响地球生态的煤炭的大量利用，这在空气、水和岩石中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海洋的酸化和变暖正在迅速分解珊瑚礁生态系统，导致白化、死亡或濒死珊瑚的幽灵般的白骨架。共生系统——珊瑚和它的水世界，由刺胞动物、虫黄藻和许多其它生物组成的群落——预示着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转变将回到我们的故事中。
但现在需要注意的是，在流行和科学话语中，人类世这一概念获得了购买力，人们努力想要找到讨论、理论化、模式化和设计一个庞大事物的方法，它被叫作全球化。气候变化的模式是一个积极有力的反馈回路，引发了政治和生态话语系统中的状态变化。Paul Crutzen既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又是大气化学家，这一点很重要。到2008年，世界各地的许多科学家已经采用了这个尚未正式使用但日益不可或缺的术语；而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主义领域内无数研究项目、表演、装置和会议也发现了这一术语。这一术语在其命名和思考中必不可少，尤其是面对所有生物类群的加速灭绝，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物种在广袤的地球（Terra）上的贫困处境。燃烧化石的人似乎有意以最快的速度制造更多的新化石。在不久的将来，假如不是现在的话，这些化石将会在陆地和水下的岩石层被地质学家读取。也许，人类世的标志应该是火人（Burning Man），而不是燃烧的森林！
制造化石的人，这种人类（Anthropos），的雄心壮志是很难理解的——他为加速灭绝制定的灼热计划，为命名一个地质时代立下了功劳。将矿物、动植物之肉、人类家园等其它所有事物的加速剥削撇开不谈，我们想说的是，面对显而易见且代价高昂的生态系统的崩溃，和不断扩散的政治混乱，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政治和技术的碳排放污染减排的措施的发展速度，即使不能消除因过度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全球变暖过量碳排放的负担，也能有所缓解。或者，也许到2015年，全球煤炭和石油行业的金融危机也会阻止这种疯狂。
事实并非如此。只要不经意地了解一下每日的新闻，也会破坏这种希望，问题远比仔细阅读IPCC文件和新闻的读者所发现的还要糟糕。在《第三个碳时代》（The Third Carbon Age）中，汉普斯学院和平与世界安全研究教授Michael Klare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反对最近的石油时代被煤炭的旧时代所取代，将被可再生能源时代取代的观点。他详细介绍了全球国家和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的不断增长的大量投资；显然，该领域具有巨大的利润和权力优势。同时，许多全球大企业都在寻求各种可想象的、以及难以想象的技术和战略措施，以从任何深度、任何形式的沙、泥土或岩石中提取每个化石碳的最后热量，而且，无论在前往分配和使用点的过程有多么可怕，都要在别人得到这一热量之前烧毁它，并在第一个，且是最后一个的，美丽的文字和武器的伟大故事中先烧毁它。在他所说的非常规油气时代，水力压裂（hydro-fracking）只是（融化）冰川的一角，极地海洋的融化，对北极熊和沿海居民来说是可怕的，但对大型军事战争、勘探、钻探和穿越北方通道的油轮运输来说是非常有利。当你需要融化的冰时，谁还需要破冰船？
2012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地理物理学会会议上，一位名叫Brad Werner的复杂系统工程师在会上发言。他的观点很简单：从科学角度来说，全球资本主义“已经使资源消耗变得如此迅速、便利和无障碍，以至于“地球-人类系统”正在变得危险和不稳定。因此，他认为，唯一科学的做法是反抗！运动，而不仅仅是个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文化格格不入的行动和思维；而且Werner说，这不是观点的问题，而是地球物理动力学的问题。报道这次会议的记者对维尔纳的讲话进行了总结：“他说，他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整个经济范式是对生态稳定的威胁。”Werner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争论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和制造者，但他在科学会议上的清晰表述令人振奋。反抗！思考我们必须思考的；我们必须思考。真正的思考，而不是像艾希曼的无思想性那样。当然，魔鬼就在细节中——如何反抗？如何做到重要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想要做？
但至少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无论他如何陷入一般男性的普遍性中，如何只顾着抬头看，人类（Anthropos）并没有做这种压裂（fracking）的事，他也不应该为这个热爱双重死亡的时代命名。人类（Anthropos）根本不是“燃烧的人”。但由于这个词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较之“资本世”似乎争议较少，我知道我们将继续使用“人类世”这个词，我也会谨慎地使用它；“人类世”在其焕然一新的网袋中所收集的东西和人，可能会对废墟中的生存，甚至对地球的慢慢恢复有帮助。
不过，如果我们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sf时代，那肯定是资本世。人类物种并没有为第三个碳时代或核时代创造条件。“人类物种”作为人类世的使者的故事，几乎是伟大阳具的人文主义和现代化冒险的可笑重演，在那里，人类按照一个消失了的神的形象被塑造，在他从世俗上升为神圣的过程中获得超能力，这只是又一次以悲剧性的疲软（detumescence）告终。自我创生的（Autopoietic），自我制造的人类再次倒下，这一次是悲剧的系统性失败，使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沦为充满黏糊垫子（mats）和蛰人水母的失控沙漠。
技术决定论也没有产生第三碳时代。煤炭和蒸汽机并没有决定这个故事，而且连日期都是错的，不是因为我们必须追溯到上一个冰河时代，而是因为我们至少必须包括当前时代漫长的16、17世纪的大市场和商品的“再造世”（reworlding）。即使我们（错误地）认为，在考虑塑造资本世的“全球化”转型时，我们仍然可以以欧洲为中心。人们肯定会讲述糖、贵金属、种植园、原住民灭绝和奴隶制的网络，以及席卷了各种人和非人的劳动者对生物和事物的劳动创新、重置（relocations）和重组（recompositions）。英国的工业革命影响巨大，但它只是改变地球的唯一玩家（players），它历史性地位于够新的世界（worldings）关系。人类、植物和动物的大迁徙；大片森林的砍伐；金属的暴力开采；这都发生在蒸汽机以前，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有理由对人类（Anthropos）、或人类物种、或猎人的背叛置之不理。
经济和生态、历史、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新陈代谢、联系或共同生产（选择你的比喻）的系统性故事，必然是无情的机会主义和偶然的。它们还必须是无情的关系性、共生性以及后果性的（consequential）。它们是地球人，而不是宇宙的人，也不是被祝福或被诅咒的进入外太空的人。资本世是地球的；它不一定是最后一个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生物多样性的地质时代。有这么多的好故事有待讲述，有这么多网袋有待串联，而这不仅仅是人类的。
作为挑衅，让我总结一下我对作为一种工具、故事或时代的人类世进行思考的反对意见。
（1）与人类相关的神话系统是一个结构，故事的结局很糟糕。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局是双重死亡（double death）；它们是不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差劲的演员很难讲好故事。坏演员需要一个故事，而不是整个故事。
（2）人类物种（Species Man）不创造历史。
（3）人加上工具并不创造历史，这是人类例外主义者讲述的故事。
（4）历史必须让位于地理故事、盖亚故事和交响乐故事；地球人在共生的多物种翻绳戏中以网络、编织和触手的方式生存与死亡；它们不创造历史。
（5）人类世的人类社会机构往往头重脚轻，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反抗需要其它形式的行动和故事来获得慰藉、灵感和效果。
（6）尽管人类世依赖于敏捷的计算机建模和自创生系统理论，但它过于依赖一种“不可思考”的关系理论，即老旧的有限功利个人主义（bounded 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竞争关系中的既有单位占据了大气中所有的空气（显然，二氧化碳除外）。
（7）人类世的科学过于局限在限制性系统理论（restrictive systems theories）和被称为“现代综合”（the Modern Synthesis）的进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ies）中，尽管这些理论非常重要，但事实证明它们无法很好地思考共创生（sympoiesis）、共生体（symbiosis）、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生长（development）、网状生态（webbed ecologies）和微生物（microbes）。这对恰当的进化论来说是很大的麻烦、
（8）“人类世”是富裕阶层和地区的知识分子最容易理解和使用的术语；它不是世界上许多其它地区的气候、天气、土地、国家关切的习语，尤其是原住民，但不仅限于原住民。
我与女权主义环境学家Eileen Crist站在同一阵营，她反对许多“人类世”语境中的管理主义、技术官僚、市场和利润至上、现代化和人类例外主义“一切照旧”的承诺。这种话语不仅是头脑错误的，也是心怀不轨的；它还削弱了我们想象和关心其他世界的能力，包括那些现在不稳定地存在的世界（包括那些被称之为荒野的世界，因为这一词在种族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中被污染的历史中），以及那些我们需要与其他动物结盟的，为仍然可能恢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带来的世界。“稀缺性的持续存在，以及它给所有生命带来的痛苦，在每个层面都是人类例外论的产物”。相反，一个更具有地球完整性的人性“会优先考虑撤回或缩减规模，欢迎对我们的数量、经济和栖息地的限制，以实现更高、更包容的自由和生活质量。”
如果人类生活在历史中，地球人在人类世承担了它们的任务，那么太多的“后人类”（和 “后人类主义者"，完全是另一个群体）似乎已经移居到了人类世。也许我的人类和非人类的人是可怕的地下人（Chthonic），他们在特拉城邦（Terrapolis）的组织中盘踞。请注意，如果用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习语来讲述资本世，带着前者现代性、进步性和历史的标志，这个术语就会受到同样的或更激烈的批评。人类世和资本世的故事都在变得过于庞大的边缘徘徊。马克思做得比这更好，达尔文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继承他们的勇气和能力，在没有决定论、目的论和计划的情况下，讲述足够宏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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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pi Wall Street: Symchthonic revolt. Art by Marley Jarvis, Laurel Hiebert, Kira Treibergs, 2011. Oregon Institute of Marine Biology.
历史中的关系性世界观嘲弄了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划分，也嘲弄了我们被进步及其邪恶的孪生兄弟——现代化的奴役。资本世是由关系产生的，而不是由一个世俗的神一样的人类、历史规律、机器本身、或被称为现代性的恶魔创造的。为了在物质符号的科幻模式和故事中创作出更适合生存的东西，让勒古恩可以引以为豪的东西，资本世必须在关系上被解除。Philippe Pignarre和Isabelle Stengers对我们——地球上数十亿的居民，包括你我——每天都在实践着对资本主义的认同感到震惊，他们指出谴责是极其无效的，否则资本主义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进步”的诱惑（以及它的对立面）的被蛊惑的黑暗承诺，鞭打我们走向无休止的地狱式的改变，好像我们没有其它方式来改造世界、重新想象、重新生活和在多物种的福祉中重新连接彼此。这种解释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找借口，不需要把许多重要事情做得更好；恰恰相反。Pignarre和Stengers肯定了，现场的集体能够发明新的想象力、抵抗、反抗、修复和哀悼的实践能力，以及良好生存和死亡的能力。它们提醒我们，既定的无序状态是不必要的；另一个世界不仅是迫切需要的，它也是可能的，但如果我们沉浸在绝望、犬儒主义、乐观主义和对进步的信仰/不信仰的话语中，就不可能实现。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在他们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同意这种观点。触手生物也会同意。
对许多当代西方思想家来说，“盖亚”可以追溯到洛夫洛克（Lovelock）和马古利斯（Margulis）的生成性复杂系统方法（generative complex systems approaches），即“人类世”。但是，一个正在展开的盖亚更适合于克鲁苏世（Chthulucene），一个持续的时间性，拒绝形象和计时，要求无数的名字。从混沌中诞生，盖亚的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强大的侵入性力量，不受任何人掌握，也不是任何人的救赎希望，能够激起20世纪末最好的自创生复杂系统（autopoietic complex systems）的思考，从而认识到过去几个世纪人为过程造成的破坏，是对欧几里得数字和人类故事的必要反击。巴西人类学家和哲学家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和Déborah Danowski在后欧洲中心主义会议（post-Eurocentric conference） “盖亚的一千个名字”（The Thousand Names of Gaia）中，对盖亚只局限于古希腊和随后的欧洲文化的挥之不去的观念进行了反思，并重新诠释了我们时代的危机。名字，不是面孔，不是同一事物的变体，是别的东西，成千上万的别的东西，仍然在讲述着这个时代的地球正在进行的生成性和破坏性的世界化和再世界化。我们需要另一个形象，上千个其它事物的名字，才能从人类世爆发出来，成为另一个足够宏大的故事。在加利福尼亚的红杉森林里被皮莫克鲁苏（Pimoa chthulu）咬了之后，我想提出蛇形的美杜莎和她的祖先、分支和后裔的许多未完成的世界观。也许美杜莎，唯一的凡人戈尔贡（Gorgon），可以把我们带入特拉城邦（Terrapolis）的整体生物群，让我们更有机会把21世纪的英雄之船冲到活珊瑚礁上，而不是让它们从死岩石中吸取最后一滴化石的肉（flesh）。
Potnia Theron的陶俑，是动物的女主人，描绘了一个身穿开衩裙子的有翼女神，每只手都触摸着一只鸟。她生动地提醒人们，地中海和近东世界以及其它地方的神力在过去和未来的广度、宽度和时间上的影响。Potnia Theron 植根于米诺斯文化（Minoan），然后是迈锡尼文化（Mycenean），并将希腊的戈尔贡（Gorgon）（尤其是唯一的凡人戈尔贡，美杜莎）和阿尔忒弥斯（Artemis）的故事注入其中。作为一种远行的乌尔·美杜莎（Ur-Medusa），百兽夫人（Mistress of the Bees）是克里特岛和印度之间强有力的联系。这个长着翅膀的人物也被称为Potnia Melissa，蜜蜂的女主人，身上披着它们所有嗡嗡作响的蜂蜜礼物。请注意女主人和她那比人类更有同情心的肉体所引起的听觉、触觉和味觉感受。尽管这些动物也能在复眼的昆虫（compound-eyed insectile）和多臂的观测系统（many-armed optics）中观看，但是蛇和蜜蜂更像是刺痛的触角，而不是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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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化身中，长着翅膀的蜜蜂女神都很古老，但现在非常需要她们。Potnia Theron/蜜蜂花（Melissa）的蛇发和戈尔贡的脸，让她与在空间和时间中丰富穿梭的地下（chthonic）地球力量的不同亲缘关系纠缠在一起。在希腊语中，Gorgon意为“可怕的”，但也许这是对更可怕的故事，和对关于世代、毁灭和粘连（tenacious）、持续的人类有限性事件的一种星体化的（astralized）、父权制的叫法。Potnia Theron/蜜蜂花/美杜莎对面部进行了深刻的改造，这是对现代人文主义（包括技术人文主义）的前瞻性、凝视天空的人类（Anthropos）形象的打击。回顾一下希腊语chthonios，意思是 “地球和海洋的，或在地球和海洋之下”——这对于sf、科学事实、科幻小说、思辨女权主义（speculative feminism）和思辨虚构（speculative fabulation）来说，这是一个丰富的地球混杂物（terran muddle）。地下的人（The chthonic ones）绝对不是天神，不是奥林匹克的基础，不是人类世或资本世的朋友，而且绝对没有完成。地球人（Earthbound）可以用心起来——也可以行动起来。
戈尔贡人是强大的有翼地下（chthonic）实体，但没有适当的谱系；她们的触角是横向和触手状的；她们没有固定的血统，也没有可靠的种类（类型、性别），尽管她们的形象和故事都是女性。在古老的版本中，戈尔贡人与厄里倪厄斯（复仇女神）纠缠在一起，厄里倪厄斯是地下世界的力量，为破坏自然秩序的罪行复仇。在有翼领域，鸟身女怪（Harpies）执行着这些重要的职能。现在，再看看Potnia Theron的鸟，问问它们是做什么的。鸟身女怪（Harpies）是它们的表亲吗？大约在公元前700年，赫西俄德把戈尔贡人想象成海妖，并为父母给予它们海的神性。我认为赫西俄德的《神谱》是为了稳定一个傲慢的酷儿家庭。戈尔贡人的爆发多于显现；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侵入性的，类似于Stengers对盖亚的理解。戈尔贡人把那些看着她们活生生的、充满毒液的蛇脸的男人变成了石头。我想知道，如果这些人知道如何礼貌地问候这些可怕的蛇人（chthonic ones），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知道是否还能学到这样的礼仪，现在是否还有时间学习，或者岩石的地层只记录了一个石质人类（Anthropos）的终结。
因为奥林匹克诸神认为她是天神的继承和权威特别危险的敌人，所以凡人美杜莎对我努力提出的克鲁苏世感到有趣，它能作为我们所处时代的麻烦网袋中一个足够大的故事。我修改并曲解了这些故事，但不如希腊人它们自己做得更多。英雄珀尔修斯被派去杀死美杜莎；在雅典娜的帮助下，他砍下了戈尔贡人的头，并把它交给他的同伙——这位智慧和战争的处女女神。雅典娜像把美杜莎被砍下的头颅朝前放在她的宙斯盾上，像往常一样，扮演着地球人的叛徒；我们对没有母亲的孩子没有更好的期望。但是这次谋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从美杜莎的尸体上生出了飞马帕伽索斯。女权主义者与马有着特殊的友谊。谁说这些故事现在仍然不能打动我们呢？从美杜莎被砍下的头颅滴下的血中，形成了西部海域的岩石珊瑚，今天人们在分类学名称（taxonomic names）上记住了戈尔贡人，即珊瑚状的海扇和海鞭，它们由触角状的刺胞动物和称为虫黄藻的光合藻类生物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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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珊瑚，我们就彻底远离了令人陶醉的面部表情，不管它多么像蛇。就连Potnia Theron、Potnia Melissa和美杜莎，也不能独自伸出所需的所有触手。在思考、形象化和讲故事的过程中，本文第一页中的蜘蛛皮莫克鲁苏，与海洋中的非脊椎动物结盟。珊瑚与章鱼、鱿鱼和墨鱼结盟。章鱼被称为海洋的蜘蛛，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触手，还因为它们的捕食习惯。有触角的章鱼必须进食；它们在餐桌上，陪伴着地球的伴侣物种。它们是克鲁苏世的诱人的、令人心动的、华丽的、有限的、危险的先决条件的良好形象。这个克鲁苏世既不神圣也不世俗；这个尘世的世界是彻底的地球人，浑浑噩噩的凡人世界，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
章鱼是移动的、多臂的捕食者，在珊瑚礁中游弋，它被称为海洋的蜘蛛。因此，皮莫克鲁苏和章鱼及霞水母在克鲁苏世的网状故事中相遇。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一种诱惑，诱使我们将克鲁苏世作为一个必要的第三种故事，一个第三种的网袋，用来收集可持续的、与麻烦共存的重要物件。克托尼俄斯人（Chthonic）并不局限于消失的过去。它们现在是嗡嗡作响的、扎人的、吸吮的蜂群，而人类并不在一个单独的堆肥中。我们是腐殖质，不是智人，不是人类；我们是堆肥，不是后人类。作为后缀，kainos一词，即“-cene”，表示新的、最近制造的、厚实当下的的新时代。更新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力量是克鲁苏世的共生工作和游戏。具体来说，与人类世或资本世不同，克鲁苏世是由正在进行的多物种故事和实践组成的——在世界尚未结束，天空尚未坍塌的危机时刻，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彼此利害攸关。与人类世和资本世话语的主导戏剧不同，人类并不是克鲁苏世唯一重要的角色，所有其它生物都能够做出回应。秩序被重新串联起来：人类与地球同在，也是地球的一部分，地球的生物和非生物力量是主要的故事。
然而，现实中的实际人类行为很重要。我们选择哪种生存和死亡方式，而不是其它方式，这很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人类，也关系到那些因为我们而遭到灭绝、驱逐、大屠杀和无未来前景的跨越类群的许多生物。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在关心和维护不稳定世界的翻绳游戏中，在人类世和资本世的狂欢中，随着燃烧化石的人类以更快的速度制造新化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在迫切被需要的克鲁苏世的故事中，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克鲁苏世故事中，人类和非人类的不同角色在组织的每一根纤维中都是必要的。主要的参与者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和人类故事中的宏大人物，这两种故事都引发了奇怪的世界末日般的恐慌，甚至更奇怪的是脱离实际的谴责，而不是专注于思考、爱、愤怒和关怀。
人类世和资本世都太容易让人陷入犬儒主义、失败主义（defeatism）以及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就像最近在专家和大众的讨论中听到的“游戏结束，为时已晚”的言论。在这些言论中，技术神权政治的修复工程，沉湎于绝望，似乎都影响了任何可能的共同想象力。面对完全非人类的、超越人类的珊瑚礁世界，以及它们对无数生物的持续生存和死亡的需求，我们也要认识到：当今至少有2.5亿人直接依赖于这些生物群落的持续完整性，来维持人们自己的生存和死亡。各种珊瑚和各种人类及民族之间利害攸关，共存亡。繁荣将被培养为一种多物种的回应能力，而不需要天神和他们爪牙们的傲慢，否则生物多样性的地球将变成非常粘稠的东西，就像任何压力过大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在承受了一个又一个侮辱的极限的能力终结后一样。
珊瑚首先帮助地球人意识到了人类世的存在。从一开始，人类世一词就强调了因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而引起的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气候变暖和酸化是众所周知的压力因素，会使珊瑚礁生病和白化，杀死光合作用的动物贝类，并最终杀死它们的刺胞共生体，以及属于无数分类群的所有其它生物，它们的世界是依赖完整的珊瑚礁系统。海洋中的珊瑚和陆地上的地衣也让我们意识到了资本世，其中深海采矿和海洋钻探，以及被地衣覆盖的北方地貌上的水力压裂和管道建设，是加速民族主义、跨国主义和企业非世界化（unworlding）的基础。
但是，珊瑚和地衣共生体也让进入了厚重的克鲁苏世的传奇故事中，在那里仍然有可能——只是勉强——玩一个更好的科幻游戏，与所有陷入泥沼的生物进行毫不傲慢的合作。我们都是地衣；所以我们可以被复仇女神从岩石上刮下来，而复仇女神仍然会爆发，来报复对地球犯下的罪行。或者，我们可以加入岩石和生物之间的新陈代谢转变，以更好地生存和死亡。“你知道吗？”植物语言学家会对美学评论家说，“（从前）他们甚至不能读懂茄子？”而她们会嘲笑我们的无知，一边拿起背包，一边徒步上山，去阅读派克峰北坡上新破译的地衣歌词。”关注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让我回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问题。当人类的例外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功利个人主义在各学科和跨学科的最前沿科学中变得不可想象时，会发生什么？真的不可想象：不能用它来思考。为什么人类（Anthropos）这个划时代的名字，是在所有人类关于共生（symbiogenesis）和共创（sympoietics）的理解和知识实践中，包括非殖民地的艺术、科学和政治，疯狂而奇妙地产生和发展的时候，强加给自己的呢？如果克鲁苏世的悲惨行为，和资本世的非世界化（unworldings）行为，是天神的最后喘息，而不是最终未来的保证，那么游戏结束了怎么办？重要的是，哪种思想会思考思想。
未完成的克鲁苏世必须收集人类世的垃圾和资本世的灭绝主义，并像一个疯狂的园丁一样切割、撕碎和分层，为仍然可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制作更热的堆肥。
罗西·布拉伊多蒂《游牧主体》｜母亲，怪物，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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