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Law：“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物质符号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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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物质符号学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作者 / 约翰·劳（John Law）

        译者 / 吴佩桦  

原 文

John Law.“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2008，141–58. https://doi.org/10.1002/9781444304992.ch7.

译者注      从转译里保留了翻译；行动者网络理论1990年；物质符号学；广义对称性；非人类主义关系；发展与回应... John Law是STS理论重要创造者之一。

橙色为译者标出的翻译原文和注释，绿色为原作者的引与注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个独异的物质符号学工具、敏感性（sensibilities）和分析方法家族，它将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一切视为它们所处的关系网的持续生成的效果。它假设除了这些关系的制定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具有现实或形式。它的研究探索和描述了网络及其承载它们的实践。因此，与其他物质符号学方法一样，行动者网络方法描述了物质和话语异质关系（heterogeneous relations）的制定，这些关系生产和改组（reshuffle）了各种行动者，包括物体/客体（objects）、主体、人类、机器、动物、“自然”、观念（ideas）、组织、不对等（inequalities）、尺度和大小（scale and sizes）以及地理布局（arrangements）。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这个定义，扩展并限定它。我从四个限定开始。

首先，可以抽象地描述行动者网络理论。我刚刚已经这样做了，这在教科书中经常出现。但这没有抓住重点，因为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经验案例来研究的。只有当我们了解这些案例研究以及它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工作的，我们才能理解这种方法。社会理论的其他一些部分（例如符号互动主义）也以同样的方式工作，可以说自然科学也是如此：理论嵌入并扩展到经验实践中，实践本身必然是理论性的。这意味着，如果本章不想背叛行动者网络方法，它需要通过将其转化为一套基于经验的实践来颠覆上面的定义。

其次，行动者网络方法不是一种理论。理论通常试图诠释某件事情发生的原因，但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描述性的，而非基础性的诠释，这意味着它让那些寻求有力诠释的人感到失望。相反，它讲述的是“如何”建立或不建立关系的故事。作为物质符号学的一种形式，也是几种形式之一，它被更好地理解为一种工具箱（toolkit），用来讲述关于这些关系的有趣故事，并对这些关系进行干预。更深刻地说，它是对世界中关系（relations）和物质性的混乱实践的一种敏感性。伴随这种敏感性而来的是对社会理论中常见的大尺度（large-scale）主张的警惕：这些主张通常显得过于简单。

第三，我谈到了“它”（it），即行动者网络理论，但并不存在“它”，相反，它是一个与其他思想传统重叠的离散地（diaspora）。正如我已经暗示过的，与其说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不如说是“物质符号学”，这更能体现最有趣工作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重复性和多重性（openness，uncertainty，revisability，and diversity）。因此，行动者网络继任者项目位于许多不同的案例研究、实践和地点，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并借鉴了一系列理论资源。这些研究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关联长期无法确定，但这与其说是一个弱点，不如说是物质符号学敏感性的标志。总之，行动者网络理论不是信条或教条，在其最佳状态下，一定程度的谦逊是其思想的主旋律之一。

第四，如果说世界是相互关联的，那么文本也是如此。它们来自某个地方，讲述着关于特定关系的特定故事。这意味着需要发出健康警告。你应该小心这一章。我希望它是有用的，但它来自某个地方，而不是无处不在或无处不有。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待行动者网络方法和物质符号学。因此，请谨防本章，但更要谨防任何自诩整体观点（overall view）客观性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文章。

在下文中，首先，我将对行动者网络方法的思想渊源进行具体阐述。其次，我描述了我所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1990版”，这个版本的理论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往往会出现在教科书中。然后，我简要评述了对这一版本的反应和回应。第四，我将探讨自 1995 年以来其离散的创造力的各个方面。

如果说行动者网络方法始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那就是 1978 至 1982 年间的巴黎。该术语由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设计，出现于 1982 年前后，但该方法本身就是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延伸开来的网络，因此关于其起源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任意的。它们声称并包含了为特定目的而创造的特定版本的过去。在本节中，我将讲述有关其起源的四个故事。我的论点是，1990 年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被理解为它们相互交叉的产物。

2.1 工程师、管理人员和系统

Engineers，managers，and systems

大多数工程师都清楚，系统不仅仅是由技术部件组成的，还包括人。管理者也知道这一点，而那些研究工程师和管理者的人也经常会有类似的想法。所有人都是“系统敏感者”（systemsensitive），具有强烈的关系感。举个例子。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技术史学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撰文介绍了工程师兼经理人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及其新建的纽约供电网络。休斯指出，这是输电线、发电机、煤炭供应、电压、白炽灯丝、法律手段、实验室计算、政治力量、金融工具、技术人员、实验室助理和销售人员的巧妙组合。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系统，它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爱迪生将这些零碎的部分设计在了一起。休斯强调，系统的架构是关键。它的各个元素，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服从于该架构的逻辑，在该系统中被创造或重塑（Hughes 1983）。

爱迪生是成功的，但工程世界也充满了失败。1980 年，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写过一篇关于“电动汽车”的文章。法国电力公司（EDF）认为碳氢化合物的时代即将结束，并提出了一种由蓄电池或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法国电力公司将生产发动机，雷诺公司将生产车身，消费者将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种电动汽车从未生产出来。燃料电池中的催化剂受到污染而失效。雷诺公司并不看好该计划所带来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动荡。市议会也不愿意购买电动公交车，而电动公交车本应普及新技术。卡隆的问题，也是 1990 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键问题：我们如何描述社会和物质异质系统的脆弱性和顽固性（Callon 1980）？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第一个背景。

2.2 范例和实验室实践

Exemplars and laboratory practices

在此之前，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Kuhn 1962）曾是关于科学特性的激烈争论的焦点。科学家是否使用“范式”，即一套实用的知识和实践工具来解决科学难题？这是库恩的观点。或者说，科学知识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科学方法生产的对现实的表述？这就是认识论的观点。20 世纪 60 年代末，社会学家们读懂了库恩，创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他们说，范式（paradigm）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culture）。科学家获得这种文化，并用它来指导他们的解迷实践（puzzle-solving practices）。成功的解谜会扩展这种文化，从而反映物理现实和社会实践。但是，成功与否只是一个实际问题：问题是，这种范式到底行不行？在这种思维方式中，理论的绝对真理并不重要。事实上，没有独立的方法可以知道它。这就生成了一个方法论的论断，即所谓的“对称性原则”（principle of symmetry）：有人说，真假知识需要用同样的术语来说明（Bloor 1976）。

虽然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之截然不同，但它借鉴了库恩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观点。下面我将简短地谈谈对称性原则。首先是对库恩的评论。他说科学家是通过案例和范例来工作的。光知道形式主义是不够的。你需要知道它们在实践中的意义。库恩的书，即一系列范例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科学社会学家也是通过范例研究来工作的。随后，同样属于科学社会学范畴的行动者网络作家们也做了同样的工作。这就是我在引言中提到的基本方法论和哲学原则：知识在于范例，而语言是远远不够的。

科学社会学家研究科学家的意义及其模范实践。他们奉行的是一种诠释性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他们说，有创造力的行动者利用科学文化来解决难题。但是，还有其他思考科学实践的方法。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前往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时，他的旨趣有所不同。他借鉴了格雷马斯（A. J. Greimas）的研究成果和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探索了导致科学真理主张的实践的符号学。他注意到，在实验室中，大多数关于世界的说法都是模糊的，并将社会和自然混为一谈。“琼斯告诉我，他的博士生在图表上看到了这个小点，他怀疑这可能是......的征兆......”一位博士后在喝咖啡时说道。这些建议中的一小部分随后被转化成了科学论文中流传的关于自然的更艰涩的陈述（“表格中的数字显示......”）。拉图尔注意到，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社会性已经消失了，几乎所有与新真理如何产生有关的东西都消失了。随着大部分混乱关系（messy relations）的消失，我们只剩下了自然、对自然的文本描述，以及一套或多或少关于方法的公式化陈述，这些陈述旨在说明为什么后者反映了前者。中间（intermediate）和异质的生产关系被删除，以生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独立领域：一方面是现实，另一方面是关于现实的知识（Latour 1993; Latour and Woolgar 1986）。这是一个纯化（purification）系统，依赖于随后被剥离的异质关系网。

拉图尔在此并未谈及行动者网络理论，但其中的许多要素却跃然纸上：用符号学工具分析物质上的异质关系；对称地漠视所观察事物的真伪；关注实践的生产力；对流通（circulation）的兴趣；以及对范例研究的倾向；所有这些都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特征。

2.3 翻译/转译、秩序与失序

 Translation，order，and disorder 

那么，我们该如何研究关系性及其生产力呢？拉图尔使用了格雷马斯，但他和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也借鉴了科学哲学家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的观点。塞雷斯写的是秩序与无序（order and disorder）。在他的世界里，无序的海洋中存在着秩序的碎片。最有趣的地方就在秩序与无序的边界（boundaries）上，或者在不同秩序相互摩擦的地方。塞雷斯创造了无穷无尽的隐喻，来想象在不同秩序之间或秩序与无序之间传递信息的不确定信使。天使、寄生虫、赫尔墨斯、西北通道（Angels，parasites，Hermes，the North-West Passage），所有这些都在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地方之间建立了不稳定的联系。翻译/转译的概念是他的另一个隐喻（Serres 1974）。

翻译/转译就是将两个词等同起来。但由于没有两个词是 对等的，翻译/转译也意味着背叛：traduction，trahison。因此，翻译/转译既是为了对等，也是为了转换。它是将词语移动，将它们联系起来并加以改变。米歇尔·卡隆在他对电动汽车的研究以及随后对圣布里厄湾（St. Brieuc Bay）扇贝的研究中阐明了这一点。后者是另一个典型的行动者网络案例研究。它之所以声名狼藉，还因为卡隆用同样的术语分析了人和扇贝。他的“广义对称性”（generalized symmetry）并不像科学社会学那样，适用于真理与谬误，适用于认识论，而是适用于本体论，适用于世界上不同类型的行动者。

卡隆描述了如何与自己的研究人员一起创建扇贝科学，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饲养扇贝幼体的实验技术。他指出，作为实验的必要组成部分，渔民也被驯服了：他们同意不在幼贝采集器附近拖网捕鱼。这就是一张关系网，它制造并重塑（remake）了自己的组成部分。渔民、扇贝和科学家都在一个翻译/转译过程中被驯化，这个过程将人类和其他物体（objects）联系在一起，并对其进行定义和秩序化。卡隆还说，它们将自己维系在一起，但却岌岌可危。只要一个翻译/转译失败，整个现实之网就会坍塌。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个冬夜，渔民闯入保护区，拖网捕捞幼鱼，并摧毁了采集器（Callon 1986）。总之，翻译/转译总是不安全的，是一个容易失败的过程。失序或其他秩序只能在海湾勉强维持。

2.4 后结构主义的关系性

Poststructuralist relationality

岌岌可危的关系、这些关系中的点点滴滴的制造、翻译/转译的逻辑、对不同种类材料的关注，以及如何将万物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是行动者网络传统的智识旨趣之一。然而，这也是后结构主义部分旨趣的组合。我最后的情境建议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可以理解为后结构主义的经验版本。例如，“行动者网络”可以被视为米歇尔·福柯话语或认识论的缩小版。福柯要求我们关注时代认识论的生产性战略和关系特征（Foucault 1979）。行动者网络方法要求我们探索特定的、较小尺度的（smaller-scale）、异质行动者网络的战略、关系和生产性特征。我们已经在索尔克实验室和扇贝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拉图尔关于法国巴氏消毒法的论述。

巴斯德（Pasteur）是法国科学界的英雄，据说他彻底改变了法国的农业。例如，他发现了炭疽病（anthrax）的病因，并研制出了该病的疫苗。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难道他就像休斯所说的爱迪生那样是个伟人吗？拉图尔否定了这一说法，因为在一个物质-符号世界中，所有行为，包括伟人的行为，都是关系效应。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描绘了一个由家庭农场、技术人员、实验室、兽医、统计数据和细菌组成的网络是如何生成的。他描述了它们是如何在这个网络中被形塑（在某些情况下是创造）的。他还展示了结果是如何生成的。农场变成了实验室，减毒细菌（attenuated bacteria）制成了疫苗，牛不再死于炭疽病，巴斯德成了伟人（Latour 1988b）。所有这些都是一系列物质异质关系的结果。

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时间对特定翻译/转译的历史叙述（historical account），而不是对一个时代的认识论语法（syntax）的诊断。尽管如此，这一逻辑与福柯的逻辑相去不远。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游牧哲学（nomadic philosophy）的经验版本（Deleuze and Guattari 1988）。拉图尔认为，我们可以谈论“行动元/能动者 根茎”（actant rhizomes）而非“行动者网络”，而约翰·劳（John Law）则认为，德勒兹的“装配”（agencement）（在英语中被尴尬地翻译/转译为“集合体”[assemblage]）与“行动者网络”（Law 2004）并无太大区别。二者都是指生产性的、异质的、（这是关键点）相当有限的秩序化形式的临时组合，而这些秩序化形式并不位于更大的整体秩序中。正因如此，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视为后结构主义的一种特殊的经验翻译/转译是很有帮助的。

3.1 物质-符号关系性

Material-semiotic relationality

这个日期是随意的，可能是 1986 年，也可能是 1994 年，但我试图抓住一个时刻，即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理论方法取得了公认的形式。那一刻，上文所述的各种不同起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可行的工具，并通过一系列有说服力、有据可查的案例研究加以体现。这一刻，议程、词汇和一系列雄心壮志成为现实。那么，什么是“行动者网络理论1990版”呢？下面是另一个范例研究。

葡萄牙人是如何到达印度的？他们是如何维持帝国控制的？传统历史谈论的是香料、贸易、财富、军事力量和基督教。除个别情况外，它们将技术视为必不可少但最终无趣的基础设施。海洋史讲述了造船和航海方面的创新，但通常很少关注帝国主义的政治或经济。1986 年，劳 将这两种叙述方式结合在一起。他的答案是，船只、风帆、航海家、领航员、仓库、香料、风、洋流、星盘、星星、枪支、历书、礼物、商人的草稿（ships，sails，mariners，navigators，stores，spices，winds，currents,astrolabes，stars，guns，ephemeredes，gifts，merchants’ drafts）都被转化成了一张网络。尽管这张网络岌岌可危，但它赋予了每一个组成部分以特定的形状或形式，并将其维系了 150 年。他补充说，结果是一个不对称的结构。就像巴斯德在巴黎的实验室一样，里斯本（Lisbon）成为一系列支流的必经之地。继拉图尔之后，劳 还认为，这些船成为了“不可改变的移动者”（immutable mobiles），在空间中来回穿梭，同时保持其形式和形状不变。他说，这对该系统的成功至关重要（Law 1986）。

这项研究展示了 1990 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所有要素。它具有符号学的关系性（semiotic relationality）（这是一个网络，其中的元素相互定义、相互形塑）、异质性（heterogeneity）（存在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包括人类和其他）和物质性（materiality）（存在大量的东西[stuff]，而不仅仅是“社会”[the social]）。坚持 过程 及其不稳定性（所有元素都需要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否则一切都会停滞不前）。我们关注,作为一种效应的权力（它是网络配置[network configuration]的一种功能，尤其是不可改变的流动性的创造）、空间（spacve）和尺度（scales）（网络是如何扩展自身并转化远方的联系者的）。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大尺度政治史是一个新课题。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是一项关于葡萄牙网络如何运作的研究：它如何维系在一起；它如何形塑其组成部分；它如何形成中心和边缘；简而言之，它如何在符号关系逻辑中生成差异。

3.2 基础的侵蚀

The erosion of foundations

对关系性的一心一意的承诺，使我们有可能探索奇特的、异质的联系，并跟随令人吃惊的行动者到同样令人吃惊的地方：船只、杆菌、扇贝和科学文本（Latour 1987）。它突出了非符号学方法所禁止或不感兴趣的实践：航海创新、生物工作台、幼虫的习性、农民的实践、食物（Mol  and Mesman 1996）。简而言之，工具箱可以被理解为一套强大的手段，用于矫平（leveling）通常被视为基础的二分（divisions）。人类与非人类、意义与物质性、大与小、宏观与微观、社会与技术、自然与文化——这些都是这种关系性所消除的二元对立。显然，这种后人类主义在思想上是激进的，而且经常引起争议。那么，让我来谈谈一些正在消失的二元论。

在行动者网络中，人（human）与非人类（nonhuman）之间的区别在分析上并无多大意义：人是一种关系效应，既包括人，也包括非人（例如，想想“巴斯德”），而物网络则反过来包括人（历书）。特定的网络可能最终被贴上“人类“或“非人类”的标签，但这只是次要问题。因此，与福柯的观点一样，这里也有一种强大的、但颇具争议的非人文主义关系（nonhumanist relational）和符号逻辑在起作用，它与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关系和符号逻辑截然不同。对于那些认为人在道德上是特殊的人来说，这种逻辑是令人厌恶的，而对于那些从意义和主体间性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人来说，这种逻辑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Collins and Yearley 1992）。对后者而言，关系符号学忽略了社会的构成要素。一般来说，人文主义者很难理解这种关系性逻辑在知识上的单一性。例如，有时他们会误解其经验研究是基础社会学的案例，以为社会范畴被用作一种诠释资源。但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物质符号学中，社会（the social）也被重新定义（Latour 2005）。

同样，大与小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关系效应。卡隆和拉图尔（1981: 229）指出，“派遣坦克进入喀布尔（Kabul）并不比拨打 999 更困难”，他们的观点是，同样的关系逻辑适用于任何尺度。无论我们是“大”还是“小”，我们赖以行事的网络的最大部分都是隐藏的。行动者总是一个由其并不完全认识或了解的元素组成的网络：简化或“黑箱化”（black boxing）是行动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水平”（level）的概念也是一种关系效应。换句话说，按照上文提到的德勒兹的逻辑，并不存在一个整体的社会（no overallsocial）、自然或概念框架或尺度，而事件就在其中发生：随着网络的发展，它们往往会发展出自己的尺度。但是，如果没有基础性的宏观和微观，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能作为这些社会学的一种展演/操演效果（Law 2000）：阶级、民族国家、父权制成为效果，而不是说明的基础。

其他一些正在消失的二元论争议较少。我们已经看到，社会 和 技术 是相互嵌入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同时研究相关物质性的方法，就根本不可能探索社会。社会学家有时会认为这是在偏离严肃的社会分析。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行动者网络理论要纠缠于物质的细枝末节？为什么不关注重要的东西？对此的回应是反诉，许多社会学对社会是如何完成或维系在一起的缺乏认识。他们忽视了生成社会的物质实践：船只、水手、水流。他们只是过快地转向了社会的非物质版本。

这又回到了上文提到的另一个区别。社会学通常对社会的 “原因” （whys）感兴趣。社会学将其说明建立在某种稳定的行动主体（agents；强调人类主体）或框架之上。行动者网络的物质符号学探索的是“如何”（hows），在这个没有基础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也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但这反过来也是一种挑战：什么可以取代那些已经被欣然废除的基础？我们是否有可能说出网络稳定的规律性，还是只能逐一描述个案？1990 年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其唯一可能的非基础方式应对了这一挑战，即探索网络架构的逻辑，并寻找可能导致相对稳定的配置。可以说，它是通过三种不同但相互重叠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的。

3.3基础后的持久性

Durability after foundations

物质持久性（Material durability）。   有些材料比其他材料更耐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有监狱围墙，就更容易囚禁人，而与交通巡逻不同的是，睡觉的警察永远不会下班（Callon and Latour 1992）。因此，第一个论点是，与单纯依赖面对面互动的社会安排相比，以非肉体形式委托的社会安排往往更能保持其形态。如果监狱的围墙是包括狱警和刑罚机构在内的网络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效果会更好，而床单打结或时间的流逝则会颠覆它们。正如边沁的“看守所”（panopticon）一样，最终是网络的配置生成了持久性。材料本身并不具备稳定性。

战略持久性（Strategic durability）。   再想想葡萄牙的海上网络。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尝试设计适合勘探和开发的新型船只。作为一项明确的皇家政策，他们还创建了一套天体导航系统。这些都是为了建立可持续网络而采取的深思熟虑的策略。对网络的稳定性同样重要的是将其他网络中发展起来的战略转化为现实。例如，种植香料的艺术，以及阿拉伯水手避免致命冲突的愿望。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配置被完整地翻译/转译成葡萄牙语，并“黑箱化”到葡萄牙语网络中。它们如何运作并不引起人们的直接兴趣，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确实是持久可靠的。

这些选择是否穷尽了战略的可能性？在实践中，行动者网络的战略概念可以被更广泛地理解为包括与人类意图无关的目的论有序关系模式。葡萄牙的例子包括南大西洋的洋流和海风，它们年复一年，或多或少都在按年度模式可靠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同样，在第三种持久性形式中，行动者网络的立场与福柯的立场不谋而合，福柯告诉我们，战略并不一定位于人类的深思熟虑之中。简而言之，对于物质符号学而言，目的论可能并不存在于人类的意图之中。

话语稳定性（Discursive stability）。   另一个案例研究。一个组织如何保持其聚集的？这是 劳 在 1990 年对一家大型科学实验室进行民族志研究时提出的问题。他的结论是，管理人员在一系列不同的逻辑中工作，共有四种。他们有时是企业家，有时是官僚，有时是库恩式的解谜者，有时则是卡里斯玛/魅力型管理者。劳 认为，这不是个人性格的问题，而是不同的秩序化模式的问题，这种秩序化模式通过人延伸到技术和组织安排。例如，企业生成了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以及对绩效、组织成本中心和管理会计制度的要求。官僚机构则完全不同，它生成了韦伯式的对行政程序的尊重、作为一系列主管办公室的组织以及旨在防止欺诈的会计制度（Law 1994）。

劳 借用了福柯的说法：秩序化模式（the modes of ordering）是小型话语（mini-discourses）。但这与稳定性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正如福柯所坚持的那样，话语定义了可能性的条件，使一些关系网的秩序化方式变得更容易，而另一些则变得困难或不可能。在 1990 年的英国，“企业”和“官僚主义”是易于实施的标准秩序化策略，因为它们为管理者所熟知，也因为它们是与其他组织互动的标准方式。其次，它们的不同也有助于保持稳定。这是因为每一种话语都对其可能性条件设置了限制，所以它无法承认某些类型的现实。但这些现实是存在的，而且必须加以处理。例如，实验室需要官僚主义，但如果仅以此为秩序化方式，就会被繁文缛节所扼杀；实验室同样需要企业，但如果仅以此为秩序化方式，就会面临违法的风险。正是实验室的多话语秩序保证了它的相对稳定。当一种秩序化方式出现问题时，其他秩序化方式可能会更加有效。这是行动者网络1990版中提出的第三种理解基础稳定性的非基础方法，它预示着后来的许多物质-符号研究工作将不再以中心为导向。

3.4 回应与反馈

 RESPONSES AND REACTIONS

我曾说过，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根本基础的拒绝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由于这一点，尤其是人文主义与非人文主义的问题，主要是形而上学的争论，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注意到这一差异并继续前进。但是，关于 1990 年的行动者网络，还有其他批评性的故事。以下是三条。首先，有人认为其研究往往以中心、管理主义甚至军事为特征，关注强势、有时是功能主义和男性主义模式（Star，1991）。其次，有人认为，该方法抹杀了任何无法翻译/转译为网络术语的东西，因此没有认识到自身作为“他者化”知识技术的作用（Lee and Brown 1994）。第三，有人认为该方法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政治性，尤其是自身故事的政治议程（Haraway 1997）。

对此，我们可以提出反驳。首先，拉图尔关于巴斯德的研究表明，后者是一种网络效应，而非形塑天才（shaping genius）。同样，劳 的管理者也没有被视为英雄，而是多重体面话语的产物。在这两项研究中，作者都试图通过“向上研究”（studying up）而不是向下研究来解构权力。其次，拉图尔的实验室民族志是一种明确的尝试，通过将其技术（他最初是在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的课堂上应用的）应用于地位较高的科学知识，来拒绝法国殖民人类学的他者化。更多的是向上研究，而不是向下研究。拉图尔告诉我们，如果说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的话，那并不是因为其他国家完全不同，而是因为西方积累了一系列小而实用的技术，这些技术生成了累积优势（Latour 1990）。第三，说行动者网络对其自身叙述的起源和构建毫无兴趣未免过于简单。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虽然是索尔克实验室研究（Latour and Woolgar 1979）的合著者，但他并不能完全称得上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反身性问题（Woolgar 1991）。拉图尔和劳等人接受了他的挑战，并以反思模式写作（Latour1988c: 1996; Law 1994），从而探索了科学研究写作的作用，以及科学研究写作有助于实现的目标——我将在下文中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这些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s）都有反驳的理由。但让我问一句，如果我们这样写，我们在做（doing） 什么？一种回应是，我们在假定一种叫做“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东西值得批评或辩护。但是，我们是否要为这一假设添砖加瓦呢？我已经论证过，这种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我还认为，它蕴含在案例研究中。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对“方法”的一般性批评或辩护就有可能误解其认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个答案是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由批评、辩护和“赢得”（win）争论的愿望所定义的知识世界中，究竟有多大用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一种翻译/转译的方式是问我们是否真的认为存在一个可以“获胜”（won）的知识和政治空间。也许，如果我们撇开这一假设，就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理论交叉：将其视为一系列可能生成的部分联结（partial connections）。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我感兴趣的是，物质-符号学传统如何相互影响，以阐明新的知识工具、敏感性、问题和政治版本。这里的隐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多神论的，而不是一神论的：我假定有各种真理和各种政治。在本章最后的离散部分，我阐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许多内容，例如与身体（dodies）、激情（passions）和空间性（spatialities）有关的内容，我纯粹是出于篇幅的原因而将其排除在外（Gomart 2002；Gomart and Hennion 1999；Hennion 2001；Law and Mol 2001）。

4.1 践  行

Enactment

新物质符号学的关键是展演/操演性（performativity）。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案例入手。

草莓是如何买卖的？是否有可能消除低效率，创造一个完美的市场？1981 年，在法国索隆河畔枫丹（Fontaine-en-Sologne），这些问题的答案以物理和组织的形式呈现出来。在一栋两层楼的建筑里，一楼是卖草莓的，一楼是买草莓的。最关键的是，买卖双方看不到对方。同样重要的是，两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参与单一的市场交易。这主要体现在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上面显示了正在出售的拍品以及当前的出价水平。买家和卖家也能看到坐在自己小屋里的拍卖师。价格从高到低，直到有关拍卖品找到买家并确定价格。如果价格太低，卖家可以撤回草莓。重复一遍，买卖双方不直接对话。他们不应该私下达成交易。市场的目的是统一和透明。简而言之，它应该再现完全竞争的条件（Garcia 1986；Garcia-Parpet 2007）。

这项研究并不属于行动者网络：它的作者是皮埃尔·布迪厄的学生。不过，它已被卡隆同化为物质符号学。从行动者网络的角度来理解，它讲述的是一个异质的、物质-符号现实的创造过程，而这正是一个完美市场的雏形（Callon 1998a，2007）。这对我们很有启发，原因有很多：它告诉我们，“市场”不应被视为一种自然状态；它表明，与经济人类学一样，市场在不同的地方会采取不同的形式（Callon 1998b）；而且，对我的故事来说，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新古典经济学在成为现实之前是不真实的（MacKenzie，Muniesa，and Siu 2007）。简而言之，我们正处于展演/操演性领域。理论上的经济学很好，但实践中的经济学则不同。理论只有在实践中被执行，才能转化为实践。我们在索尔克实验室和法国巴斯德消毒法中看到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在经济学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要理解市场，我们需要追溯异质物质和社会实践网络是如何生成市场的。正是这些实践具有展演/操演性，生成了现实。

这里正在发生地震。一个重要的隐喻和说明性转变正在发生。我们不再处理社会或其他方面的建设（construction）：没有稳定的原动力，社会或个人，来建设任何东西，没有建设者（builder），也没有木偶人。我们已经看到，巴斯德是果，而不是因。相反，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践行（enactment；演绎实践/演出实践/演成）或展演/操演（performance）。在这个异质的世界里，万物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是部分地关联的角色。买方、卖方、告示牌、草莓、空间布局、经济理论和行为规则，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实践，构成了一个或多或少岌岌可危的现实。

4.1 多重性/复数性

Multiplicity

走向展演/操演性会带来奇怪的后果。下面是另一个案例。

安妮玛丽·摩尔（Annemarie Mol）的著作《身体多重》（The Body Multiple）介绍了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这种疾病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外科手术中，表现为行走时疼痛；在放射科，表现为血管狭窄或阻塞的 X 光照片；在超声科，表现为多普勒读数，可检测到血管狭窄部分的血流速度增加；在手术室，表现为外科医生从血管中刮出的白色糊状物（Mol 2002）。我们很容易说，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种疾病。然而，这正是摩尔所反对的。在物质-符号学模式中，她认为每种实践都会生成 自己的（own） 物质现实。这意味着，对于动脉粥样硬化而言，存在着四个网络或现实，而不是一个。然后她说，这些网络或现实如何联系在一起（如果它们真的联系在一起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实践问题。有时，在一段时间内，它们可能会被协调成一个单一的现实，但这往往不会发生。所以摩尔的说法很简单，但却有悖直觉。在理论上，身体可能是 单一的（single），但在实践中却是多重的（multiple），因为有许多身体实践，因此也就有许多身体。

我们已经看到 1990 年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是如何描述或多或少岌岌可危的现实生成的。摩尔将这一逻辑向前推进了一步，洗去了一个关键的假设：成功的翻译/转译生成了一个单一协调的网络和一个单一连贯的现实。任何这种一致性，如果真的发生了，也只是瞬间的成就。其逻辑类似于塞勒斯的逻辑：在大多数时候，为了大多数目的，实践会生成长期的多重性。它们可能（may） 相互吻合，但同样也可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分离、相互矛盾或相互包含。

不同的现实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部分联结（Strathern，1991）？然后，一个新的问题是，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实现这种现实的拼凑（patchwork）？如果我们既坚持现实是现实，又发现现实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就会生成这些问题。首先是现实如何关联的问题。

4.2  流动性 

Fluidity

答案是：以复杂的方式。我们在 劳 关于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叙述中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实验室的秩序化模式是单一的吗？不，劳说：有多种秩序化模式、多种现实，而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这些模式和现实之间是不可还原的（另见Law 2002）。拉图尔也认为存在不同的逻辑，他曾写过关于宗教（Latour 1999）、科学和法律等不同阐释制度的文章。在维姬·辛格尔顿（Vicky Singleton）关于公共卫生计划中的矛盾心理的研究中，这种矛盾心理以女性主义的形式出现（Singleton 1998; Singleton and Michael 1993）。这就是一种思考方式。现实通过不连续性或相互之间的“他者化”（Law and Singleton 2005）而保持稳固。但也许它们也会因为彼此流动而结合在一起。马德琳·阿克里奇（Madeleine Akrich）在其关于技术转让的著作中暗示了这一点：僵化的技术无法成功地从北方转化到南方（Akrich 1992）。另一项案例研究以她的研究为基础，探讨了一种流动的技术。

在津巴布韦（Zimbabwe）的乡村，纯净水是个问题。但有一种有效的水泵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这种水泵非常简单，在哈拉雷（Harare）生产，以套装形式出售给村集体。在安装之前，村民们需要钻一个井眼，井眼周围铺上水泥。然后，他们将水泵的底座固定在围裙上，并将水泵最重要的工作部件（活塞、杠杆和柱塞）放在一根长杆的末端，然后将手柄固定在泵头上，水泵就可以使用了（de Laet and Mol 2000）。

水泵是成功的。它的使用范围很广，抽出的水也比其他来源的水更干净。首先，它非常简单。第一，它非常简单，多年的经验将其简化到了最低限度。其次，对我的故事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可塑性（malleable）。当活塞中的密封件失效时，可以用橡胶轮胎的碎片代替皮革。如果下井的杆子太重，可以换成更轻的。如果螺栓松动，它的耐受力令人吃惊：通常情况下，它可以继续工作。从机械方面来说，它也具有可塑性。有时这可以用细菌数量来衡量，但更常见的指标是疾病——或相对缺乏疾病。

这是一种流动的技术（fluid technology）。一成不变，把每个村庄都变成哈拉雷的设计是行不通的。它也不会强迫村民去哈拉雷购买备件。相反，它可以改变形状——它是一种可变的（mutable）移动方式，而不是劳在谈到葡萄牙船只时所描述的那种一成不变的移动方式。因此，当我们阅读这项研究时，我们首先了解到一些关于物体的知识：这些物体可以重新组合。其次，我们了解到不同的现实可能是松散而非僵硬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我们了解到物质符号学并不一定要想象一个单一的行动者网络：我们已经摆脱了 1990 年行动者网络的核心旨趣。网络可能以无穷无尽的不同方式部分地联系在一起，但对中心的需求已经不复存在。

4.3 现实与诸善

Realities and goods

当不同的践行现实（enacted realities）重叠时会发生什么？Charis Cussins 带我们来到肯尼亚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Amboseli National Park）。问题是：应该如何处理大象，以及人们应该如何与大象相处？其中一个问题是过度放牧。公园里有太多的大象，它们需要被捕杀，或者在公园边界以外被容忍。但在边界之外，大象会破坏马赛人（Maasai）的农业。该怎么办（Thompson 2002）？

存在争议。一方面是动物行为学家他们长期研究大象，认为大象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他们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认为安博塞利大象是研究动物行为的独特科学资源。他们认为，出于管理目的而捕杀大象是适当的，而且他们还认为，虽然当地人应该获得损害赔偿，但不应该允许他们杀死大象进行报复。事实上，他们普遍不信任当地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会破坏保护工作。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信任经济发展：除了野生动物园旅游业，保护与发展并存的情况并不好。实际上，他们希望大部分大象在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公园里，但他们也希望租用缓冲区，允许一定程度的迁徙。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保护生物学家。他们认为，大象在自然保护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适当的密度下，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它们会促进生物多样性。他们对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知识不感兴趣，而对当地见证和证实大象密度与生物多样性之间联系的方法感兴趣。因此，举例来说，他们开车带着科学家、游客、野生动物管理者和当地人等参观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让他们看到树木密度的差异。然后，他们认为大象和当地人都是利益相关者。如果要实现长期保护，两者都需要（need）参与，甚至共存。这将涉及开发和创造有利可图的土地利用形式，包括旅游业、一些可持续的狩猎活动以及大象迁徙到公园以外的地方。

这是物质符号学在发挥作用。两种现实是对立的，而这些现实又是异质的，结合并体现了自然、社会和政治。但汤普森（Thompson）进一步细分了“社会”和“自然”，这里有涉及权利和责任的法律问题。还有土地使用问题。还有关于正确知识性质的科学或认识论矛盾。最后，也是对我的故事来说最重要的，是规范或道德问题（normative or moral issues）。应该如何对待大象和马赛人？它们是什么样的（kinds of）生物？

我们已经看到，物质符号学探讨了现实的践行，即本体论（ontological）。我们还看到，它描述了知识的创造，即认识论（epistemological）。在汤普森的研究中，这份哲学清单再次增加，因为她指出，实践也是关于行诸善（doing of goods）。诸善（或诸恶[bads]）、知识和现实，所有这些集聚着践行：这是物质-符号学的敏感性引领我们进入离散地的方式之一。

4.4 本体论政治

An ontological politics

在网络的展演/操演性之外，我们无处藏身。但是，既然我们自己的故事编织了更多的网络，它们就绝不是简单的描述。它们也是现实，也是更好与更坏、对与错、吸引人与不吸引人的版本。这里没有无辜者。善行正在被实现，认识论和本体论也是如此。

行动者网络1990版在理论上知道这一点（Latour 1988a），但在实践中有时会忘记。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她自己的政治性更强的物质符号学（Haraway 1991a，1991b）中强调了它的非无辜性。她说，我们创造现实。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制造什么样的差异？物质符号学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这个问题。哈拉维使用了干扰和破坏在政治和伦理上令人厌恶的现实的套路——最著名的就是“赛博格”（cyborg）。拉图尔谈到了“本体论政治”（Hinchliffe et al. 2005; Stengers 1997）和“万物议会”，在这里，什么是真实的，以及这些事物如何共同生活，都是暂时确定的（Latour 1993，2004a）。摩尔在医疗保健的特定背景下谈到了“本体论政治”（Mol 1999）。STS 女性主义作家莫瑟（Moser）为基于实践的痴呆症辩护（Moser 2007）。后殖民 STS 作家海伦·韦兰（Helen Verran）谈到了有助于西方技术科学现实与本土知识体系之间遭遇的本体论软化（Verran 1998 2001）。而 劳 则反对将现实的不同版本汇集到一个单一的再现场所的观点，而是提供了部分联结的方法论工具（Law 2004）。

这些政治设想在范围和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但大多数都是具体的。这正是人们在物质符号学的展演/操演性、多重性和部分联结性世界中所期待的：没有一般性的解决方案。拉图尔的非现代宪章（non-modern constitution）也许是个例外，但哈拉维的tropic bending（热带/熵 的 弯曲变形）将我们引向了大写的“具体政治学”（Politics with a capital P），既包括赛博格（cyborg），也包括她后来关于伴侣物种的写作（Haraway 2003)。摩尔的本体论政治位于医疗保健领域。在治疗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方面，步行疗法比手术更便宜，也更有效。（最近，她针对糖尿病控制的个人主义模式为“关怀”[care]进行了辩护；Mol 2008）莫瑟对痴呆症的干预也很具体，韦兰的后殖民主义观点也是如此，这些观点涉及约鲁巴（Yoruba）课堂上的计数以及澳大利亚的土地使用和所有权。

但如果说这些愿景之间的差异很重要，那么相似之处也很重要。这种新的物质符号学坚持认为社会理论的故事是展演/操演性的，而不是无辜的。它还假设现实不是命运。由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真实的东西可能会被重塑。正是有了这个想法，生活（living）和行为（doing）真实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我由此结束。关系符号学离散者坚持认为善恶同样嵌入真实，真实也嵌入善恶。描述真实总是一个充满伦理色彩的行动。但是，关键的一点，两者只是部分联结：诸善和真实不能相互还原。政治意愿的行为本身永远无法推翻实施真实的无尽和部分联结的网络。解构是不够的。事实上，这是微不足道的（Latour 2004b）。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写作时，我们同时对现实和善的事物负有责任。这就是这种离散物质符号学面临的挑战。去创造和重新创造在现实中（in）和现实上（on）工作的方式，同时在善之中（in）与善之上（on）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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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