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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学 善 矣
Anthropology is good
作者 / 英戈尔德（Tim Ingold）
译者 / 吴佩桦
原 文
Ingold, Tim. “Anthropology Is Good.” American Ethnologist 51, no. 1 (February 2024): 37–39.
译者注：
翻译，误解，欺骗，二次创作，信达雅，语气。
原定计划并非此篇，但由于另一译版错漏过多，包括不限于标题、词句的错译、漏译和二创。（仅个人观点）
理解这篇最好先看过英戈尔德的《线的文化史》，以便明晰他的各种隐喻的敏感度，例如声音、线缕、绳索等等。并且了解他的背景，包括现象学、教育学等。这方面可以见《人类学悬搁》那篇石器时代现象学的小节对英戈尔德的评述。
另外，我要稍微聊一下 ways of knowing 的问题。我对这里的理解，延续了斯特拉森的某地方性知识。knowing应当是保持了一种对世界的敏感度，例如用“眼睛”去看，去认知。我不认为knowing要走到更加哲学或者理论化的地方去，变成某种术语。
（小书会自译版 斯特拉森《礼物的性别》第五章 第二节）
推荐阅读：
[1] （英）蒂姆·英戈尔德. 线的文化史. 张晓佳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
[2] 推文：人类学的悬搁：现象学和本体论转向
橙色为译者标出的翻译原文和注释，绿色为原作者的引与注
ABSTRACT
摘
要
人类学不只是研究人，而是与人一起研究，把他们吸引到关切每个人的对话中来，探讨如何生活。但这意味着将知识生产的学术模式由外向内转变。人类学研究作为一种从内部去 知 （knowing）的方式，通过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使其见习者（practitioners）接触到其他的存在方式（ways of being），其目的是从中学习，而不是把它们写出来。因此，人类学研究的真正目的不是民族志，而是教育学。它要求我们所有人将人类自我（anthropic selves）置于共同世界的中心，同时承认我们对世界未来的繁荣负有特殊的责任。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学科，教育，民族志，观察，多元大学
人类学不仅对此或对彼 为善。而是，人类学 善哉！（It is good, period.）其善之所是，因它将来自地球各个地区、各行各业的人们的智慧和经验汇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我们所有人都关切的问题，即 如何生活（how to live） ，不仅是当下之刹那，还有将到之未来。没有其他学科能做到这一点。许多其他学科都研究人（people）：历史学、心理学、医学，仅举几例。但这些学科将人们的知与行（know and do）视为信仰和实践，加以记录和分析。民族志亦然。但人类学不同。在人类学中，我们不只是研究人——我们与（with）人一起研究。这意味着把他们拉进对话之中。这不再是一场局限于学院围墙内的对话，而是一场关于（about）围墙外的诸多世界的对话。有了人类学，围墙本身就会倒塌。我们所栖居的此界——所共享的独一世界——成为我们的研究场所。
地球如处刀山悬丝，我们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如果把打造集体未来的任务交给那些被专业认证为具有超强理解力的学术精英，而对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拥有的巨大智慧宝库视而不见，那简直是愚蠢之至。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人类学的使命是在原则上和实践中展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做事。这意味着将知识生产的学术模式由外向内转变。这意味着要认识到，求知世界（ways of knowing the world）的方式是存在于世的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知（to know） 即 栖居（to inhabit）。这与我们通常了解其他人和地方的方式并无二致——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加入他们，与他们一起变老，将我们自己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缠绕在一起，变得熟悉他们的气质、敏感性和特质（dispositions, sensibilities, and idiosyncrasies）。
如此，人类学提供了一种从内而知（knowing from the inside）的方法。当然，它不是客观的，但也不是主观的。它摒弃了主客二分法，在与之不同的箐沟上运行。就若河流奔涌在两岸之间一般，从内而知 也是生命之流本身的内在要求。它是对真理永无止境的探索。当然...或许，没有观察就没有真理。但观察并不止步于客观性。客观研究跨越河流，从我们站立的地方到事实的另一边。但要观察，我们就必须进入水流。这意味着要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通过看觉、听觉还是触觉，或者同时通过这三种方式——将自己的注意力与捕捉到的现象的运动保持一致。正是由于观察超越了客观性，真理才超越了事实。当我们所接触的事物或人开始告诉我们如何观察时，真理就出现了。
学科知识就在于此——我们的感知和行动力、注意和反应力是通过与我们选择进行研究的对象一起积极参与而得到训练的。因此，植物学家为植物炼出一对慧眼，化学家为分子变化炼出敏锐的嗅觉，仿若木匠对木材或陶匠对粘土的触觉一般。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知识是个人的（personal）。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是在实践着的共同体中经由生活所训练出来的。但同样，学科绝不能被理解为辖域化的有边界的诸研究领域。它们更像是探究的路线，在时间中延续，而非在空间中映射（mapped）。它们可以相遇（meet），就像人们一样，在分道扬镳之前与对方共享他者的陪伴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从对方那里学到了丰富的知识。然而，这种共享绝不仅限于学术界。它向各行各业开放。
这就意味着，不要把整个研究世界看成是一个马赛克式的诸辖域，其中每个学科都有一个特定的空间来填补，都有一个特定的主张来求知蕴藏其中的内容，而是要把它看成是一场对话，就像由多种声音缠绕而成的绳索中的线缕。在对话中，这些声音并不是相加形成一个总体性（totality），走向完备，而是共同前行，在对位中相互回响。或者，一句话，它们是共响（correspond）的。作为声音的集合，共响既是一中有多，又是多中有一，是一个独异的复数（singular plural）。由此可见，属于研究的那一世界——我们习惯称之为大学——亦是内在多元的。它之所以是一个多元大学（pluriversity；教育学前沿术语），并不是因为它是由分离的学科部分组合而成的，而是因为它的 同一性（very oneness） ，它所声称的普遍性，就在于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差异化潜力。就像对话中的某一声音一样，每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不断地将自己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即便是在与其他学科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我认为，人类学的伟大任务就是实现这一研究世界的多元大学愿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仅要颠覆知识生产的学术模式，还要重新思考人类学此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它应当作为一种教育（educational）。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教育是一个社会确保其自身未来的手段。因此，关键在于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世界的学术界一直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上。根据这种学术模式，进步的教育能够让每一代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前进。然而，这种对未来的愿景，将求知世界的方式置于存在于世的方式之上，实际上将那些智慧在于经验的人排除在外。它以普遍理性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却不能容忍差异。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学必须致力于一种不同的未来：在世代交替中看到的不是进步的阶梯，而是生命坚持着的可能性，是其连贯性（continuity）或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从字面意义上讲，它是一种教育（源自拉丁语 ex，“出”[out]，加上 ducere，“引领”[lead]），引领我们走出（leading us out）并进入世界，它并不希望将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万事万物（beings and things）同化为思想的诸范畴，而是关注它们的在场（presence），并学会以我们各自的方式做出回应（respond）。正是通过聆听他者的声音并从中学习，我们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不在于培养理性，而是一种关于共响的艺术。并且，这正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实践，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田野工作”中所发生的——或者说应该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都会说，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所做的倾听和学习正是使其具备民族志性的所在。
对此，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学院里，我们向老师学习，是为了向他们学习，而不是为了给他们写文章。在我们委婉地称之为“田野”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实践中，将民族志的部署作为认证的一个标志，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学术界的边界，确保围墙外的对话不会蔓延到围墙内。在一门以去殖民化的名义宣称要拆除围墙本身的学科中，民族志的部署不应有一席之地。我们进行田野工作的真正目的肯定不是收集有关其他人群的材料，以组装成知识产品，更不是为了获得代表他人发言的资格。我们写作的手和说话的声音都是我们自己的，但它们是通过与他者的共响以及我们从他们的生活实验（experiments in living）中学到的东西来获得教育/训练的（educated by）。这就是为什么田野工作本身根本不是民族志，而是教育学。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后殖民批判中首当其冲的不是民族志，而是人类学。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当时，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人类进步学说上，这种学说为一些人带来了进步，却以剥夺、奴役甚至种族灭绝另一些人以及掠夺他们的土地为代价。在殖民主义的历史上，胜利者总是高举着普世人性的旗帜，而将那些受其桎梏的人视为人类以下（less than human）。在许多当代批评家看来，anthropos（人类）这一（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由来，如今已因效忠于普世主义的旗帜而受到不可挽回的玷污，最好将其搁置一旁。这些批评家认为，一个摆脱了殖民压迫的世界必须一劳永逸地摆脱人文主义及其自负。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后人文主义/后人类主义的解决方案。但是，在这样的处置中，任何自称为人类学的学科又怎么能抛头露面呢？
对人类（anthropos）的指控不仅是帮助和怂恿殖民主义项目，而且与此相关的是，将自己设定为人性以外世界（也就是自然）的主人，并为自己的目的攫取自然。这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指控。它是一个奇怪的误称，因为它把实际上是金字塔顶点的东西误认为是中心，而在金字塔顶点，据称矗立着以世界为基点的人类形象。如果我们将人类自我还原到本应属于它们的位置，即位于经验世界的实际（actual）中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个经验世界向外辐射，环绕着各种可能的变体和不同气质的其他人，同时为了我们自己的存在承认我们欠这些他者的债，那又会怎样呢？在这一愿景中，人类没有稳定的本质，只能在共同生活的熔炉中无止境地创造自己和每一他人。当人类不断超越他们自己时，又何谈会否超越人性呢。
这不仅仅是纠正一个简单的几何错误。因为只有恢复人类（human beings）的中心地位，我们才能看到人类如何在未来地球的繁荣中发挥作用。这是一种仁善的人类中心主义，尽管它将人类置于不高于其他万物的地位，但它承认人类的特殊性。其他生物可以生活在自己的生命故事中，甚至在生活中讲述自己的故事。然而，只有人类能够将其他生命的故事编织进自己的生活中。正因为如此，人类对周围的生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知道，在过去，在世界许多地区，人类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多物种生命的活力和多样性。没有理由人类活动不能再次为物种生命的活力和多样性做出贡献。但是，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它具有教育意义，致力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进步，并准备好从内部开展工作。这就是我们需要人类学的原因。人类学 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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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