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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Morten Axel Pedersen. 2020. Anthropological Epochés: Phenomenology and the Ontological Tur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50 (6): 610–46.
译 导
第五节批判现象学，结合大规模政治经济现象和机构与经典现象学的小规模或微观规模，关注权力不对称和其他霸权关系、动力和结构，两个研究典例是Joâo Biehl和Tine Gammeltoft，最后对批判现象学进行了批评。
译文说明：（1）去除了英文原文；（2）明确中文风格，使用符合中文的标点符号；（3）加入颜色上的文本单位的区分：橙色为译者标出的翻译原文和注释，绿色为原作者的引与注；（4）所有其余的加粗、斜线或其它符号都忠实原文。
"苦痛"以及如何"体验"（experienced）苦痛也是"批判现象学家"（critical phenomenologists）（参见Desjarlais and Throop 2011）的关键主题和概念。虽然很少有人解释这个标签的含义，但很明显，它围绕着所谓的大规模政治经济现象和机构与经典现象学的小规模或微观规模的焦点明确结合的程度。在这样做的时候，批判性现象学家试图减轻社会科学家对现象学提出的最常见的反对意见之一（例如，见Bourdieu 1977），即它缺乏对权力不对称和其他霸权关系、动力和结构的关注。因此，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学者被称为批判现象学的，他们的工作获得了如此多的赞誉，这一点并不奇怪。
让我们考虑一下批判现象学学术研究的两个突出例子：Joâo Biehl（2004，2005）对新自由主义巴西社会边缘化的研究颇具影响力和Tine Gammeltoft（2008，2014）对后社会主义越南生殖技术的研究同样著名。Biehl关于"凯瑟琳娜"（Catharina）的著作以一个单一对话者的肖像为中心，并在日记中记录了她作为精神病院病人的日常经历和绝望，代表了一种关切的尝试去描述和理论化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社会遗弃和生存苦痛（existential suffering）。与生物医学和新自由主义逻辑相反，后者被指责将精神疾病的原因和责任归咎于病人，Biehl（2004，488）认为"凯瑟琳娜所经历的疾病......她已经学会成为的这个人的关系性和医学科学工程的结果。”在这样做时，他既不"关心寻找心理起源（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Biehl 2004，481），也不关心于"简单地追踪...体验的话语模板"（Biehl 2004，481）。相反，参考拜伦·古德（Byron Good），Biehl（2004，481）试图结合三个分析层次：
第一，通过文化现象学向内研究，以了解一个人的经验和意义制造如何被编织进家庭空间（domestic space）及其有力的连贯性中；第二，将精神疾病和主观性的表征的情感影响和政治意义显现出来；第三，向外解释到涉及创造主观性的直接经济、社会和医疗权力过程。
正是这种不愿意优先考虑人类学调查的单一规模（尺度），无论是个人的还是话语的，同时密切关注权力及其可见和不可见的维度，使得Biehl成为批判现象学的优秀范例。Tine Gammeltoft关于越南国家工艺和亲属关系中的生殖技术的工作是另一个同样尽力的尝试，以实施古德的三方框架。然而，Gammeltoft（2008）没有像Biehl那样围绕一个对话者组织她的分析，而是将她的大部分论述集中在一些战略性选择的人工制品和图像（如胎儿的扫描）上，她称之为"横截性的轮廓"（figures of transversality）。Gammeltoft （2008, 573）解释说，
做出这一理论举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追踪文化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为象征性结构（symbolic constructions）在不同空间的传播来进行分析，否则这些空间在概念上是分开的......[并]允许将国家视为情动的（affective）......和具身的（embodied）......将国家官员视为他们帮助治理的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对立的。
在这里，我们再次认识到批判现象学人类学家（critical-phenomenological anthropologist）的标志性举动：坚持将民族志现实的多个规模（尺度）结合起来并同时进行观察，其明确目的是克服上述传统（文化、石器时代以及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权力盲点"（power-blindness），同时保持现象学在所谓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s）和单个人（single human beings）的主体间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s）中的基本立足点。为了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福柯式）社会理论家中更普遍的"情动转向"保持一致，Gammeltoft通过将经典的现象学对具身的关注扩展到包括那些通常不以这些术语设想的现象来实现这一点。更确切地说，正如她所说的，这种对国家的现象学观点......强调其情动和具身的方面，把滋养国家的幻想和公民的梦想的意义和价值的底层带入分析中。当国家行使权力时......，它不仅是通过法律、法令和官僚监管，而且还通过更微妙的发自肺腑的情动和道德参与的横向关系，挑战人类学分析经常假设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垂直性。（Gammeltoft 2008, 583）
因此，批判性现象学家试图将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如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和阿伦特）的最佳观点与布迪厄和其他实践理论家（如德·塞尔托（1996））的关键见解以及福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其他后结构主义理论（如"情动"）的核心概念结合起来。当然，当涉及到最好的批判现象学工作时，例如Gammeltoft（2014）的获奖专著《萦绕的形象》（Haunting Images），很难不被其民族志细节和经验范围以及所展示的学术博学水平和理论复杂性所打动。这部著作获得如此多的奖项，有如此多的学生和学者阅读和参考，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类学在这里似乎接近于克服其古老但从未完全解决的张力，一方面是对社会机构和细枝末节的详细注释，另一方面是其在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背景。
然而，尽管有许多优点，喜欢自称（和被称为）"批判"的现象学人类学形式在它能（和不能）问的问题和它能提供的答案的种类方面都有一些问题。首先，就像它的存在主义兄弟姐妹一样，批判现象学对人类个体经验的伦理和认识论优先性的承诺有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它最终阻碍了民族志和理论创新。正如齐贡（2018b: 121）所说的那样：
声称所有人类都有某种本质，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假[设][一个（the）]先天的（priori）、预先定义的、具有非常具体和有限特征和能力的人。
这种人文主义本质论（humanist essentialism）的另一个更普遍的版本是，一般的现象学人类学家，特别是"批判"的变体，倾向于接受或多或少的默示假设，即民族志现实被划分为若干先天的本体论领域和规模（尺度），包括"地方"和"全球"，"具体"和"抽象"，以及"人类"和"非人类"。使用这些和其他或多或少默许的形而上学假设和二元论的问题是，有可能重现和重申同样的社会文化霸权和政治经济不对称，而这些正是批判现象学家首先要批判性地解读和颠覆的。当然，在阅读像Biehl这样的学者时，人们会有一种感觉，即一个特定的民族志现实总是被想象为已经被分割成不同的领域（人类、机构、电子表格等）和规模（尺度）（地方、国家、全球等），这些领域可以被绘制在一个本体论的坐标系上，而这个坐标系是悬浮在尺寸（size）和抽象这两个坐标之间的。这种或多或少的形而上学纯化（metaphysical purification）的默示工作，最明显的莫过于现象学/存在主义倾向的医学人类学家在描述所研究的民族志现实时，一方面是"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和"真实人群"（real people）的"具体"层面，另一方面是由"数字"（numbers）、"理论"和其他所谓的异化形式构成的"抽象"层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批判现象学中的一种倾向，即把个体（受压迫的）的主体和集体（霸权的）国家/社会视为相互对立的，其离散的（和对立的）本体论地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像它应该的那样，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民族志和理论的自我批判进行不懈的质疑。因此，作为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在分析上的新颖性和政治上的进步性的结合，其结果往往是两者的弱混合，就像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一样，最终保留了最坏的方面，而忽略了各自最好的因素，并在这样做的同时肯定了现状。
这为我们呈现出批判现象学的另一个缺陷。我指的是，至少在丹麦人类学的范围内，而且在该学科的其他一些圈子里，这种版本的现象学人类学几乎已经成为库恩（1962）意义上的范式。这种将批判现象学提升为大理论的做法有两个相关问题。其一，它重申了现象学人类学的反理论理想与它自己经常是非常抽象的散文以及一般化的主张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点我早先在石器时代现象学家的背景下已经说过了。其次，（批判的）现象学的这种霸权地位导致了理论僵化，正如上文所讨论的，这也是存在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再次，Kapferer和Gold（2018，6）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现象学趋势，"他们写道，"已经卷入了某种主张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霸权），而不是探索性地参与现象学视角。"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他们的存在主义同行一样，批判现象学研究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充分承认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处境的产物"（参见前引）。不用说，考虑到胡塞尔首先提出现象学打括号方法的动机，对一个自称为现象学家的学者群体作出这样的观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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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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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