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现代版的征发赋役》写了一个问题。
解除户籍隔离，本质上就是把身份的差异去除掉。
让所有人都背上赋役。
有些地方利用户籍门槛，拒人于千里之外，会影响到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结果最终不利于财政，得改。
但是直接伸手找人家要钱，明显是行不通的，要做交换。
拿一些和户籍捆绑的福利来交换，人家才愿意接受被征发赋役。
操作的方式就是房子等于赋役，也等于户籍和福利。
买房落户最终会成为所有大城市的选择。
但落户不代表权益就会全部平移，还存在很多隐性的户籍权益差异。
房价不企稳，都会加速这些隐性差异的消除。
户籍管理的变化，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
以下文章写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想法，不一定对，看过即过。
原有的城乡户籍分离是上个世纪五零年代工业化的产物。
那时候要应对外界的挑战，打破欧美的政治隔离。
叠加冷战的背景，就需要拳头要硬，需要现代化的军工企业，需要现代化的重工业。
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只能去抄苏联，走的是斯大林模式的路线。
制定五年计划，成立农业合作社，用农业的资源来补贴工业，才能迅速完成工业化。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用他们的经济产出来补贴城市的产业工人。
才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完成重工业最初的基础。
这就是城乡户籍设定的背景。
几代农民长期被划在了农村和农业上，流动性被严格限制。
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而现在形势在急速逆转，需要进一度的完成城市化，就要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城。
完成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化。
延续下来的城乡户籍分离，长时间内把迁移到城里的农民排除在城市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之外。
这会阻碍流动性人口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权益。
也会阻碍城市化的速度继续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
城市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差异太大，会影响城市化的规模。
归根到底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到城里接盘，最终会影响征发赋役的目标。
其他的不写了。
继续聊点古代户籍管理。
唐朝有一项法律《唐律疏议 捕亡律》，只要是脱离原籍到处跑的人，不管是逃亡还是因为天灾人祸成了流民。
通通都当成是逃亡跑路的人，只要被逮到，就要被处于严刑。
这个标准放到现在就是你想当一个流浪汉都不行，天桥底下的洞都不给你住。
为什么要这么干。
就是为了要把你赶回原籍，你的户籍在哪里就滚回哪里去。
你跑路了，你的家乡就缺少了劳动力。
田里少了人，谁来种地。
边境少了人，谁去当兵戍边。
更重要的是，你跑到了别的地方，原籍的地方找不到你的人，你落脚的地方没有你的户籍。
统计人口找不到你的人，怎么找你收税。
唐朝以前主要收人头税为主。
所以对于到处跑路流浪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刑伺候，把他们赶回去，把税交了。
在这种离谱的严刑峻法下，效果如何。
没啥鸟用，到了武则天时期基本已经管不住了。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唐朝的原有税法出现了问题。
唐朝早期实行的税法叫租庸调。
租就是政府把地分给你，有了地就可以种田，你的收成就可以交税。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你死了以后，政府要收回原有的田地，重新再分配。
庸就是力役税，修长城挖运河给县太爷盖衙署之类的活计，如果你不想去，也可以交钱，县太爷在雇人帮你去完成。
假如你觉得自己是个肌肉猛男，有的是力气，那也可以多服役几天来代替其他杂税。
总之政府为了收税，替你想了很多代替的法子，希望你不要偷奸耍滑不肯缴纳赋役。
调就是手工业税，也就是丝，绢，麻之类的纺织品，这些在当时都是硬通货。
可以当货币使用，在政府缺钱的时候，还会禁止这些纺织品出口贸易。
这些税法最核心的地方其实就是土地，只用利用土地才能把人限制住，不会到处乱跑。
等于是土地和户籍挂钩，政府在哪里分你土地，你就在哪里落户，然后老实的缴纳租庸调。
这套制度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分配制。
运转的核心就是政府要掌握严谨的土地和人口数据。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唐朝的土地和人口统计管理很粗糙。
具体的数据跟上一个王朝隋朝差距太大。
隋朝的土地和人口统计数据极其的严密，导致隋朝的税收掠夺能力很强。
谁也别想逃税。
隋炀帝还曾经感慨过，自己花钱那么狠，国库的钱怎么就花不完。
由于征税能力过于变态，后来大家就翻脸把隋炀帝和隋朝干掉了。
也就是因为唐朝前期对土地和人口的粗糙管理，导致这个王朝的征税能力一直不太行。
政效率低下，执行不了高强度的掠夺性财政政策。
因为无法掌握确定的人口，想征人头税也找不到人，无法更多的从百姓身上压榨到更多的赋役。
结果就是大量的财富一直留在民间，这种偏弱的征税能力对民间其实是一种保护。
但是很快问题就来了。
前面说过了，唐朝政府把地分给你，死了以后你要把地还回来给政府重新分配。
但是有人还了没有。
都没还，不但不还回去，还让这些土地进入了地下交易市场。
本来政府的本意是利用土地和户籍挂钩，方便收税。
但是现在的土地交易导致了原来土地和户籍挂钩的对像就脱离了。
频繁的土地交易结果就是大量的土地开始集中，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
政府收不回原来分出去的土地，拿什么来和新的户籍人口捆绑在一起。
后果是什么。
有些户籍统计的人口应该是纳税人，但是现在他们的土地拿去卖掉了，想让他们纳税那是不可能的。
找无产者收税，这不是在胡闹吗。
最后就是大家为了不用纳税，就逃离原来的户籍，逃到户籍统计不到的地方。
再不行就躲起来，跑到某个大户人家当色役，有的是办法来逃税。
经过安史之乱一顿乱搞以后，本来就行政效率低下的征税系统更找不到人纳税。
全国三份之二的人口都逃避起来。
剩下的人承担了全国的征发赋役，苦不堪言。
相当于现在的人背了房贷，缴纳了赋役，结果房价降了。
房贷还在，但是资产价格严重缩水。
一出一进，等于税负就是在变相的增加。
再不调整，就会像唐朝人那样跑路，断供就是现代跑路的形式。
后来唐朝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接受了人口跑路的现状，不再把这些流民赶回原籍。
除了一些富裕群体要回到原籍以来，其他的人就地安置。
已经在迁入地拥有土地的人群，政府承认他们产权的合法。
没有土地就留不住人，留不住人就收不上税。
其他躲避的流民，只要在迁入地落入户籍，接受人口统计。
就会注销原籍的户口，不用再为原籍地区交税。
那原来的地区收不上税怎么办。
只能自己看着办，人口流失的地区，都会面临这种问题，现在也一样。
躲避的人，只要落籍，不但在政治待遇上跟原来的土著一样。
还能享有政府免除六年赋役的优待。
目的都是把游离在外的人纳入户籍管理体系，成为一个征发赋役的对象。
放到现在，一个城市的外围都是持币观望的人。
这就不对了。
肯定要把他们拉进来，用一些权益换取他们手中的钱。
进一步完成现代版的征发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