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民间为何多深藏不露的高人》写了一个问题。
民间为什么存在大量的高人，这些掌握神奇技能的高人是一种对庙堂规则不满意的心理产物。
以下文章写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想法，不一定对，看过即过。
下午出门去拍照，到一个破败的村子，城市化加速后人都搬走了。
留下的老屋改造过后成了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
路上开车沿着海岸线，去目的地。
这条海岸线以前是几个小鱼港，很多渔民在这里谋生。
几年前的时候，要开发港口经济，准备把这条海岸线所有的渔村鱼港都给拆了。
计划要打造成综合的商业体，宣传的时候可以看到地方话事人的雄心。
后来发展的过程不尽如人意，拆迁的进度拖拖拉拉，搬走了一部分，但还有大多数的人还是原地不动。
原因就是没钱了，计划要过来投资的企业没影了，招商进度停滞。
当初计划的推手今年也被送了进去，官方在措辞上对推手批评非常的严厉。
路上看到几块大的广告牌，在宣传合作建房，就是一个人出来牵头，拿着项目计划拉着有买房需求的人。
大家在一块融资共建房子，一般都是小户型的养老房，价格是市场价的八折。
便宜是便宜，但是产权是共有的，也就是房子属于公司，每一个融资的人各占一点份额。
跟小产权差不多，拿到房子后也不能像商品房那样自由的交易。
这种模式争议比较大，毕竟产权不透明，万一不能顺利交房，很容易惹出乱子。
交了房子以后，后续的管理维护之类的问题也不少。
所以以前一直都很低调的宣传，能做这种生意的人，在当地都是手眼通天。
说明了什么。
就是有利润，就会有人会在现有的规则上打开一点口子。
规则之下另有规则。
出来露面的那个人，并不是大老板，更像是一个负责组织建房的掮客。
原本的计划中，开发这条海岸线，对投资的企业门槛是有要求的。
而且不能以住宅开发为主，就算是要开发地产，也不能建高楼层，15层为限。
户型也要90平以上，小三房起步，目的就是不打算以养老经济为主。
小户型主要是卖给退休过冬的人，小三房起步就是希望开发的房子卖给年轻人，能满足一个家庭的基本居住要求。
在买房的时候，18年后毕业的人，都会给一定的住房补贴，本科5万以上，硕士7万，条件就是服务期要满五年。
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工作五年，同时有了房产，基本就不会走了。
更换工作生活的城市风险并不小，迁徙是一种强能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备。
甚至还会为这些年轻人积极组织各种联谊会，一旦结了婚，更不好离开，留下一个就等于留下一双。
不动产和婚姻才是获取和挖掘劳动力资源最好的方式。
地产和生育在可见的未来，如果现状不改善，还会有更强有力的货币和财政刺激。
不然哪里拴得住人。
而现在，对于开发这条海岸线的企业和资金都开始松绑。
原本计划要投资的金额都是以亿为单位，现在拍的土地都是改成了万为单位。
有争议的合作建房也允许进来拿地，允许立广告牌广而告之。
虽然这种模式投入的资金有限，拿地不多，但是蚊子腿也是肉。
有人愿意进场总比冷冷清清要强很多，原本限制的小户型现在也放开了。
管他是白头发还是20岁，愿意掏钱要求都能满足。
这一切的让步和政策的改变，都是为了让场子快点回暖，热起来。
一个地方在治理策略上的转变，不可能只是这个地方的事。
肯定得到了更大领导层的授意，不然做事的人不敢这么干。
等到这种转变带来正面的效果时，再大面积的去推广。
放到全国层面的治理逻辑上也是一样的。
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政策调整或者创新，很少会是突发的。
通常都是在某个城市某个区域先行试点，不管成功与否，都当做是一种治理能力的储备，必要的时候拿出来。
所以有时候在宏观治理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政策的大转变。
这种转变超乎想象，其实也是一种储备政策公开落地。
并不是忽然就拿出来。
就比如改开的时候对于外资的态度，在五零年代的时候，通过三年的改造，外资都被收拾掉了。
然后在78年的年底，那一场会议后，在南方画了四个圈，要引进外资。
这种极速的转身在当时震惊到了很多人，给人感觉好像一夜之间对外资重新认识了一样。
其实不是。
78年后大规模引入外资是多年铺垫的结果，在决策层的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虽然吵的很厉害，但整体上还是突破了阻力。
在60年代的时候，提出了一条治理路线。
四个现代化。
计划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打破常规，采用先进的技术，完成这个目标。
打破常规，先进技术，怎么做，具体的策略没有制定好，两年以后被另一场十年的事件给耽搁了。
但是在1972年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开始，从西方引进的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资金，一直延续到80年投入到生产。
这个转变的背景就是尼克松的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
常规打破了，也采用了先进技术。
虽然后续四个现代化在内部的冲突中耽搁了下来，但是它起到了重大的政治作用。
后来一个姓华的人接替了主席的班子，华先生当年有一个接班的劣势。
就是跟其他元老相比，他没有革命的功绩和熬人的军旅生涯。
而一个合格的领袖，要么建立军功，要么繁荣经济。
开国之君，中兴之主，在差一点也要做一个守成之主，总要占一样。
于是华先生重启了四个现代化作为新的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他要继续72年后的新事业，而这个事业在两年前由邓公负责。
华先生的经济计划在当年被称为洋跃进，多少有点批评的意思在里面。
从77年开始，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6%，52种工业产品创下历史新高。
国家财政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尽管华先生的洋跃进有很多缺点，但是他成功的把国家的发展方向从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
是国内第一次接受西方的国家贷款，对于外资的态度，表现的更宽容。
在经济复苏的趋势下，整个领导层充满了要弥补过去十年错失发展的渴望。
这种对经济发展的情绪和对外资的态度转变，不是从78年那场会议以后才开始的。
而为了能扭转决策层内部其他人对外资的敌视态度。
在78年的会议之前，当时的谷牧副总理负责牵头带队，在这一年内出国访问二十多次。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谷牧亲自参加的访问西欧的行程。
这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官员正式对西欧的访问。
在这一年的出国访问的报告中，形成了两大主题。
承认之前经济策略的失败和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这些努力才是78年那场会议能形成共识的原因。
而在后来的转变中，没有一个人会预判到，这个国家能走向市场经济。
这一切的转变，都是优先实用主义。
当旁观者认为不会改变的时候，结果身子一转，就变了。
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组织具备的自我纠错能力。
在未来这种转变还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