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有人关心房产税，有人关心火耗归公》写了历史上的一次财政改革。
历时23年，两代皇帝的文治武功，才基本在全国推广。
改革的背后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划分。
但是处于食物链上游，占据有利生态位的那些人，利益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以下文章写的是一些琐碎的的想法，不一定对，看过即过。
在大清当时控制的地盘里面，摊丁入亩已经推广开了。
但有一个省却很特殊，一直在抵触这场由皇帝主导的财政改革。
这个省份就是山西。
雍正在位十三年，别的地方都被收拾服服帖帖，但摊丁入亩在山西一点动静都没有。
直到雍正的儿子乾隆上台后才开始，一直折腾到光绪皇帝的时候才完成。
这个过程历经六个皇帝，用时近140年。
是山西太牛逼，皇帝不敢动，还是山西走得更远，有比摊丁入亩更高效的税收体系。
都不是，山西用的一直是老法子，也没有得到皇帝的特殊关照。
背后反映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大组织管理的困境。
央地矛盾。
本质上也是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矛盾。
理论上来讲，执行层在行政体系上要听命于决策层，但作为地方最大的管理组织，在行政上也会有自主意识。
山西当时为什么要抵触那么久，主要还是不好搞。
清代有两条人口迁徙的路线，以前还被拍成电视剧。
其中山东人去东北叫闯关东，山西去内蒙古一带，叫走西口。
每一次人口的迁徙，过程非常的惨烈，都是生存所迫。
山西这个地方山多地少，沟壑众横，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
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不利，人就跑路了，到更西北的地区去。
人是走了，但是统计本上的人口数量还在，这些迁徙走的人还是山西人。
如果执行摊丁入亩，把人丁税转移到田税中去，那么原来已经迁徙走的山西人。
根据人口名册统计，他们的人丁税就会转移到现有的田亩税。
结果就是导致没有迁徙出去的山西人税负加重。
这么干，等于是要把山西人赶出老家，会酿出大祸。
另一个问题就是摊丁入亩的推行本意事要把税负转移到占有土地多的人身上。
背景就是明清以来土地兼并趋于严重。
要把这些人的土地收回来不现实，等于是自我革命，把自己基本盘摧毁。
皇帝当然不会这么干。
只能往折中的方向去改革，承认这些人对土地的占有，但是要多交税。
只要把钱交出来，你的资产就是合法的。
但是山西的土地兼并不严重，主要以自耕农为主，如果强行推广摊丁入亩。
这些自耕农的税负压力暴增，后果一定会很重。
以前有个学者统计过，农民暴动次数最多的地区并不是土地兼并严重的地区。
反而是自耕农占比高的地区。
比如明朝时期的关中地区，每一次加税都会把压力直接转移到农民身上，受不了就翻脸了。
李自成在这里起家并不是偶然的事。
而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江浙地区，自耕农很少，大多数是佃农，他们跟税负之间隔着一层地主甚至是权贵。
他们的负担主要是地租，其他的摊派，杂税等人丁税。
因为地主和权贵的帮忙，很多佃农的人口都是隐匿起来，找不到人，税负被过滤掉了。
有些佃农甚至帮着地主一块抵触政府的加税。
比如水浒传里面经常写到庄主带着庄客一块跟朝廷的人干起来了。
唯有被土地约束的自耕农，躲不掉，压力之下就撂挑子，直接翻脸。
山西当时的状况就不适合直接推广摊丁入亩，明朝以后，因为军事重镇大同的原因。
山西人获得了盐的专卖权，直接导致晋商团体的崛起。
晋人多贸易，置产者少，逐末者多。
田税和人丁税分开，自耕农的负担并不会加重，如果摊丁入亩，山西农民就倒霉了，等于是富裕的商人群体把人丁税转移到他们身上。
搁谁能受得了，当时民变次数已经爆发多起。
地方的官员本来就要承担维持秩序稳定的责任，这么搞就等于是给他们添乱，影响业绩。
而且一旦摊丁入亩，中央把财权收走，对他们也不利，捞油水的空间少了。
于是山西的士绅天天拉横幅上衙门去喊冤。
背后其实都是得到地方官的默认。
这就是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的信息成本。
双方之间的博弈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钱字。
对于大清政府来说，怎么确定征税的标准并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社会秩序一定要稳定。
如果作为执行层的地方政府，能把赋税交上来，还能维持地方稳定。
那么作为决策层的中央政府一定会作出妥协，这个妥协一定是以统治秩序优先。
同样是山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起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丁戊奇荒。
山西人口又1643万减少到1074万，净损569万，其中太原在饥荒之前人口100万，灾后仅剩5万人。
这场人间灾难发生的原因很多，不仅仅是山西才发生饥荒，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
但是山西损失这么严重，必定有其自身的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被财政来源所困。
山西当时为什么缺粮严重，主要就是本就缺少肥沃土壤的山西把大量的土地都用来种植鸦片。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看到洋人向我们输入鸦片，把钱搞走，很气愤。
大清要制裁他们，还被打了一顿，因为鸦片，被洋人逼着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
但是在课本里面，除了鸦片战争提到鸦片以外，在往后的内容都不提了。
是洋人良心大发现，不输入这玩意来祸害吗。
并不是，洋人也想赚的更多，只不过是他们的鸦片卖不动了。
因为大清当时也在种植鸦片，质量又好，价格便宜，在市场的竞争中把洋人的鸦片赶走了。
甚至还能出口，反向赚钱。
一个被鸦片荼毒的古老帝国，反过来要靠鸦片赚钱。
这上哪说理去啊。
因为大清的官员也发现了，鸦片来钱太快，反正管不住洋人卖鸦片。
与其钱让他们赚走还不如自己动手。
而且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大清已经是一片风雨飘摇。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严重受困于财政，如果洋人借钱，用以维持大清的统治，因为对他们有利。
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利益代言人之前，一个能表面维持秩序的大清总比没有的好。
在这个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也就有了动力去种植鸦片。
于是在1859年，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一件东西只要交税。
就意味着它已经是合法的商品了。
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进口鸦片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
真是一言难尽。
这个局面的背后，也一样得到朝廷的支持，而距离林则徐销毁鸦片不过才五十年。
而林本人在陕西当巡抚的时候，态度一改以往过去对鸦片的严厉。
他担心的是如果不依靠内地的土烟，白银就会控制不住的外流。
用本土的鸦片抵制洋人进口的鸦片，是晚清官场的一种态度共识。
最奇葩的的观点是，禁烟是最终目的。
但是禁烟最好的手段就是对鸦片加税。
这种扯淡的背后就是为了晚清财政开源。
当时山西的耕地本就养不活本省的一千万百姓，而竟然有一半是用来种植鸦片。
到了饥荒爆发的时候，山西已经遍地是罂粟。
结果就是粮食供给减少，惨剧开始。
当一种税源作为财政的主要形式的时候，要戒掉它，很难。
大清要戒掉鸦片财政和一个普通人戒烟一样难。
到了八国联军侵华后，大清的形象已经接近丧失了合法性。
为了扭转这种形象，就开始禁烟。
于是财政收入的数字迅速下滑，从地方到中央中枢，怨言四起。
后来啥也干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