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等不来的房产税》写了一个话题。
房产税会不会出台，目的是什么。
舆论场上最相信的结论就是房产税是为了打压房价。
这个结论是非常扯淡的。
文章的最后提供了一个名校mpa研究生关于房产税论文的部分内容，论证了当前房产税出台的困难。
以下文章写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想法，不一定对，看过即过。
我看过很多关于房产税的论文，它们研究的对象，采用的方法，作者供职的单位，城市都不相同。
但是他们的论文里面在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对于控制房价的部分，章节，数字都是很少。
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用来论证房产税的征税成本和对财政有多大正面的影响。
舆论场里面最热衷的东西，并不是这些学者要关心的事。
他们研究的内容，背后是各个社科项目基金在支持，谁给他们出钱。
是地方或者更高层面的决策者。
人家给你钱研究项目，是要出成绩的，要解决核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税收方式，成本和财政之间的关系。
他们研究的结论对不对我也不清楚，判断一个结论的可靠性，个人的主管好恶并不重要。
关键的地方在于这个结论的能量密度和信息密度。
舆论场上人数最多，他们支持房地产税要赶快出台，然后惩罚持有房产的人，让房价赶紧下跌。
学术圈里面的学者数量少，他们认为房产税征收成本高，对财政贡献小，不如维持房价，换取土地出让金对财政更有利。
一个结论说是要跌，另一个说是不能跌，要维持，然后有序上涨。
谁才是对的。
取决于谁距离决策圈子更近，更能影响做决定的人。
这就跟你爹对你说，跟我走，给你钱，另一个远亲说跟我走，也给你钱。
你会信谁。
大概率还是会信你爹，亲疏远近，信任程度受血缘关系影响。
每一次写地产，会有很多不友好的留言，昨天的文章留言基本被平台删掉了，有很多我还没来得及看就没了。
估计是怒气很重的留言。
有些不认同文章观点的，反驳有理有据，水平很高，引用的也是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
这种反驳非常有助于思考。
但更多的是无脑的人，比如骂作者为开发商洗白收了钱之类的。
我倒是希望有人来收买我，价格不高，很便宜的，可惜没有人能看得上。
前几篇文章也写过，我自己也是房地产的受害者，买了差一点烂尾的房子，能交房，但是货不对板，是另一种形式的假货。
问题是就算我是受害者，并不影响地产是财政和税收支柱的事实。
个人的情绪是情绪，事实也是事实。
也并不影响决策者现在维护房价，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决心。
假如将来有一天开始征收房产税了，房子的持有成本就会变高。
那么作为一个决策者，凭什么来说服纳税人继续持有房子，继续愿意经年累月贡献税收。
所有可靠的改革一定存在利益的赎买，区别在于价格高低。
一定是要让房子持有人看到收益，或者允许他们把成本转移。
不然他们为什么持有房子，要让一个纳税人愿意纳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然美国的税务局战力不会那么强。
不然古代的官老爷在自己的小吏队伍里面裁员的时候，裁谁都不会裁捕快和税吏。
暴力去催征，是非常低劣的玩法，影响太坏，成本太高。
最好的就是用一种能让纳税人获利的东西跟他们捆绑在一起，东西在人在，东西不动人不动。
这才是减少税收成本的方式。
两千多年以来，全世界诞生过有大组织文明或者是有中央集权组织的地方。
都是仰仗不动产和纳税人捆绑在一块。
本质上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都是不动产税。
用哪一种方式取决于那种方式的成本对自己更低而已。
在我们这边，土地的所有权在哪里，在国家，不是私人。
所以决策者在规划的时候成本更低，对财政更有利。
假如有一天土地出让金对财政贡献下降，转而向房产税。
也还是跟打压房价无关，不过是选择另外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税收方式。
如果是这样，不就是一个朝三暮四的故事而已。
从早上发三颗果子，晚上发四颗，不满意，改成了早上四颗晚上发三颗，然后猴哥们不再闹了，皆大欢喜。
这不是在扯淡吗，顺序变了，但是绝对数字没变。
从一次性土地出让金收税换成了房子流转和每年持有中收税。
同一个故事不同的讲述方式而已，对房地产在财政中的地位并不影响。
西方的发达国家曾经尝试过了用房产税来控制房价，结果都是失败。
因为跟他们征税的最初目的存在冲突。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也并不是历史上没有存在过房产税。
有，还是跟西方的房产税差不过，距离现在也不久远。
晚清到民国的时候就有收房产税。
比如鸦片战争结束后，洋人当时在上海抢了一块地盘，逼大清划成租界。
后来上海形成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一市三制的格局。
公共租界早期主要是英国人的地盘，他们要在这里开埠做生意，就需要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
道路，消防，水利，卫生，搞不定这些问题没办法做生意的。
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市政机构，叫工部局，听这个名字明显就是跟传统六部里面工部的职能差不多。
公共租界在管理上模仿英国自治市的模式，征税权归属于一个叫纳税人会议的机构。
当然这些不重要，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地方，重点是他们怎么搞钱，怎么收税的。
主要是地税和房捐，其实就是房产税，另一部份是码头税，就是现在的关税。
洋人在租界可以跟原来拥有土地产权的中国人租地建房子。
但是洋人租地建房以后，只能允许他们弃租，有土地产权的人不能随便把他们赶走退租或者增加租金。
相当于就是为了让洋人拥有新建房子的产权，这种保护产权的制度让当时的洋行放心大胆的去租地建房。
所有在租界新建的房屋必须经过工部局的审批，颁发建筑执照。
没有就是违建。
等于是洋行，洋人可以建房，怎么建，哪里建，都是工部局说了算。
也就是等于工部局掌握了租界区域内房屋的地理分布和数量，面积大小，以及这些房屋的租金多寡。
工部局花那么多的心思去干这件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收税。
掌握房屋的具体信息，可以方便工部局利用市场原则，估价收税。
而不是像以前在英国本土那样，一开始根据烟囱和壁炉的数量来收税。
后来发现这样收税钱太少了，又变成了按照窗户收税。
很合理，一个家庭中，房屋窗户的数量是多于烟囱和壁炉的，另外窗户多，房东大概率也更有钱。
每一次征税规则的变化目的都差不多，为了多搞一点钱。
但是这种估价还是太粗糙。
后来北美战争爆发，英国需要搞到更多的军费，放弃了窗户税，改成了根据房子的年价值来收税。
这套市场化的原则到了上海租界，被工部局修改后，形成以房租估价制度为核心的房税市场化定价机制。
每年房租估价周期就重新评估房屋出租的收益，谁的房子租金高，收的就多。
租金高，税就高，是不是就吃亏了。
并不是。
工部局收了税，会拿钱去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善经商的条件。
他们不是傻子。
哪一块区域房租的租金高，税收高，就会优先去改善该区域的基础条件。
让房屋的税收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形成两者正向的循环。
房产税在工部局的财政收入中为什么逐年提高，就是因为这种税收方式管用。
是和房价，房屋的租金两者是正相关的。
房价高，租金高，房产税就高，要想收到更多的税。
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让商业更加繁荣，房子的价值和租金才能上涨，房产税才能收的更多。
指望房价下降，打击房产的价值，又同时获得更高的房产税。
理论上是行不通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房价跌了未必是好事，房价坚挺也未必是坏事。
而批评的视角，是这样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对穷人不公平。
未必。
同样在当时的上海，租界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能吸引来更多的穷人，解决了他们的就业。
而没有房产税的华界，不说别的，至少在就业机会和商业环境上就差了很多。
类比现在，房价上涨，土地才值钱，能收来更多的税，才能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环境，让经济更繁荣，资产价格继续能上涨。
税收多了，才能实现利用税收改善贫富差距，用依靠房子收来的税来建廉租房，安居房，限价房。
用商品房补贴这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路径，在某个历史解决证明过有一定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