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北京的路

一九九五年，跟这片土地上的很多工厂一样，父亲工作多年的地方倒闭了。彼时苏联刚刚解体，父亲借钱开了一家外贸公司，一共四个员工，司机，会计，翻译，还有他自个。他们在中苏边境，用一箱箱白酒，跟走投无路的俄国仓库管理员，换崭新的摩托车。两箱白酒，就可以换一辆摩托车。一年后，没有摩托车可以换了，会计打开保险柜，带着里面的所有东西，消失在蓝蓝的夜色里。公司破产，负债累累，父亲想到了自杀。他买了一根结实的绳子，又从仓库里拿了两瓶白酒，回家把自己灌醉，站上饭桌，系好绳子，准备去死。饭桌的年纪比我还大，经不起父亲的重量，摔得稀碎。父亲摔倒在地，愣了半晌，忽然想到还没有看我最后一眼，于是理了理衣服，用条扫把碎木头扫掉，踮脚来到我的床前。看到我的那一刻，父亲知道自己再也下不了手了，于是转身离开，轻轻关上房门。他不知道的是，饭桌倒塌的声音早已把我吵醒，可是我一直没有睁开眼，因为我不知道睁眼后该跟他说什么。我从床上爬起来，透过门缝，看到他抱着那个空酒瓶，像抱着枕头一样痛哭起来。

转眼到了一九九七年的夏天，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他要去南方挣钱了，要我自个留在家里。我问他哪儿来的钱去南边，他说他把他爸的勋章给卖了。我说，爸，我不想一个人留在这儿。他说，听话，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等这个夏天结束，我挣到钱，就把你接过去。我说，爸，我跟你一块去吧。他说，爸去的地方带不了你。我抬起头说，为什么？他没有回答，拍拍我的肩膀说，等爸有钱了，你想去哪儿，爸就带你去哪儿，你想吃什么，爸就带你吃什么，好不好？我说，能去北京吗？我想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他点了点头，灌了一瓶家门口的泥土带在身上，里面还混着被太阳晒干的蚯蚓，然后坐上开往南方的火车。

父亲走后，每隔一段时间，那些讨债的都会过来拜访。这时我就会躲在屋里，装作家里没人，同时把耳朵放在墙上，听着他们在走廊里大声吵吵。门上的猫眼被人口香糖堵住了，什么也看不见。那个小兔崽子在不在？妈了个逼的，如果老兔崽子没钱，就让小兔崽子低债。运气好的话，他们骂几句就走了，运气不好的话，他们就会把锁撬开，进来翻箱倒柜。我一般运气都不太好。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我会赶紧拎上书包，打开窗户，顺着水管爬到楼下，然后一溜烟跑掉，等他们走了再回去。到了晚上，我总是睡不着觉，如果睡着了，就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我梦到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头顶有一个太阳。我从来没有见到那么红的太阳。它像一个巨大的中央空调，照在我的头发和肩膀上，让我感到十分温暖。一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出了一身汗，再也睡不着了，索性推开窗户，披着月光爬到了楼下。我握着拳头，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空气里十分潮湿，像要下雨了。很多流浪狗从角落里冒出来，跟着我。我想，就连它们也闻到了我身上的晦气味儿。我在那条街上又走了一会，突然看到一个女孩。个不老高，穿着裙子，趿着一双凉鞋，从胡同里出来，走到陈秋好他爸开的杂货店墙边。她往四周看了看，然后捡了一块砖头，打碎窗户翻了进去。翻窗户的时候，她裙子下面的内裤沾到了一点泥巴，脏兮兮的，但是她一点也没在乎，只是用手蹭了蹭。这女孩我在街上见过几回，后面总是跟着几个跟班的男孩。我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我走到小卖部前面，站在那里等着她。过了一会，她骑着窗户爬出来，看到我，吓了一跳，马上抽出一把弹簧刀，架在我脖子上。我赶忙举起了双手。她说，不许告诉别人，不然你就死定了，知道不？我点点头。她满意地把刀收好，手插在裙子兜里，趿着凉鞋走了。我没有说话，默默跟在她后面。她双腿极瘦，如同两根树棍，蓝裙子上面有一些白色的圆点。她眯着眼，假装没在看我。过了几栋筒子楼，她吹起口哨，旋律听起来挺熟悉，但是想不起在哪儿听过了。她转过头说，你也住这条街上？我又点点头。她说，我叫高恩雅，是这条街的老大，这里所有小孩都听我的，你叫什么？我想了想，决定不回答。她说，你是哑巴吗？还是不爱说话？我说，我不是哑巴，我只是不怎么说话，不说话不代表我是哑巴。如果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她说，是吗，我以后就叫你哑巴了。哈哈，臭哑巴。我说，你都偷了什么？她做了个嘘的手势，把手伸进兜里，然后像魔术师一样，张开紧握的拳头。里面是十根香烟，并排摆在一块，如同十根火柴，挺整齐。她点着一根，靠在墙上，专业地抽起来，一边抽，还一边问我要不要。我说，抽烟对肺子不好。我在电视上看到过，那些抽烟的人肺子都是黑的。她说她一点也不在乎。

下次见到她，是在录像厅外面的路灯下。她还穿着上次的那件裙子，戴着一顶旧军帽，上面缝着一颗褪色的五角星，跟两个男孩站在一起。她看到我，眼睛一亮，冲我摆摆手，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一个叫四眼儿，和她瞎眼的奶奶两个人住在街道的另一头，另一个叫小马，和我一样，也有一个下岗的父亲。介绍完之后就算认识了，我们每天都骑着车，在废弃的厂区里四处乱窜。后来，四眼儿的奶奶死了，没人照顾他了，他就被他爸开倒骑驴接走了。那段时间，电视上老是播着一个连环奸杀案。最初的死者是在工厂下水道发现的，有高中生，留着到耳朵的头发，有结了婚的家庭主妇，也有风尘女子。凶手已经被捉住，马上就要伏法，正在电视上说着自己的遗言。从筒子楼走出去两条街，过了铁道桥，行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玉米地。冬天时那里毫无生机，如同死去，夏天却绿油油一片，充斥着纺织娘的叫声，还有女孩咯咯的笑声。在那里，很多年轻的男孩和女孩躲藏其中，分享着年轻的秘密，第一次尝到了禁果的滋味。在玉米地的尽头，是另一个玉米地。我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玉米地。

我们每个人的自行车都有自己的名字，高恩雅的叫“英格丽·褒曼”。小马的叫“詹姆斯·迪恩”。我的车虽然连商标都已经磨得看不见了，但是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常山赵子龙”。他们的车都比我的快，我只能慢悠悠跟在后面。街上还有一个傻子，喜欢打嗝，所以叫老嗝。他总是骑着一把扫帚，跟在我们后面，边跑边叫，师父，师父！我们一边加快速度，一边对他大喊，悟空你就别追了。有一天，高恩雅问我，你爸呢？高恩雅说。我说，他不在这儿，他正在南方挣钱。这里只有我。小马说，我听说你妈跟一个相好的跑了，是真的吗？不是，我说，她很久以前就死了，是被电死的。她晾衣服的时候，把绳子系在电线上，下雨以后电线漏电，就把她给电死了。高恩雅说，电死的？和富兰克林一样？我说，不一样。她说，怎么不一样？我说，富兰克林被电了，但是没有死。我妈死了。小马说，你爸爸不会不要你了吧。我很生气，朝他脸上打了一拳，但是被他躲开了。他推了我一把，我摔到地上，挺疼，但是我忍住了没有哭。小马说，行了，我开玩笑的，你咋当真了？

那段时间，不管去哪儿，我总是跟小马和高恩雅一起。有时候我们会去南湖公园的摩天轮下面玩，除了周六，因为周六高恩雅要去学芭蕾舞。穿着白色的舞鞋，踮着脚，像圆规一样在地板上转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高恩雅跳舞，但从她修长的双腿可以推断，她一定跳得好极了。高恩雅有一个奇怪的爱好，那就是收集死去的独角仙，把它们放在玻璃罐里晒干，然后搁到火柴盒里，独角仙的壳，在阳光下闪烁着彩虹的光。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她平时跟妈妈住在北京，只有暑假才会来沈阳。她爸爸是一个警察，那个电视上的犯人，就是他帮忙抓到的。有一次，我在公园厕所的墙壁后面，找到了一本杂志。后来我发现，那是一本摄影集，里面画的都是一些男孩和女孩，有的没穿衣服，有的拿着手枪，有的在拿针扎自己。一张照片里面，一个男孩和女孩光着身体，在沙发上互相亲吻。其中有三张照片很特别，第一张是个怀孕的女孩，低头坐在阳光下，只穿着内衣；第二张是拿着白花的女人，还有几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第三张是一副极小的棺材，里面躺着一个死去的婴儿，看起来很安详，好像睡着了。我翻了几页，就赶紧把那本书放回了原处。

一周后，我们仨一块去录像厅看了场电影，叫《找到野人的男孩》，发生在遥远的美国，一个叫“奥克拉荷马”的地方。故事的主角是两个孩子，男孩叫查理，女孩叫戴安娜。电影的第一幕是他们拿着手电筒，穿行在漆黑的玉米地里，寻找一个吃小孩的野人。野人的身世十分凄惨，是一个孤儿。他的父亲是过路的矿工，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上了两次床，就死在矿难里。一个月后，那个女孩，也就是野人的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忍辱负重，在生下孩子后卧轨自杀。临死前，她将婴儿遗弃在公路旁，结果被一只外出觅食的母熊发现，用自己的乳汁喂大。孩子长大后，就变成了一个野人，靠吃野兔为生。野人还很喜欢躲在茂密的玉米地里，抓住那些不小心闯入，而后迷路的孩子，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山洞。有人说，他这样做是因为很孤独，只是想找人做朋友。也有人说，他是为了把孩子吃掉，吃掉以后，还会把骨头堆成金字塔的形状，然后埋在洞里。最后，男孩和女孩找了一晚上，都没有找到野人，清晨的阳光来临之际，他们相爱了。长大后，他们成为了一对亡命鸳鸯。在田纳西，他们的小轿车毁在公路边，后面是几十辆不停叫唤的警车。男孩牵着女孩的手，从燃烧的汽车里爬出来，跑进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和他们小时候待过的那些一样。他们在里面不停地奔跑，背景放着摇滚乐，后面是几百个正在追赶他们的警察，还有几十条德国牧羊犬，子弹从他们的耳边飞过。跑到玉米地中央，男孩突然不跑了，抽搐着跪倒在地。女孩诧异地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不跑了，难道你不想活了吗。男孩抬起头，看着女孩晶莹的眼睛，揭开夹克的一角，露出被鲜血染红的衬衫。男孩说，十分钟前，我就已经中弹了，很快我的血就会流光的。你不要管我，快跑吧，跑吧，替我活下去。当男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转过头，看向高恩雅，我可以在她的眼睛里，看到荧幕上的闪烁的光影。她没有察觉到我的目光。

一周后，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封鼓鼓的，装着一个铁的东西。我用手敲了敲，发出清脆的回声。我回到家，发现那些讨债的又来过了。他们拿走了家里最后的一点东西，锅摔了个洞，窗户也都碎了，但是地上的作业本还在。我还是得写作业，尽管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藏在床底下里的饼干盒，也没有被他们发现。这个漫长的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打开饼干盒，把里面最后几块饼干吃了，有点噎得慌，要是来点白开水就好了。然后我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没有信，而是一个铅笔盒，上面画着一个米老鼠。我把铅笔盒从信封里倒出来，里面装着皱巴巴的三百块钱，每一张都印着主席的脸，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省着点用。我把三百块钱塞到鞋底，推着自行车来到录像厅门口，在那儿看到了高恩雅和小马。高恩雅手里拿着烟，朝我招了招手，小马没有说话。我们沿着那条街，一块往前走。高恩雅的裙子上面有一股香烟味儿，好闻极了。她说，我们一起离家出走吧。我说，能走到哪儿呢？她说，我也不知道，只要是能离开这个破地儿，去哪儿都行。我说，我想去北京，去天安门广场。高恩雅说，行啊，如果从这里，沿着这条破河，还有这些破电线杆，一直往那头骑，能一直骑到北京去。我说，真的？她说，当然是真的，我啥时候骗过你？我说，那你的舞蹈课咋办？她说，什么狗屁舞蹈课，我不去了。怎么练也练不好，脚还整挺疼。我们一直骑到北京吧。

那天晚上，我花了很久才睡着。家里的窗户都被砸碎了，到了晚上，就有很多蚊子，不停来咬我。我想把它们拍死，但是实在太多了，甚至在梦里，我都一直在喷杀虫剂。不过好在这里不是非洲，据说非洲人会把蚊子做成饼。好在这里也不是云南，据说云南的蚊子，每一只都有橘子那么大。第二天上午，我发现自己起晚了，下意识地叫了一声奶奶，才想起我奶已经不在了。我赶紧穿上衣服，把两本课本，一个花卷，一瓶水，还有一个大号的手电筒装到书包里，背在身上。房门已经被撞坏了，但是不要紧，哪个小偷会傻到来偷我们家呢？我来到街上，经过废弃的工厂，还有巨大的垃圾山，垃圾山旁边的仓库里住着一个老头，跟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也和我一样，没有妈妈。我到公路上来，来到废弃的火车站台。高恩雅生气地说，你迟到了。我说，对不起。她指着我的脸，说，你脸怎么了？我说，我家蚊子太多了，让蚊子叮的。她说，你怎么总这么倒霉？

我们在站台上肩并肩坐了会，高恩雅跳下来，说，走吧，小马这个傻逼，我就知道他不敢来。我没说话，推着车跟在她后面。说实话，在此之前，我早有预感小马不会出现，甚至连我自己都有点后悔踏上这段旅途了。我们沿着浑河，一直往前骑，骑了大概一个小时，我问前面的高恩雅，明年暑假还会不会看到她，她没有回答。我感觉很累，后背上都是盐，已经骑不动了。我们坐到火车道边，高恩雅从书包里拿出两个香瓜，用那把好看的弹簧刀切了一块，自己先吃了，又切了一块给我。我吃了一口，很甜很甜。我问她能不能看那把刀。她犹豫了一下，把刀递给我，说那是她爸给她的，军队里面用的。我把刀拿在手上仔细看了看，才还给她。刀柄是木头做的，上面刻了个“雅”字。她把刀放回裙子兜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才是那把刀真正的主人。我们一边吃，一边把瓜皮扔给流浪狗。吃完第一个香瓜，高恩雅决定我们已经饱了，就把第二个放到书包里，继续上路。

那时的城市，还没有这么多汽车和高楼，夏天的空气里，有一种现在已经消失的味道。又骑了两个小时，前方出现了另一座铁路桥。高恩雅骑得越来越慢，最后居然停了下来。我说，怎么了？她说，火车。我说，火车怎么了？她说，别说话，听。大地微微震动，远处响起了轮船汽笛一样的声音。一辆火车朝我们驶来，把她的头发和裙子都吹了起来，像杂草从院子的四周漫向中间，那里是太阳照下来的地方。透过火车的窗户，我可以看到靠在一块唱歌的男孩女孩，抱着行李打盹的老人，捂嘴打哈欠的列车员。可是所有的这些，就像电影里闪过的画面，眨眼就消失不见了。它们来自过去，马上要驶向更遥远的过去。我伸出手，摸了一下迎面吹来的风。我感觉就像是在触碰自己的童年。

过了那座桥，前面就只剩下玉米地了，连平房也看不到。她指了指前面说，走，把车搁那儿，咱们去河边看看。太热了，我想要游个泳。我们把车藏到玉米地旁的杂草里，走到河边。在桥墩的阴影里，高恩雅掀起裙子，把它整个从头顶脱掉，里面是一件牛奶一样白的游泳衣。她脱衣服的样子看起来笨笨的，像玩具熊。她一个猛子扎进河里，开始游泳，游的时候眯着眼睛，蹬几下，头冒出水面，吐一口水，再低头蹬几下。我把鞋脱了，脚放水里泡着，鹅卵石有点扎脚。虽然这条河叫浑河，但是水却很清，连水草都看得到。不远处，高恩雅一下一下地扑腾着，游泳衣紧紧地贴在她的后背，上面粘着一些柔软的头发。我不敢再看下去，装作看天上的太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太阳，可是它是一颗快要死去的太阳，因为夜晚就要来临了。这时她游累了，回到河滩上，从书包里拿出块毛巾，短头发上面粘着草，像滴水的柳树。她说，你为啥不下去游？我说，我没带泳衣，会把衣服弄湿的。她说，老鼠来月经，多大点逼事。等它干了不就好了？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会干的。有一天，连大海也会干涸的。我还是摇了摇头。

我们在河滩上，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我想到了一个关于长跑冠军的故事。那个冠军听到枪响后，蒙着眼睛，在跑道上不停地奔跑，可是他不知道跑道是圆的，也不知道自己永远都没法到达终点。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终点，终点就是起点，起点就是终点。他停下来的那一刻，就是他累死的那一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时高恩雅说，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子宫，里面充斥着温暖的液体。每个人都由某种奇怪而无意识的形式互相联系着。所有人都同时是对方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父亲母亲，丈夫妻子。我问她长大以后想不想结婚，如果结婚的话，想要生几个孩子。她说她一点也不想结婚，因为结婚以后人会变得无聊。等她长大了，她就去庙里当尼姑，每天敲木鱼。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开始用一种很轻的声音哼唱。晚霞中的红蜻蜓呀/请你告诉我/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提起小篮来到山上/桑树绿如荫/采到桑果放进小篮/难道是梦影/十五岁的小姐姐/嫁到远方/别了故乡久久不能回/音信也渺茫/晚霞中的红蜻蜓呀/你在哪里哟/停歇在那竹竿尖上/是那红蜻蜓。她一边唱，一边歪着头，用毛巾擦着脖子，头发还在滴着水。我可以看到她脖子上那些细小的绒毛，就像桃子上的绒毛一样，裸露在空气中。我说，你唱的是什么歌？她说，我也不知道，是我姥教给我妈，我妈再教我的。我说，我们回去吧，我不想去北京了。她说，我也不想了。我现在觉得，那里和这里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突然闭上眼，在她右脸颊上亲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像碰到带电的开关一样，马上就消失了。我睁开眼，她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脸上的笑容凝固了。我立刻明白了。我们在那里坐了两分钟，她站起来，看起来有点生气，我想要拉住她，但是她把我的手推开了，朝玉米地走去。进去的时候，她不小心摔了一跤，有点狼狈地爬起来，擦掉头发上的泥，消失在玉米地里。

太阳底下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在河滩上坐了一会，不知道干什么。也许我确实应该跳进河里，游一个泳。高恩雅把她的弹簧刀落下了，我把它捡起来，擦掉上面的土，揣进裤兜。阳光洒下来，像外国电影里女孩的金头发。我感觉很无聊，很热，热得随时都可以死去。周围有无数只知了，不停地叫着，如机器的轰鸣，但是我一点也看不见它们。我站起身，朝玉米地走去。我准备去那里找高恩雅，但是我迷路了。我在玉米地里绕了很久，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裤子上都是泥。我爬起来，发现绊倒我的是一个红色的，像苹果一样娇艳欲滴的东西。我把它捡了起来。是一只鞋，一只女孩的鞋，鞋底已经磨平了。看起来，它一定是走了很久的路才来到这里的。在几米外，我找到了这只鞋子的主人。是个我不认识的女孩，比我小了几岁，好像睡着了。她一只脚穿着白色的袜子，另一只脚光着的，左手拿着个空药瓶，上面写着几行小字，右手抱着一个洋娃娃。洋娃娃的头发是金色的，扎着辫子，并且用梳子仔细梳过了，眼睛的位置是两个纽扣，其中一个的线松了，就快要掉了。那个睡着的女孩裙子看起来很旧，上面还有补丁，但是很干净。我推了推她的胳膊，想把她叫醒，她的身上是冰凉的，脸上没有痛苦。一股恐惧的感觉突然流遍我的全身。我意识到，她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去一段时间了。我把洋娃娃拿起来，发现后面夹着一张带方格的纸，从练习册撕下来的那种，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着：“亲ài的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在nǎ儿呢？这个世界太tòng kǔ了，我要去另外一个世介玩了。再见（一个笑脸）。”

我盯着天空中正在消失的太阳，站了几分钟，然后把纸叠好，和洋娃娃一起塞进裤兜。太阳后面有一条紫色的裂痕，像一道流血的伤口。我抓住她的胳膊，把她从泥土里拽起来，放到背上，朝玉米地外头走去。我一边走，一边哭泣。她的身体很柔软，像棉花一样，好像没有重量。从玉米地出来，我发现我的自行车不见了，高恩雅的也是，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很着急，或者悲伤。这样倒霉的东西发生在我身上，似乎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一辆自行车，也许高恩雅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也许是一个小偷把我的自行车偷走了，又也许我连爸爸妈妈都没有。我叫着高恩雅的名字，但是她不知道去了哪儿。身边的玉米叶子被晚风从中间吹开，像红海的海浪。我从一个玉米地出来，又走进另一个玉米地。我想到了我的家，那里空无一人，除了蚊子什么也没有。一切都笼罩在薄雾中，雾是湿的，看起来像棉花糖，用手一抓，就可以抓一大把。接着天就黑了，突然之间，萤火虫像草丛里的金子一样，全都冒了出来，一闪一闪，在我身旁指路，或者落在我的手电筒上。抬头的时候，我看到了月亮，跟海水一个颜色，月光充盈在我的眼睛里。透过地上的水坑，我看到背上女孩的头发也在发着光。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假装她还没有死，还在和我说话，还在呼唤我的名字。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走了很久，累了就把尸体放下，休息一会，然后继续前进。我中间好像睡着了几次，最后一次打盹，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原来，我睡着的地方离火车道只有几十米。是一个白头发的铁道员，早上起来去撒尿，在玉米地里发现了我。他把我摇醒，领到附近的派出所。值班的警察看到我，说，小孩，你后头背的是啥？我说，一具尸体。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另一个声音很温柔的女警察说，小孩，你爸爸妈妈在哪儿？我抹了把脸，说，我没有妈妈。我爸在南边，我奶死了，我们家就我一个。女警察摸了摸我的头，用自己的饭盒给我打了点饭，让我在门口坐一会。中午的时候，她从里面出来，说我可以离开了。我说，不用叫我家长过来，或者写个笔录什么的吗？你们不是都要写笔录的吗？她说不用了，那女孩是附近一个孤儿院的，尸体已经被认领了。当时我的脸上满是泥土，裤子也破了，她就让我去后面，用水管冲冲脸。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那个死去的女孩。

我一直都没找到我的自行车，可能是被偷走了。洗脸的时候，我在警局的后院，看到了一座自行车坟场。那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自行车，都是失窃后收缴回来的，一直无人认领，有的少了一只轮子，有的除了轮子以外，什么都不剩了，还有的链条生锈了，或者铃铛坏了。回家以后，我把弹簧刀从兜里拿了出来，放在手里。我想我可以再替高恩雅保管几天，好好看一看，再还给她。两周后，直到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完全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想以后总会有机会的。但是第二年的夏天，我并没有在街上见到她，第三年的夏天也没有。她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我和小马倒是在街上看到过老嗝，他骑着一根新扫帚，因为旧的那根被一帮小流氓撅折了。十六岁那年，我在沈阳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父亲终于还完债，把我带到广州。他在那里开了家鞋厂，专门做那种印着对号的假运动鞋，然后用挣来的钱买了新房，还给我娶了一个新妈。

我记得一年冬天，浑河结了冰，走在上面，偶尔会听到脚底发出声响，如同电子游戏打枪的音效。如果仔细往冰里看，会发现有很多冰层，每一层中间都夹着雪，像生日蛋糕。我从北岸一直走到南岸，发现那里除了一片树林以外，什么都没有。我走过去，回头往北岸看，冰面上空荡荡的，刮着大风，没有一个人影。那一刻，我感到十分的孤独。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高恩雅，另一个是小马。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时常想起他们，还有所有那些我认识的人们。我会想到他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因为我很想念他们。每当回首往事，我总是觉得，那些幸福的时刻从不发生在现在，而是在遥远不可触碰的过去。我真的觉得，所有人都像高恩雅说的那样，以某种奇怪而不自觉的方式，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