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总会先犹豫一下，然后用一种尽量平缓而不失尴尬的语气说，我是一个写小说的。这是因为我不好意思跟对方说，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一个还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的小说家，一个在家里写小说的人。这是一条前方目之所及看不到任何光明的路。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张桌子，一盏坏了的台灯，一支用尽墨水的笔。很多年前，我在国内读了半年高中，就匆匆出国。新高中在美国的缅因州，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公园，有人说，那里是美国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那个高中里的大部分孩子，最后都不会上大学，他们可能会去捕龙虾，打猎，或者是在镇上的超市当售货员，就像厄普代克小说里的人物。有一个叫E.B.怀特的家伙，他写了一本叫《夏洛的网》的书，这个人以前就住在离我们学校开车半个小时的地方。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的长跑队，我们就在一个海边的墓地里面跑步，绕着那些墓碑，跑啊跑，跑啊跑，看着大海对面的雪山，然后跑着跑着，我就突然特别想哭。到美国之后，我开始用英语写作。这个过程极其痛苦，我像一个脱离了母亲的婴儿，重新学习说话，学习世上每个物件和每个物件背后那个抽象的词语，再学习如何把这些抽象的词语拼凑起来，使它们组成一个似乎拥有了某些抽象意义的句子，最后用这些抽象的句子组成一个段落。那时我的英语并不好。曾经，我最好的一门科目是语文。那时我的老师让我们每周都写一篇文章交给她。有个周末，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祖父与我》，是我模仿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的，然后我的语文老师就在全班同学面前读了它。当时我不在场，是我的同学告诉我的。她说，老师居然真的把我写的文章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做了比较。老师说，这篇文章甚至写得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要好。当然，我大概并不是真的比鲁迅写得好，可是这番话让我很受鼓励。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后来在美国，我同样得到了来自很多老师的很多鼓励。我来美国第一年的暑假，上过一个很短的写作课。我一边查字典，一边磕磕绊绊地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一件真实发生的事。高一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上数学课，楼下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我们当时的数学老师就去窗台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回去继续上课。过了一会，有人叫老师下去挪车。老师走了之后，我们很多人跑过去看，然后看到在楼下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男孩，脑袋后面都是血。后来我写了一篇叫《盗火》的小说，里面就有一个类似的桥段，但是那篇小说是发生在伪满洲国时期，跟我本人经历的这件事情没有一点关联。所以可以说，一个写假的东西的作家，永远都是从写真的东西开始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海明威成为一个小说家之前，他先是一名记者，他写小说的技巧，都是通过写报道学到的。但是同时，写作需要的还有一个小说家非凡的想象力，用来填补假和真中间的空白。当我写完关于这个男孩的文章，我的老师非常惊讶。她说，你怎么能写的这么好？但是同时，那篇文章有着非常多的语法错误。我就很抱歉地那个老师说，对不起，老师，我的英语不好，我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她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她说，语法是可以学的，但是一颗有诗意的心是学不来的（Poetic Heart）。这节课后，我跟这个老师再也没有了联系，但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写小说，或者是想写出任何好的东西，你需要的不是文采，也不是技巧，而是一颗有诗意的心。我开始大量地接触写作，同时遇到了另外一位老师，一个戴着眼镜，脾气不太好的老太太。有一次她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以后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我在她的课上，写了另一件真实发生的事，关于小时候的我，去参加曾祖父母的葬礼。我那时大概只有三四岁，但是就是很神奇，三四岁时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却依然记得。那些我们想记住的，我们总是忘记，可是那些想忘记的，却无论如何也忘不掉。我记得那个墓地在很远的山上，我记得他们把那个骨灰盒放到墓穴里，然后葬礼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人都走光了，就只剩下我，我爷爷，还有我奶奶。周围都是荒地。我记得，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把脚踩在了墓碑上。这个时候，我的爷爷就突然变得非常非常严肃。我从来没有见到他那么严肃过。他说，我踩在他爸爸妈妈住的房子的屋顶上了。这个瞬间让我永生难忘。很多年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只有三四岁大的我，对这件事的记忆不一定是真实的。它很可能只是我通过记忆碎片拼凑出来的，一个扭曲过的真相。我在大学时看过一部纪录片，里面讲一个女孩，在几十年前冤死，被枪毙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她葬在哪里，后来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就到处去问那些曾经认识这个女孩的人，那个女孩死的时候很年轻，但是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垂垂老矣了。最后这个女孩的骨灰盒还真就被这个导演给找着了。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让我特别震撼的一幕。这个导演把镜头对准那个骨灰盒，然后把骨灰盒打开，然后里面就用旧报纸包着一些头发，那个报纸好像是人民日报，上面还写着火化当天的日期。然后这个导演居然就用自己的手，把那一绺头发给拿了起来，那些头发，那个年轻女孩的头发，有一半都已经白了。这一幕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后来我写了一篇叫《雪》的小说，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桥段。因为这个镜头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我怎么也没有办法忘记，就只好把它写进了小说。其实，这篇叫《雪》的小说还有另外一个雏形，跟一个湖有关，讲一个男孩的爸爸为了给他买口琴，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淹死在冰冻的湖里。可是男孩不知道他的爸爸已经死了。他以为他的爸爸抛弃了他，跟他的情人跑了。很多年之后，他去这个湖的湖边，想要把他母亲的骨灰撒到湖水里，结果却在湖边的淤泥里挖出了一只口琴。我花了半年时间才写完这篇雏形小说，写了差不多三万字，无论怎么改都不满意。最后，它消失在我电脑一个文件夹的角落里。这也是我想说的关于写作的另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小说家写的很多东西，就和这个骨灰盒一样，是要被放进坟墓里，永远不会再拿出来的。而写小说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召唤亡者，召唤死去的记忆。小说，就是死去以后又死而复生的生活。
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很喜欢用小男孩视角。这个小男孩并不往往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理意义上的，甚至是哲学层面的。当然，如果我可以把女性角色写的跟男性角色一样好的话，我也很乐意用小女孩视角。可惜我做不到。我在男性的世界里生活了二十四年，对女性的世界并不了解，所以没有自信能够写出好的女性角色。我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如果我们假设，在主人公的旁边，现在有一个人拿着枪，顶在他头上，对他说：“如果你再不长大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一定会躺在草地上，对着那个人说：“你就一枪崩了我吧。你崩了我，我也不愿意长大。”反抗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小男孩被一枪打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血淋淋的成年人，心中一切孩子的部分都以抹去。海明威最好的一篇短篇小说，《印第安人营地》，就是用小男孩视角写出来的。塞林格，海明威的徒弟，也很喜欢用小男孩视角（在塞林格身上，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孩童哲学家”）。我常常觉得，在读塞林格的小说时，我会有一种和知己久别重逢的感觉。不过我的一个朋友说，他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塞林格，那么他一定会狠狠揍他。在小男孩视角存在的同时，必定会存在父亲。所以父亲就成为了小说里，和小男孩一样重要的存在。有时他是真实存在的，有时他是一个幽灵，盘踞在小男孩的头顶。而父亲存在的同时，往往又代表了母亲的缺失，因为在一篇短篇小说里，只能有一个权威的形象，如果有两个，那么必定有一个屈居幕后。比如我们在门罗的小说里，有时会看到一个强大的父亲，有时则会看到一个软弱的父亲，强大的母亲，有时则只有一个强大的母亲。当母亲的角色在一篇短篇小说中占据重要角色时，父亲必定会退居到舞台后面，成为一个幽灵。反之亦然。如果没有父亲这个符号，那么卡夫卡一半的小说都将不再存在。同样，双雪涛也曾热衷于“父亲”这个母题，比如说《心脏》和《武术家》。这必定跟作者的青年丧父的经历有关：“他在我耳边说，再见了，我们就走到这吧。我说，不，不要再见。你还不是老人，你得先变成一个老人。”在海明威的小说里，尤其是跟尼克·亚当斯这个人物有关的小说里，儿子对父亲的感情，则是从崇拜变成怀疑，最后转化为憎恨和不屑。作家本人并不知道，在父亲自杀的三十三年后，他将用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曾经写过一篇叫《南湖公园》的小说，里面有一对兄弟，他们的母亲在他们小时候离家出走，把他们抛弃了。所以说，他们等于是被父亲养大的。然而在小说的开始，我们就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们的父亲因为在铁道边偷煤，被抓起来了。从始至终，这个父亲都没有在叙述者的声音外出现过，我们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会不会回家，什么时候回家。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父亲是否真实存在，就像我们不知道南湖公园里的马戏团是否真实存在。于是在这篇小说里，父亲变成了一个幽灵。而在父亲这个幽灵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幽灵，一个离故事舞台更远的幽灵，那就是母亲。之所以给小说起名叫《南湖公园》，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经常在那里玩。记忆逐渐远去，变得模糊，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种冬天空气里的味道，那是沈阳特有的味道。在南湖公园的假山后面，有一个铁门，从那里就能通到东北大学的校园，我那时的家就在那里。现在，那个家已经不复存在，那些记忆的碎片变得不再真实，让人难以触碰，甚至连故乡都已消失。每一个作家的声音，都代表了他身上的某种特质。卡夫卡的照片，波拉尼奥的照片，鲁迅的照片，无不展现出他们身上的这种东西。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照片也必定是包含了某种美的。我们很难说，这种美是他的作品带给他的，还是他带给他作品的。这种特质，在他的作品中被无限放大，喜欢他的人因为这种特质而喜欢他，讨厌他的人因为这种特质而讨厌他。读小说跟谈恋爱差不多，作家就像镜子，我们被镜中的世界所吸引，就像我们相爱。我们到底爱的是爱人，还是爱人身上的那部分自己呢？
第6届十三恶人文学奖七月底揭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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