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零年，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在手记上写道：“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的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的。……他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不得当。我是在至高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深渊显示于人的。”第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人尊他为“俄国文学的深度”。法国文豪安德烈·纪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徒。他早在1908年就宣称：“托尔斯泰伟岸的身影仍然遮挡了地平线，不过——这就像走在山里头那样，我们越是走得远，就越能越过最近的山峰，看到曾被它挡住的远处的最高峰巅——我们的某些先驱者也许注意到了，在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后面，又显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大。他是依然半隐半露着的顶峰，是绵延伸展的山脉的神秘纽带，几条最充沛慷慨的河流从那里发源，新近干渴的欧洲今天正在痛饮它们的水。应该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与易卜生和尼采并列。他跟他们同样伟大，也许还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纪德：从《书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毒舌的纳博科夫，绝大部分文艺青年都会对这位酗酒嗜赌的俄国人表示崇敬，但真正敢于深入这一文学黑洞的人并不算多，当许多人孜孜不倦地谈论契诃夫的写作手法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作品的漫长、晦涩、歇斯底里，乃至透视人性深渊的书写，面临着被崇敬又被束之高阁的境地。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误解，就是“难读”。然而，如果我们成功经受住俄国人名和篇幅所制造的畏难情绪，挑选较好的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其实非常好进入。它会给予你一种大汗淋漓、天人交战的爽感，也会让你啧啧称奇，惊讶于这个一百五十年前的俄国人，却说出了你内心所有的秘密。《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适合夜晚去读的文字，它被我视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刻的作品，也是他晚年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及其思想前，我们不妨先简单交代他生平中的重要时刻。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退伍军医，工作于莫斯科的玛利亚济贫医院。童年时期，陀氏就来往于贫民区、犯人公墓、精神病院和孤儿院，接触到俄国都市中最贫困和痛苦的一批人。9岁时，他开始感染癫痫病。16岁那年，她的母亲死于肺结核，两年后父亲溺死，一说是自然死亡，一说是被农奴杀害。1845年，在杂志社主编涅克拉索夫的鼓励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处女作——书信体短篇小说《穷人》，被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誉为“天才”。青年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受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影响，并曾加入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1849年4月23日，他因卷入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原定11月16日执行死刑，行刑前最后一刻，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这一决定让俄罗斯少了一位革命者，多了一位文学巨匠。在流放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社会和民族性有了更深的思考，他的思想观念因此慢慢转变。1854年他被释放，六年后他重返圣彼得堡，发表了第一部长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是个酒鬼，酷爱赌博，债务缠身，又因心直口快惹过不少麻烦。为了维持生计，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报刊专栏连载小说，并曾在出版商的催逼下半年内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但就是在这样高负荷的工作量下，他接连完成了《死屋手记》《罪与罚》《赌徒》《白痴》《群魔》等巨作，堪称被生存重负制造出来的文学经典量产机。
从流放地归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着中派的角色。当时的俄国社会流行两大思潮，一派是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的西方派，一派则是讴歌俄国传统的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情青年人要求社会正义、政治改革的诉求，又恐惧暴力革命使俄罗斯跌入万劫不复之地。在《时代》杂志序言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管从外国引进的思想多么丰富，要想在我国扎根，适应坏境，为我所用，只能在下列条件才行：我们的民族生活不受任何外来启示和推动，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思想，出于民族生活的急需，出于大家实际上公认的需求。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多少稳定的社会都不是建立在从外国进口的预订纲领之上的……”这一说法如今看来片面，但可以看出陀氏对西化思想的忌惮，以及对俄罗斯本土性的看重。某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了自己青年时期的对立面。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泛斯拉夫主义，并对沙皇统治表示支持。这一方面跟他对暴力革命和西化思潮的忌惮有关，另一方面也跟1855—1881年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相对开明有关。此君主张开明专制，不但在其任下废除了农奴制，而且放宽了俄国的书报审查制度。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解放农奴，陀氏欢欣雀跃。1877-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陀氏跑到教堂里，为俄国人民虔诚祈祷。晚年的陀氏对开明专制持有肯定态度，他幻想着俄国在开明君主的带领下稳步改良，而不是走上革命之路。1876年，他在《作家日记》里借着虚构人物之口说：“1812年地主和农奴并肩作战，他们相互之间比在村子里、在和平的庄园里时更亲近。战争给予了大众尊重自己的理由，因此人民也喜欢这场战争。”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次年因意外血管破裂去世。多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回忆：“在一些定期的文学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会累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仅为填补上他那永不知足的骄傲：他一进门整个会场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尽管由肝病引起的黄疸时不时会爆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拒绝放弃写作的快乐，他会写到黎明，然后，抽一支烟、喝一杯茶。”（转述自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对陀思妥夫斯基的谈论）《卡拉马佐夫兄弟》首次问世于《俄罗斯信使》杂志1879年第1期至1880年第11期，并于一八八一年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它所探讨的主题正是人与上帝、人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坦陈：“贯串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生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这正是为什么，书中人物不断追问上帝与信仰，阿廖沙甚至讲述了一个宗教大法官的故事，来论证上帝存在，但不现身于世人的必要性。陀氏认为：凡人心中皆有魔鬼，若上帝不存在，人世就会沦为魔鬼降临的地狱。书中米嘉向阿辽沙自白称：“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让人望而生畏的长卷作品，却又对小说爱好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自这部小说出版以来，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如同读完《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成为文学爱好者一项迷人而危险的挑战。每一个被生之意义所困扰的读者，似乎总会在某一个时间点，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位俄国作家的文学世界里，有人类最黑暗而深邃的幽谷，也有作家对生存与重负、信仰和神圣的深刻凝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其一生，意在写作人类精神病症的一部总的集合，而《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群魔》一样，是他文学成就最高的一批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小说家，如果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路数，他犯了几个致命错误。比如大段大段的议论、既不公整也不端庄的写作、对人类病态心理的全方位展现，乃至大量神学、宗教学知识的插入。在小说写作课里，一般教师会告诉学员不要轻易“评判人物”，而是耐心叙事，用叙事把人物带出来，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偏不如此，他其实一开始就在走钢丝，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那陀思妥耶夫斯基犯了这些大忌，为什么还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出色？因为他对小说的理解不是“故事”，而是对人类的一份病理学报告，是对人的内心与行为真实的认知。若要实现这一主旨，基本的故事已不足够，在陀氏看来，小说家应基于叙事，但不止于叙事，不要害怕议论，更不必忌讳其他学科知识对小说的补足，当小说不只被理解为小说，它才能直抵人的信仰和梦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神学、病理学、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乃至他对人这种生物的直言不讳，是他的小说不仅仅被当作故事，同时被作为俄国乃至人类社会的精神分析报告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议论、穿插具有高度概括性和隐喻性，以原著第五卷第五章的“宗教大法官”为例（本章译文选自荣如德译版《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件事出自小说中剧作家伊万的讲述，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塞尔维亚，文学作品时兴把天国神力搬到地上，“那时正值宗教裁判雷厉风行，国内每天都有火堆为高扬上帝的荣光而熊熊燃烧”，大地崩坏，生民疾苦，异教徒在主教的迫害下纷纷死去。这一天，当担任宗教法庭庭长的红衣主教计划烧死近百名异端分子时，上帝降临人间，“他不事声张悄然来临，可是说也奇怪，大家都认出了他……他默默地在人丛中走，面带慈祥的微笑显示无限的同情。”在上帝的神力之下，大法官目睹小女孩死而复生，也看到众人感恩戴德地朝拜上帝的神迹，但大法官却将上帝关进一座阴森的拱顶监牢内，他警告上帝不得降临尘世，否则人类对其信仰将要坍塌。这是整部小说最精彩的一页，宗教大法官说出了令读者惊讶的话：“消灭自由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大法官与上帝之争，既是面包与自由之争，也是信仰与神秘关联性的辩论。大法官警告上帝，既然他把人间的管理权交给了教皇,，那他就不应该现身人间。上帝没有权力向人类透露他那个世界的秘密，他必须保持神秘，处在未知。如果上帝以显形的方式存在，那么他无论带来什么新的信息，都将侵犯人们的信仰自由，因为此信息将被视为奇迹。大法官宣称：“‘你自己来判断究竟谁正确：是你还是当初向你提问的那位？回忆一下第一个问题；虽然不是原话，但意思是：‘你想走向世界，但是两手空空，只有一项自由的许诺，而人们由于头脑简单和胡作非为的天性，对之根本无法想象并且怕得要命，——因为对于人和人类社会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由更无法忍受的了！”在宗教大法官看来，人类一度获得过自由，但他们无法承担自由的重负，自由给予任何人类社会的不是幸福，而是纵欲和灾难。尽管从应然的角度，人不能只为面包而活，人需要自由，但是他列举了人世间一桩桩苦难，以此来证明面包的珍贵。他说：“对人来说，安宁甚至死亡比在认识善与恶方面的自由选择更可贵。最能吸引人的莫过于让他的良心得到自由，但最折磨人的也莫过于此。……你非但没有掌握人的自由，反而扩大了自由，以自由的苦楚搅得人的心灵王国永远不得安宁。……然而，如果人们受到选择自由的压迫，不堪承受如此可怕的重负，他们最终也会拋弃你的形象，甚至对你的形象和你的真理提出争议,——这一层你难道不曾想到？”到这里，宗教大法官的警惕已经呼之欲出，他担心自由最终会消解上帝的神圣，使人类活在一个“上帝死去”的世界！上帝曾经赐福给人类的自由，恰恰是对上帝形象最强力的摧毁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年代，俄国信教者仍在多数，欧洲也仍然弥漫着基督教的福音，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苗头已经显现，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进化论催生了一个名叫现代性的巨兽，这只巨兽到二十世纪才茁壮成熟，但是在十九世纪，它已经显现出对古老信仰的瓦解能力。当科学的力量与坚船利炮使人类崇拜自己，当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是万物和命运的主宰，那么上帝的神圣就会不复存在，人们便会抛弃那个高于人的的信仰，转而以自我为法度，沉浸在自我欲望的满足。早在十九世纪，陀氏就看到了上帝之死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而到了二十世纪，诸多政治家和革命者解决此危机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维持宗教地位与代议制民主政治；第二种是制造共产主义信仰、民族主义信仰或者国家崇拜，来替代上帝的作用；还有一种是塑造克里斯玛型统治者，以本人半神的面目作为现代君主，并通过战争和意识形态斗法来制造“敌人”，使民众依赖强有力的现代君主统治。大法官对上帝的警告，基于人性本恶，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有几个立足点。第一，人需要面包。面包与自由，只能选一个，人会优先选择面包；第二，大部分人不能抵抗诱惑，他们会不断渴望他们没有的东西；第三，人需要奇迹，但奇迹的缔造者不能现身，否则奇迹将会坍塌；第四，基于第二点，自由也是一种引诱，人得到有限自由，就会希望更大的自由，但自由与信仰上帝将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综上，上帝不需要现身来拯救人世苦难，上帝所要做的应是保持神秘，维护那个让人们向往崇拜却毕生都无法抵达的秘密。上帝的存在，建立在奇迹、秘密和权威之上。通过宗教大法官喋喋不休的言辞，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对上帝的仁慈进行了一场毫不留情的嘲讽，但是请注意，上帝仍不发一语，如果我们仅仅把宗教大法官理解成一个嘲笑上帝的故事，那未免低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心。他在思考的并不是打碎信仰，而是如何维护奇迹，是人类如何避免走向绝望和虚无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陀氏反而是站在上帝的角度。所以，《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一重意义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奇迹、人的自由意志等命题的理解。同时它也是一部俄国社会心理状况的浓缩，它改编自一桩真实的弑父案，通过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纷争与血案，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强有力的笔触描写了俄国社会典型人物的肖像。这其中，既有老卡拉马佐夫这样象征着父权制与传统的家长角色，也有拥有仁爱之心的阿廖沙、宣扬无政府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伊万、笃信基督教的佐西马神父、拜金主义者德米特里，以及“信奉无神论、社会主义”的西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克拉索特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能力就在于，他能够把俄国社会各阶层人物都刻画地栩栩如生，让小说成为一场场灵魂的深度对话，他自己的主张、思想，并未使他贬低立场不同的人，他同时看到了保守者与革命者的脆弱，给予的却不是嘲笑，而是一种仁慈的目光。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有冷峻的一面，也更加笃信仁慈和宽恕。他看到人身上的罪，揭示人们的精神病症，但并不止步在在黑暗的沉溺。纪德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里赞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奇迹是，他的每一个人物——他创造了整整一大批人物——首先是依据自己才存在的，这些富有内涵的人物的每一个，都带着各自特殊的秘密，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迹还在于，他的每一个人物所体验、所经历的，恰恰正是这些问题，我或许应该说，这些问题恰恰是依靠了每一个人物才得以存在的——这些问题互相碰撞，互相斗争，形成了人的模样，然后在我们的眼前走向死亡，或者走向胜利。”而更能言简意赅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或许是《圣经》中这一段话:“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丢失，凡奉献生命的（出于对自我的爱），必真正救活性命。”我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不必全盘推崇，也无需急于否定，他更像一片混沌之地上的坐标，借助他，我们能更理解俄国的土地和人民。、固然，他对暴力革命的一昧反对，以及他晚年对沙皇的推崇、对俄国的乐观，自有其历史的局限。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看到了西方的危机，在西方因工业革命、殖民战争而繁盛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却是西方社会在精神上的衰弱。他曾在书信中说:“在西方，人们失去了基督……因为这个，只是因为这个，西方衰落了。”而他对俄罗斯的看重，是因为俄罗斯这片土地有孕育利他主义和崇高精神的潜能。俄罗斯并未因个人主义而支离破碎，俄罗斯民族里有一种强力的对信仰和集体的推崇。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俄罗斯灵魂看成是“欧洲一切倾向的一个调解地”，他寄希望于俄罗斯和欧洲的调和，高喊：“哪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不会首先想到欧洲！”甚至他说：“俄罗斯流浪汉需要人类的普遍幸福才能得到安宁。”而在这一切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话背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虚无走向的担忧，一个十九世纪的小说巨人，已经感受到现代性的袭来。那是一切古老信仰和权威的坍塌，取而代之的未必是幸福。而是个体虚无和狂流般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表现社会与他人的深渊，他也面对着自我的深渊，在小说中呈现出自我不道德的一面。例如：通过《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这样一个角色，陀氏呈现了一个质疑上帝、质疑崇高，对世间一些人事感到漠然乃至麻木的虚无主义者，但是这个虚无主义者却又被欲望所累，并曾产生过觊觎幼女这样邪恶的念头。南非作家库切据此说:“深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也时刻面对深渊，也在某一刻内心深处对年幼的小女孩有过隐秘的欲望。”斯塔夫罗金，其实就是陀氏内心欲望的一个隐秘投射。因为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凝视，《卡拉马佐夫兄弟》拥有了战胜速朽的力量。在所有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感触中，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这一段给我印象最深。他说:“与所有伟大的小说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给我一种快速而又充满矛盾的双重影响。它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独，同时又让我觉得，我是如此的无助，几乎远离了所有的人。之所以不孤独，是因为我完全沉浸于小说的画面与世界中，我觉得，小说中的所有伟大发现都是我的发现，源自于我自己的思考。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这本书也向我展露了控制那些暗影背后的规律，这一切从未有人谈论过。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读到此书的人。我想说的是，我读了一本书，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一生从此改变。”Since Oct 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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