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商店的后头是一爿垃圾场，二楼商户都把垃圾一袋一袋往下扔，像黑色的皮球，弹起来，碎了，“砰”，内脏流落一地。弗拉基米尔·戴廖可夫斯基站在过道的顶棚下面，想象这个故事要从什么视角出发——三。小白桦商店大门旁三盏日光灯的使用寿命短得像一号餐厅厕所的卷纸。每周二下午，扛着折叠梯的工人准时来更换一次：今天他们看到一个人坐在大门前的台阶上，两个袖子的花纹宽得像病号服，左右脸颊的头发弯曲到眼睛下面。工人觉得他在嚼自己的眼镜。故事的开头，远景、中景和近景，好莱坞的三镜头法；陈词滥调。他想，这不是我；就把眼镜摘掉——现在好多了，我早就不用戴眼镜了。摘下、戴上、摘下、戴上，重复几次后他发现区别还在：日光灯的影子被氲成了白色黑色的一团。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擦擦眼镜，解开衬衫最底下那颗扣子；一颗深棕色的扣子——现在它不在那里，他想，我把扣子落在了某地，是故事里会出现的场景之一，也许是切廖姆什基区【注1】的家，也许是餐厅、也许是酒吧，也许是别的地方；现在有了若干罗列的场景，你得想办法把它们串起来。分格漫画。除了在家，他想不到任何别的场合下他会触碰到那颗扣子——线头松脱，扣子落到地上滚了两圈，磨砂纹瓷砖，一只手把它捡起来，放在卫生间破损的镜子后面；身前的水龙头在滴水。水龙头一直在滴水。他在看一本分格漫画，画面与画面之间的屏障消失，角色在第三个画面干预第六个画面的对话，拿走第九个画面的关键道具，第四个画面的水滴落在第七个画面他的头上；这种游戏让人厌烦。他把书放在茶几上，和他的眼镜一块，还有没喝完的酒和一副眼罩。沙发刚好够容纳他的身长；睡觉的时候最好独自一人。一开始你总依赖具象化的比喻与追问两条捷径，用繁华漂浮的语言填补故事空洞的实质，这就是叙事和故事逻辑脱节的原因。他是什么时候查出近视的？不知道，请不要向人物提一些没话找话的问题，哪怕你真的很在乎这个问题的答案——近视与远视的辩证法，我们要用怎样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不要。可是现在你问了，他的回答就是——习惯，在赫尔岑大街52号【注2】的办公室里把下巴枕在堆积成沓的稿件上，有时他会觉得自己的眼睛像是摩托车排气管，两排深灰色的固体废气从离他最近的地方飘过——停下；习惯是回溯场景：沙发，塔莉娅朝他的睫毛呵出一口气的时候，语言就凝结在人造视网膜上，玻璃。我是哭泣的中巴车，引擎盖下有什么东西哐啷啷响——停下；房间里没有猫。塔莉娅没有近视，塔莉娅的目光清澈，眼角上挑像一条蛇。她觉得眼镜是个碍事的东西，但他不愿意摘下，理由是那样就看不清她了。她觉得他有病，这个世界有病，这个世界也觉得他有病，想治好他。当她缓步靠近时他就把眼镜戴上，声称自己还有正事要做，你自己一个人玩会吧；她就在不远不近的地板上趴下，学一只猫的样子舔自己的手掌，缓缓向他靠近。他说别闹了。我没有问题，现在他想，我只是坐在一块不那么平整的砖上，一边高一边低，努力维持平衡，顺便回忆自己到底把扣子落在了哪；谁不是这样想的呢？你也是，对吧？水滴的声音很吵，还有塔莉娅从来学得不像的猫叫。他的房子是一个杂乱狭小的地方，他的家，算上阁楼是两层，像蚯蚓在地下的洞穴。他不想塔莉娅趴到他的身上，因为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事后总是独处的时光。他一直想进小白桦商店买一些东西，给自己或者送给什么人，但他知道那不是他能进去的地方——或许某一天他会托什么朋友代买一些，某一天，一块瑞士来的手表，或者西德的钢笔；在整个国家，能见到这些东西的地方只有这儿。刻奇，过于直露的意指，拙劣的象征符号。他坐在那里揣度，长条灯管象征阴茎，礼拜二是午睡时刻；妈妈死了，葬礼上塔莉娅哭得比他更伤心——令人不解。她知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工人在叫他：“喂，你。”他说：“谁？”工人说：“你，那边那个。”无处推脱。他们的手不够用了，就让他过去举一下灯管。他没有拒绝，没有人会在思考的时候拒绝接过一个东西。切廖姆什基区灰色赫鲁晓夫楼的三楼是他的家，塔莉娅不想离开，也不愿意穿衣服，她说她找不到它们了（可明明就在枕头下）；以及，第五局【注3】的人一定正在找她，为她在小报上刊的那些东西，你不会见死不救，对吧？现在他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让她留下，要么去给她买一套新的衣服。他不知道她的尺码是多少，所以不说话。她说算了，不说话我就待着，你也呆着；我们再做一次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个人呆在沙发上，总是这样，好像我哪里做错了一样。他不说话。语段间离，用闲笔代替中心矛盾，谈论地越多情感便越苍白。塔莉娅的话太多了，难怪第五局的人会盯上她；他很想把她的袜子塞进她的嘴里，但那样只会让她更有兴致，就像他们常玩的那个游戏一样，有时她扮古拉格的女囚，他就是提审的警卫，用一把仿制的手铐把她锁在床上，整整一天，小便就用一只铁盆来解决。她喜欢让他这样看着自己，一直到他宣布判决，就把眼罩戴到她的脸上——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不一样。从昨天开始，第五局的人擅自闯进她的房子，把柜子里的东西乱翻一气之后，塔莉娅就彻底决定留在他家了。现在的她只能庆幸古拉格早就没了，否则迎接她的东西会更加可怕。他想她也许不知道这个，也许，昔日的青年团团员怎么落到这种地步的？她自己不会知道；一个多不聪明的姑娘，不知道自己在信仰什么，爱什么，又背叛了什么，又将面临什么——不知道；事实上第五局不会把她怎么样的，顶多是看守两天，要求撤稿，写一份保证书，再拉去听两节思想课——她一度乐在其中的课；应该是这样吧。现在他要离开一会儿。只是一会儿；并不代表他讨厌她。多数时候他是喜爱她的，因为她的身上有一个小洞。在最初那个酒醉的夜晚，打开房门躺到她的床上时她问他为什么不敲门？他说这是他家，他想躺在那就躺在哪。她看着他笑，他便开始寻找那个小洞，让手指在她的皮肤上翻山越岭。走了一会儿他说：“迷路了，终点在哪？”她就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答案错误。”笨姑娘。好吧，都是一样的。一个许久以来的念头，当他坐在办公室的桌前，逐字逐句地扫过那些堆积成山的稿子，用一支红色的钢笔把字眼抹掉、抹掉再抹掉的时候，陌生的词句们搅动他的神经，告诉他要写一个故事。一个意图不明，表达也不明的故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主角有什么东西要去找（模糊化的人物动机），他一共只到过三个地方：酒吧、电车站和商场的公共厕所——那是他目光之及仅能看见的东西——在商场的一角，离家时他没有披外套，初春的空气仍旧很冷——还有日光灯管，工人们的动作总是慢慢悠悠的；他们聊天，讲自己的老婆或者税款，或者下班之后去什么地方。他完全不能想象这些。在他的世界里，关联、逻辑和象征是唯一通行的认知模式，想象不是，所以他很难开始写一个故事——他很难说服自己相信一个不在眼前的东西，从何处着手描写，如何描写？以及要命的问题：如何摆脱无可救药的滞留，让人物动起来，走到下一个地方，或者新的人物登场——滞留好比现在，他不知道自己还需要把这截灯管举多久，梯子上的工人似乎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他们正在生活，其中一个围绕子女教育问题高谈阔论，另一个在抽烟。他也想抽烟，所以有人给了他一支烟，没有点火，他就把它叼在嘴边。那个人说：“你得摆脱修辞的芜杂，采取体系化的隐喻而不是碎片化的（似乎重复了很多遍）；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一步开始：想象一个纯白的房间。”一个纯白的房间，光源来自天花板正中央的水晶吊灯，当你近视时你看不清它，也看不清她——一个纯白的女人，和小麦色赤裸的塔莉娅不一样，每次见到她时她都用白色连衣裙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总在离那间房间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道别，透过门缝他能看见房间里的样子，一扇向北的窗，数不清的镜子，一张白床和一只白色布偶猫——猫就在那里。猫说，每当它听见门廊处传来高跟鞋的声音时，它就知道她回来了，嗒、嗒、嗒、嗒，“红色莫斯科”【注4】的味道，它准时迎出去，她就会在鞋柜前蹲下抚它的耳朵——不对，这种描述太资本主义——也许它感知到得更早一些，从电车进站的叮叮声开始便是了，它会跑到门廊前去，趴在一堆真理报上抬头等着她，她进门时会叫一声它的名字——娜塔莎——轻轻用鞋尖触碰它的肚子，它就起身跑回屋里去，看着她做一些教猫难以理解的动作，褪去白色的毛皮，对着镜子转圈，高举手臂，再从白色的大铁盒子里取出一只瓶子，瓶子里的黑红色液体流进玻璃里——像变魔术那样。他想，他们是在一场例行的会议上认识的，无聊的议题和无聊的报告，走神时她在手指间转动一支白色钢笔，一圈又一圈，落到地下，他弯腰帮她捡起来，抬头目光就对上。蓝黑色的墨水星星点点洒落地毯。“非常好，现在你开始主动回溯，补全一部分细节，现在你要做的是把那些不明所以的意象安置下来。”比如一号餐厅，你是怎么想到那个比方的？寿命和厕纸；自以为是的幽默，不诚实，就像塔莉娅那些不合时宜的玩笑一样，你委屈着说那是你脑子里自动冒出来的，可有时候你会为自动涌现的描述而焦虑，不是吗？勃列日涅夫对文化界的态度【注5】令你不安，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近视眼，永远只看着现在和过去。描述与否又有何干呢？焦虑的躯体化是咬破口腔内壁的皮肤，等待漫长的愈合然后再次咬破——（进入时间）动作永远比描述更重要。不抽烟时他便撕咬口腔内壁的皮肤，直到疼痛，尝到微咸的血的味道。与他说话的那人待在身后，玩一只打火机；一会打开，一会关上。一号餐厅的厕纸真的很短，在冗长的会议流程进行到末处的时候，他发觉厕所最末一间的纸已经被人抽完了，留给他的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硬纸筒；所以他没法把衬衣上沾到的口红擦掉——无关紧要的小事。想象当他回到家里的床上时，塔莉娅也许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什么印记，就算注意到又能如何？他会编造一个完美无瑕的故事，用最简短的叙事达到目的——什么目的？他根本就不需要费心思做这些，塔莉娅不是这间房子的女主人，塔莉娅的无理取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一号餐厅，开会时邻座的白衣女郎现在看着他笑；她的话很少，这很好，证明她是一个识趣而聪明的女人。在讲有关她的猫的故事。碟子里的牛排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伏特加跟着小调的节奏晃。他说自己一见到她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动，怎么说呢？想带着她踏上一场旅行，去一些遥远的地方，东德、保加利亚或者埃及，如今出境的审查宽松些许了，只是我们再也没法去埃及。他没有说，更大的冲动是他想写一个故事——她让他的叙事活过来了，那些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让时间继续流动的本能；他没有说——她的房间是什么样的？因为她是个作家，在赫尔岑大街53号，她已经写过了不少故事，有些他看过，有些没有。一个作家的房间是什么样的？如果自己会写故事，他或许就有机会和她一块去黑海度假，享受赫尔岑大街53号每年给出的免费名额，条件是他要写出所有人都喜欢看的故事——人民——一号餐厅的会议室里回响的字眼，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就未曾停歇。他不认为自己足够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她晃着酒杯说，自己最受不了那群老学究在会议桌上讲话的样子，符号堆砌，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其实说的不过是些毫无长进的俏皮话——诗人的嘴脸。有一次一个诗人爱上她了，为她写了三首十四行诗，分别把她比作鹈鹕、欧椋和蓝鸲。诗人邀请她去到他家；她就发现那是一个凝固的中年男人，家里摆了一堆凝固的陶罐，鸟类标本，一双卧病在床、一动不动的两亲和一个在钢琴上机械挪动手指的儿子。当你的生活凝固成那样你就会写诗；没有办法。他听完之后把一块三文鱼放进嘴里，辩解说我不会是那样的。她说我知道，可我们总有一天会变成那样的。塔莉娅是个魔鬼，她不想离开他的家，因为害怕；她想要一个答案，因为害怕；她不想他沉默不语，因为害怕；她不想静下心来好好说话，因为害怕。塔莉娅是个魔鬼，她只想把他困在房间里，用修辞缚住手脚，打断他每一个让叙事流动起来的念头，告诉他你应该去做一个近视手术，这样在妈妈的葬礼上你就会哭了，不再是铁石心肠。他厌恶这种毫无边界感的说教，那是他的妈妈不是塔莉娅的，他想在葬礼上哭、笑还是跳舞都不关她的事；愤怒。压制魔鬼的方法是把她的手捆起来——可是她喜欢那样——用象征权力的棍棒，用言语或者锁住喉咙；审判——这些她都喜欢。他撇不掉了。他曾无数次把白衣女郎送回她的住处（开的是她的车），无数次在距离房间一步之遥的台阶上分别，听着她关上房门，把玫瑰放进门廊的花瓶里，脱下鞋子；布偶猫叫——走下台阶时他总觉得惆怅，把眼镜摘下来，看着窗户上朦朦胧胧的白色；安静逐渐被打破，雨点、电车和报纸。都是塔莉娅的错。就像女郎说的，当你习惯了噪音，你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凝固的生物，我们都是这样——安静下来。他想进那间房间看看，哪怕是一次也好；让安静延长一点。罗曼说：“如果你想写一个故事，你首先得抑制住那种强大的动机发出的声音——安静下来，把烟抽完；就像你过去所作的那样。炸弹引爆前世界一定是安静的，只有导索吱吱燃烧的细响——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不知道罗曼是什么时候来的，也许很早就站在边上了。他想起来，在他夺门而出的前一分钟，站在门廊处用电话联系的人便是罗曼，说自己决定写一个故事，他不是总希望看到他写一个故事吗？恭维话：你是个天才，构建隐喻是你的本能，直觉与自动化；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的独处，当来自其他声音的干预出现，等待你的就只有混乱——所以安静下来。等，香烟在嘴边缩短，工人们在梯子上手舞足蹈，嘴巴一张一合，像发表演讲的政客；谈笑间灯管已经换好了，他仍举着旧灯管站在那里。现在故事铺垫充分，看上去蓄势待发，就差一颗石子打破水面。工人坐在梯子上读报，不再聊天，版面标题像万花筒——有翻阅纸张的声音，污水流经管道，还有头顶换气扇低频的转动。“砰！”一袋垃圾越过二层护栏落进面前的废墟里。“砰砰！”然后是两袋。就像在春天的时候，塔莉娅站在橱柜前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爱我吗？第二个是，你有没有为我写过诗？第三个是，我们会在什么时候结婚？橱柜里放的是她心爱的花。那些与瓶子连为一体的彩色玻璃制品，玫瑰和紫罗兰，永不凋谢也不褪色。他的回答是三十秒的沉默，紧跟着三个“不知道”，每说一个，塔莉娅就把一捧花搬出来砸碎在地上，如此三遍——很快地板就变得五彩斑斓的。他们都不说话。她光着脚在闪闪发光的地板上走。“塔莉娅。”玻璃刺破脚底血珠就印到地上。“塔莉娅，”他说，“你又在做糊涂事。”他用舌尖舐过塔莉娅脚底被玻璃扎伤的地方，没有味道，连血都没有味道；抬头就看见塔莉娅冲着他微笑。好吧。伤口并没有多深，她只是吓唬他，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这样——你也得保证些什么——真的吗？他把她的脚趾含在嘴里。他不会给任何人写诗，哪怕是自己，因为自己还年轻着，还不会受伤；就像一号餐厅的白衣女郎一样——他曾不止一次笨拙地流露出想进那间房间看看的意愿，但她总默不作声，因为知道自己不能轻易做出保证，“弗拉德，我们太过相像，”她说，最开始的时候，她也像这样如此渴望写一个故事，笨拙地划动四肢，从水面探出头来，避免被语言或者别的东西溺死，“这个世界上能溺死人的东西太多了，弗拉德。”罗曼的笑声逐渐大起来。只有他能听见，罗曼笑起来像一只烧开了的热水壶，从到赫尔岑街52号的第一天开始，罗曼就每天早晨八点准时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端着晨报的笑话板块嘿嘿大笑。现在工人们扛着梯子走了，戴廖可夫斯基还站在那里，一只手举着灯管，另一只手上是燃烧殆尽的烟头。罗曼的笑声逐渐放低。傍晚的商业街很安静，故事说到哪了？我们还可以经由符号的中介把叙事找回来。比如，刚才你想到哪了？脚，塔莉娅的脚很小，像一块白色的香皂，没有任何气味。罗曼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白衣女郎的情形恰恰相反；因为她总是穿着高跟皮鞋和棉质袜子，所以你大概看不到。她的足弓扁平，拇指有着严重外翻。由于从小练习芭蕾舞的缘故，骨节上的茧子久久不能消除；有时候走路都是一种痛苦。”罗曼说，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现代性的写作不要求人、物象的完美，而是要寻求幸运中的不幸，白石上的黑石。没有人会喜欢完美无缺的东西，只会觉得它们不真实。我们都是那样的。这个世界被凝固的陶罐们左右着，一直如此。勃列日涅夫是个有着诸多怪癖的家伙——现在周围没人了所以我同你说——他喜欢勋章和汽车，也喜欢打猎，在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国立舞蹈学院的女孩们像勋章一样排排站着，为我们可敬的领袖献舞。停停，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我知道她曾经写过诗，当你要写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能不参考诗歌的韵律与结构模式，以及那些系统性的隐喻框架；我知道，她从没告诉过你她开始讨厌诗的原因，溢美之词教人恶心。而那时的你只在乎一件事，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你们是一样的，对待自我和他者的态度：一面相同厚度的边界，依赖或疏离源自同一种冲动。你有没有想过，从你离开一个地方的瞬间开始，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走廊的灯开始熄灭了，一盏接着一盏，由远及近。他把烟头扔到地上，眼镜摘下又戴起，如此反复，直到戴或者不戴世界都是一样的，漆黑一片。一号餐厅的大理石地面也是那样——他一定注意过她的脚，搁在大理石地面上的时候，鞋底靠外的那一侧比另一侧更浅一些；这就是让他的叙事活过来的理由之一，那双支撑着她从一个舞者走到今日的，功勋满满的脚；还有就是那间房间。她喝了一口他的酒。他唐突地说自己不想回家，理由则是沉默——自从那些花破碎之后，他发觉自己想要的或许是一个更干净些的地方，比如，一个纯白的房间，一只真正的布偶猫，或者一个纯粹没有官能的吻。走廊的灯彻底灭完的时候，罗曼点上了一根烟，戴廖可夫看到自己手上的灯还微微亮着些，这点亮光或许映在了他的眼镜上。他听着黑暗中罗曼的声音——“她是其中一个，在过去数不清的年月里，她给数不清的老家伙们跳舞，有时在剧场的舞台上，有时在某间挂着画像的客厅里；所有人都喜欢她的舞蹈，因为她长得漂亮，列昂尼德也喜欢，他会用他慵懒而似公鹅的嗓音称赞她的眼睛与鼻子，还有那双被舞鞋包裹着的脚，好像中国来的瓷娃娃——你一定知道这些故事，也许是多年以前，你用红色钢笔在复印纸上划去的某一行；你看到那页小说的署名了吗？”一个可怕的事实：罗曼现在在暗处，所以他看不清他的脸，只有一撮若隐若现的红光，烟头的光，在他不存在的嘴唇间上下跳动。罗曼，这可以是一个斯拉夫民族的名字，也可以不是。他想起罗曼的年纪比自己大上许多，他擅长写商籁体诗，而且酷爱收藏鸟类标本。当故事的人物尚在叙事时间中有序前进时，文本背后的声音早就在终点处等着他；像一个有意布置的陷阱。罗曼不说话时一切都安静，或许他根本就不在这里，所有的光线都灭去的时候——够了。在白衣女郎家门口的时候，有一次他向她请教写好一个故事最重要的手法。他们站在门的两侧，相顾沉默了一会儿；她看出了他眼中所求的东西，仍只是微笑，说，在你的脑子里涌动着的那些声音中挑出最冷静的那一个，就是它了；除此之外，她想不到有任何叙事方法是可以靠教来学会的，反正她自己不是。无论如何，谢谢你的花。有时她享受那种目光，踮起脚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八音盒里的娃娃，微笑、朱红色唇釉、睫毛上挑，等着列昂尼德说“再跳一个”——这种感觉落到谁头上都是一样的，换做谁都不会忘记：我是给领袖跳过舞的人，就像当年，母亲把她送进莫斯科舞蹈学院时所期望的那样。所以后来，当她踏进我家房门的那一刻，你能立马察觉到她的失落，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她是给列昂尼德跳过舞的人。戴廖可夫把手里的日光灯管砸碎在地上漆黑的玻璃在漆黑的大理石砖面上爆裂的声音在漆黑的长廊里回荡他说够了从刚才开始你就一直在教我该怎么讲故事但是我不需要罗曼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但我总觉得你是个陌生的家伙把自己藏在人群里藏在报纸后头藏在那些隐喻框架里或许我们都知道只是从来没人说。我家的门廊处从来没有安过电话。在赫尔岑大街52号的日子里，我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些注定要被扔进焚化炉的句子——用红笔圈画只是一种仪式，代表我履行完了职责的仪式——那种念头注定与我们的职责相悖，不是吗？塔莉娅不明白这些，你一定明白；兄弟呀，同志呀，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来自巴尔干、西边还是东亚，也不知道我在办公桌第三格抽屉底下放着的那些用一支灌了亚硝酸钠墨水【注6】的“萨科·万采蒂”【注7】牌钢笔抄写下来的稿纸到底去了哪儿（如果它们还在的话，他会记得她的名字，那个她从未向他提起过的名字）。现在该怎么办呢？两件事，莫斯科开始下雨，他的故事中断了，泡汤了。戴廖可夫斯基，末班电车还有十分钟就来。他没有带伞。罗曼的声音彻底消失在雨夜中了，也许他根本就没来过。时间是小白桦商店门口一只涂了夜光剂的进口大钟告诉他的。他没有选择，只能坐车回家。在此之前先把眼镜摘下来——或许不摘也好，能看见雨水落在镜片上，城市夜晚逐渐朦胧不清的样子——城市的夜晚总会变成那样。四处是雨水滴落的声音。他的衣角还没有塞进裤子里，空荡荡的衣角，失踪的扣子，塔莉娅也许还在等他——现在这些都不重要吧，没什么是重要的。电车停靠在切廖姆什基，那些千篇一律、令他再熟悉不过的筒子楼下。雨水已经爬满了镜片。有人在楼上弹钢琴。拉赫玛尼诺夫的《雏菊》。开场抒情旋律引入。他透过镜片远远看见楼前几个黑色外套的影子，有的打着伞有的没有。摘下眼镜——那些影子变得大了些。他看清他们在抽烟。窗口的灯亮着，五层，那里有塔莉娅养的小盆栽，空荡荡的鸟笼和幸存下来的玻璃紫罗兰。他站在原地没有动弹，明智的选择；黑色外套们有两个上了楼，还有一个留在花坛边，他们也许是来找塔莉娅的，也许是来找自己的，不知道——和声，连续半音阶。持续递进，旋律发生变化。他跨上一辆单车在雨夜中行进，没有目的，没有言语，也没有人在身后尾随，冥冥之中只有一条清晰而宽阔的方向，在他脑袋里升起属于恐惧的肥皂泡泡，“啪”，冲进雨里破碎；衣角在风中飞舞。现在他的脑袋里什么也不剩了；只等旋律渐渐闭合，沿着电车轨道向东行进了不知道多久之后，雨势变得小了些——回归抒情开场——就连沉默也不复存在。他看见了那间白色房间。街角的红色拉达小汽车，白色台阶和白色屋门，那间无数次错过，无数次梦寐以求的白色房间。他所爱的故事的开始与结束——不管你们读起来什么感觉，它的意图就是这么明显，刻奇且直露——弗拉基米尔·戴廖可夫斯基按响了电铃，在三声短促有序的蜂鸣声过后，他听见鞋跟敲击地板的声音，布偶猫叫的声音。“红色莫斯科”，门开了她就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就像在说我已经等了很久。照理说这时他该想起她的名字，可是没有。他只是说：“雨真大。”顺其自然地。“你怎么淋成这样了？”她说，“快进来坐坐。”他发现自己有很多想说的，比如自己一直很想写的故事，比如他在审查机构的工作，比如他的近视——好吧，都不值一提——现在她从抽屉里翻出了毛巾和一件许久未动的男式背心；他坐在屋中央的板凳上，发现这间屋子里真的有很多镜子，于是环顾四周就能看见各个角度的她：她坐在床沿上，布偶猫在她的脚边转圈。她接过他脱下的衬衫，他把背心穿上——意外地合身。她发现衬衫上少了颗扣子。她把一颗纯白色的扣子缝上去，穿针引线时他就坐在低处看着她，好奇为什么她在家还要穿着高跟鞋。夜里入睡的时候，楼上的钢琴声仍旧在响，又或许是隔壁的。他在地铺上翻了个身，转过来看见床上的她睁着眼睛，就把眼镜戴上，又摘下，又戴上。他们笑了一会儿。她翻身把自己的被子压在身下，面朝着他；没有任何语言、问题或者动作，他也一样，沉默的六十秒钟，她的脚趾甲是亮红色的。钢琴声淡去，她把头探出床沿小声问他：“你觉得我美吗？”他看了一眼窗边挂着的衣服，还有镜子里的，上面的扣子都是深棕色，只有最底下一颗是白的；也许它本来就该是白的，也许，一个突如其来的古怪念头，我会在这里呆上一阵子，只是一阵子，在此期间我会得到数不清的答案，她的名字是什么？她曾经写的诗是什么样的？我曾在办公桌前一字一句删去的故事们是什么样的？我写的故事又会是什么样的？第五局的人为什么会站在我家门口？慢慢都会晓得，只是现在还太早了，没有人敢做什么保证；现在，他只是嚼着自己的眼镜，想象自己是一滴从高空坠落，碎裂在台阶上的水，“砰”，在世界变得最清晰的那一刻消失，然后看着阿纳斯塔西娅微笑的眼睛，在高处，月光落在她的腿上，他用已变得迟钝的嗓音一字一顿地对她说：“我想，请你，踩在我的脸上。”
注1：在莫斯科，苏联时期的老筒子楼（通常被称为“赫鲁晓夫楼”）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多个区域。这些建筑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大量建造的，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特别是在莫斯科南郊的切廖姆什基区（Черёмушки），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建筑。这些楼房通常是五层高，没有电梯，以其简单的设计和快速的建造方式而闻名。
注2：赫尔岑大街53号（今大尼基塔大街53号）是苏联作家协会旧址。
注3：克格勃第五局，全称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КГБ пятого иннинга），是在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后于1967年提议成立的。该局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和打击苏联境内的不满言行，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异议活动。克格勃第五局的组织架构包括多个处和部门，负责不同的监督领域。其中包括宗教处、文艺界及知识分子问题处、国际关系处、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侦察匿名作者处、民族工作部和反犹太复国部等。
注4：红色莫斯科香水（Красная Москва）由著名苏联化妆品公司“新星”（Новая Заря）在1913年推出。由多种花香调和而成，主要包括茉莉、玫瑰、鸢尾和百合等。
注5：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经历了所谓的“停滞时代”，一段相对稳定但缺乏创新的时期。政府对文化活动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任何被认为是反体制或西方影响的文化表现都会受到限制。这种文化政策导致了创作自由的缩减，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被迫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工作，或者选择沉默。
注6：一种隐形墨水的配方：亚硝酸钠与淀粉溶液混合。显形剂为碘化钾加酒石酸。
注7：萨科·万采蒂（Sacco e Vanzetti）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文具品牌之一。该品牌以两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尼科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托洛梅奥·万采蒂（Bartolomeo Vanzetti）的名字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