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大混蛋。一个厚颜无耻的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行卑鄙之事最冷酷的那些时刻,都被高贵的光环遮掩掉了,这只能归功于文字的力量。”
——罗贝托·波拉尼奥
导语
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华时,他的助手在广州1200bookshop买了一本《茫茫黑夜漫游》。这本书在法国是名著,在中国很小众,但它很应景,因为这是一本「发疯文学」,它书写了青年人在下沉年代的幻灭、绝望、疯狂、挣扎,还有那一个个或心碎或真诚的瞬间。这本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世界在下沉,人们在发疯。
在这本书里,主人公上大学、打零工、在战场上卖命、当过逃兵、进精神病院、开诊所,文学史上说它是流浪汉小说,其实换个词今天的人被好理解——零工小说。《茫茫黑夜漫游》就是一本零工小说,一本末法时代下的发疯文学。
在法国,塞利纳与普鲁斯特的美学截然不同,塞利纳主张把世界脏兮兮的、穷凶极恶的、甚至无可救药的一面写进文学,他的写作大量融合了巴黎工人、小市民、郊区人民和社会零工的口语,制造了一种愤世嫉俗又大快人心的叙事效果,一种语言在你脑中不断爆破,你被作者脏兮兮、急吼吼的语调逼着走,见识到战争的残酷、社会的癌变、个体在幻灭后沉沦于性和酒精,既绝望又负隅顽抗,在这花花世界加速下坠,一个人既是恶的承担者,也是恶的制造者。
这本书首版于1932年,再过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巴黎将要被纳粹占领,富人和穷人们都同时被卷进一场时代的毁灭。所以这本书又被誉为一部预言之书。萨特称塞利纳是那一代不朽的作家,德斯卡夫将他比拟为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罗贝托·波拉尼奥说:“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大混蛋。一个厚颜无耻的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行卑鄙之事最冷酷的那些时刻,都被高贵的光环遮掩掉了,这只能归功于文字的力量。”
在中国,王小波很喜欢塞利纳,还写过一篇同名《茫茫黑夜漫游》的短文,里面有一句:“对我来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这无限的可能性里。这种生活可望而不可及。”
《茫茫黑夜漫游》还有另一个译名叫《长夜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前一个名字。《长夜行》优雅、古典、有武侠韵味,属于比较斯文的译法,但塞利纳本人的写作其实是反典雅的,是要把上流文学的品味拉下来,让曾经文学界不去呈现,或者那些文学权威认为不重要的东西被看见。他写脏话连篇的生活、写不加优雅修饰的性爱和社会关系,写中产和上流文人曾经看不上的俗语,也写一个人内心最黑暗的地方,写每个唾骂、厌恶他人之人,自己深处的恐怖。
一百年前,普鲁斯特从一块美味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展开了他对时间的鸟瞰。二十年后,当巴黎贵族还沉沦在夜夜笙歌的浪漫美梦,穷凶极恶的塞利纳先生已经用他的笔触,预言了一场世界性的崩溃。
茫茫黑夜,无人幸免,而塞利纳的伟大在于,他在正午时就已发出预警信号。
只可惜,人们宁愿相信上升的幻觉。
在法国,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是和普鲁斯特、福楼拜等文学巨匠齐名的作家。他被誉为20世纪法国杰出的文体大师和长篇小说写作者,是法国文学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过渡的关键人物,他不但在三十年代初语言了世界下沉的趋势,也凭借对词汇、语法乃至长篇小说风格的创新,成为意义不亚于福楼拜的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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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行》1932年刚一出版就就炸响了法国舆论,它的魅力就在于那活泼、生动的民间语言,用豆瓣一位读者的话说,叫“乡巴佬的呓语”,乡巴佬开口说话了!这是法国文坛的一场革命!在过去并非没有口语写作、俚语写作,但像《长夜行》这么大规模使用口语,用乡巴佬的语言书写文学,并且引起巨大影响力的,这还是第一次!
它就像是贵族沙龙里闯入一位流浪汉,那流浪汉醉气熏熏、臭不可闻,毫不留情地把世界的丑陋暴露出来,但却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
同时代一批作家向他送上掌声。莫里亚克在日记里评价,《茫茫黑夜漫游》让“完全纯粹的恶在其中得到展现”。他在《巴黎回声报》里评论:“这是一部使人压抑的小说,正值颁奖季,人们对它谈论不休,却不该推荐任何人阅读。它具有力量使我们生活在绝望之人扎堆之地,这类人安营扎寨在现代世界一切大城市的门口,这类人不是普通人民,甚至不是无产者,他们超脱了一切希望和一切怜悯,游荡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以及肮脏、仇恨和藐视自己的贫困中。”
波伏娃则直言:“那一年我们最看重的法国作品,就是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我们背得出许多段落。他的无政府主义,我们觉得很接近我们的。他攻击战争、殖民主义、庸俗、老生常谈、社会,其风格、语调令我们着迷,塞利纳锻造了一种新工具:一种像口语一样生动的文字。(《岁月的力量》,加里玛出版社,1960)
塞利纳在法国素有争议。此人是现代文学大家,法国文坛著名的异见者与反抗者,他的代表作《长夜行》和《死缓》至今不朽,但他又是一个反犹分子,并因二战时期投诚贝当政府(德国纳粹扶持的法国伪政权)而声名受损。他既是黑夜的巡游者、挑战正统的骑士,也是一个酒徒、疯子、歇斯底里的反叛者。《长夜行》继承了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传统,但它探索的主题不是骑士理想,也不是纯粹的对未知世界的追寻,它指向的是20世纪文学的经典命题——人的危机。人在疯狂时代的分裂,他的堕落与狂欢,他信仰的破碎与无意义的流亡。塞利纳将元小说和流浪汉小说结合,用“反经典”的姿态成就“经典”。
《长夜行》涉及到很多大问题,比如战争、战后创伤、贫富分化、民族主义、移民问题、身份认同等,但它用的不是腾空高蹈的手法,而是以一个青年的漫游和思索,通过他串联起诸多公共事件,使得读者获得一种切身的在场感。
塞利纳写了一个凉薄、异化的世界,但他建构的不是勇士对抗恶龙,而是一个人被恶的世界同化,他既是恶的承担者,也是恶的制造者。某种意义上,在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之前,塞利纳就已经看到“平庸之恶”的具体表现。
《长夜行》是一部口语写成的经典。这不是说它纯粹由口语转述而成,而是说在这部小说里,塞利纳有意用民间的腔调写作,拒绝优雅化的、精致化的美学,而是大量运用俗语、俚语、方言,用自然的笔触呈现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真实。如果说,普鲁斯特是法国“雅文学”发展到极致的体现,那么塞利纳可谓反其道而行,他一手拆毁贵族厅堂的冠冕堂皇,把战场、妓院、贫民窟放置在小说中心,他书写青年巴达缪在世界的游荡,从法国到美国,从战争的熔炉,到战后的梦魇,塞利纳和普鲁斯特一样,穷尽一生探讨着时间与记忆,但和普鲁斯特对为记忆编制的缱绻浮梦不同,塞利纳指向的是未来的深渊,是对一代人无法逃离的黑夜的看见与预警。
除了《长夜行》和《死缓》,塞利纳还写过《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北方》、芭蕾舞神话剧《雷与箭》、社会批判小说《里戈东》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既是独立成篇,也可以理解为塞利纳一部漫长巨著的不同章节。
如果说,马赛尔·普鲁斯特用其一生在创作《追忆似水年华》,那么塞利纳也在创作一部反映自我和时代的史诗,只不过他的风格更加下沉,近似于巴黎郊区工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吻,他是在用平民而不是贵族的视角在写作。
作为对这种写作风格的认可,曾任龚古尔学院主席的记者贝尔纳·皮沃编撰《理想藏书》,把《长夜行》选为排名前十的“法国小说”最佳作品之一。
在这份榜单里的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以及加缪的《局外人》。《理想藏书》对《长夜行》的介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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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塞利纳出生于法国上塞纳省的一户小市民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书记员,母亲做过纺织女工,童年时,他就闻到了贫困的气味,因为他父母就有那种气味。他的母亲劝他不要得罪富人,要多跟富人打好关系,母亲说:“可怜的孩子!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富人,我们将什么吃的都没有。富人会施舍给我们。”这种卑微的态度,来自于他母亲对生活的切肤体验。
塞利纳从小对阶级和人的差异非常敏感,他曾自述:“十八年吧。直到我参军。那时非常贫穷。艰辛更甚于贫穷,因为贫穷你还能让自己溜掉,堕落,搞酒喝,但我们这个是你必须支撑的贫穷,一种体面的贫穷。这是可怕的。每天吃面条。因为我母亲每天都要修理旧花边。对旧花边来说,就是它的味道长留不去。而且你还不能把这些难闻的花边丢掉!那是什么味道?就是面条味儿。我能吃掉一大盆面条。我母亲用小盆煮面条。面条都是煮着吃。哦,是的,是的,我所有的少年时期,面条和粥。这些都没味道。舒瓦瑟尔廊街的厨房在二楼,只有厨柜那么大,上二楼要爬一个螺旋形的梯子,类似这样,而且你要不停地爬上爬下去看饭做得怎么样,煮好了没有,还没有煮好,不可能吧。我母亲是个跛子,有一条腿不好用,而且她每天都要爬上爬下。我们每天要爬 二十五次左右。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活。一种非常难过的生活。”
1914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塞利纳应征入伍,在前线受伤。1915年,在后方养伤好了之后,他离开欧洲大陆,到英国伦敦的法国外交机构工作。仅仅一年后,他又去喀麦隆待了一年。战后他进入巴黎一所大学攻读医科(《长夜行》的主人公巴尔达缪正是医科大学生),于1924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这期间,塞利纳既接触到巴黎的文化精英,也真正沉浸在下层人民的生活,切身观察了欧洲和非洲各行各业人的生活方式。他给法国妓女拉过皮条,也去看过杂技团表演;他在战场出生入死,也曾作为医生救死扶伤。
塞利纳对贫寒人物具有强烈的共情,他不只是在纸上写写,还在参与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一次调查活动期间,走访了垄断企业对底层员工的医疗保障情况。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他又去调查了汽车厂工人的健康状况。塞利纳把这些素材都用于日后的小说写作,有趣的是,他这辈子做了35年医生,却没有写过任何一本医疗小说。
1932年,塞利纳发表长篇小说《长夜行》,轰动法国文坛,得到莫里亚克、萨特、波伏瓦等人的赞誉,获勒诺陀文学奖金,当届入围龚古尔奖却未获奖,被认为是龚古尔奖历史上最大的误判。
《长夜行》是一部流浪汉小说和半自传小说,也是一部折射个人与社会普遍问题的“人生小说”。全书共45个章节,具有新锐作家渴望表达一切的冲动,又有着不按常理出牌的新鲜和勇气。塞利纳书写了一段1914年到1928年间的人物漫游史,主人公先后去到前方战场、后方医院、法属殖民地喀麦隆、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巴黎郊区、巴黎城区和图卢兹市,以及巴黎塞纳河畔的维尼等地。在这部小说里,塞利纳模仿了巴黎工人的说话方式。他大量采用口语、俗语、俚语,那些被精英认为粗俗的语言,反倒是塞利纳的心头好。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塞利纳的同时代人葛兰西曾提出“文化霸权”的概念,统治阶级通过定义社会的上流文化,从一个社会主流的说话方式到文化意识形态,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看似端庄的文化背后,也是权力对话语权的支配。塞利纳虽未提炼出文化霸权这一概念,但他用创作自发地来抵抗文化霸权,去冲击传教士和知识精英建立起来的优雅语言,发掘出被镇压者语言的可贵,从这一点来说,《长夜行》无疑是革命的、勇敢的,它标志着幽灵在法兰西文学场域的登堂入室。
和普鲁斯特回忆贵族与知识精英的生活不同,塞利纳对平民和流亡者更加共情,他的笔下大部分都是社会的小人物,这些人占据整个社会的人数很多,却不是话语权的中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文学的叙述之外。塞利纳说他们心中所想,表现他们的愤怒、恐惧与迷茫。
他写厌恶战争的军人、做皮肉生意的妓女,写愤世嫉俗的无政府主义青年,也写流亡异国的难民和偷渡客。在他的笔下,一切丑恶无所遁形,一切神圣之事也有被消解的危险。比如他写教堂:“在教堂里站着,就像让狗站立一样困难。”他写美国:“在非洲,我也有过野兽一般的孤独,但在这蚁穴般的美国,孤独更加令人难受。”他写穷人:“对没有钱的人来说,生活只是在长期谵妄中长期的舍弃,他们真正了解的,也是他们所能摆脱的,只是他们拥有的东西。”
他对生活的苦难有着冷峻的观察,对人性中的伪善一面展开了辛辣的讽刺。在解剖法国人这一点上,塞利纳倒是和鲁迅分析国人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总会把你不忍说出的话写在纸上,直击人心地呈现人类生活的某种真相。
譬如他写人从青年时代到往后:
“在青年时代,你会为冷酷无情和厚颜无耻进行辩解,说这是头脑发热、异想天开的结果,然后找出不知是什么样的迹象,来说明着是缺乏经验的浪漫主义。但到后来,生活清楚地向你表明了它对狡诈、冷酷和恶意的全部要求,你要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勉强保持在三十七度,到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你心里才有底,而且有了条件了解过去所有卑劣勾当。要做到这点,只要仔细地对自己进行观察,看看自己染上了什么污泥浊水。不再有秘密,不再有蠢事,你活到了现在,也就吃掉了自己的所有诗意。你一无所得,这就是生活。”
写高雅人士的说话腔调:
“高雅的人士具有某种说话的方式,会使你感到惶恐不安,我就感到害怕,特别怕他们的妻子,虽说他们说的句子都平淡无奇、矫揉造作,但像旧家具那样擦得锃亮。”
还有他对阶级隔阂的呈现:
“我们之间有五个法郎的隔阂,就足以产生恨,希望他们统统死光。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五个法郎的隔阂,就不会有爱。”
1936年,塞利纳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死缓》。这部小说延续了塞利纳的主题,但切口缩小,人物活动地域集中在法国,参考蓝本是塞利纳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但其写作风格依旧酣畅淋漓,在描绘性、暴力、社会之恶上采用了更大胆的笔法。此书的心理描写信息量巨大,在写作风格上让人想起萨德侯爵惊世骇俗的色情写作,也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对读。《死缓》之后,塞利纳的文学大厦基本建造完成,此后虽有佳篇,但不逃脱前两部小说的语法框架,在深度和质感上也没有超越《长夜行》和《死缓》,因此说二者是塞利纳的代表作,并不为过。
1936年,《长夜行》由阿拉贡和特里奥莱译为俄文在苏联出版,塞利纳受到了苏联作协的欢迎,但去到苏联后,他目睹了乌克兰的大饥荒,也见证了苏联平民的真实生存状况,因此他对苏联大感失望。旅苏归来后,塞利纳不顾苏联当局压力,出版非虚构作品《我的罪过》,谈到了苏联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很快,《长夜行》等作品遭到了高尔基的批判,塞利纳被列入苏联当局的作家黑名单。
1930年代末,塞利纳因反犹言论和二战时期妥协于纳粹而声名狼藉。巴黎光复后,他逃往维希流亡政府所在地德国锡格马林根,又在丹麦西部监狱里服刑。
其间,他相继完成了小说《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1957)、《北方》(1960)、芭蕾舞神话剧《雷与箭》。米兰·昆德拉评价《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许多与塞利纳同代的大作家也都有过死亡、战争、恐怖、酷刑、流放的经历……而他是唯一发声诉说这种极其特殊经历的人,在这种经历中人被完全剥夺了生命的排场。”
1951年,塞利纳被特赦回国,1961年,他完成了社会批判小说《里戈东》,同年,塞利纳因脑溢血病发去世。去世前,他本打算写作新的长篇小说《轻快舞》。
塞利纳去世后,围绕他的争议仍在持续。
上世纪六十年代,左翼运动在世界复苏,法国爆发震惊环球的五月风暴,《长夜行》《死缓》再度成为流行读物;2011年,塞利纳去世50周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弗雷德里克·密特朗计划将他列入法国500位文化名人之列,却遭到了当地犹太社团的强烈抗议,此事因此作罢;2018年,当伽利玛出版社决定再版塞利纳的三本小说时,法国犹太人再次提出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三本书(《屠杀琐记》、《尸体学校》和《美妙的混乱》)含有不少丑化和攻击犹太人的内容。
无怪乎波拉尼奥认为:“塞利纳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大混蛋。”
但无论如何,塞利纳的经典作品还是留了下来,至今仍被人反复阅读。或许,比他的文学才华更值得让人记住的是,他这辈子当了35年医生,救了不少人。
仅凭这一点,他仍然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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