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小说摘录 | 韩江《暴雪》（长篇小说《不做告别》第一部第3章）
文摘
2024-11-19 20:37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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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仁善是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相识的。当时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那里的记者大都自己拍照，但对于重要的采访和旅行专题，我们会与自己约的自由摄影师搭档。出差时常常要一起待上三天四夜，按照同事们的建议——他们说最好女跟女，男跟男——我辗转联系了几家摄影工作室，这才认识了和我同岁的仁善。在我离开杂志社前的三年里，我和仁善每个月都一起出差。到现在我们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交情了，我很了解她的习惯。当她用我的名字开始对话时，我就知道她不是在闲聊，而是有什么急切的事要说。“一切都还好吗？”我摘下毛线手套回复，然后等待着。我正要重新戴上手套时，又一条短信来了。仁善已经不住在首尔了。她是独生女，母亲快四十岁时才生下她，因此比大多数人更早面对母亲衰老的问题。八年前，她回到济州岛的一个山村照顾处于早期痴呆症的母亲，四年后母亲去世；从那时起，她就独自住在那所房子里。在她离开首尔之前，我们经常互相串门，一起做饭吃饭，聊聊近况，但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见面的频率越来越低。最终，相隔的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两年。我上一次去济州是去年秋天。在我住的那四天里，她带我参观了她那间朴素的石头房子，房梁裸露在外。她给我介绍了两年前从市场买回来的一对白色虎皮鹦鹉。其中一只甚至能说简单的词句。然后她带我穿过院子来到她的木工工作室，她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她给我看她用树桩做的椅子，只是刨光了表面，没有接合处。“坐下试试，感受一下有多舒服，”她催促道。后来她把一些野生桑葚和树莓放进水壶里，在柴火炉上给我泡了一杯酸涩寡淡的茶。当我一边抱怨着茶味一边喝着时，仁善穿着牛仔裤和工作靴，把头发紧紧地扎起来，像电视纪录片里的工匠大师一样，在耳后别了支自动铅笔，开始用三角尺在木板上测量画线。她肯定不是让我去济州岛的家。“你在哪里？”我在下一条短信中问道，这时仁善的信息也到了。是首尔一家我不熟悉的医院的名字。然后又是同样的问题。我首先看到的是一条脏兮兮的横幅上写着“全国最佳”的黑色字样。走向医院入口时，我在想，如果这家医院真的是全国最佳的手术伤口缝合医院，为什么我从未听说过。我穿过旋转门进入光线昏暗的大厅。一面墙上贴着一些手和脚的照片，分别缺失了一根手指和一根脚趾。知道自己的记忆可能会把这些图像扭曲成比实际更可怕的样子，我强迫自己仔细看。但我错了；这些照片越看越令人痛心。我的目光不情愿地移向下一组照片：同样的手和脚，现在已经缝合上了手指和脚趾。在缝合线两侧，皮肤的色泽和质地有着明显的差异。我意识到仁善一定是在她的工作室里遭遇了类似的事故，这就是她在这里的原因。有些人会主动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他们做出别人很少敢想的大胆选择，然后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决定和行为后果负责。以至于随着时间推移，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周围的人都不再感到惊讶。大学学摄影后，仁善坚持这个收入微薄的职业做了十年。为了维持生计，她接下所有能接到的工作，但总是入不敷出。她吃得少，花钱少，工作很多。无论去哪里都会带上简单的午餐，从不化妆，用修剪碎发的剪刀自己剪头发。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习惯在她身上显得自然、不做作，甚至很有品味。后来因为某个我不知道的原因，她申请并考入了木工学校。到济州岛不久，仁善就开始把曾经用来储存收获的橘子的棚屋改造成工作室，开始制作家具。仁善虽然身材纤细但身高一米七，我从我们二十多岁起就见她搬运摄影器材。我并不认为她太娇弱做不了这份工作，虽然她的选择让我感到意外。但我确实担心她频繁受伤。母亲去世后不久，她的牛仔裤被电动磨光机卡住，从膝盖到大腿留下了一道三十厘米长的疤痕——她后来笑着告诉我：“我一直在试图把它拔出来，但没用；磨光机继续轰鸣着转动，天哪，那太可怕了。”两年前，她在试图阻止一堆正在堆放的原木倒下时，左手食指骨折并撕裂了肌腱；她花了半年时间做康复和治疗。我叫她的名字。她躺在六人病房最里面的床位上，焦急地盯着我刚进来的玻璃门。不是在等我。也许她急需护士或医生？但随后，仁善仿佛突然清醒过来，认出了我。她那双大眼睛睁得更大了，接着变成了两轮新月，藏在细纹丛中。松垮的病号服上方，她的锁骨看起来比平时更加突出。她的脸是唯一看起来比我上次见到时不那么消瘦的部分，不过这可能是因为浮肿。“用电锯把手指切掉了，”仁善用耳语说道，仿佛是为了尽量少用声带，这让人觉得她受伤的是喉咙而不是手指。她的手并非完全包扎，正如我预期的那样。第一根和中指被切断又重新接上的指尖露在外面。缝合处沾满了血迹，新鲜的红色和氧化后的黑色混在一起。“你的手再冷也不能戴棉质工作手套用电动工具，”她说，“完全是我的错。”听到有人打开病房的玻璃门，仁善转过头。从她突然放松的表情，我知道这就是她先前等待的人。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留着短发、穿着棕色围裙的女性走近我们。“这是我的朋友，”仁善对那位女士说。然后对我说：“她一直在照顾我。”护工笑着说了声你好。她仔细地将消毒液揉搓进双手，然后从床头柜上拿来一个铝盒，放在膝上。“说起来真是个奇迹，”仁善继续说，“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老奶奶那天正好要去医院看病，她儿子开车来接她。”仁善说话时，铝盒啪嗒一声打开了。两支不同大小的注射器、一瓶酒精消毒液、一盒无菌棉花和一把镊子整齐地排列在里面。“那位奶奶本来是要给我送一箱橘子，”仁善说，“所以他们顺路来我家。当我没有应门，但工作室的灯还亮着时，他们进来查看情况是否正常，发现我躺在那里失去了知觉。他们先试图止血，然后把我抬到儿子的卡车后面急忙送去医院。在路上，那位奶奶一直紧紧抓着装着我被切断的指尖的手套。然后，因为岛上没有手外科医生，他们让我搭最早的航班来首尔——”仁善的耳语被打断了。护工将一根针扎进仁善食指还在流血的缝合处。仁善的手和嘴唇同时颤抖。我看着护工用酒精棉球消毒第二根针，然后毫不犹豫地刺进仁善的中指。直到护工把两根针都消毒并放回铝盒后，仁善才重新开口。虽然她还在耳语，但现在的声音中偶尔会夹杂一些因忍痛而发出的声音。“我们必须确保伤口上不会结痂，”她继续说，“他们说必须让血液流动，我必须感受疼痛。否则切口下的神经会死亡。所以我们每三分钟就要这样做一次，以防止那种情况发生。”仁善突然露出明亮的表情，我几乎不由自主地想要回应她孩子般的笑脸。我盯着仁善的手指，它们刚刚流过血，肿胀着，看起来比之前更加青紫。我抬起头，想要移开视线，却对上了仁善的眼睛。仁善的眼睛在暗沉的眼睑下闪着光。“如果一开始就放弃的话，”她说，“我们在济州就可以简单地缝合断茬就完事了。”“是啊，你说得对，”她说，“即使现在放弃，很多人还是得继续忍受着疼痛活下去。”这时我明白了仁善曾经认真考虑过截肢这个选择。也许每三分钟忍受一次针刺时，她都会想到这个。但医生一定告诉过她幻肢痛的事。即使现在保留手指的痛苦感觉更强烈，但如果放弃重接手指，她将不得不终生忍受一种无法治愈、无法缓解的痛苦。
一扇大窗户对着马路，外面正飘着稀疏的雪。我看着白色的、丝线般的雪花在空中划出空虚的轨迹。当我环顾四周时，病人和护工们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落雪。我打量着仁善望向窗外的侧脸。有些人虽然算不上英俊，却给人一种美的印象；她就是这样的人。部分原因是她眼中锐利的光芒，但更重要的是，我确信这源于她的性格和她对言语的谨慎。即使现在，尽管手上沾满鲜血，穿着松垮的病号服，手臂上还挂着输液管，她依然保持着优雅。她看上去丝毫不显得虚弱或颓丧。“这样的东西是怎么从天上落下来的呢？”仁善用几乎听不见的耳语说道。她继续低语着，仿佛不需要我的回答，仿佛是在对别人说话。“今天请你来，”她说，“是因为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我无法移开视线，注视着她突然变得生动闪亮的眼睛，等待她继续说下去。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暴风雪。十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曾在首尔的街道上见过及膝的积雪，但当时的落雪并没有密集到能填满整个天空。现在，我系着安全带，坐在一辆沿海岸公路行驶的大巴前排，望着暴风雪袭来时摇摆的棕榈树。我知道湿漉漉的路面温度一定接近冰点，但看着这么多的雪就这样消失，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在地上，感觉很不真实。两小时前，我乘坐的飞机在济州机场经历了一次极其颠簸的着陆。当飞机在跑道上减速滑行时，坐在过道对面的年轻女子看着手机喃喃自语：“哦，不，我们之后的航班全都取消了。”和她同行的年轻男子说：“我们真幸运。”女子笑了：“你管这叫幸运？你看到这天气了吗？”当我走出机场时，雪下得如此之大，我甚至无法完全睁开眼睛。一位穿着荧光背心的搬运工建议我坐巴士。岛上已经发布了暴雪和大风预警，他觉得不会有出租车愿意开到仁善住的那个山区村庄。他说所有的巴士，无论什么路线，都会装上防滑链继续运行，但如果雪一直下到晚上，巴士也会停运，到明天早上山区很可能会被封闭。我很焦虑。五点天就会黑，现在已经两点半了。仁善的房子与村里其他地方都很远。在这种天气里，我必须从巴士站走至少半小时才能到达。在这种天气下独自找路似乎不太可能。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待在济州市区等到早上。机场的那个人不是说今晚山路可能会封闭吗？不久之后，一辆快车进站了。这辆车会在P——停靠，那是离仁善村子最近的南部沿海小镇。我可以坐快车到P——，然后转乘当地巴士完成剩下的行程。但是，当快车带着我绕行这座岛屿时，我担心通往仁善村子的小巴士会因为下雪而停运。
我按照仁善的请求来到这里。因为她说，我需要你去我在济州岛的家。她的要求近乎不可能。即使我从医院到机场走最快的路线，还能赶上下一班飞往济州的航班。我以为她在开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但她看起来异常认真。我正要问是什么鸟时，突然想起去年秋天拜访她时见过的虎皮鹦鹉。其中一只向我问好，然后开始喋喋不休。它的声音和仁善如此相似，让我感到惊讶。我不知道虎皮鹦鹉不仅能模仿人类的发音，还能模仿声调。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只鸟能够进行相当像样的对话，用“当然”、“嗯”、“不”和“不知道”等各种回答来回应仁善的问题。仁善催促我：“来吧——试着和它说话。让它来你手上坐。”我犹豫了一下，但她的微笑让我鼓起勇气打开鸟笼的门，伸出手指。“要坐在这里吗？”我问。让我尴尬的是，鸟儿立即回答：“不。”然后，仿佛要否定它刚才说的话似的，它跳到了我的手指上。我记得被它近乎无重的身体和它细小的脚爪擦过皮肤的触感所打动。“阿咪几个月前死了，”仁善继续说，“现在只剩下阿玛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阿咪就是那只会说话的鸟。它除了白色的头部和尾巴上有条纹外，还带着比柠檬更浅的黄色。仁善曾告诉我她的鸟还能再活十年——是什么导致阿咪突然死亡的？“请去看看阿玛是否还活着，”仁善说，“如果她还活着，给她水喝。”与阿咪不同，阿玛从头到尾都是纯白色的，看起来更加朴素，虽然她不会说话，但能完美地模仿仁善哼歌的声音。阿玛几乎在阿咪落在我手指上的同时飞到了我的肩膀上，我能感觉到她和阿咪一样轻盈的身体，透过毛衣感受到她脚爪相同的粗糙质地。“好的，”我点点头，权衡着仁善请求的严重性，“我回家收拾东西，明天一大早搭第一班飞机——”“那就太晚了，”她说，“事故已经过去几天了。那天晚上我就被送去做手术，直到昨天我都神志不清。麻醉药效一过我就立即联系你了。”“我希望你去，庆荷。在那个房子里照看阿玛。就到我出院为止。”“你在说什么？”我想问，但还没来得及插话，她就继续说：“幸好前天早上我给她加满了水。还确保她有足够的小米、干果和颗粒饲料，以防我工作到很晚。这些可能够维持两天。但不能再多了。如果你今天能到那里，她还有活下来的机会。但到明天她就一定会死。这是肯定的。”
“去哪儿？”司机用济州方言大声问道。我没有带行李，穿着宽大的衣服看起来也不像游客。他一定以为我是当地人。虽然我们离得不远，但司机似乎没有听清我的话。风声盖过了我的声音。我猜他之所以问目的地，是因为我们经过的大多数站点都是空的。我是车上唯一的乘客，所以如果他远远看到前面的站点没人等车，就可以直接开过去，不用减速。
在我们刚开始一起出差的那年，因为仁善从不提起她的家乡，说话也没有明显的口音，我以为她是在首尔出生长大的。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她在住宿的大堂公用电话上和母亲通话，才知道她来自那座岛。她说着一口我难以理解的方言，除了零星几个名词。微笑着，她问了一连串问题，做了几句俏皮的评论，然后为某个私密的笑话笑了起来，这才放下话筒。“没什么特别的。她在说她看的另一场篮球比赛，”仁善轻松地回答，笑意依然挂在脸上。“我妈妈和其他奶奶们差不多，”她接着说，“她快四十岁才生下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她不太懂规则，主要是看观众。她觉得一个人待着无聊，因为她住的地方太偏僻了。”她说话时带着调皮的语气，就像是在说起闺蜜的小习惯。“当然了。那里的女人到八十多岁还在干活。橘子收获的时候，她们会互相帮忙照看果园。”“她也喜欢看足球。更多的观众。她看新闻里的游行和抗议活动也是一样的兴致。好像在期待能认出她认识的人似的。”从那天起，每当我们旅途中出现空闲时间，无论是在火车上、巴士上，还是在等餐的餐厅里，我都会请仁善教我一些济州话。我爱上了她在电话里对母亲说话时那种丰富的音色和温柔的语调。起初，仁善很犹豫。“我觉得对你去济州旅行不会有什么帮助，”她说，“大家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从内地来的。”但当她看到我是真心感兴趣时，就开始教我一些基础的表达。我对那些陌生的变位最感兴趣。当我们尝试简短对话时，如果我把hada—haen—hamen—hajaen中的时态用错了，仁善就会微笑着纠正我。“人们说我们的词尾这么短是因为济州岛风太大，”她有一天说，“风声剪短了我们的话。”这就是我对仁善家乡的印象——一种不加修饰的语言，带着突兀的词尾，一位喜欢看篮球的天真奶奶，在感到寂寞时渴望人群。
看到邮局的指示牌时，我知道我们终于到了P——。我伸手按下下车铃，巴士缓缓停下。外面的风似乎也随之平静下来，仿佛是预先安排好的。但不，当我下车时，我意识到风其实是在路上某个时候就已经停了。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风暴眼。现在刚过下午四点，但天色如此昏暗，仿佛又一场大暴雪即将来临。街道了无生气。路上连一辆过往的汽车都没有。只有沉重的雪花以一种难以理解的缓慢速度降落。一盏交通信号灯在密集的落雪后泛着明亮的红光。当雪落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时，每片雪花似乎都会短暂地犹豫一下。然后，像对话结束时的余音，像乐章终结时的渐弱，像还未落在肩上就小心翼翼收回的指尖，雪花沉入光滑的黑暗中，很快消失不见。
我擦去睫毛上的雪花，试图确定方位。这是沿海公路；当地巴士不在这里停靠。我必须记住十字路口旁的巴士站在哪里，就是仁善之前指给我看的那个。要不是那些落在前额和脸颊上的冰凉颗粒，我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在做梦。街道是因为暴风雪才空无一人的吗？还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商店才都关了灯？桌上倒扣的金属椅子和锁门后倒下的路牌都透着一种荒废的气息。一扇橱窗后的人体模特穿着单薄的秋装。这个寂静的小镇上唯一亮着灯的地方是一家小小的转角商店。我需要找到一盏灯和一把手铲。转角商店可能没有我要找的东西，但我可以问问店里的人该去哪里找。我还可以问问去仁善村子的巴士在哪里坐。但就在我走向商店时，灯灭了。一个穿着夹克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看到他熟练地用链子缠住玻璃门把手并转动挂锁，我加快脚步。但那个男人已经爬进了停在店前的面包车。我开始跑起来，尽可能地擦去眼睛上的雪。无数的雪晶吸收并抹去了我的声音。我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被冬日的宁静所淹没。车子倒进空荡荡的马路。我朝司机挥舞双臂。然后无助地看着面包车远去。我以为这里已经没人了，但竟然有一位看上去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站牌旁。她背部弯曲，拄着一根拐杖。一顶浅灰色毛线帽盖在她短短的白发上，她的棉袄和帽子是同样的颜色。脚上穿着衬着人造毛的深色橡胶鞋。当我走近时，她看着我，颤巍巍地将头歪向一边。我点头致意，但她继续盯着我看。我想她可能没看到我的动作，于是又低头行礼，这时我注意到她布满皱纹的小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我站在她旁边，观察她的侧脸，直到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我。空洞而冷淡的眼神与我短暂相遇。这眼神既不友善也不冷漠——实际上，倾向于一种压抑的温暖。我意识到她让我想起了仁善的母亲。不仅是她小巧的身材和精致的五官，更重要的是那种冷漠中夹杂着克制温情的气质。“玩得开心，”仁善的母亲最后一次见到我时这样说，带着类似的忧虑神情，尽管她说的是清晰的首尔话。她带着那种长期受苦的人特有的冷淡——这种平静表明他们已准备好承受可能到来的任何不幸，同时保持警惕，即使面对欢乐和善意时也是如此。我很惊讶地发现她的母亲——据说意识一直在退化的她——看起来出乎意料地整洁清醒。我不知道她把我当成了谁。那天晚上，仁善告诉我，她的母亲经常忘记自己有个女儿，有时会变得像个孩子，把仁善错认成自己的姐姐。当仁善的母亲对我微笑时，她布满皱纹的眼皮几乎闭上，眼中的光芒变得暗淡。看到她伸出手，我也伸出了我的手。我们看着对方，四只手重叠在一起，她好奇又谨慎地打量我的脸，仿佛在确定我是谁。当她最终带着温柔的微笑松开我的手时，我鞠躬离开了房间。我在厨房炉子旁找到了仁善。“豆粥，”仁善没有转身说，“我把黑豆和白豆混在一起。对半分。”她开始用一根长木勺搅拌大锅。我走到她身边，她终于看向我。“她需要蛋白质但其他东西都消化不了，所以我给她做这个。平时我只做够我们吃的量，但因为你来了，我多做了一些。”我看着深灰色的粥随着仁善耐心的搅拌变得浓稠，点缀着黑色的豆子。“你要用这个吗？”我指着架子上的一个大碗问。她点点头。我把碗放在木托盘上递给她，她舀了粥。站在厨房水槽旁帮忙的感觉轻松又熟悉，就像我们是姐妹，这种无声的配合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你知道那句话——胃口好，活得久。我妈妈会长命百岁的。”仁善端着托盘走向主卧室。我抢在她前面去开门。仁善走进去，在身后关上门，把我留在外面。我在外面转了一会儿，然后在桌子两边各放了一副勺子和筷子。我又舀了些豆粥到两个大碗里，放在桌上。我拉开椅子，坐下来，望着冒着热气的碗。仁善回来后拿起勺子。我也拿起勺子尝了尝豆粥。温暖的坚果味充满了我的口腔。“太好吃了，”我低声说，听到这话，仁善用她一贯自信的语气说：“想吃多少吃多少。还有很多呢。”
即使现在有一辆巴士来，等到了仁善的村子，天也太黑了，我根本找不到路。但首先我得给仁善打电话，我对着飘落的雪低声说。我的呼吸在雪中化作白雾。我瞥了一眼身边的老太太。在离开前是不是该告诉她？她不需要我帮忙吗？仁善告诉过我，在这里要称呼年长者为“大婶”。只有外地人才说“阿姨”或“奶奶”，她说。她慢慢地从拄着的拐杖上抬起一只手。她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眼睛闪烁着。然后摇了摇头，脸上展开一丝淡淡的笑容。她的薄唇终于分开了。她的头继续颤抖着，仿佛在说她不会再继续对话了。她将目光投向远方。她的眼睛即使保持平静也在闪着光。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难以置信地，一辆小巴士正转进十字路口，它的车顶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巴士停下时发出一声让我想起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声音。那种尖锐的声响也被平静的雪所缓和。前门打开了。温暖潮湿的空气涌出，钻进我的鼻子。司机一只手戴着棉手套搭在换挡杆上，对那位老太太说：“等很久了吧？有两辆车在上坡处被雪困住了。您一直在寒冷中等着吧？”和之前一样，老太太指着自己的耳朵，不作回答地摇了摇头。她用拐杖慢慢地爬上巴士，我像在梦游一般跟在她后面。巴士上没有其他乘客。“是的，”司机用首尔话礼貌地回答，我察觉到他改变语气时的疏离感。“具体是哪里？”他问，“西村里有四个停靠点。那是个很大的村子。”司机盯着我犹豫的样子。我能听到雨刷清理挡风玻璃上积雪的吱嘎声。“这辆车平时运营到晚上九点，但今天不会再有下一班了，”他说。“我不知道站名，但到了我能认出来。我会告诉您的。”对自己的话也没有把握，我刷了卡。我坐在那位老太太后面，她靠着短拐杖支撑着自己。她灰色毛线帽上的雪已经融化成了水珠，沾在毛线的绒毛上。
黄昏迅速降临。巴士穿过我从海岸公路就看到的那片灰白色的雪云和雾气。路边零星的房屋现在都消失了。光秃秃的落叶树在两旁伸展，形成一片看似广阔的林地。巴士减速停下。老太太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没有告诉司机要在哪里下车，但他似乎知道在哪里让她下。老太太拄着拐杖走向后门，拐杖发出轻轻的敲击声。在转身之前，她歪着头向我投来一瞥，带着我看不明白的表情——是微弱的笑容，是告别的致意，还是仅仅是空洞的一瞥？——然后转身离开。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让乘客下车合适吗？我环顾四周，透过树林隐约看见一堵多孔的黑色石墙。一座房子。司机等待老太太两只脚都稳稳地踏在雪地上，才关上门。她佝偻的身影在厚重的雪中艰难前行，渐渐远去。我在座位上挪动身子，一直注视着她直到看不见。我不明白。她只是一个在巴士站偶遇的陌生人。为什么我会感到如此动荡，仿佛刚刚和某个亲近的人道别？巴士慢慢地继续沿着缓坡又行驶了五分钟，然后停下。司机关掉引擎，拉上手刹。“请稍等，我去安装防滑链，”他喊道。我看到天色变得更暗了，从敞开的车门涌入的风越发狂暴。暴风雪即将重新来临。仿佛从P——巴士站开始环绕着我们的宁静是从那位老太太身上散发出来的，现在她走了，那种宁静也随之退去。
它装着防滑链的车轮在雪地上留下了痕迹，慢慢开走，但等它消失在暴风雪中时，巨大的雪片已经覆盖了这些轨迹，抹去了所有的踪迹。天色虽暗，但雪却散发着一种灰色的微光，在空中停留，使我仍能辨认周围的事物。我确定了方向开始走路。离开主路，穿过两边是积雪玄武岩墙的田间小径。经过漆黑的温室，来到一条穿过针叶林的小路。在这里，路面刚好容得下一辆小汽车通过，积雪已经齐膝深。要在雪堆中行走，我必须先把腿扎进去，再拔出来。我的运动鞋和袜子都湿透了。周围没有可以作为标志的建筑，随着树木越来越深陷在黑暗中，被雪半掩埋，我甚至分辨不出它们的种类——我只能依靠上坡下坡的感觉，依靠对道路变窄变宽的记忆。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手机从手中滑落的。当灰蓝色的暮色消失时，我来到第一个岔路口，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电量所剩无几，我本打算只在需要做重要选择时才使用它，比如现在。我清楚地记得通往仁善家的路会分成两条，但眼前的轮廓显示有三条不同宽度的小径穿过树林。我以为手电筒的光能帮我认出该走哪条路，但白色的树木在手机微弱的光线下同时投下阴影，反而让这个地方更加陌生。但我没有时间犹豫。我朝最宽的那条路走去。就在下一刻，脚下的地面突然塌陷，我跌进了一堆雪中。我本能地用双臂护住头。那一定就是我掉了手机的时候。当我在斜坡上翻滚时，头和身体被石头击打，但我没有失去意识。
我用颤抖的左手推起外套袖子。我摸索着手表，虽然明知道它在黑暗中不会发光。我只能看见一片漆黑。我的牙齿不停地打颤。下巴疼得厉害，我担心它会脱臼。寒气穿过我的帽子和围巾。我尽可能紧地抱住发抖的膝盖，试图思考。
这是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仁善这样描述道。那时她让鸟儿们飞出笼子活动了一个小时，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放回笼中。在盖上遮光布之前，她短暂地看着鸟儿们的眼睛。“它们会像现在这样睁大眼睛叽叽喳喳，但一旦没了光，就会立即睡着。就像它们连接着电源一样。即使在深夜，如果我掀开这块布，它们就会立即醒来，又开始叫个不停。”
我的身体不再蜷缩成一团。我的手指已经松开。我用迟钝的手抹去眼睛周围的冰。看到光时我惊呆了，那是一种几乎难以与黑暗区分的午夜蓝。我尽可能整齐地躺下，抬头望着天空。我简直不敢相信。周围的黑暗不再是绝对的了。雪也停了。空中苍白的旋涡是风卷起的旧雪。在月光中显现。因为风已经驱散了雪云，一轮半月现在悬在树林上空。
一条干涸的溪流像条长长的白蛇般蜿蜒穿过树林向上延伸，散发着蓝色的微光。我一步一步地向前倾斜着身子，以免向后倒下。月亮时隐时现于变幻的云层之中。所有的树梁在它惨白的光线下摇摆，散发着深蓝色的光芒，仿佛永远不会再变暗了。这一次，我没有犯错。我沿着缓坡走了一会儿，然后跟着路面变平坦的方向走，依靠着月光照在未踏过的雪地上的反射。树林的沙沙声和吱呀声，我的腿陷入齐膝深的雪中的声音，我的呼吸声，都混合成了一体。
当我穿过灌木丛，一条长长的深蓝色的路出现了。随着它绕过树林，路面越来越亮，直到我看见尽头有一片银色的光池。喘着粗气，我尽可能快地在雪中前行。当我到达拐角处时，我再次揉了揉眼睛，直视着那道光。铁门大开着，里面露出一个光的孤岛。是有人在我之前来过这里吗？我打了个寒战。然后我明白了。当他们匆忙地把流血的受害者抬上卡车车厢时，没人记得关灯。甚至连门都来不及关。它就这样敞开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风卷着闪亮的雪吹进工作室。
地上堆着成摞的原木。我在它们之间穿行。在混凝土地面上，积雪的薄层下面，我注意到血迹斑斑。在工作台旁，更多的雪下面，一滩血已经结成了冰。那一定是仁善切断手指后失去知觉躺着的地方。工作台上放着一根未切完的原木，一把未插电的角磨机，耳罩，还有各种被暗褐色血迹染污的木块。小心不踩到任何血迹或原木，我穿过空间。靠近通往内院的后门时，我注意到靠墙放着一些被刷成黑色的原木。看着树皮上的黑色层次，我感觉这些树木在说话。转动门把手，我推后门，但它纹丝不动。我拉门。还是不动。我用全身的重量顶着门。我感觉到门在另一边的雪堆中推开了一个手掌宽的缝隙。放松重量，我停下来，伸手通过缝隙清理积雪。我重复这个动作，直到能侧身挤过门缝。在这昏暗中，阿玛可能正在睡觉。我知道在我打开灯之前，她不太可能醒来发出尖锐的叫声，就像我见过她在早晨仁善揭开笼子上的遮光布时那样。当我漫不经心地抚摸着停在我肩上的阿玛白色的后颈时，这只鸟会低下头，然后一动不动，仿佛在等待什么。我听话地又抚摸了一下鸟儿温暖的后颈。她的头垂得更低了，像是在致意，仁善笑了。我从未锁的前门进入房子。站在玄关，我脱下羊毛手套塞进羽绒服口袋，然后把已经麻木的脚从湿透的运动鞋和袜子里解放出来。我推开内门，踏上木地板，摸索着墙壁。找到电灯开关后按下。风的呜咽声从椽子、窗户和门缝中渗透进来，更突显了室内的死寂。面向漆黑庭院的大窗户映照出我整个身体。我放下外套的帽子，看见自己满是血迹的脸和凌乱的头发。在这扇窗户旁，仁善放置了一张她用秋柴树做的桌子。鸟笼就放在上面。遮光布和一些清洁工具整齐地挂在她在桌子一侧安装的金属钩子上。笼子里有一个固定的栖木和两个相配的秋千，都是用仁善切割打磨过的竹子做成的，高度保持一致以防止鸟儿之间争夺地盘。在如雷般的寂静中，这种寂静比任何突然的巨响都更令人胆寒，我走向笼子，走向那个空着的栖木和秋千。水碗已经干了。仁善用来放干果的木碗和装颗粒饲料的方形硅胶容器都是空的。一把或两把谷糠散落在陶瓷盘子上，这就是仅剩的一切。而在这一切旁边躺着阿玛。♦发表于2024年11月18日印刷版，标题为《暴雪》。韩江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作品包括小说《不做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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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Heavy Snow
刊载于 The New Yorker
作者：Han K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