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短篇小说 | 雨果·汉密尔顿《高速公路》
文摘
2024-09-21 18:03
新加坡
十一月，法兰克福郊外的高速公路上。田野上铺着薄薄的一层雪，卡车的轮挡上黏着泥泞的灰色污垢。轮胎在路上飞驰而过，发出撕裂般的声音。我伸出了拇指，试图搭便车，身上穿着一件从叔叔那儿得来的旧大衣——他比我大两倍，穿在我身上显得过于宽大，就像一座移动的小房子。一辆车停了下来，刹那间，我感到幸运的光临，但司机下车后，竟掏出一把枪，指向我。
他穿着一件深绿色的皮夹克，身形矮壮，透着一股压迫感。我记得他比我矮，秃顶，模样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的眼神充满攻击性，枪口直指我的脸。我感到胃部涌起一阵熟悉的虚弱感。他让我放下包，双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我住在那里。我有伴侣和孩子。我在一家印刷厂工作。”他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明，但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他我是爱尔兰人。他蹲下身，开始翻我的包：里面只有半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一只泰迪熊和我正在读的一本书。泰迪熊的一只耳朵上还夹着制造商的黄色标签。警察翻了翻书，然后随手扔在地上，扔在泰迪熊旁边。接着他站起身，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我刚从法兰克福回来，去拜访了一个朋友——我们正打算组建一个乐队。他露出了极度怀疑的神情。我带的书也没有帮上忙，那是海因里希·伯尔的最新小说，这位作家在右翼媒体眼中，几乎是“人民的敌人”。或者，是不是我眼神中流露出了一种过于诚实的渴望？某种急切，某种坦诚，或许会被误解为可疑行为？我的笑容是唯一的防线。我的脸天生开放，难以掩饰那种渴望被接纳的愿望。我仍旧是个敏感的孩子，对情绪的变化保持着警觉，随时准备在愤怒降临的瞬间缩回去。正如小时候，当我父亲下班回家时，家里的气氛会骤然转变。钥匙插进锁里，公文包啪地一声摔在木地板上，整个房子顿时陷入沉默。我当时工作的印刷厂专门制作各种地图——世界地图、欧洲地图、大城市的街道地图。我喜欢地图，但讨厌印刷机的轰鸣声。机器整日轰隆作响，将我带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巨大的纸张被自动吸盘提起，拉过四个巨大的滚筒，最终印出五彩缤纷的成品。当机器停下时，车间主任的喊叫声就响起了。每当地图印刷错误——街道和地名对不上——就得叫来工程师修理。我不确定那一刻是否想起了这些事，但我内心似乎有一部分就像那些印错的地图一样，错位、混乱；我不属于自己所走过的那些街道。我在异国他乡行走，游历在我母亲的国度。这像是一次“归乡”，但并不是我的家。你可以说，我像是迷失在她祖先地图上的一个陌生人。在法兰克福和慕尼黑之间的高速公路旁，我站在那里，像个假装飞翔的孩子。路过的司机可以看到一个留着胡子、长发，穿着一件过大外套的年轻人正被枪口对准。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天色渐晚，我担心天很快就会黑下来。我脑海中唯一的念头是爱、音乐，以及卧室里的安全感，还有那个正在熟睡的婴儿。我们的女儿刚刚六周大。“我母亲来自莱茵地区，后来搬到爱尔兰，”我说，“我们在都柏林的家里说德语。”他不相信我。他显然觉得我在使用假身份，甚至认为泰迪熊是伪装的一部分。我满口谎言，所有人都满口谎言。当时德国局势紧张，国内恐怖主义浪潮正席卷全国，最近有一名警察在街头检查车牌时被枪杀。在我走上高速公路之前，我在加油站买了三明治，还看了看一张通缉令海报。这类海报在火车站、超市、政府办公处、路灯柱和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海报上有四排黑白照片，列出了已知嫌疑人的面孔，附有他们的名字、出生日期和籍贯。八个女人和十一名男子。海报顶部用大红字写着“暴力无政府主义者”。下方用黑字标注着：“因参与谋杀、炸弹袭击、银行抢劫等罪行被通缉。”有些面孔被黑色的叉号划掉了，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些人已经被逮捕或击毙。这个团伙的头目被关在斯塔姆海姆的最高戒备监狱里。一个人在jue食期间死亡，另一个人刚刚自sha。还有些人依然在逃。海报的最后一排，有一个人和我长得很像。他留着胡子和长发，来自德国某个接近我母亲家乡的地方。我不禁想，我们的生活何其相似，几乎可以交换。他也许是一个在慕尼黑印刷厂工作的爱尔兰乐手，而我却可能过着他的恐怖分子生活。海报上写着，任何提供线索、抓获嫌疑人的人将获得十万马克的奖励。最底下还警告道：“这些暴力罪犯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器。”警察让我转过身，跨过防撞栏。我不知道为什么。枪就是枪。我顺从枪的命令，发现自己走进了一片小小的白桦林。那并不是真正的森林，但足以让我感觉自己正在消失在视线之外。不久，我走入了一片开阔地，前方的地势略微下沉，白雪覆盖的田野一望无际。那枪像冰冷的钢铁手指，抵在我的背上。我继续朝下走，走进这片白色的田野。此刻，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声已经远去，我开始怀念那份安全感。现在，我能听到的，只有脚下冻裂的草在发出轻微的碎裂声。四周寂静无声，只有乌鸦在附近树上啼叫，高速公路仿佛远处流淌的河流，耳边是踩踏着冰冷草地的咔嚓声，背后则是警察的脚步声。父亲的记忆依旧清晰如初。他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仍然如幽灵般在我生活的每个角落出现。我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听见他的脚步追随着我。在书店、在图书馆。在酒吧和餐馆里。我父亲总是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现身。他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朋友、乐手、同事、上司、债主——几乎所有人身上，我都能看到他影子的延续，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有一次，他半夜闯进我的房间。“你怎么敢！”他一边走上楼梯一边大吼，“你怎么敢？你怎么敢？”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惹得他如此愤怒，但我清楚记得，房门被猛然推开，走廊的灯光洒进来，他大步走进来，拳头高举，而我还没来得及适应灯光，他的拳头就已经朝我头上挥了过来。我设法躲开了大部分的拳头，缩进被子里。他气喘吁吁地对着枕头挥拳，试图找到我藏着的脸，一边喊着“你怎么敢？”我母亲在他身后试图拉住他。我的兄弟姐妹们抓着楼梯扶手，我的哥哥弗朗茨站在门口，用德语乞求和平：“Frieden。”到底是什么让他变成这样？他是在重复自己曾经承受的痛苦吗？他小时候跟母亲一起生活在西科克的一个小镇，天生跛脚，大家都瞧不起他，因为他的父亲死于英国海军服役期间。为什么这些关键的记忆总是随机浮现？在超市结账时，当收银员问我是否有会员卡时，我忽然想起了那夜我父亲冲进我的房间。我又看见自己走进了法兰克福外的冬日田野，身后跟着一个将我误认为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警察，他认为我正密谋推翻资本主义秩序。我对国家毫无威胁。我只是个乐手，留着长发，穿着借来的外套，仅此而已。如果警察允许我解释，我一定会告诉他，这只是一种荒诞的宿命。我一半来自他的国家，一半来自别处。说到底，我是个异乡人。我的思想一天中迁徙无数次，呼吸间在大海与高速公路之间飞跃。他让我继续走，离公众视线越来越远，走进那片白雪覆盖的田野，仿佛走进一个没有尽头的国度。我想到那只被丢在高速公路旁的泰迪熊。商店的店员曾问我要不要把它包起来——是不是送给妹妹的？我告诉她是送给我自己的女儿。她刚六周大。我还记得她微笑着说：“哦，真甜。”她显然并不相信我已经是个父亲，毕竟我留着长发，穿着一件尚未完全合身的外套。我自己也几乎无法相信。现在我的生活中有了一个小小的人，她需要我回家，为她唱一首歌。我父亲曾在我生日时送给我一把口琴。他把它放在早餐桌上，我道了谢，打开盒子，里面的口琴像一个大大的笑容，木质的齿片闪耀着金属的光泽。我吹出了第一个扭曲的音符，那个音符吓到了我们所有人，像街外刺耳的汽车喇叭声。盒子上刻着“霍纳”这个名字，还写着“德国制造”，旁边还有一幅图：一个人在群山之间吹奏着号角，山谷下有一条蜿蜒的河流。我不记得后来那口琴去了哪里，可能是弄丢了。那个带着微笑的口琴，和装它的盒子一起消失了。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第二年他又给我买了同样的口琴。是他忘记了自己已经送过我一把，还是他注意到我弄丢了？我想象他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了乐器店，像是为自己买下这口琴。或者，实际上他是为我母亲买的，因为她喜欢音乐，也喜欢家里那种和解的氛围。他把口琴放在他的公文包里，等到第二天早晨，把它放在早餐桌上，等我起来时发现。那年，我不敢再弄丢它了。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紧贴胸口。那年的十一月，我站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警察能表现出一丝仁慈，放我一条生路。这段发生在法兰克福附近高速公路上的记忆，无法用任何细节去美化。所有一切依然鲜活如初，压抑在心底，未曾对外述说，仿佛事情正发生在眼前。他命令我停下来。“站住。”一个简单的词，像子弹般飞过我的耳边。他让我脱下外套，转过身去面对他——这是我记得的瞬间，转身看见他眼中的暴力。他可以对我施加的所有伤害尽数显露，而四周无人见证，只有乌鸦栖息在树上。我的外套重重地摊在脚边，我的身体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脆弱。他蹲下检查了外套的口袋，找出一包口香糖，直到他发现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带着它。在内袋里，他发现了那把口琴。“我的乐器，”我说，“乐队用的，我也会唱。”他翻了翻口琴，然后随手扔在我的脚边。我双手搓了搓嘴，又在裤子上蹭了蹭。我捡起口琴，放到嘴唇之间，嘴唇因寒冷而微微颤抖。起初，我只能发出一些噪音。我不敢看他。我闭上眼，投入所有的心神，像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吹奏。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见他在看手表。我正在浪费他的时间。他抓住的只是个乐手，而不是一个让他建功立业的恐怖分子。他又打量了我一遍，打量着我的衣服、鞋子，甚至我的思维、态度，还有我那种异乡的怪异感。我根本不知道他脑中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是在等我逃跑，还是在等我给他一个自卫开枪的理由？然后，他把枪塞进皮夹克的口袋，转身离开。我几乎不敢相信他竟然走了，走向那片田野的另一边，走回那条通向高速公路的缓坡。我无法动弹，站在那里，等待他是否会改变主意，回头找我麻烦。记忆的时间顺序可以错乱。时间仿佛坍塌，而你却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在法兰克福外的那片田野里，也在都柏林街头见到我父亲的那个瞬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站在奥康奈尔街的报摊前看杂志，突然间，我父亲走到了我旁边，戴着那顶熟悉的粗花呢帽子。我认出了他的声音，他用温和的科克口音向报贩要了一份《晚报》。他看起来比在家时要温和许多。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完全普通的他，在都柏林的街头，像个再寻常不过的陌生人。他没有认出我。我几乎想伸手拉住他的袖子，说：“我在这里，是我，你的儿子。”但接下来呢？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交流，只有关门声、冷冰冰的眼神，还有他偶尔在早餐桌上发表的训话。就算一起坐火车回家，我们大概也无话可说，彼此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思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延伸。我看着他付钱买了报纸。我熟悉他手上的每一根血管，熟悉他每一块突出的指节。我既敬畏他，也害怕他，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产生如此复杂的情感。我渴望有朝一日我们能握手言和，像朋友一样交谈、欢笑。我曾看见他和我母亲一同大笑，笑到流泪，甚至不得不摘下眼镜。报贩用他染黑的手把报纸折好。我父亲道了声谢，把报纸夹在胳膊下。我微笑，等着他认出我，但他转身离开了，消失在人群里。我独自站在街头，感到一丝乡愁，像我母亲时常感到的那样，感受到一种“都柏林式的孤独”。我本该追上他的，但我只能站在那里，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他步履蹒跚，个头不高，公文包在他身边晃动，里面装着他的保温杯、午餐盒、一本关于养蜂的书，还有，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一把新买的口琴，他打算送给我，因为我弄丢了第一把。当我重新穿上外套时，感到寒意刺骨，我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此刻，尽管已经不需要害怕，我反而更加恐惧。时光已逝，过去无法改变。我牢牢抓住那段记忆，仿佛它是我唯一的依靠。我走回到高速公路，找到了被丢弃在地上的包。泰迪熊像死了一样无精打采地躺在那里。过往卡车掀起的风卷起书本的前几页，像是想要将它们带走。车灯在逐渐暗下的天色里打亮了路面，但我不确定是否有人能在这片阴影中看到我。终于，有辆车停了下来，但那种原本属于幸运的感觉似乎再也无法找回了。司机微笑着，我踏进车里，车内的温暖扑面而来，瞬间包裹住了我。车载音响中正播放着The Doors乐队的《Roadhouse Blues》，口琴尖利的声音在车厢里回荡。我想笑，想拍打仪表盘，跟着一起唱：“Keep your eyes on the road, your hand upon the wheel（目视前方，手握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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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Autobahn
刊载于 The New Yor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