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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瓦日先生，我喜欢成功，因为它包含着爱，而不是惊讶或奇迹，更不是赞美。因此，成为一个“新奇人物”对我来说是件艰难的工作。是的，真是个令人乏味的角色。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欧洲巡演合同：每次在剧院和音乐厅演出后，我都必须去夜总会跳舞，表演我的特别节目，就像我在蒙马特尔的夜总会那样娱乐人们。这些都写在合同里：“娱乐观众”……拨弄那些老绅士的胡子，奉承那些穿着华丽外套和僵硬礼服的胖女人，让她们跳舞——你知道的，就是这类事情。人们如今确实需要娱乐。而且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也乐在其中。有时我确实很开心，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我从1928年开始讲起，从荷兰开始。荷兰人严肃而红润。他们吃得很好，但不常微笑，不过一旦笑起来，那就发自真心。几乎每个人都很强壮，就像他们国家的海堤一样。每个人都能不费力地说三四种语言。我很快就在荷兰小有名气了。有一次，在一个小镇上，那地方整洁而宁静——静得出奇——有些人在街上拦住我，拉着我的袖子请我跳舞。于是我跳了舞，大家都很高兴。有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在看我，那孩子很漂亮，我把他抱了起来。我想吻他，轻轻地摇晃他；我也很想带着他跳一会儿舞，但他母亲却投来一个不友善的眼神，然后在我意识到之前就把他抢走了……你明白吗？她把她的孩子从“野人”手中夺走了。人们认为我是从荒野中直接出来的。我相信，在荷兰以及其他我访问过的国家，有些地方的人们很可能乐意把玻璃磨碎喂给我。原始的本能，肉体的愚昧，感官的混乱，狂乱的动物性——难道这就是他们对我的全部评价吗？白人的想象力在面对有色人种时完全是另一回事。而偏见在每个地方都一样。但如今，巴黎成了我的荒野。我全心全意地爱着它，那种爱就像葡萄酒——我却不能喝，因为它会让我头脑发热。我完全不能喝酒。但巴黎让我如醉如痴。海牙是自行车和红砖的首都。警察戴着大白手套，就像黑人喜剧演员在歌舞剧里穿的那样。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要活跃得多，船只来往，贸易繁忙，各种色彩交织斑驳，就像那些可以扭转的万花筒里的玻璃碎片一样，你懂的。荷兰人喜欢鲜艳的颜色，真实的颜色，比如红色和黄色。我在这个由水、沙地和松树组成的国家待了一个月，从1928年8月到9月。我学会了热爱它。我想爱上所有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穿得像当地人一样。所以我穿上了荷兰女人的装束，戴上白色的帽子，穿上大而长的连衣裙和黄色木鞋。是的，我穿着黄色木鞋跳查尔斯顿舞！而且我还提着大铁桶装的牛奶。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四十五天，从6月到8月，1928年。哥本哈根：“在达格玛剧院的演出之后，她将在阿德隆俱乐部为客人们歌舞娱乐，就像她在巴黎芳登街的夜总会一样。”斯德哥尔摩：“在奥斯卡剧院的演出之后，她将在大酒店的冬季花园为客人们歌舞娱乐，一如既往……”这些是我所知道的最干净、最有礼貌的国家。礼貌得让我一开始有点害怕。但这些国家的干净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索瓦日先生。你可以随便靠在任何地方。而且——这是真的，我向你发誓，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会说——我在那里非常成功。你会看到的。在斯德哥尔摩，我为国王本人表演。但如果你问我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也说不出来。因为当我跳舞时，我只顾跳舞，连国王都不看。在哥本哈根我的酒店外面，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有一天，天气很好。我灵机一动，把一些照片扔了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被踩扁的草帽。在奥斯陆的每个夜晚，都有两位英俊的骑警护送我从剧院到酒店。这种待遇很不错。但警察总是让人尴尬，尤其是骑马的警察，我有点担心。人们会看着我们。所以，我会向警察开些玩笑，以示大家我没有被逮捕。随意些，你知道的？在斯德哥尔摩，我有六名随行警卫保护我不受好奇人群的打扰。他们像对待将军一样向我敬礼。我得抬起脖子才能看到他们。他们太高大了，而我在瑞典显得那么渺小。在中欧和德国，我——可以想象，当然不是出于我本人的意愿——被不同的政治派别当作警告的标志或“旗帜”。对于政治和政客来说，我想，一切都是公平的游戏——当时我并不知道。但现在我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这既有趣又令人伤心。那些老派的天主教团体用他们的“基督之恨”从一个车站追到另一个，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人们打斗、冲突，甚至受伤。数百，甚至上千的警察和士兵被召集。在维也纳——甚至在维也纳，你知道的，那个在许多方面像巴黎的城市——他们敲响了所有的钟声来警告教徒们，约瑟芬·贝克，这个“淫魔”，撒旦本人，已经来了。在中欧，我看到警察拔剑冲锋，还有人拿着枪从我身边跑过……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我也不会忘记那些愚蠢的领导人，他们因为我，因为我的舞蹈和自由而愤愤不平，至今我仍然完全不明白他们的理由。这一切都没有阻止我每天晚上从心底为所有人祈祷，为那些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像魔鬼一样跳舞的黑姑娘的人诚心祈祷。此外，这一切让我对法国的爱变得更加深沉。就是这样。但让我们谈谈美丽的、充满热情的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崇拜法国，所以我对罗马尼亚人有一种偏爱。我立刻注意到所有的马车夫都长着可爱的女性面孔，说话声音柔和，非常柔和……真是与众不同！是的，先生，这些马车夫都是阉人。他们穿着像俄罗斯人一样的衣服，袖子宽大，衣服上到处都是刺绣，还有小领子和高帽子。在布加勒斯特，他们以为我是吉普赛人，因为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吉普赛人。他们赤脚行走，脚镯叮当作响，但吉普赛人的肤色比我黑得多。在一些街道上，你会经过牛、猪、山羊、兔子、鸡。而且那气味……在酒店里，你也会发现很多跳蚤，还有其他一些稍微胖一点的虫子，有多或少的肚子和各种数量的腿。不过你真的应该看看罗马尼亚的军官们。他们真是绝妙……既时尚又精致，完全可以给任何欧洲或美国的演员上化妆课。还有那个鼻子会“开裂”的演出经理，他也在罗马尼亚。让我告诉你他是如何让我在暴雨中表演的，那位好心人，在滂沱大雨中。他的名字叫塔纳塞，塔纳塞先生——罗马尼亚最著名的人物，因为他的鼻子。是的，他的鼻梁又大又滑稽，那种变幻无常的特征，几乎让人感到悲伤。但对一个家庭的父亲来说，这倒是幸运的……哦，我向你发誓，我们一下子就能认出小塔纳塞们，因为这位好心的演出经理有两个孩子，都继承了这种鼻子，每一个都有三个鼻子的价值。我在普洛耶什蒂表演，这是一个可爱的、安静的小镇。我看到小女孩和小男孩在街上走，还有妇女两手提着装满玫瑰花瓣的篮子。空气中弥漫着香气，充满了欢乐。我以为那里每天都在举行什么花朵大战。于是我问了一个人，他说，“哦，不，夫人，这是用来做果酱的。”在罗马尼亚，他们还用玫瑰花瓣做蜜饯。味道非常好，真的非常好。现在让我带你回到布加勒斯特的卡拉布什剧院。那是我告别演出的晚上。天还依旧很热！卡拉布什剧院有1700个座位。那天晚上，涌入了3000名观众。塔纳塞先生显得很紧张。他不停地看着天空。小塔纳塞们焦虑地看着父亲。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还有灾难。因为你看，如果在演出过半之前下雨，观众们就必须退票。而塔纳塞先生为了把事情做到最好，投入了巨额资金。他也担心风暴可能会引发3000名观众的恐慌，他们可能会打砸一切，然后互相践踏。演出进行得很匆忙。管弦乐队省略了一半的音符。男高音挤走了魔术师，魔术师又吞掉了走钢丝者，走钢丝者掉进了喜剧表演中。第一滴雨——一滴巨大而悲剧性的雨——落在了指挥的头上。他跳了五英尺高，带动了整个乐队，以全速演奏。比赛开始了：我们必须让演出过半。接着，不一会儿——啪嗒，啪嗒，啪嗒——大雨开始左右落下。塔纳塞先生脸色苍白，他的孩子们都快疯了。他们在观众席和舞台之间跑来跑去。塔纳塞先生哀嚎道：“我破产了，孩子们，破产了！”演出顺序被打乱，我登上了舞台。但我本应该爬进去的糖罐比我想象的深得多……哗啦！我像掉进一口井一样摔了进去。我们不得不拉上幕布。我再次出现在幕布前。雨滴加倍落下。前面的数百把雨伞撑开，我看到数百名妇女把裙子举过头顶。在我舞蹈的第一个步伐时，暴风雨突然来袭。可怜的塔纳塞先生！不管雨了！我决定继续跳舞。调子乱七八糟！真是疯狂！再加上震耳的雷鸣，哗啦啦……半数观众在暴雨中逃走。有人在出口处退票。但幸运的是，其他人——那些因为没有剩余的座位，不知道在外面等着什么的人——还是蜂拥而入，看约瑟芬的表演。到那时，我已经收起了伞，跳得像是在水族馆里一样。我的香蕉腰带被水浸透了。湿漉漉的香蕉开始脱落——啪嗒，啪嗒——掉在地上。我还穿着羽毛服装：我看起来像一只可怜的湿透的小鸡，全身湿漉漉的，挣扎着。但乐队还是在演奏，而且越来越不协调。你能指望什么呢？他们也在舞台下的水坑里挣扎着。水在号角中咕噜作响，在大提琴中晃荡。大鼓越来越松垮。“停！停！别再退票了！”塔纳塞先生喊道，他的两个小塔纳塞跟在后面，滴着水急忙跑着。尽管大雨滂沱，所有的观众还是盯着我。我们忘记了雨水，我们继续，我继续，我们都顶着风暴继续。真是了不起的观众，我的朋友！多么热情。还有那场风暴……多么痛快的一场洗礼！真的吗？我还没跟你讲过我的飞行旅程吗？飞机就像一个有翅膀的摇篮，或者秋千，不是吗？引擎的轰鸣声和机舱里的温暖总会让我想睡觉。睡着了就不会看到那些晕机呕吐的人，这是一大优点。我也很喜欢船，因为那种摇晃的感觉总让我无法自拔，忍不住唱起那些来自南卡罗来纳的老圣歌，一首让我入睡的圣歌……于是我成了自己的保姆和孩子。以后我会讲到船的事，还有我和建筑师勒·柯布西耶一起越过赤道的那次。欧洲和美洲的每一节火车车厢我都熟悉。啊！等等，我想起了一个在阿根廷流传的故事。场景当然是在车站的站台上。员工（摘下帽子，挠着耳朵）：小姐，您要穿越安第斯山脉吗？员工（严肃但有些犹豫）：啊！啊……那个……他们告诉过您吗？员工（愈加严肃、礼貌而冷淡）：不要坐在最后一节车厢？员工：因为，小姐，穿越安第斯山脉的火车非常长，速度非常快，最后一节车厢摇晃得厉害。这可不舒服。约瑟芬（睁大她明亮的眼睛）：可是，先生，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把最后一节车厢去掉呢？
这个故事编得不错，不是吗？阿根廷人对这个小故事乐此不疲。它传遍了所有的街道和草原……不过请提醒我，我们还在中欧，而不是草原。我想我正要抵达布拉格，是的……
你知道埃菲尔铁塔有个孩子吗？它还能生孩子？在布拉格对面的皇家宫殿前，有一个200英尺高的小塔。人们叫它佩特任……在布拉格，这座拥有百塔和四百圆顶的城市，他们懂得如何接待客人。这里真是太棒了，令人惊叹，让人流连忘返。然后灾难就降临了。索瓦日先生，管弦乐队有时真会致命。那时我在卢塞纳剧院的舞台上——“卢塞纳”意为“灯笼”。这是欧洲最大的剧院之一，绝对是最大的地下剧院，可容纳八千人。当我望向台下广阔的观众席时，心中有些惧怕。我想起有人告诉我，这八千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被淹没，因为剧院上方正好有一条为布拉格市供水的巨大水管！只需一次泄漏、一条裂缝，恐慌和灾难就会接踵而至。我忍不住抬头看天花板，但没有水滴落，也没有水渍在我头顶上扩散。这是一个巨大的、矩形的、冰冷的剧院。我看不见它的尽头。两侧是长长的贵宾包厢。这里让演员显得格外渺小，吞噬了他们的声音，耗尽他们的力量，让他们逐渐消失、模糊、迷失……我本能地四处张望，想找到一个可以给我力量的人。但没有人。然后我想象自己站在神秘的炼金术士巷前，在公园的苦路前，还有在古老的犹太公墓前。突然间，那个由首席拉比、大法师创造的“魔像”的传说浮现在我脑海中。这可不是你试图鼓起勇气时通常会想到的事情。不久前，我还在另一个舞台上唱歌，我的声音并不洪亮。我听见它在空旷的剧院中渐渐消失，在沉重的寂静中消散。零星的掌声让我感觉好了一些，但那只是零散的炮火——传递得并不远，几乎没有扩散到成千上万的观众中。接着，乐队开始演奏我的舞曲。我心想，现在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得救了。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我尽力用舞步覆盖整个舞台，舞到最右边，又舞到最左边。然后我注意到乐队的节奏在逐渐加快。我看向指挥。站在乐池里的他似乎并不担心。他的鼻子被灯光从下方照亮，他的双手——那双苍白的手——在空中挥舞，就像在驱赶音乐家头顶上看不见的音符……音乐的速度越来越快。我跳得越来越快，以便跟上节奏，并试图引起指挥的注意。当我从他面前经过时，我跺了一下脚。他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我。他没明白，而现在，他的双手正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挥动。但我还是按照他强加给我的节奏跳舞。汗水顺着身体流下，滴落在鼻尖，我的双手失去了控制。不知道是我的话语消失在音乐中，还是指挥根本没听见，总之我又喊了一遍：“太快了，太快了，trop vite, trop vite!”这太疯狂了，但我接受了挑战，像个疯子一样跳舞。突然间，我滑倒了，摔在一侧，但我立刻跳了起来。我感觉整只手臂和肘部都擦伤了。我能感觉到血液和汗水混合在一起，顺着手指流下。与此同时，我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以为我的跌倒是表演的一部分……我最后一次喊道：“Trop vite! Trop vite!”但指挥只是像看着疯子一样看着我，并让那些疯狂的音乐家以更快的速度演奏。我感到头晕；我跪倒在地。但只是一瞬间。我咬紧牙关，对自己说，如果你停下来，一切都完了。你必须继续跳舞。你必须坚持到乐队和那个指挥都筋疲力尽为止！我的膝盖在流血。血顺着双腿一直往下流。我就像一个被剥了皮的舞者，浑身是血。我像恶魔一样跳舞，旋转、跳跃、奔跑。音乐的旋风试图将我卷走——但我更强大。我没有放弃。最终，指挥放下了手臂，乐队似乎瘪了下去，突然倒塌。那巨大的卢塞纳剧院里成千上万的面孔在我周围旋转。一切都变成红色，仿佛着了火。我听到了一声深沉的轰鸣，就像风暴来袭一样，我倒下了，沉入了疲惫、痛苦和虚弱之中。观众欢呼雀跃，但这已经无济于事。幕布没有再拉开。我失去了意识。他们把我带到化妆室。我彻底昏迷过去，安静地在地上流血，抱着自己的双臂。如果布拉格有个小埃菲尔铁塔，那么维也纳就有一个大摩天轮，看起来和我们在巴黎曾有的很像。媒体在我抵达维也纳之前就已给我铺天盖地的关注。首先，得益于一位名叫杰尔扎贝克的捷克政客——维也纳有五十万捷克人——他发起了一场针对我的盛大运动。杰尔扎贝克先生把这场运动带到了议会——索瓦日先生，我从没想到过，真的出乎意料。因此，感谢杰尔扎贝克先生，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道德堕落威胁奥地利伟大国家”的象征。其次，我还要感谢耶稣会的弗雷神父，他只通过最愚蠢和最不堪的传闻了解我，我也因此成了欲望的化身。街头到处散发着那些针对我的恶意传单：“愿这位‘不道德的化身’得到她应有的惩罚。”不过，我不能否认，还是有很多人——我相信，其中也有不少人是值得称道的——在钟声和传单的警告下，依然来欢迎这位“不道德的化身”。这是因为维也纳的男人很迷人，而女人又很温柔。不过，我需要澄清几点。首先，我与“黑白歌舞团”的巡演恰逢一个糟糕的时机——经济危机和失业高企的时期。票价非常高，过高。也许每晚在剧院门口等待的愤怒人群大多数是在抗议他们无法负担得起票价。此外，我们在节目中加入了一个模特秀——根据节目单所述，她们是“美洲皇后和天堂女王”，身穿价值两万五千法郎的奢华礼服。饥饿的人们痛恨浪费，痛恨被嘲弄，痛恨我们可能在取笑他们的暗示，不是吗？他们的愤怒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我也无能为力。金钱从来不是我的神。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弗雷神父在圣保罗教堂的讲坛上——就在约翰·施特劳斯剧院旁边，我即将演出的地方——做了最后一次布道。教堂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等着他开始咆哮。然而他没有咆哮。他满怀悲伤地说，我只是我们罪恶时代的象征。事实上，用他那温柔的声音，这位好心的神父将整个旧欧洲的罪恶都归咎于我。谢谢您，神父。人人都有犯错的权利。事实上，忏悔——至少这是我在圣路易斯一个小礼拜堂的一所小学校里学到的，仅此而已，和其他肤色各异但非常虔诚的孩子们一起——忏悔为最绝望的罪人打开了许多大门。然而，就在弗雷神父布道的当天晚上，主要反对“白人黑人”（即那些敢于跳查尔斯顿舞的欧洲人和维也纳人）的时候，当晚的约翰·施特劳斯剧院，正对着圣保罗教堂，也是满座，满到爆棚，当然，还是同样的一群人，男男女女。我非常简单地登上了舞台。现场一片寂静和惊讶。然后我全心全意地唱起了一首旧时的黑人圣歌《睡吧，我可怜的孩子》，那是奴隶时代的古老圣歌，当时黑人除了因被基督徒主人殴打而死于极度疲惫和绝望之外，别无用处。当欢呼声和掌声平息下来，我像往常一样跳舞，像我过去跳的那样，也像我将来继续跳的那样，我不去想好与坏，只专注于我的舞蹈，我那诚实而纯粹的舞蹈，以此来向人类和上帝证明——我被告知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无论是白人、黑人、黄人还是红人——有一种青春的生命力是自由的、永恒的，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仍然充满着伟大而简单的生活之乐。在布达佩斯的火车站，迎接我的是一排摄影机、一排手持佩剑的士兵、一排持枪的警察……我去了布达佩斯两次，一次是在1928年，另一次是在1929年。第二次我是以匿名身份去的，以免惹人注目，也免得被剑和枪围着，这些东西我可从来没有什么好感。布达佩斯是给我带来最好和最坏欢迎的城市，也是最深深打动我的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用匈牙利语来讲话、唱歌和表演。虽然我的口音可能不够完美，也不完全遵循语法规则，但这是我对这座城市的小小致敬。因此，在皇家歌舞剧院，我表演了一个小品，一场真正的戏剧。不过等一下，那是我第二次的访问。在第一次访问中，我把命运托付给了一辆大牛车，正好在人群中间，它就像一座堡垒。匈牙利人不敢爬上来。但他们确实撕碎了我的衣服，想要拿一块当纪念品。他们想看我赤裸的样子。那些匈牙利人有点过分了……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们还做得更过分。首先，我的访问在议会中被辩论了三次。他们不想要我，“黑皮恶魔”，正如我在维也纳被称呼的那样。在一切开始之前，我不得不为一个由政府部长主持的审查委员会进行私下表演。你猜结果如何？哦！效果非常好。我还不得不为审查委员会返场。而且那位部长甚至觉得我穿得太多了！在城市的中心，有一块高达770英尺的岩石：盖勒特山。山上布满了神奇的洞穴，并环绕着一圈温泉。布达佩斯是一座浴场之城。不管你在城市的哪个角落，你都会遇到泡温泉的地方，那些地方有着冒泡的水、大理石柱子和雕像，还有在罗马式露台上盛开的花卉。我表演的皇家歌舞剧院位于伊丽莎白大道的拐角处。在所有剧院的台阶上，无论入口还是出口，你都会看到身穿民族服饰的农妇，非常多彩。她们卖手工刺绣，真是令人惊叹。为什么我们不一直穿着匈牙利刺绣的衣服呢？叶子、藤蔓、阿拉伯式花纹、精致的纽扣结……我抬头一看，突然看到有个男人正从看台边缘探出身子。他拿着某种东西。然后他把它扔向观众席中央……一颗炸弹！那一刻，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感觉时间无比漫长。还好只是一个氨水弹。尽管如此，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恐惧。奇迹般地，没有人惊慌失措。不过，炸弹确实掉在了一名妇女的腿上，她被烧伤得相当严重。当我到达马德里时，整个城市都被白雪覆盖。虽说这不是西班牙人的错，但我还是有些失望。我原本期待看到每个阳台都盛开着鲜花，阳光洒满每一朵花。然而幸运的是，这场雪并没有持续太久：雪人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被“消灭”了。西班牙大概是我在欧洲最熟悉的国家。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城镇和城市……西班牙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远离现代机器的偏僻村庄，但它却拥有难以置信的丰富性，各种原汁原味的美：男人、女人、舞蹈，还有那美味的米饭！瓦伦西亚风味的米饭，里面有辣椒、虾、贻贝和鸡肉。我吃到几乎撑坏。不，哪怕给我三百只美国龙虾，也比不上瓦伦西亚的米饭。马德里——我首先是在郊区的一家剧院表演，随后在大都会剧院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他们邀请我去看斗牛，但我更愿意看到牛在草地上自由奔跑，而不是在斗牛场上——不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那些牛。巴塞罗那——这是一个完全独特的城市，彩色牛轧糖、海滨的浪漫、工会组织和工人，这里是整个西班牙最充满活力的地方。于是我用加泰罗尼亚语唱歌，效果相当不错。当时正值狂欢节。我看着游行队伍，拉布拉斯大街在五彩纸屑的闪耀下熠熠生辉。游行队伍经过时，向我抛撒出小小的彩色球，还有许多像套索一样的彩带……我完全被彩带缠住了，眼睛也被遮住，但我心里无比快乐，因为这就是纯粹的幸福。我走访了巴塞罗那所有的舞蹈馆，学到了舞蹈到底有多么独特。这就是我遇到拉·玛卡罗娜的地方，她曾教过帕斯托拉·英佩里奥和拉·阿根廷娜。玛卡罗娜虽然个子矮小，体重却有243磅，但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最富表现力的舞者。吉普赛人的舞蹈充满节奏感，他们的舞步本身就是爱、激情和忧郁的化身，那种狂野的忧郁正是西班牙的精髓所在。吉普赛人昼夜不停地跳舞，仿佛永不知倦，似乎完全沉醉于自己的舞蹈中。韦斯卡——我结束了表演，鞠躬致谢……突然之间，场内爆发出一阵洪流般的欢呼声。帽子、外套、手帕、领带、吊带、鲜花、夹克，甚至还有几双鞋子都被抛向舞台……我内心充满矛盾，既感动又有些想哭。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从未料想到，在西班牙，热情竟是以这种方式表达的。我有些害怕。我捡起一只鞋和一条腰带……你可能会问我当时是否感到开心，事后是否笑了。但在那个瞬间，被当作是斗牛时，这真的并不好笑……塞维利亚——我一下火车，眼前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景象？街道上，到处都是像“三K党”一样的人群：这是圣周的模样。尖顶的白色头巾像糖锥一样，烟雾弥漫，火把噼啪作响，气氛显得阴森森的。蜡烛的火苗微弱而闪烁。吉他声伴随着歌唱。忏悔者们穿着奢华的服装，红色围裙、紫色面具、黄色拐杖，还有巨大的金色十字架背在肩上。许多人赤脚走路。圣像在各个游行队伍中缓缓经过。为了观看这一切，他们让我支付了40比塞塔的座位费。塞维利亚是真正的西班牙，那是传奇中的西班牙，女人们身披长长的、闪闪发光的披巾。我在塞维利亚期间，恰逢伊比罗美洲博览会。所有的酒店都已客满，整个城市的房间都被订光——根本找不到床位。最后，我与一个贫穷的家庭合住了一段时间，但他们的床比我身高还短了至少20厘米。毋庸置疑，我在那里的八个夜晚几乎没有合过眼。我只能听着瓜达尔基维尔河畔塞维利亚的喧嚣声，目光却追随着天花板和墙壁上列队前行的小虫子们——它们四处奔跑，蜘蛛在捕猎，蜈蚣、瓢虫、瓢虫幼虫——那个房间什么虫子都有。但那张床，真的是太小了……我再也忍不住了，索性把脚伸了出来。好了，小虫子们，开饭时间到了！马拉加——尘土飞扬的城市；圣塞瓦斯蒂安、奥维耶多、桑坦德、洛格罗尼奥、希洪……我无法一一列举出来，但我确实喜欢念出这些名字，它们听起来就像响板和珠宝的声音一样。在萨拉戈萨，他们为我跳了霍塔舞（jota）。哦！太迷人了！我真希望能在一圈拍手的人群中间跳一支霍塔舞。在瓦伦西亚，这座到处都是橘子树和鲜花的城市，我看了一场伴有歌唱的喜剧；它节奏感极强，编排得像一场芭蕾舞演出。我在那里吃了米饭……好吧，还是不再提它了，我已经说过了……不过，那米饭！为了那一盘米饭，光是这趟旅行就值了。米饭粒粒饱满……对不起，还是不再提了。德国是我在法国早期生活之后访问的第一个欧洲国家。他们热情地欢迎我。如果我接受了当时马克斯·莱因哈特给我的合同——那是在1926年——也许我本可以在德国有一番演艺事业。但我的星星在巴黎的天空中闪耀。德国是一个秩序井然、光明充足的国家——柏林的夜晚比巴黎亮一百倍——但在这个秩序和舒适的国度里，自杀的幽灵却如影随形。如果我在德国待上几个月，我就不得不两三次返回法国提振精神。这是在1928年底。我想要你把这一点写下来：就是在那时，我遇到了我最好的朋友。纯粹的友谊，你知道，是一种奇迹。此刻我有五个朋友——不，六个，也许七个：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你知道第七个是谁吗？那就是我的观众。柏林！第一次去那儿时真是疯狂，简直是一次胜利！他们为我创造了一个胜利的局面。有一个大舞厅。当我走进去时，乐手们停止了演奏，站起来向我鞠躬。我喜欢在清晨探索柏林。柏林看起来非常像法国——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干净、明亮且布局合理。柏林的杂志和报纸上写道，我是当代德国表现主义、德国原始主义的象征，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出生于1906年，是二十世纪的产物。Alles für Josephine（万物为约瑟芬）。在莱比锡，我在水晶宫剧院主演了一场综艺演出。一位法籍的音乐厅大师展示了一整套不可思议的动物收藏，包括蛇、山羊和鳄鱼。有一天，我的化妆间里突然送来了一份礼物——你听听这个——三只可爱的小鳄鱼，它们排着整齐的步伐，摇摆着尾巴走了进来。我很喜欢动物，但这三只小鳄鱼——而且相当健壮——看着我，就好像……我必须承认，我有些害怕……然后，这三只小家伙竟然开始用它们的牙齿表演踢踏舞。它们用那大张的嘴巴“鼓掌”。哦！不，谢谢你们。我还是更喜欢老鼠，虽然老鼠也会……嗯，问问任何女士，你就知道这有多可怕。每晚，水晶宫剧院的两千五百个座位都座无虚席，我向你保证，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莱比锡——那里的展览会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都有，满是宫殿、仓库、旗帜和公园。一个充满引擎、书籍和标牌的城市。火车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火车站。除此之外，莱比锡的咖啡却是欧洲最差的，即使是在歌德使其闻名的奥尔巴赫酒窖也是如此。译者注：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1906-1975）是一位美国裔法国舞者、歌手和演员，也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艺人之一。她出生于美国圣路易斯，1920年代在巴黎成名，凭借充满活力的舞蹈、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标志性的香蕉裙迅速成为国际明星。贝克不仅在娱乐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在二战期间为法国抵抗运动提供支持，并在美国致力于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她是首位被安葬在法国先贤祠的黑人女性，以表彰她对法国和人权的贡献。本文由马塞尔·索瓦日于1930年在法国勒维西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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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First Tour of the Old World
刊载于 The Paris Review
作者：Josephine Ba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