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金县一中，如今的大连一0一中学，是我的母校。离开母校整整五十四年了，如今，再回母校，当年的少年郎，如今也是白发苍苍的老翁了。强忍着自己激动的情绪，不让眼泪流下来。年老了，似乎少了能够抑制自己感情的堤坝，能够控制眼泪的流向了……五十四年前，自己在母校的情景，一幕一幕闪现，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发生在逝去的一瞬间，那样的清晰，那样的亲切感人……
一九六八年，全部的中学生都到广阔天地插队落户了。他们已经不再是文革的闯将，也不再是什么红卫兵小将了，他们到农村去了，到那个大有可为的地方去了。到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到那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高喊着扎根农村六十年的口号，成了大有可为的知识青年。这时候，我们这一茬年轻人走进了学校，成了学校的学生，因为停课闹革命，我们都年满十八岁了。如今是复课闹革命，按年龄算，我们都应该是高中生了。文革开始时，破四旧，我们年龄还小，打砸抢，文攻武卫时，我们也上不了阵，前面有大哥哥大姐姐们打头阵，我们不过是牛腚上的苍蝇，跟着乱哄哄。在走进金一中校门之前，我们还都是小学生，终于，我们要成为中学生了。我们还是想学文化，因为伟人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那么没有文化的人，也是愚蠢的人。没有人愿意成为愚蠢的人，没有人不愿意读书， 不愿意上文化课。
（一九五四年，金一中第一届毕业生的合影，新中国金州城第一届中学生。）
可这时候的学校，已经成了四不像，学校没有了校长，老师也都靠边站了，主宰学校的是军宣队，有工宣队。上文化课，也不是我们主要的任务，我们要学军，要学农，学工，我们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参加劳动，从劳动中，获取知识。学校的革委会主任是军人，军训是每天都要搞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生们又重温起了文革梦，正好有个说法，复课闹革命，当年说是停课闹革命，如今又说复课闹革命。不久前还公开批判读书无用论，学生们停课复课，还要闹革命，怎么可能上文化课。我们这茬学生，只是读过了小学课程，进入中学，应该尽快地补上中学的课程。因为革命，耽误了多少文化课。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时不我待的态度去学习。在这样的革命环境之下，怎么可能开展文化课。当年，盛行一时的抢军帽，是中学生干的。学着抽烟，也是大多数男同学们的向往。拉帮结伙打群架，也是我们这些中学生们干的。从前，金州城的那些老传统，到了那个时代，已经统统不见了踪影。
那时候，年级不叫年级，叫连。班级不叫班级，叫排，教室里面用课桌摆成了四个方阵，这是四个班，每个班围着方桌坐着。那时候，文革的余毒还在继续散发着，同学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辩论，甚至发生打斗。男同学总是显山露水，女同学们也不示弱。真的是辩论也好，经常会发生由辩论转变为互骂指责甚至漫骂。这时候，什么字眼都会从我们年轻的口腔里面崩出来，还有那些不堪入耳的肮脏字词，甚至诋毁人格的国骂。很难忘记马德林老师，他是刚刚解放出来不久的臭老九，看到和听到同学们如此这般的争吵，他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给我们讲述了一件往事……一九五七年，在金一中的走廊上，一个夜晚，发生了一件悲剧，一个女学生，上吊自杀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白天，有一个男同学，与她吵架，骂了她一句不要脸。就是因为这句不要脸，这个女学生就做出了这样的抉择……马老师讲完了，没有了下文。相信已经是成年的同学们都能听得明白，因为一句不要脸，一个女学生能够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人格，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骂的都是什么话，那简直就是肮脏无比的脏话，龌龊的恶语。比起不要脸，不知要超重多少倍。一句不要脸，一个女生死了。而我们却不要脸地活着……这件事情，一直深深地嵌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也挥之不去。这个女生的事情，已经触动了我的灵魂，我相信，也触动了同学们的灵魂。从那以后，同学们之间互骂互殴的事情，却是很少发生了。
（年轻时的赵玉桂老师。）
很难忘记赵玉桂老师，当年，她是学校教导主任任。因为文革，她成了一位代课老师。有一天，赵玉桂老师给我们代课。有几个男同学偷着溜出课堂，不知做什么去了。赵老师轻柔文雅地说了一句，有的同学也不请假，便溜之乎也……因为这句文诌诌的溜之乎也，同学大笑起来，赵老师也显得有些无奈、无语……
（九十七岁的赵玉桂老师龙年的照片，退休以后的赵老师，学习摄影，学习书法，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不愧学为人师，行为师范。）
有同学问，老师，为什么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学习成绩却很好？赵玉桂老师一声感叹……她说，你们可以调皮捣蛋，但他们（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不敢；你们什么话都敢说，为所欲为，但他们不敢。但他们可以学习，用功学习，他们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成绩好也就不足为怪了。赵玉桂老师的话，我也是一直牢牢地记着，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无论到了什么地步，只要你好好读书，用功学习，时代和社会就一定不会辜负你。社会再不公平，总会有一天，你的才能与抱负，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应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金石滩见到了我的班主任邵先振老师。当年是邵老师陪他的同学我国著名科学家齐发韧到金石滩参观，我见到了邵老师。当年邵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当年在学校，也没上多少文化课，学过几首古诗词，学过几篇古文，都是寥寥无几。记得他的版书很好，中文底子也深厚。我的前一任老师，王文，他是体操运动员出身，他的字写得非常棒。他应该是体育老师，不知为什么教了语文。在学校时，我跟着王文老师学写魏碑体。后来，我一直负责学校的黑板报。直到毕业的前一天，我还在黑板报上写下了站好最后一班岗几个大字……能给我留下记忆的，都是好老师，永远不会忘记。）
我因为小时候小儿麻痹，落下了右腿残疾。一九七零年，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我们除了有百分之几的同学要进到工厂去当工人，大部分的同学要到农村去，像此前的知识青年们一样，我们也要步他们的后尘了。我也要求下乡，我也报名了，我不想与我的同学们分开，我要与他们在一起。
我与我的同学们，从小到大，都是邻居，经常在一起玩耍，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的同学，没有因我的身体残疾，就歧视我。而是经常会送些温暖给我。除了同学情，还有兄弟情。我的好同学好兄弟马正升，知道我喜欢读书，他就千方百计地给我弄到书读。他知道，学校的图书室外间，就是卫生室。为了弄到书，就要走进存放图书的那个地方。我们的卫生老师王老师，她经常给学生们看病，吃片药，涂抹个红药水什么的。马正升经常装作肚子疼，去卫生室找王老师看病。王老师给他针灸，他就趁着老师不注意，偷偷地拿书架上面的书。其实他的那点小心思，怎么能瞒得过老师，老师也不太在意，毕竟喜欢书不是坏事。有一次，他一下子拿了四本书，王老师说，让军代表看见了，老师会受到批评的……当年老师们的处境，都是臭老九，随时都可以被批斗。马正升也只好作罢。当年的从一中图书室里拿出来的书，我至今还保留着。马正升是个调皮学生，军代表不喜欢他，工宣队也不喜欢他。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有的老师还叮嘱过我，不能和坏同学在一起玩。马正升调皮归调皮，但他人不坏，他对我好，我不会背叛我的同学，我的朋友。
一九七0年秋天，我们要上山下乡了。贫下中农代表，还有五七战士的代表，来到了学校，要带领我们到他们的生产队去。我的同学们也不想与我分开，他们找到了五七战士的代表，要求也能批准我下乡的要求。同学们告诉五七战士，徐铎会画画，会写字。五七战士便找到了贫下中农代表，让徐铎下到我们那儿吧，他能写会画，能帮助我们搞大批判专栏。谁想贫下中农代表却是一口拒绝了，乡下人，哪里有什么写写画画的专栏，除了挑拉抬扛，就是出大力。腿脚不好，到农村能干什么，在城里找个活干，能挣口饭吃，在乡下，没有他的活路……就这样，我没能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却成了留城知青。留在城里没有下乡的学生，不止我一个，大家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有病，或者是有残疾，都是金一中的同学，大家也经常联系。年轻人，不能留在城里闲着没事做。我们经常到县里去找，到那个县安置办公室。县里的人说，我们主要负责安置退伍复员军人，你们不归我们管。那我们归谁管？谁来管我们？县里说，我们也不知道，但肯定会有人管你们。
留城知青们被闲置了一年多，总算县里要安置我们了，县里把我们统统推给了街道，让我们这些留在城里的知青们到街道办的企业里面工作。我们都挺失望，甚至有点绝望，在这里工作的，都是一些什么人，除了地富反坏右，就是社会渣滓，劳改释放分子，双开除的二流子。我给分到了三八街道人造木厂，每天的工作，就是抬屋架子，小屋架子四百多斤重，要四个人抬。大屋架子七米跨度，要人工拖拉，屋架子下面垫上滚杠，要有人扶着，不能让屋架子倒下。那一年，我十九岁，我的右腿残疾，但我要干出大力的工作。我每天的工资是九毛钱，后来涨到了一块钱。当时有这样一个政策，对待我们这样的盲聋哑，痴呆傻，就是广就业，多安排。安排到这儿，就是给你一口饭吃。那样的工作环境，就不能再说了。我失望过，但却没有绝望。因为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些老人，这些老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们肚子里有很多故事，有很多学问，能给我讲述很多逝去的往事。在街道，我还遇到了金竹三先生，遇见了王克清先生，金州城里那些有文化有才能的老人们，都聚集在街道这样的地方。我经常向先生们讨教，向他们学习书法，学习水墨画，学习先生们身上的文人气质。留在城里的这些年，虽然我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单位里面工作，但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习。在先生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太多太多课堂上学不到的文化知识。先生们对我也好，像是对待他们的孙子一样。在文革那样的岁月，能有一个大男孩，围坐在他们的身边，恭敬地向他们讨教学习，他们这些受到过运动触动的人，也十分珍重这样的忘年交。
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能绝望。越是没有希望的时候，越是要希望着。文革结束以后，我开始了文学创作。一九八零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四年，作品便在省级刊物上面发表。努力总是不会付之流水，一九八五年，我调到了金州旅游局。一九八六年，我当选了区人大常委。一九九三年，我调到金石滩管委会，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外宣办主任。在官场上，我可能不会如鱼得水。但我一直没有放弃的，便是自己喜欢的文学艺术。四十余年，我天天写作不止，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每天都要写作读书。在我的前半生，我大量地阅读，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学生，文化知识太贫乏了，只有努力后天补上。弥补上了自己的缺憾与不足，你便有了打拼的实力。
在金石滩开发建设的近二十年时间，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我几乎搁下笔来，因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只能与文坛暂时别离一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不是我看重自己的职位，而是我是走进了政府机关，并担任部门领导的残疾人。因为外宣办主任要经常主持新闻发布会，我也打怵打过退堂鼓。但我们的大领导却说，这时候，你更要自信，相信那些记者们看到你，他们只会对你更加肃然起敬……在推广宣传金石滩方面，记者朋友们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是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当然，我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当年的金一中，今天的大连一0一中学，时过境迁，似乎已经跨越了几个世纪，五十四年逝去，旧貌早已换了新颜。）
告别母校的时候，我看着操场上欢快运动着的的同学们时……我在心里默念着，金一中，这里虽然不是我人生的起点，但却是我走向社会的起点。我的同学们，千万莫辜负了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学生时代……当年的金一中，今天的大连一零一中学，我的母校，我没有辜负你……
徐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得全国书香之家、辽宁省最佳写书人、大连市文学艺术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称号，并被家乡授予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