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会山、五角大楼和白宫等办公室里，常年运转着一种体现美国官僚体系务实、高效且冷静本质的设备：自动签名机（autopen）。这种装置可以储存某个人的签名，然后通过机械手臂持笔在需要时进行复制。与许多技术一样，这种用于机械复制签名的“原始机器人”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引发人们的矛盾情绪。我们往往赋予签名特别的意义，尤其当签名人是名人或要人时更是如此。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因被媒体曝光使用自动签名机在写给阵亡士兵家属的慰问信上署名，而引发社会上一阵不小的愤慨。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歌手鲍勃·迪伦身上。当他的限量版著作《现代歌曲哲学》（售价近600美元，并附有“证明由迪伦亲笔签名”官方证书）被发现实则大量使用了自动签名机时，粉丝们怒火中烧。迪伦随即在自己的Facebook页面罕见地发表公开声明：“由于合约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有人向我建议使用自动签名机，并向我保证在艺术和文学界这是‘常见做法’。使用机器来签名是我判断失误，我想立刻纠正这一错误。”我们对机器签名的复杂情感，也折射出我们对手写这一行为更广泛的态度：手写可让人一窥书写者的个性。任何做过档案研究的人都清楚，破译手写材料既充满挑战，也能带来非凡收获。你会通过他们的笔迹习惯来了解那些早已作古的研究对象——有人在情感激烈的内容上写得字迹瘦长急促，也有人字迹整洁谨慎，宛如中世纪修士般勤恳。书法家伯纳德·梅斯纳（Bernard Maisner）指出，书法乃至更广泛的手写“并不是为了机械地重复某些东西，而是为了展现人性、回应和内部的多样变化”。然而，手写正在消失。一位参加美国大学入学考试预考（PSAT）的高中生向《华尔街日报》坦言，当监考老师告知必须用连笔字（cursive）写下只有一句话的声明（保证所有答题均为本人完成）时，考场里竟响起了阵阵惊呼。“连笔字？我们这代人大多数只在祖母写的信里才见过这种‘外语’。”在美国，为各年级学生规定学习目标的“共同核心州立教育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已不再要求学生学习连笔书写。芬兰在2016年从学校里彻底移除连笔书写课，瑞士等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减少连笔字教学。某项评估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连最基本的书写能力（能清晰书写大、小写字母）都难以达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一位教育委员会成员说：“我们只是想真实地评估孩子未来真正需要的技能。什么都学是不可能的，总得有所取舍。”而不会写连笔字的孩子，同样也无法读懂连笔字。不只是学校里的孩子无法写或读连笔字。我们当中越来越多人在记录想法、与友人通信甚至写购物清单时，都不再使用手写。索要名人签名也变成了跟名人自拍。很多人只剩下歪歪扭扭写下自己名字的能力，纵使还有点功底，也会因越来越依赖电脑和智能手机而使书写技能逐渐生疏。多伦多一家报纸曾报道过一名糕点教师的无奈：他发现，自己的烹饪学生甚至无法用糖霜在蛋糕上写上一句字迹清晰的题词，因为他们的连笔书写本就不稳也不清晰。在数字世界里，手写似乎毫无用武之地。在中文里有个词叫“提笔忘字”，指的就是因为更多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而逐渐疏离传统汉字书写，乃至真的动笔时竟想不起该怎么写。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已经有4%的中国年轻人“几乎不再使用手写”。可是，“没有手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能力是在不知不觉间逐渐退化的，我们往往只有在真的需要手写某些东西时才会发现自己不知如何下笔。有些人仍会在特殊场合（写慰问信、订婚或婚礼请柬等）坚持手写，也有人偶尔写支票时勉强用潦草的连笔字，但除了教师，几乎没有人坚持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书写。当手写消失，我们也在失去很多。 我们不但失去可以量化的认知技能，也失去了用手和工具将思想付诸于纸墨的乐趣——几千年来，这一直是人类向彼此展现思维的一种独特方式。我们还失去了指尖触碰墨水和纸张的感官体验，以及欣赏手写文字独特美感的机会，甚至丧失了阅读前人原稿、笔迹的能力。现如今，我们多数时候是用双手打字或滑动屏幕。沟通似乎比过去更频繁，但肢体的参与更少，也往往忽视了人类漫长进化史中对身体动作与表达的依赖。2000年，洛杉矶西达-赛奈医院（Cedars-Sinai Hospital）的一些医生参加了一门书写补习课。院方主管在接受《科学日报》采访时解释道：“我们很多医生写的字并不清晰。”与其他行业不同，医生的潦草字迹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甚至造成死亡。美国德州曾有一位妇女获得45万美元的赔偿金，就是因为她的丈夫因误服错药丧命，而那张错误处方正是源于药剂师误读了医生潦草的手写说明。虽然许多医疗记录已经电子化，医生仍要在病历或处方上手写大量笔记或指示。手写清晰度不仅是沟通问题。在更深层面上，与只描摹字母或直接打字相比，手写能更好地刺激大脑学习阅读。心理学家帕姆·缪勒（Pam Mueller）和丹尼尔·奥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对比了学生在课堂上用手写笔记和用笔记本电脑记笔记，想看哪种方式对学习效果更好。先前有研究表明，课堂上用电脑会分散注意力，但缪勒和奥本海默更关注的是电脑对笔记内容理解和加工的影响。结果显示：“即使学生只用电脑做笔记，也可能损害学习效率，因为这会导致学生对信息的处理更加浅层。”他们在三项实验中发现，与手写笔记的学生相比，用电脑记笔记的学生在回答概念性问题时表现更差。“用笔记本电脑做笔记的人更倾向于逐字逐句记录讲课内容，而不是将信息吸收并用自己的语言整理，这对学习不利。”换言之，我们手写时往往写得慢，需要边写边总结，这种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记忆；而打字速度快，容易变成不动脑的抄录。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写字和学习方式的学者，就像警示物种灭绝或环境污染的生态学家一般，他们担忧一个没有手写的未来。他们认为，键盘取代纸笔可能带来许多尚未预料的负面影响。研究技术如何改变读写方式的安妮·曼根（Anne Mangen）指出：“写作数字化在感觉—运动层面以及身体层面，都会给写作行为带来根本性改变，这种转变的影响还远未得到充分理解。”她认为，敲击键盘并在屏幕上看字会让人感到“更抽象、更疏离”，进而对教育和实践都会产生深远影响。而类似物种灭绝的过程，技能的退化往往也是一点点地发生。
人们常觉得，我们用键盘替代手写，就像用更高效的工具淘汰老旧、缓慢的方式。可就如面对面沟通的减少一样，我们常忽视了为了追求效率而放弃的那些东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学习和认知（尤其是儿童）可能不可逆的损害。一个能熟练打字却无法流畅写出自己名字的成年人，并不能算作“进步”的范例。从身体活动的角度看，书写需要手指、前臂的灵活配合。小说家玛丽·戈登（Mary Gordon）认为，用手写字所耗费的“劳动”本身也是乐趣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种劳动本身就有其价值，因为它真实地牵涉到血肉之躯以及笔和纸的‘物性’。这些锚点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如何在想象的漩涡中流连忘返，归根结底，我们始终处在一个有形的世界里。”手写还具有一种印刷文字难以企及的唤醒感。文学作品里不乏这样的情节：一封手写信或一个手写签名突然出现，引发故事重大转折。在狄更斯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戴德洛克夫人就是在一份法律文件上认出了前未婚夫（她一度以为已故）的独特笔迹，从而引出一系列事件，最终让她最大的秘密暴露于世。有时候，我们自己过去写下的字迹也能成为强大的记忆触发器。美国厨师兼烹饪书作家黛博拉·麦迪森（Deborah Madison）在翻找1970年代的旧笔记时，发现当年手写的菜谱一下子将她带回过去。那些记在棕色笔记本里的食谱夹杂着笔记、涂鸦、油渍以及她在旧金山Greens餐厅时所用的供货商名单，她说这记录了“我将新想法拼凑在一起的时光”。“有时看上去很谨慎、很用心；有时我的手又好像走神了，字迹潦草疲惫。但更多时候，纸页上透出那种深切的‘发现感’，让我翻看时再次感受到当年的狂热兴奋。”她不认为在电脑上打出清单会带来相同的情感：“手写的痕迹本身就饱含意义。”小说家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写小说时使用电脑，但会尽量让自己远离网络世界，并在笔记本上手写笔记。他在接受BBC采访时坦言，当他使用技术工具时，这些工具“也在塑造并配置”着他。他对一切“机械式”的工作方式保持警惕。人与生俱来的工作方式会因使用的工具而受到局限：手指在键盘上打字速度很快，但一只手拿笔写字需要更多的耐心。一个普通美国人平均每分钟可以打40个英文单词，但只能手写13个。书法家保罗·安东尼奥（Paul Antonio）也提到，他教孩子们写字，其实是在教他们如何放慢节奏。随着以IT为中心的世界观逐渐取代其他认知方式，我们对许多传承已久的人类活动进行着所谓的“主动弃用”，而手写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其他需依赖身体的技能也正面临同样的消失风险。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曾说：“当我们专注于制作实体物件，或演奏某种乐器时，我们的注意力主要由自己掌控。”操作工具或用弓拉琴时，我们需要同步感受和动作，技巧越熟练，就越能凭直觉做事而无需过多思考。他把这称作“情境认知”，它需要时间去培养，并会迫使我们放慢脚步。正如我们在观察手工艺者时看到的那样，桑内特曾在《美国手工艺》杂志上提到：“手工艺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让劳动的节奏变慢。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思考。”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制靴匠李·米勒（Lee Miller）那里，做一双手工靴子需要花上40个小时，他所使用的工具甚至已经有百年历史。米勒强调：那段用来制作的时光与最终作品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自动化机器能像人手那样精雕细琢。”愿意等上数年等待定制靴的顾客们，也认同这一点。手工制品的独特意义，正在于我们知道它所耗费的时间、努力和技艺。即便最先进的机器能批量生产出一模一样的精美成品，也无法带来那种“人力”赋予的情感共鸣。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说：“我们不只是能感知的生物，也具备认知能力。知道某件东西的来历、知道它的制造者如何被对待，这些信息确实会、也应该会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人们并不一定要是富豪才能享受手工制品的乐趣。像Etsy这样的平台，就能以各种价位出售形形色色的手作物品。也有评论者认为，我们对手工制品的渴望增长，正因为如今买到的几乎都是批量生产的制品，让人感觉自己和所用物件之间关系疏远。当年iPhone代工厂在中国的恶劣工作环境被揭露之所以引发公愤，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那些精美的电子产品竟出自劳累不堪、甚至频现自杀事件的工人之手。这一事实曾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所使用的科技产品，尽管这种愤怒在新款iPhone上市后似乎渐渐平息。我们对人类双手所留下的痕迹的渴望并未消失。不过，如今我们往往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去满足这种渴望——通过观看那些作品的图像或视频，而不一定真正去拥有或亲自制作。我们浏览Instagram上外形完美的菜肴，或观看陌生人在家装节目中忙碌的过程，也会看YouTube上那些五花八门的DIY视频：从精心剪辑的管道修理教程，到灯光昏暗、无比枯燥的修草坪片段（但莫名其妙地也能吸引数千万观看）。这种现象符合当下“替代式体验”日益增长的趋势。顺应我们的科技时代，也兴起了崭新的动手制造形态。例如“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它源自20世纪末黑客文化，致力于让个人更好地掌控技术运作模式。前《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辞职后加入了一家DIY无人机公司。他认为，一批新的DIY科技极客与3D打印爱好者正在反击一个过度沉溺于虚拟空间的社会。“把一个原本只是虚拟构想的东西快速转变为日常生活里可触摸、可使用的实体，带来的满足感是纯粹在屏幕上无法获得的。”他预测，随着越来越多“创客空间”的涌现，我们将迎来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然而，像尤金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等批评者则认为，这并非什么真正的革命，只不过是另一种由大企业和美国军方赞助的消费主义和DIY“修修补补”而已。在法国佩里戈尔附近，16世纪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家中书房的横梁上，刻着一句源自《传道书》的自由改写：“任何不了解心灵与身体如何结合的人，对上帝的造化一无所知。”蒙田对人类身体的各种面向都有深入的关注（他的随笔里甚至愉快地描述过自己和他人放屁），并批判那些否认肉体存在的虚伪。蒙田坚信，身体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主要方式之一——它既提醒着我们的脆弱，也抑制着我们的自大。“即便坐在世界上最高的宝座上，我们依然只不过是坐在自己的屁股上。”他这样写道。蒙田那个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对身体的要求与我们今天截然不同，也要艰苦得多，因而会更懂得谦卑。而在我们这个科技时代，这种谦卑却少见了。与新技术赋予我们的强大能力相比，我们每天用身体完成的各种琐事似乎显得无足轻重。如今，要给地球另一端发送一条信息，有时甚至比弯腰系好自己的鞋带更轻松。但在某些关键层面，我们使用的工具依旧是身体的延伸。正如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在《计算机的威力与人类的理性》中所说，我们必须“以运动和感知习惯的形式，将（工具的）某些特征内化”。我们的工具由此融入我们的一部分。而同样地，我们的身体也帮助我们在世界里找准定位。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言：“身体是我们最初、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我们对工具的选择与使用方式，不仅塑造了我们的“手部习惯”，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习惯”。这些“身体化”的体验，决定了我们如何学习看似平凡的事物，也影响了我们如何理解身边的世界。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Wallace Stegner）的小说《平静的角落》（Angle of Repose）中，有位角色这样描述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他的祖母在农场长大，“可以杀鸡、褪毛，然后再从容地把它烹食，这和她的邻居一样没什么可排斥的。”他们那一代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与我们不同——这也反映在他们应对现实挑战的方式上。“当家畜死了，家里人就得亲手处理其尸体；当有人去世，家中女性则为其料理后事。”如今，我们较少感到身体不适，也很少直面身体的局限。生活舒适度的提高，或许让我们在面对身体不可避免的衰退时更慌乱，也常常选择用各种技术来尽可能延长寿命。一些正在或即将消失的习惯，如手写、手绘，似乎并不紧要。这些都属于个人化的技能，很难直接“变现”（除非是极少数专业书法家的工作），也对许多人的现代生活不再有明显用处。然而，手写在我们生活中悄然退场的过程，也恰恰揭示了某些体验是如何走向灭绝的：它们不是通过某项政策或大众运动突然消失，而是在日常中被一点点忽视、渐渐淘汰。我们则把它合理化为“又一个进步的标志”。就这样，一项技能悄然淡去，同时也带走了一种跨越千年的人类体验。即使如此，这些体验还会留下一些痕迹，就像阿尔塔米拉（Altamira）和拉斯科（Lascaux）两处古老岩洞壁画——相隔数百英里，创作于大约四万年前，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刻画了同一形象：人类的手掌。在这个屏幕主宰的时代里，手写技能的快速衰退，也象征着我们在新旧交替中往往缺少深思。新技术并不一定要摧毁旧有方式。印刷术的出现并没有毁灭手写；也没有理由断定键盘与触摸屏必然会彻底淘汰笔和纸，或是软件一定会终结手绘。更别说，在课堂上引入科技并不代表就要完全赶走传统的身体化学习方式。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形式的共存，哪怕这种共存未必平静，也不一定始终和谐。正如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所说：“我们的肉体环绕在我们周围，怀着自身的欲望。”与此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去学习、去理解、去感受，并不只是局限于屏幕或他人作品的“替代式体验”。当我们的世界愈发被影像与虚拟所淹没，我们不应让对迷人新技术的渴求，淹没了人类“用双手去看、去碰、去创造”的根本需要。
本文经编辑节选自《体验的消逝：在数字世界中重拾我们的人性》（The Extinction of Experience: Reclaiming Our Humanity in a Digital World），由波德利·黑德（The Bodley Head）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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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Signature moves: are we losing the ability to write by hand?
刊载于 The Guardian
作者：Christine Ros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