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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下乡”到“文化进城”：城乡二元背离难题及其破解
作者：刘志刚，男，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校刊部教授，《唯实》杂志副总编辑，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文明比较、乡村文化振兴等。
摘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文字下乡”、“博士下乡”，延安整风时期的“文艺下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几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下乡”运动，与恢复城乡有机循环的文化“下乡进城”并无直接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下乡”因有着浓重的行政干预痕迹而未收到明显的预期效果。农民工、乡村精英身心分离的“文化进城”，除部分满足城市居民猎奇心理外，同样不能解决乡村“文化进城”尤其是“精神进城”难题。城市对乡村的“主动改造”与乡村对城市的“被动回馈”，均非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良性互动状态。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促进城乡文化产业差异互补和有效承接，才是消解城市文化“改造”悖论、破解城乡文化二元背离难题，进而实现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文化下乡；文化进城；城乡关系；二元背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问题的提出
发端于近代工业革命的城市化，造成了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城乡配置失衡，而这种物质层面的城乡失衡传导到精神层面形成了“文化堕距”，集中表现为城乡主体行为方式、道德判断、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文化失调。20 世纪30 年代，梁漱溟在阐述乡村建设运动缘起时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1］25。晏阳初、费孝通等人同样给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失调的判断。晏阳初认为：“固有文化既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来，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乱分歧的状态……这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实有从根本上求创应（Creative Adaptation）的必要。”［2］215费孝通则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3］1城乡文化失调问题不仅存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而且贯穿于与城镇化相同步的“乡土中国—城乡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由社会活动家发起的“文字下乡”或“博士下乡”，还是城镇化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以及由乡土礼俗进城展演、农民工与乡村精英等城乡“两栖”群体无意识的“文化进城”，这种非对称的“下乡进城”看似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实则因过于强调城市的主导地位而演变为城乡文化的“改造—回馈”悖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乡之间的文化失调造成了城乡分离对立与价值观念异化。建立在城乡不平等基础上“改造”乡村的现代化模式，以及基于“城市优于乡村”惯性思维的单向度“文化下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文化失调的问题。晏阳初将“愚、贫、弱、私”［2］146视为乡村社会通病，进而将乡村建设运动视为救济乡村的“社会改造运动”、将农民和乡村视为“改造”对象，并因此提出《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2］502-515。为“除文盲、做新民”，他主张让“博士下乡”参与乡村重建。但很显然，他所主导的“乡村改造运动”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愚、贫、弱、私”问题。梁漱溟针对贯穿百年“乡村破坏史”的文化失调问题，将文化改造视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底层逻辑，但其无视阶级对立的客观存在，并因“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而屡屡陷入“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1］11，448的困境。此外，延安整风时期的“文艺下乡”运动，更多出于城市知识分子精神改造的考虑；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是特定历史时期消除“三大差别”的浪漫主义理想。上述几次规模较大的“文化下乡”，与恢复城乡有机循环的文化“下乡进城”并无直接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对乡村的“改造”，图书报刊下乡、戏曲下乡、电影电视下乡等城市“文化下乡”活动，有着浓重的行政干预色彩，一旦受商业利益驱动，极易演变为城市文化资本的“乡村独舞”，并可能带来“水土不服”甚至适得其反的社会效果。
二、城市“文化下乡”的历史梳理及其内在逻辑
“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4］3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开篇对中华民族乡土本色的深刻认知。虽然从中华文明的肥沃乡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4］3，但具体到“乡土中国”一词，它绝非仅仅用来隐喻“田园牧歌式梦幻”，而是暗含着乡村与城市相比“愚昧、落后、有待开化”的关联性判断［5］。在费孝通看来，所谓乡村“愚、贫、弱、私”绝不是简单的“文字下乡”或“博士下乡”所能根治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4］18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显然未能解决城乡文化失调尤其是所谓乡村“愚、贫、弱、私”问题，而此后几次规模较大的“文化下乡”运动，因为受到“文化下乡”动机、运动动员机制、城乡供需错位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其时代局限性或机制性弊端。
（一）延安整风时期的“文艺下乡”：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改造
1942 年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生活中蕴藏着文学艺术的丰富养料，“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6］860。为落实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一场涉及文学、戏剧、出版等领域的“文艺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1943 年3 月到1945 年9 月，一批城市文艺工作者以强烈的自省意识扎根农村，自觉接受精神世界的改造与洗礼，并涌现出一批兼具乡土气息与审美价值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在文学创作方面，艾青、丁玲、周立波等作家创作出《大堰河——我的保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在送戏剧下乡方面，鲁迅文艺工作团等艺术团体走进乡村，创作并演出了《双喜临门》、《兄妹开荒》等喜闻乐见的戏剧曲目；在出版方面，这一时期还提出了“书报下乡”的口号［7］。城市知识分子的“文艺下乡”，客观上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精神文化交流，“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也从国家的东部扩展到了中西部腹地，这其实也是一个将城市文明带入乡村的过程”［8］。在极大推动文化大众化、民族化进程的同时，部分解决了“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城市文艺工作脱离农村”的问题。但从这一时期“文艺下乡”运动的出发点和实际效果看，此次运动更多出于城市知识分子精神改造的考虑，而并非基于城乡文化失调的基本事实，自然也没有从本质上触及城乡精神融合问题。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消灭工农城乡差别的浪漫主义理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提倡文化下乡，电影上山，普及社会教育”，并制定了旨在“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及各种专门人才”［9］79的一系列“文化下乡”政策。作为“以文化支援农业、加强工农联盟、密切城乡文化联系”的具体举措，文化部、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于1963 年联合组织了“农村文化工作队”（主要由文学、美术、电影、音乐、舞蹈、戏剧工作者以及书刊编辑、科普工作者组成）。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由此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一时期，“上山下乡”运动参与总人数超过1600 万，仅1969 年1—2月，全国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就达到155.6万人［10］。与延安整风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改造不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标是“输送社会主义文化艺术”，通过向农村输送知识青年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对破除农村封建传统观念、加强工农城乡联系具有积极意义，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式消灭工农城乡差别，明显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上山下乡”的号召“辅之以政治抱负、社会责任感等意识形态成分”［10］，客观上夸大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精神动员功能及其实际效果。
（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快速城镇化的“回馈乡村”
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中宣部、农业部、文化部等十部委于1996年1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1997 年正式实施），并将送图书报刊下乡、送戏下乡、送电影电视下乡、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列为“文化下乡”的主要任务。此后，“送文化下乡”这一面向乡村的文化惠民工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被延续下来。作为“三下乡”活动的配套工程和后续行动，199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文化资源共享工程、文化惠民工程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2002 年起，国家和地方层面组织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近30 年来，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科技素养、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城市“文化下乡”长效机制得以确立，体现了党和政府推动城乡文化资源共享、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政策设计初衷，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本身就具有“城市文化先进、乡村文化落后”的内在逻辑和固化思维。重“送”轻“种”的城市文化供给，虽然部分实现了快速城镇化对乡村的某种回馈，但这种城市主导的“城→乡”文化单向输出，客观上忽略了乡村文化可持续生存的内部逻辑，并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缺乏城乡文化有效互动机制的政策性弊端。
三、“文化下乡”与“文化进城”的畸形错位与行动困境
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城市与乡村“各自形成了属于自身的生活需求、生产需求和价值认知”［11］，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互为补充、彼此成全的关系。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文字下乡”或“博士下乡”之所以陷入梁漱溟所说的“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困局，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乡村社会现实与农民的主体性。而从城镇化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的实践效果看，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高度不对称”［12］99，使城市“文化下乡”与乡村“文化进城”发生畸形错位。行政逻辑导向下的城市“文化下乡”与受现实利益驱动的农民工、乡村精英离乡进城等无法形成同频共振的耦合效应。“重总量均衡、轻供需对接”的城市“文化下乡”，并没有打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进而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而作为城镇化的“应激反应”，农民工与乡村精英，身体虽已“进城”精神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以乡村“文化进城”为表现形式的“乡→城”反向回馈更无从谈起。
（一）政策困境与供需错位：“文化下乡”的逻辑困局
工业文明、农耕文明建构的两种不同空间形态，体现了城乡文化“相成相克”的存续逻辑，但国家动员式或知识精英自发的城市“文化下乡”，无疑潜含着“城市先进、乡村落后”的前提性认知。无论是延安整风时期的“文艺下乡”运动，还是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部分实现了城市对乡村的文化补偿，但更偏向于国家意志干预下的城市知识分子精神改造，而城镇化进程中以城统乡的“文化下乡”，遵循着自上而下的单向供给逻辑而不是建立在城乡平等的基础上，从而忽略了乡村自主选择权与精神文化产品的供需规律。这种脱离乡村居民现实生活场域和知识结构体系的“文化下乡”，不仅极易使政策制定者陷入主观意志偏好的误区，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城市资本垄断精神文化产品发行权、表演权等现象，并因此屡屡陷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价值困境、功能困境与行动困境”［13］。
从“文化下乡”的政策立意看，重“送”轻“种”的文化供给，造成了城市供给与乡村需求的供需错位。一方面，意在消除城乡文化壁垒、弥合城乡精神鸿沟的城市“文化下乡”及其制度设计，将乡村视为城市“改造”对象，但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传统以及乡村文化的内生特质。作为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供给”模式的延续，城市“文化下乡”暗含着“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的既定逻辑。这种城市主导的单向输出型“文化下乡”，显然忽略了乡村中坚力量流失的空心化事实以及留守村民的现实处境，并使“文化下乡”成为事实意义上城乡二元结构的文化领域延伸。另一方面，政策目标与行动效果的“二律背反”，使“送文化下乡”陷入所“送”的文化“下不了乡”的窘境。城市“文化下乡”的单向度输出，某种意义上背离了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制度设计初衷。“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送文娱活动下乡”等城市“文化下乡”活动，因忽视乡村内生需求与精神特质而暴露出行政导向、功利主义等弊端，并演变为低效能的形式主义。图书、报纸、广播、影视的形式趋同化、内容单调化，造成大众文化产品有增长无供给的城乡供需失衡，反映乡村真实状态和农民真情实感、让乡村社会产生思想共鸣的作品少之又少，并因缺乏城乡有效交流而存在效率低下、机制空转等负面效果。
从“文化下乡”的实践效果看，城市文化的商业法则与工业理性销蚀着乡村社会的礼俗传统和人文关怀。文化“下乡进城”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而行政导向下自上而下的城市“文化下乡”，并没有形成城乡文化融合、精神互哺的理想格局。一方面，强调效率优先的“文化下乡”，时常演变为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追求“纸面繁荣”的“政绩工程”，甚至成为城市文化资本“自娱自乐”式的“乡村独舞”。依赖主观意志或过度追逐短期商业利益的畸形市场行为，使城市资本在生硬“改造”乡村的同时挤压着乡村文化的存续空间。文化供给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倾向使乡村社会原生文化形态黯然失色，乡村居民因丧失文化自主性与话语表达权而被迫放弃了延续数千年的乡土价值判断，进而“邯郸学步”般的追随城市文化。长此以往，“城市的资本越下乡，农村就越不像农民的农村”［14］。“图书下乡”所捐赠的“过期的农业技术资料、艰涩的理论读物”［15］，因无人问津而成为积满灰尘的摆设；“戏曲下乡”在流行音乐等娱乐文化的冲击下因曲高和寡而沦为“文化盆景”，所谓的“文化大餐”常常食之无味；意在“点亮农民夜生活、丰富群众精神食粮”的电影放映工程频频遭到冷遇，普遍存在“下乡电影”观影率低、流动放映车空置率高等问题［16］。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以其市场化惯性与商业化法则，“改造”甚至侵蚀着维系乡村文化认同的“地方性知识”。“市场语言”的无孔不入，使城市文化以其同质化模式取代了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城→乡”文化单向流动而非良性循环，造成了乡村社会的文化乖离与价值观念“内卷化”；城市商业文化及其蕴含的消费主义逻辑，解构着乡村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礼俗传统和道德观念，而适应乡村新变化的道德范式或精神秩序尚未形成。乡村因精神文化空间被挤压而陷入传统规训弱化、无意识道德恐慌、公共精神衰竭等困境，“地方性的独特审美与价值判断踪影全无”［17］162，并 存 在 进 一 步 诱 发 城 乡 精 神 冲 突 的可能。
（二）身心分离与应激反应：“文化进城”的行动困境
无论基于何种时代背景或国家动机，几次规模较大的城市“文化下乡”，客观上都对乡村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实上，城市“文化下乡”也对城市自身产生了正面效果——“文化进城”的反向回馈。经过延安整风时期“文艺下乡”运动的精神改造，城市知识分子创作出一大批对城市道德观念、价值判断具有思想启迪意义的经典作品；知识青年经过“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礼，返城后将乡村精神正向反馈给城市。此外，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乡村精英等城乡“两栖”群体，向城市注入了长幼有序的朴素伦理和崇德扬善的道德观念，但将其上升到“文化进城”或“精神进城”的高度未免有些牵强，或许可以定义为乡村对于快速城镇化的某种“应激反应”。
一方面，行政干预式自下而上的乡村“文化进城”，对城市居民的文化心理与精神世界影响甚微。各级政府组织的乡村戏曲表演、农耕技艺展示、民俗展演等“反向输出”式“文化进城”，更多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异质文化体验甚至是猎奇心理；公共图书馆的城乡“总馆/分馆”资源共建模式，“城市书房+农村书屋”的城乡联动，城市公共博物馆与乡村博物馆的数字化共享，除了再次验证城市对乡村的文化溢出效应外，并不能有效佐证乡村“文化进城”的效果。此外，城乡文学创作领域的“进城文本狂欢”，以“城市异乡者”为题材的“乡土叙事→城乡叙事”转型，同样不能证明乡村文化对城市居民形成的实质性影响，反而在某种意义上隐喻着“城市中心论”的回归。
另一方面，城乡“两栖”群体所展示的乡村文化体验，与“文化进城”并无实质性关联。对于身处城镇化前沿的城乡“两栖”群体而言，无论是进城农民工还是急于摆脱“农民”身份的乡村精英，普遍出现集体性身份焦虑。面对城乡之间的暂时文化真空，城乡“两栖”群体陷入了“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的尴尬处境。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跳出龙门”的进城农民工和乡村知识精英，在“习得、内化城市先进文化”［18］的同时，试图拓展乡村精神文化的城市生存空间，并给城市居民带来了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和人文关怀，但总体上看，这种自发式的“文化进城”缺乏实质性政策支撑。无论是徘徊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还是城乡“两栖”乡村精英，其生活方式、道德判断、价值观念更习惯于比照城市工业文明与商业化逻辑。与城镇化过程中国家动员式的“文化下乡”相比，农民工、乡村精英等城乡“两栖”群体无意识的“文化进城”显然不成规模，虽然城乡“两栖”群体身体进城或已取得“城里人”身份，但“文化进城”在城市商业文化、娱乐文化冲击下似乎有心无力，更谈不上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层面的“精神进城”。
四、文化“下乡进城”的城乡二元背离难题及其破解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认为，“把‘文化’看作‘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是20世纪人类学和社会学最突出的特点……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是在继承和充实一种社会观和生活观，而这些都源自工业主义以来形成的普遍经验”［19］345。新时代以来，我国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顶层政策设计同样强调“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20］157。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作为特质各异的两种文化形态，将随着城乡关系的趋势性变迁而走出单向“下乡进城”困局，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宏大视域中形成要素互动、精神互哺的城乡文化共同体。
（一）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结合
城市和乡村是基于不同社会分工进行资源要素交换的两大生态系统，虽然快速城镇化客观上造成了城乡文化落差，但二者所拥有的精神生产资料具有互补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乡村文化发展不充分问题，不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实施了包括文化振兴在内的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的“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新时代命题，更为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方面，健全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促进城乡文化结对帮扶。无论是“文化下乡”还是“文化进城”，都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同一目标的两个面向，其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人”，即城乡共同体视域下互为主客体的城乡居民。城乡知识落差、文化壁垒乃至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城乡人才双向流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探索实施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并多次就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推动城镇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作出重要指示。2023年9月，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该方案所说的“乡情牌”和“乡愁牌”，既与费孝通所强调的桑梓情谊即“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21］316有异曲同工之处，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城乡人才流动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落实。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分别从城乡文化结对帮扶、要素平等交换、人才双向流动等方面，为破解“下乡进城”的供需耦合困境与“重送轻种”的政策执行困局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举措。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引导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文化建设”；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组织引导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
另一方面，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为消解城乡文化“下乡进城”悖论，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文化发展不充分难题，国家层面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为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如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统筹推动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的具体方式”；2023年《“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将“家乡建设我添彩，共富共美共未来”确定为活动主题；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提出了“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文联办公厅2024年3 月联合印发的《“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工作方案》将这一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培育文明乡风、促进城乡融合、赓续农耕文明制定了路线图。为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乡村篇，该方案明确了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发布乡村文化地图、开展文化大篷车下乡巡讲巡演、举办农耕农趣农味文化体育活动、打造乡村文化产业创意大赛品牌等乡村文化振兴具体任务；为实现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有效推动乡村“文化进城”，该方案推出了“新国潮”乡村优秀文化艺术展演、全国乡村文化艺术展演季、城乡互动交融的农业嘉年华等重点活动。
（二）城乡文化产业的差异互补与有效承接
“城市与乡村具有悠久深厚的共通之处和各具特色的差异”［22］，决定了二者不是彼此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地理空间和精神家园。城乡文化合理流动与功能耦合的状态，源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2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是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双向奔赴的过程。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既不是否定彼此差异，也不是城乡文化产业的相互雷同。既要合理借鉴城市工业文明的开放创新精神，辩证地汲取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实现城乡文化要素有序流动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也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知识集聚与扩散效应，重构兼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特质的城乡数字文化产业链。既要发挥城市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项目资源、技术人才集聚的优势，以菜单式、订单式等个性化服务促进城乡文化产业双向互动，也要发挥新乡贤等“两栖”群体连接城乡的桥梁纽带作用，在破解城乡文化同质化困境的基础上打造城乡特色文化产业与个性化品牌，进而实现城乡文化产业、个性化景观的差异化共存。
对于城市而言，城乡融合发展既不是乡村对城市的无条件经济供给，也不是城市对乡村的单向文化输出。应主动放弃“城市进步主义”的惯性思维，使乡村成为和城市具有同等发展条件的另一种生活方式选择，而不是“要使乡村完全转变为城市的复制品”［24］。通过塑造展现现代工业文明特质的数字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数字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效率，并突破自上而下的文化供给制度性弊端，以文化产业相互承接促进城乡文化和谐共生。同时，依托城市博物馆、文化馆等载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对于乡村而言，乡村既不是用来逃避“城市病”的田园牧歌，也不是城市居民忆苦思甜的乡愁寄托，而是要在借鉴城市文化现代特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持乡村传统村落、农耕文明遗存的乡土气息，依托村史纪念馆、文化礼堂、乡土记忆博物馆等物化载体，延续乡村文化肌理与中华民族的共同乡愁记忆。发挥国家层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人才数据库的优势，实现传统乡土文化场景的数字化转译与现代化更新，并在物理景观求同存异、价值观念相互启迪中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三）“文化下乡”与“文化进城”的供需耦合
在雷蒙·威廉斯看来，“传播不仅仅是传输，还是接收和回应”，而“主动的接收和鲜活的反应”取决于“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城乡共同体意义上的文化传播，“永远都需要生命存在的平等，否则共同经验将失去价值”［19］444，448-449。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既不是自上而下的城市“文化下乡”，也不是表层意义上的乡村“文化进城”，而是建立在城乡平等基础之上的文化融通与精神互哺。无论是“文化下乡”还是“文化进城”，都不能仅仅停留在城市文化单向输出或“飘浮于乡村社会结构表面的展演”［25］层面，而是各自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汲取精神养分的过程。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以城统乡的城镇化造成了城乡文化层面上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不仅体现为人口、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的“乡→城”单向流动，而且表现为行政导向下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以及乡村主体身心分离的“文化进城”。
一方面，以乡村需求与城市供给相耦合的“文化下乡”，让乡村居民充分认知并平等共享城市的正向主流文化和潮流文化。过度追求“纸面繁荣”或“工程政绩”的“文化下乡”，只会把书报下乡、文艺巡演等变成“文化盆景”或应付上级部门工程验收的“规定动作”，而“文化下乡”过程中夹杂的一些低俗娱乐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销蚀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为改变城市“文化下乡”与乡村现实处境“水土不服”的尴尬局面，应有效克服自上而下文化供给模式的先天弊端。城市应主动放弃乡村“改造者”、文明“教化者”等高高在上的角色意识，以供需耦合破解城乡文化同质化困境，进而实现从“输血者”到“造血者”的角色转换。在“送什么样的文化”问题上，既要充分考虑乡村受众主体的自主选择权，审慎运用行政干预手段和效率优先的资本运作逻辑，也要尊重积淀深沉乡土记忆的乡村礼俗传统，集中提炼体现中华文明共性特征的城市文化符号。
另一方面，以文化展演与精神互塑相结合推动乡村“文化进城”，重塑城乡文化关联与城乡居民的精神归属感。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源泉，乡村文化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内涵，既为传统乡土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给养，也为现代城市文明提供了智慧启迪和哲学思考［26］。乡村要在积极承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资源的同时，以“文化进城”减少城乡文化“逆差”。通过还原节庆习俗、农业庆典，展演乡村礼仪、传统戏曲等形式，原汁原味地呈现“友善、孝廉、诚信”等乡土文化要素，在回归农耕文明精神本原的同时以“文化进城”的形式增强乡村文化的感染力。通过推动乡村礼俗传统、精神信仰的现代化更新，为消费主义至上、强调效率优先的城市工业文明注入人文精神与情感温度。当然，“文化进城”并非特指把乡村文化送到城市的剧场、展览馆等特定物理空间，以旅游展演等形式展示农耕技艺、乡风民俗等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城市居民的乡村文化体验，同样不失为乡村“文化进城”的有效方式［27］。此外，农民工、乡村知识精英等城乡“两栖”群体对城市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为城市带来新鲜乡土元素、更新城市居民社会心理的同时，丰富了城市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形态。充分发挥城乡“两栖”群体连接城乡的身份优势和“精神黏合剂”功能，推动具有开放包容、进取创新特质的城市文化“下乡”，促进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更新，推动体现乡土特质与人文精神的乡村文化“进城”，集中展现符合中华文明共性特征的文化景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乡村“文化进城”形式的有益补充。
五、结语与展望
文化“下乡进城”并不是完全由城镇化衍生出来的讨论话题，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字下乡”和“博士下乡”，延安整风时期的“文艺下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可以纳入讨论范畴，只不过，快速城镇化放大了城乡文化二元背离难题。无论是有着明显行政干预痕迹的“文化下乡”，还是乡村主体无意识的“文化进城”，均未收到“改造”乡村或“回馈”城市的积极效果。“文化下乡”的供需错位与“文化进城”主体的身心分离，使“文化下乡”与“文化进城”客观上演变为文化意义上的城乡“改造—回馈”悖论。与农耕文明时代“城乡一体”的有机循环不同，城镇化进程中“以城统乡、以城带乡”式的“文化下乡”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城乡同质化，这与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相去甚远。而作为快速城镇化的乡村“应激反应”，乡村文化蕴含的礼俗温情、人文关怀并没有伴随“进城者”的身体同步“进城”，乡村传统道德伦理与价值判断也对城市文化影响甚微。乡村自发的“文化进城”与行政导向下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完全不成比例，或者说其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经济问题，更是事关乡村精神生态和精神空间重塑乃至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问题［28］。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实现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如果说文字下乡、科技下乡等属于知识技术层面的城乡交流，产业下乡、工业下乡更多停留于经济意义层面［29］，乡土礼俗、农耕技艺等乡村文化进城展演有着明显的行政干预痕迹，城乡“两栖”群体的“文化进城”尚处于无意识状态，那么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城乡双向流动与反哺，才是真正触及精神世界的“下乡进城”。消解“下乡进城”的城乡悖论进而实现精神层面的城乡耦合与同频共振，不能仅仅停留在城乡文化图景的表层互动。从现实维度看，城乡之间的输出式、展演式精神文化交流，虽然不失为重构城乡文化有机循环系统的有益探索，但从更长远的历史维度看，重塑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城乡文化生态系统，促进城乡精神层面的道德互塑、精神互哺，才是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