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 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与当代中国
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
作者：钱智勇，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本论》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及其手稿；时宇琦，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及其手稿。
摘要：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大基本理论武器，承载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具有一般性、特殊性和历史暂时性。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不仅回答了“什么是财富”，尤其解决了“货币到底是不是财富”这一问题，揭示了在一般的生产方式下财富的两种存在形式，而且指明了两种财富之间存在着可能的矛盾。同时，劳动价值论承载着资本周而复始运行的任务，它揭示了在资本的特殊生产方式下特殊资本财富的两重属性，资本两重属性之间的矛盾必然转化为现实的矛盾使资本走向过剩。最终，当价值消亡，人类从维持生存发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更高级的活动时，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会随着资本生产力和资本关系的终结而完成，而这更加印证了资本生产方式只是历史的、暂时的。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历史使命；《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并指明了不同形式的财富的真实源泉。劳动价值论不仅承载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任务，而且也指明了一切以劳动为创造财富主要手段的社会中劳动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在一般的生产中财富的两种存在形式，并指明财富以何种形式存在是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的，同时解决了以往的经济学家没有解决的问题，即指明了不同形式的财富的真实来源，使两种财富之间存在着可能的矛盾。劳动价值论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在于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分析，它揭示了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下，所创造的特殊资本财富的两重属性，以及所引发的现实的矛盾。当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迈入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时，价值成为历史的概念，人类劳动也不再成为生产的必要要素，人开始从事更高级的劳动，劳动价值论也就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终结而完成自身的使命。据此，本文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从一般性、特殊性和历史暂时性三个方面，科学阐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
一、劳动价值论历史使命的一般性
（一）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财富的两种存在
财富的生产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因。自劳动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结合创造出不同的物以来，“财富”逐渐成为人们渴望并不断追求的存在。何为财富，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始终想将其固定在某一存在上面，从而将财富的内涵永恒化，但在任何的生产方式下，财富的存在形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区别于自然给予的天然财富，人类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它内在地包含着人类劳动的两重属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时期，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存在形式是不同的。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财富多以使用价值形态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作用，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和交换范围的扩大，价值越来越成为财富的核心内容，使人们对价值形式财富的追求逐渐替代了自给自足的使用价值形式财富的生产。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基于创造财富的劳动具有二重性，揭示了财富作为一般财富和特殊财富的两种存在。
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财富更多是以人的劳动为中介创造出来的，人类劳动一方面创造出作为价值存在的财富，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作为使用价值存在的财富，其中作为价值存在的这类财富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一般财富。虽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较早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25，但斯密只将物的有用性看作是唯一财富，因而到了流通领域他便错误地认为价值是依据交换到多少具体的物来确定的。斯密没有发觉人类劳动的内在属性，所以他只能单纯地看到财富作为有用物的这种形态。
马克思在“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现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重属性，指出任何财富创造的过程都需要人脑力和体力的耗费，都会给人带来一定的麻烦，这种人类的抽象劳动是财富一般形式的唯一源泉。因此，作为一般财富的价值本质上是对象化在财富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抽象掉了一切具体形式的有用性，是内含在财富中共性的存在。正是由于一切财富中都包含着这样一般性的存在，人们进行交换时才能通过财富价值的大小来确定交换的比例，因此“在交换本身中，商品只是作为价值而存在；只有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才进行比较”［2］40。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劳动创造的剩余增多，使交换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增加，原本充当交换媒介的某种有用物或劳动本身就越发难以满足交换的需要，迫使在财富世界中找到一个在质上与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存在。而货币作为价值的一般代表，它是一切使用价值可以用来比较和计量的存在形式，同时又是一切使用价值向其转化，再不断转化为各种使用价值的存在形式，因此它成为一切使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一般交换手段。马克思将这种规定性称为“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2］38，正是具有这种规定性的货币从整个财富世界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般财富。作为价值，货币是一般财富。
与总是处于待实现状态的财富的特殊形式不同，存在于货币形式的财富作为一般财富，它总是可交换的，因为它“既作为财富特殊存在方式的抽象，又作为财富总体”［3］173而存在。就财富的自然存在形式而言，只有当这种存在形式满足某种交换的特殊需要，并提供与其相适应的数量，才是可交换的，从而由可能的财富转变为现实的财富。但货币财富的规定性使它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一切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因此，货币财富成为与其他一切特殊使用价值相对立的财富，并成为其他一切财富价值的实体，它作为财富中的“上帝”［3］173存在。
人的劳动总是在一定目的下进行的。人的自然规定性使其产生对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方面的特殊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就要求人从事特定种类的劳动。这些不同具体形式的劳动是人“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4］56生存条件，只有通过具体劳动，人才能创造出各种不同质的有用物，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认为，这些用以满足人的各种生存发展需要的有用物是财富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即特殊财富，而这种物的有用性就是使用价值本身。特殊财富作为使用价值存在的这一规定性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对财富形式最初的规定，“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4］49。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何种阶段，财富总有一种形式是为了让人将其消费掉来满足自身需要而存在的。
作为特殊财富来源之一的具体劳动被马克思称为“有用劳动”，如何判断某物是否“有用”，这不是从物的角度出发的，因为“有用”并不是某物内在就具有的属性和规定，而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判断某物是否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是否是特殊财富，是要在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验证，只有它通过自己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满足了人的某种需要，才成为财富。那么，任何被人需要的、对人“有用”的使用价值，都可以被称为特殊财富。从这一角度来看，特殊财富只不过是人需要的多样性在物质方面的体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需要的多样性会逐渐增加，从而推动特殊财富的范围日渐扩大。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阐明了财富的真正源泉，找到了创造财富的劳动的本质属性——人类劳动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科学地回答了到底“什么是财富”，尤其是解决了“货币到底是不是财富”这一问题，从而揭示了财富的两种存在。
（二）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财富两种存在可能的矛盾
在以往的生产方式中，特殊财富存在着无法转化为一般财富的可能，这种可能使二者产生对立和矛盾。这一矛盾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财富世界中，一般财富和特殊财富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一般财富作为价值存在，它可以交换到自身所需要的一切特殊财富，但相反地，特殊财富却并不能随时随地转化为一般财富，它会受到诸多限制。由于一般财富越来越在财富世界中掌握着这样至高无上的选择权，所以必然导致一般财富和特殊财富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中明确提到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4］55，作为财富两种存在来源的两重劳动之间的矛盾是财富两种存在之间的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劳动价值论阐明了虽然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重属性，二者在时空上都是统一的，但生产力的发展使交换出现、私有确立，劳动这两重维度的内在对抗和斗争也就逐渐显露出来。具体劳动是人对自然加以利用和改造的方式和手段，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是劳动的自然属性。具体劳动创造了财富的特殊性即使用价值，这种特殊性在每一个单独存在的财富上各不相同，这说明具体劳动创造出了财富的不同质，它一方面提供了财富进行交换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使财富在交换时无法通过这一属性来确定量的比例。而抽象劳动为社会不同形式的劳动找到了同一的质，它反映了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劳动的社会属性。抽象劳动创造了财富的一般性即价值，它使财富的交换由可能变为了现实，因为它为财富找到了可以计算和比较的共性的存在，它没有质上的差别，只有量上的不同。然而抽象劳动是无法被直观感受到的，必须通过具体劳动表现出来，但具体劳动能否还原为抽象劳动，就要看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能否被社会接受和认可，一旦使用价值找不到交换的对象，内含在其中的抽象劳动也就无法实现。因此，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对立了起来：只有当具体劳动完成交换，抽象劳动才得以实现；而抽象劳动又成为具体劳动在交换时统一的衡量标准，只有在抽象劳动的计量下，具体劳动才得以完成交换。并且随着一般财富越发成为社会财富的核心，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抗就越发表现为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支配。
当劳动的客观条件逐渐脱离共同占有而走向私有时，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就进一步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并成为财富生产过程中的另一对基本矛盾。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属于单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一生产条件下，生产财富的劳动就获得了双重性质：它既是个别劳动者独立生产特殊财富的私人劳动，同时又是为满足交换中他人的需要和社会需要所进行的社会劳动。由于个别劳动者劳动的社会性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特殊的使用价值作为私人劳动的结果必须通过交换转化为货币这一价值的代表形式，才能让个别劳动者的生产行为和劳动成果成为现实的活动和财富，才能使他的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这种对立导致如果这个转化过程不能完成，即便是私人劳动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使用价值也无法实现其价值，因为这些特殊财富无法被社会所承认。马克思将这个转化过程比喻为特殊财富的“惊险的跳跃”［4］127，一旦失败，摔坏的一定是这些特殊使用价值的生产者。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在私有条件下财富的两种存在之间的矛盾，私人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的核心就在于特殊财富能否实现为一般财富。而每个生产者都期望将自己的特殊财富转化为一般财富，因为只有当他成为一般财富的所有者，他才能够“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2］51。
具体劳动的特殊性创造了财富使用价值的特殊性，抽象劳动的一般性创造了财富价值的一般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财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不一定有价值，比如阳光、空气、水等天然财富，但有价值的财富一定有使用价值。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必须将使用价值作为自己的物质承担者才能存在，而财富的生产者要想实现蕴含在财富中的价值，就必须将使用价值让渡出去，用这个特殊的使用价值去满足交换者的需要，实现了价值后才能进行再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则必然在现实中表现为特殊财富和一般财富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各种特殊使用价值和货币之间的矛盾。
二、劳动价值论历史使命的特殊性
（一）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特殊资本财富的两重属性
财富生产的发展使以家长制、封建制为代表的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式解体，进入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处于相对独立状态的社会阶段。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拥有“双重自由”的——既拥有人身自由又处于经济自由的活劳动力大量出现在市场上以待被雇佣，另一方面使原来作为劳动力所有物的劳动客观条件成为他人的所有物，与劳动力相分离、相对立。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转化为了特殊的资本财富。作为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特殊资本财富同其他财富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
特殊资本财富不是物，而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财富。在以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下，特殊资本财富存在的目的就是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殖，这使特殊资本财富成为自为存在的价值，成为生产中“能动的主体”。从特殊资本财富在价值增殖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其中的一部分资本以生产资料等对象化劳动的形态存在，这部分价值通过不断地与劳动相结合将自身价值转移到新的财富中，另一部分资本则是以活劳动能力的形态存在，而这部分不仅能再生产出自身，还新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但就作为价值而言，这种划分只是纯粹的“形式上的划分”［2］103，因为它们都来源于人类劳动，并且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下，劳动始终是劳动一般，也就是说，劳动是作为抽象劳动在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既然剩余劳动是获得增殖价值的唯一源泉，特殊资本财富要想实现价值增殖，必然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在再生产出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必要劳动之外还必须有剩余劳动的存在。特殊资本财富的增殖欲望推动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使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在不断缩小，也就意味着原本属于工人的自由时间越来越被特殊资本财富所侵占，并且这种侵占是资本不费分文的。结果就是特殊资本财富用等同于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交换来自工人在全部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一切价值，因为在特殊资本财富看来，工人在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都是它已经预付了价值的回馈，工人所有的劳动都是必要劳动。所以，被支付给工人等同于再生产自身所必需的对象化劳动的价值越小，能够获得的增殖价值即特殊资本财富的积累越多。
剩余劳动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它存在的前提是必要劳动的存在，因此特殊资本财富作为价值必须不断地吸纳劳动，且它的趋势是愈来愈多地吸纳劳动，通过从时间上延长工人的工作日和从空间上使“许多工作日同时并存”［2］84的方式，使更多的抽象劳动进入到特殊资本财富的生产中。只有劳动量上的绝对增长才会生产出剩余劳动增加的可能，对象化劳动越是同时与活劳动发生关系，特殊资本财富越是获得增殖的价值。因此，特殊资本财富想要维系和巩固自身的存在，就必须不断绝对地扩大活劳动的使用量，并最大限度地否定必要劳动，这也是特殊资本财富的必然趋势。
在特殊资本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关系即资本使用劳动的关系，由此形成了资本财富的特殊使用价值——保存和增殖价值。特殊资本财富究其本质不是具体的物，但它必须时刻表现为具体的物，它同用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特殊使用价值不同，特殊资本财富的使用价值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马克思提到“只有再同活劳动相交换，才能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2］85，意味着只有在劳动被并入特殊资本财富，成为其中的一个要素时，资本的使用价值才能存在。
特殊资本财富得以将价值保存下来是通过活劳动所具有的一般的质实现的。只要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开始发挥作用，就必然要改变过去劳动的存在形态，使之与各种劳动目的相适应。过去的对象化劳动时间在一种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上分解、消失，但它却通过活劳动在更高级的使用价值形态上被保存和复活了，逐渐成为能够直接消费的对象。因此“劳动的这种保存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力”［2］77，活劳动的质将旧的使用价值以新的形式保存下来，从而使蕴含在其中的原有的资本价值保存了下来。而特殊资本财富能够自行增殖的使用价值也是活劳动带来的，资本向活劳动支付了再生产活劳动能力的等价物，却得到了活劳动整个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价值，而这个价值中的一部分补偿了资本支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另一部分则成为被资本无偿占有的价值，当生产的财富完成了价值实现后，收回的资本价值一定是大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并且，在以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所确立的现代史中，就连支付给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都是工人自己生产的。
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资本的存在基础，从而使资本明确了自身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财富，并揭示了特殊资本财富是如何通过自身的使用价值来完成资本的使命的。
（二）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特殊资本财富两重属性现实的矛盾
特殊的资本财富作为人类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它的两重属性之间的矛盾在形式上表现为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虽然资本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财富，但它生产出来时只是亟待实现价值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能否转化为价值取决于消费者，因此消费者所看重的是其使用价值属性，而资本只看重其价值属性，二者由此出现了对抗。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渴求使它表现出对生产何种使用价值漠不关心，在资本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5］67。在财富两种存在形式的对立中，特殊财富存在着无法转化为一般财富的可能，但资本的生产方式却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究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资本的生产是一种生产力极高的生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6］36。正是因为资本的生产是以价值为核心进行的，在此生产目的下必然要求劳动摆脱以往生产效率较为低下的生产方法，采用社会化大生产这样生产力极高的生产方法。社会化大生产内在地包含着两重相对较高的生产力，“社会化”即生产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独立进行的，而是众多人协作分工共同使用劳动客观条件的生产，“大生产”则是“社会和大工业”的生产，即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以机器生产为主要方式的众多人的生产。资本在增殖价值欲望的推动下，为了使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比他人更多的超额增殖价值，个别资本必定会率先进行技术革新，不断地使自身所拥有的生产资料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然而，这并不是少数资本的选择，结果是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进一步推动了财富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资本取得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中，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了资本的生产力，无论是已经作为要素成为资本一部分的个别劳动生产力，还是由结合劳动创造的生产力抑或是科学技术带来的一般生产力，这些本不属于资本的生产力现在都被资本不费分文地占有了。这种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社会化的生产为资本在增殖价值欲望的推动下无止境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生产力基础。资本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增殖价值，必然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因为只有当创造的使用价值规模越大，能实现的价值也就越多。
然而以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是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使工人被迫将自己作为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抛到市场，等待着被资本雇佣来换取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私人占有”使资本不仅获得了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支配权，同时还使劳动力所创造的一切价值都属于资本，并由资本进行价值分配。由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再生产出劳动能力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所决定的，意味着在进行价值分配时，劳动力只会被支付用于购买这部分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但这只是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劳动力不仅通过必要劳动时间再生产出用于重新购买自身的价值，还通过剩余劳动创造出增殖的价值。这就导致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劳动者不能将市场上的全部价值都买走，导致大量使用价值无法实现价值，由此爆发了以生产中断、工人失业、财富积压甚至被暴力销毁为具体表现的生产过剩危机。然而这种过剩并不是工人已经完全不需要这些使用价值而出现的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显得过剩了，即便工人还需要大量的使用价值以维持生存发展，但有限的支付能力却使他们无法实现这一点。
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当生产成为以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时，一方面生产规模为了追求更多的增殖价值而不顾后果地扩大，另一方面资本在雇佣劳动时只是在形式上进行了平等的交换，实际上却凭借着对劳动客观条件的私有而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一切果实，使特殊资本财富两重属性之间的矛盾成为危机周期性发生的根源。
三、劳动价值论历史使命的历史暂时性
（一）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随资本生产力的终结而完成
一切生产力都成为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生产方式是永恒的，恰恰相反，资本是一个历史的、暂时的范畴。以价值为核心的生产虽然突破了以往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但资本却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增殖价值才不断寻找与价值生产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才不断推动使用价值的生产，进而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本越来越不能通过交换使用价值而得到实现，那么资本越是扩大生产规模，越是奠定了消灭自身的生产力基础。
生产力提高是资本不断追求价值增殖的必要手段和结果，这种“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4］59，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提高，才会在单个使用价值内相对地提高增殖价值的比重，从而绝对地增加全社会增殖价值的总量。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资本进行生产的初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7］270，一旦生产力的提高阻碍了资本进行价值增殖的步伐，资本就会想方设法杜绝一切提高生产力的可能，因为资本永远是出于个人利益才发展生产力的，而绝不会是为了社会利益发展生产力。这就意味着，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力是有界限的，这一界限就是由生产的使用价值是否实现价值并获得增殖的价值所带来的。这一界限造成的结果是：即便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力提高会为社会创造出种类更丰富和数量更大的物质财富，但只要这种生产力并没有为获得更多的增殖价值这一生产目的服务，就不能再作为资本的生产力表现出来了。
资本的增殖本性使它的现实生产是扩大规模的再生产。一切生产力在为资本进行价值增殖服务的过程中，都会由于扩大生产规模、技术革新等原因而不断提高，然而资本越是扩大生产规模，越意味着社会无法实现价值的使用价值增多；生产力越是提高，越是将劳动排挤出生产过程，从而越是使资本的增殖空间缩小。直到生产力发展到资本再也无法获得增殖的价值时，也就是说，资本无法再通过扩大资本规模的方式来弥补不断减少的增殖空间，那么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资本的生产力也就发展到了极限，因为对于资本而言，它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7］279。甚至资本本身也走到了尽头，因为这一刻它已经失去了保存并增殖价值的使用价值，也就失去了使它成为自身的本质属性，资本就不能再作为要增殖的价值，作为资本存在了。此时所爆发的危机就不再是生产相对于有支付能力而过剩的形式上的危机了，而是通过任何途径都不能使资本继续增殖的、资本停止一切生产而绝对过剩的实际上的危机。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绝对趋势。当资本绝对过剩时，资本生产力也发展到了极限，它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8］542。那么此时它要突破资本的限制，寻找新的更高级的躯壳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当资本生产力终结时，作为价值存在的资本也不复存在了，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也就随资本生产力的终结而完成。
（二）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随资本关系的终结而完成
资本关系相比以往的生产关系展现出一定的文明性和进步性。从生产领域来说，这一生产关系不仅使人从以往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能够支配自身的、自由的人，为财富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可被雇佣的劳动力，同时雇佣劳动使劳动与生产资料效率更高地结合起来，并且在竞争就业机会时劳动力也在不断地提升自我，从而使生产力提高。从交换领域来说，这一生产关系把以往孤立闭塞、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打破了，建立起普遍的交往关系，对财富种类和数量的需求增多进一步推动了财富生产规模的扩大。然而当资本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于因资本的生产所发展的大量生产力而言，“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8］566，此时，生产力要寻找更适合自己发展的生产关系，资本关系因自身的局限性而走到尽头。
资本想要实现价值增殖的生产目的，必须不断地吸纳劳动使其在生产过程中与更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这是资本关系的核心。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增殖的价值，资本本应该吸纳更多的劳动进入生产过程，然而资本的生产方式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现在机器成为生产的主体，成为在资本所有者看来有更高生产效率、能为他们带来更多增殖价值的存在，而劳动者只是被束缚在机器上的机器的“有意识的肢体”，致使资本不断提高生产资料部分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劳动力部分的支出相对地不断缩减，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生产中游离出来，成为相对过剩的人口。而在分配时，处于生产部门的实际上的资本所获得的增殖价值是整个社会平均的增殖价值，因为所有的资本都要求“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即便一些形式上的资本并不真正参与生产以创造真实的增殖价值，但这是资本在竞争过程中为自身争取的权力，而不是来自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当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便资本的倾向是不断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但机器的广泛应用所排挤的劳动者数量更多，这意味着资本所能获得的平均利润也随着资本不断将劳动排挤出生产过程而趋于下降，这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当资本将所有的劳动都排挤到生产之外时，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不复存在，价值也就不复存在，那么作为价值存在的资本也就不复存在。
再者，资本尽其所能地消灭了劳动者与劳动条件任何可能上的统一，从而形成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即资本实际上的对立。劳动者只能被动地等待着资本的选择，所以即便是在流通领域的第一次等价交换时，资本与劳动也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资本拥有绝对的选择权。并且资本关系的局限性进一步在生产领域内的第二次交换中暴露出来，资本支付给劳动者的是劳动力的报酬，但却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因此劳动者不仅自己生产自己的工资，更多的时间是为资本进行无酬劳动，创造更多的增殖价值。资本关系的这种野蛮性，不仅使人发生异化，也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资本关系“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7］270，最后必然导致资本关系的终结。
资本一方面不断地吸纳劳动与之建立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地排挤劳动，最终使自身不存在任何增殖的可能而成为历史的存在，此时劳动价值论也随着价值这一财富表现形式的消亡而完成自身的使命。
综上所述，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般性、特殊性和历史暂时性。资本作为价值存在以及以价值为核心的资本的生产方式绝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暂时的，这意味着承载着资本运行任务的劳动价值论也是历史暂时的。当价值消亡，当人类从创造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时，劳动价值论就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当劳动不再是人求生的必要手段时，人并不是不劳动，而是从事了科学、艺术等更高级的劳动，回归到人的类本质，才能实现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