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问题域与方法论
作者：张 婷，女，北京服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形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及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形象，已成为政府、社会和理论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当前，复杂性社会背景下有必要对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问题域与方法论进行延伸性探讨，以更好地把握始终居于动态变化中的国家形象的建构取向和研究范式，增进国家形象之于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研究认为，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以知识创造、知识积累、知识传播与知识应用为中心，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政治体制形象、经济与社会形象、民族与文化形象，以及国际关系与责任形象为特征的问题域。以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和问题域为共同基础的方法论，其本质是对中国式历史场景中国家形象元素的规范性表达，主要包括理论性建构、解释性描述和批判性分析。
关键词：国家形象；中国故事；知识生产；问题域；方法论
一、引言
“国家形象”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既定话语和叙事对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符号的象征，更关乎系统性的国家功能的实现问题。通过理论与实务界的探索发现，国家形象的变化与更新得益于可持续的建构基础，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也为理解国家形象建构的本质内涵提供了目标性动力。20 世纪90 年代起，国家形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早期的国家形象研究强调外在表现、客观内容以及重要性，依次回答了“是什么、有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1］。近年来，尤其是2008 年奥运会之后，国家形象成为理论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国家形象及其建构则是一个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学术议题。“国家”和“形象”分别属于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基本范畴，前者强调“主权国家和民族”，后者强调“整体印象或名誉”，国家形象即二者有机融合的叙事表达。相对而言，较为典型的概念侧重历时性、系统性和宏观性的阐释，将国家形象视为主观印象与客观映照的一致性或交错性结果。“国家形象是国家体现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该国各方面的客观现实经过不断积累，通过信息选择与公众心理偏好和价值观的双层过滤后得出的主观综合印象”［2］；国家形象亦可理解为“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3］。另一方面，将国家形象视为“评价性和评判性”的结果。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4］23。事实上，“‘国家形象’的概念远比它本身出现的历史晚”［5］，国家形象及其建构亦可被理解为“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外交关系种种困境的应对之策。国家形象建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主要通过自塑和他塑两种方式进行，是双向互动的过程”［6］。这也充分表明，国家形象及其建构的本质仍属于一个从无到有、不断积累与双向互动的过程。尽管国家形象及其建构的议题得到了持续性的关注和探讨，在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文学以及国际关系等学科均有涉猎，但关于如何准确、全面地认知中国国家形象的知识生产逻辑、问题域和方法论的研究仍然较少。由此来看，厘清上述问题则构成了研究的一个新的关切点和出发点。
二、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
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是全新的概念认知和研究议题。从“一般现象”到“特殊本质”，国家形象建构超越跨学科基础之上的既有视角，将“历时性”和“共识性”的特征融于一体，体现为一种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本质层面而言，这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需要和实践回应。知识生产是一种群体的社会认知、创造和创新知识的过程，又被视为一种理念、方法、价值及规范的综合体。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知识生产强调知识被创造、积累、传播和应用的整个过程，属于更高层级的生产力。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在传统视域中主要被理解为主体对国家多层次印象的认知，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嵌入、研究内容的历史性积累、主体结构的变迁与客观环境的演进，国家治理中的现代化实践正在成为知识保持或知识再生产的有效方式。当前，全面理解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既是拓展和丰富中国叙事和话语体系的必要过程，也是增进理论与实务界对国家形象及其建构统一认知的重要形式。以知识生产的概念和指向为切入点，结合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论成果，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可通过知识创造、知识积累、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参见图1）四个维度得以呈现。
图1 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四维”过程
（一）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创造
知识创造是国家形象建构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常态化、可持续的阶段。国家形象在“自塑”与“他塑”过程中的知识创造涉及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这些知识的生产以观察、创新或研究的方式得以实现。首先，国家形象新思想的创造性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围绕这一新思想，国内学者将其历史溯源［7］、党的领导［8］以及国际传播［9］等内容进行了有机结合。其次，国家形象新理论的发掘与揭示。针对21世纪以来国家形象建构“自说自话”、“重外轻内”、“重果轻因”的系列问题，象征政治学为摆脱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从结构性要素和结构性关系以及原象、映象和表象的层次结构给出了观察国家形象的系统性视角［10］；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坚持真实、立体、全面的建构逻辑，“洋葱模型”对此逻辑的阐释恰到好处，形成了国家形象自塑的理论性再生产机制。最后，国家形象建构新方法的跨域探索。国家形象建构的关键在于适应性方法探索及选择，在“自塑”与“他塑”的相互博弈过程中“由内及外”、“内外结合”的方法逐渐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共性认知，具体而言，媒体介质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国家软实力为代表的影视作品、体育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族文化等在国家形象建构中实现了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的经验性方法，这些方法本质上属于知识创造的范畴，涵盖了政治学科的象征性方法、新闻传播学科的可视化方法以及文学领域的阐释性方法。
（二）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积累
“知识积累”作为国家形象“进场”的框架性基础，也是国家形象建构知识生产的必要条件。针对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传统性或现代化问题，进阶性的解释仍跳不出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积累。知识积累既包括纵向维度国家形象建构的发展性议题，亦包括横向维度同一时空中国家形象建构的多元性议题。由此表明，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积累本身也是多元的、立体的，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家形象建构知识的质和量。国家形象建构的“质”突出“国家”二字的时代内涵，强调理念、价值和认知层面的升华。国家形象建构的“量”侧重于“指数级”增长的效果，彰显党和国家对国家形象建构的注意力配置。具体来看，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创新成果数量持续增加。从21 世纪初至今，以国家形象建构为主题的理论成果持续创新，诸多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观点通过学术论文、新闻媒体、专著以及高端学术会议的形式得以再生产。二是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深度。国家形象建构由最初关注的“现象”逐步向关注“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转变，这既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表明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聚焦更加集中。知识深度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深度映射出国家治理场域中国家行为和国家实践的纵深化发展，也揭示了公共治理与公共物品背后蕴含的国家行动逻辑及价值理念。此外，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深度也着力体现在全球治理中与人类生产、生活与和平发展道路高度相关的符号传播。三是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广度。国家形象建构的范畴受客观事物和主体意识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国家形象建构已经超越单一学科的认知，军事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等都已成为该议题的研究高地。在理论研究主题层面，话语建构、国际传播、建构主义、批评话语、主流媒体报道、意识形态、公共外交、国际关系、跨文化及新媒介传播等已成为学界重点聚焦的主题。
（三）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传播
知识生产是知识传播的前提，而知识的再生产依赖于知识的高效传播。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传播旨在通过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推动国家形象的清晰化和可感化。从传播主体来看，国家、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体等都是重要的传播主体，这些主体的价值理念、主体行为方式和主体执行力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知识的再生产。一般情况下，国家本身即国家形象建构的关键主体，发挥着统领性和全局性的功能，是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主要的传播主体之一，其通过政治、经济及社会等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由内向外地生成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全新知识。政府组织在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传播过程中主要通过以国家形象政策文本、官方声明、国际会议以及权威媒体等方式推动国家形象的知识传播。政府组织对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传播与政府职能、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紧密关联。随着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优化，政府组织对国家形象的建构、理解和传播的方式亦有所变化。社会组织和个体是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角色，社会组织作为政府的重要补充，其通过公益慈善行动、国际化项目、文化宣传以及非正式外交的形式，进一步塑造出一个可信、透明和有责任的组织形象，吸纳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社会组织，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的社会组织知识体系。个体通过自身行动对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传播产生影响，青年群体、华侨华人以及当前的正能量“网红”等个体，借助抖音、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宣传中华文化、践行“中国精神”、结交各国友人，以个体的能量促进不同国家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知识传播渠道进一步影响知识生产。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传播渠道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领导人重视、学校教育、文献出版、会议、网络、口述史、数字化媒介等。首先，领导人重视是推动国家形象建构知识传播的重要驱动力，“当领导人偏好起作用，与领导人偏好的契合程度是议题被关注的最重要因素”［11］。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推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着力体现为国家形象进入政策议程、公开讲话，国家领导人参与国际活动、访问或接待国外领导人以及举办大型文化节、艺术展等。其次，学校教育对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传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校作为整体性知识传播渠道，对国家形象进行整体性建构。例如，艺术类院校、综合类院校和理工类院校等根据自身的发展方向、优势学科和师资力量，因地制宜地促进国家形象的知识传播；二是学校教育对知识传播的效果较为显著，大中小学校作为集教师、学生、管理者和知识等要素于一体的结构化场域，场域内诸要素通过“教育互动”的形式建构更加完善、系统的自我认知和主体形象。最后，文献出版、会议和网络等知识传播渠道侧重于知识传播的速度和效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典文献多语种出版、中华学术外译出版项目等知识传播借助语言文字出版渠道，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进一步宣传与时俱进的国家形象，系统性地生产全新的理论知识。会议和网络渠道能够第一时间让公众感知国家形象建构的新动态、新趋势和新概念。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背景之下，口述史之于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传播仍不容忽视。同数字技术的便捷化、在线化和智能化相比，口述史则侧重于国家形象的历史传承，强调个体感知与历史记忆对国家形象建构知识传播的重要性。口述史带来的知识生产主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情境，强调口述者及其受众对历史时期国家形象的深层次认识和重复性理解。
（四）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应用
知识应用本质上是将传播的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更好地建构国家形象，拓展国家形象的知识体系结构。结合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与实践，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应用总体上涵盖了知识整合、知识共享、知识反馈与知识更新等四个关键要素。首先，知识整合强调将国家形象建构视域下不同方向和不同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以此产生新的解读和认知，形成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家形象。国情不同，可能导致对国家形象的定位有些差异，知识整合建立在知识创造、积累和传播的基础之上，但其注重知识的聚合性和复杂事物的可读性，这就表明，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整合在理论层面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实践层面需要跨部门以及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次，知识共享的核心是促进不同主体对国家形象及其建构的理解与认同。一方面，知识共享体现为国家之间的观念共享，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特有的观念共享有利于增进跨国文化的吸收和再生产，同一国家内部国家形象的观念共享则为国家认同、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提供了新视野和新方法；另一方面，知识共享的手段推动国家形象建构知识再生产。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依托在线智库平台和国际化组织开展国家形象的知识共享，进一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将“经验分享”作为知识共享的有益补充，面对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历史疑难问题或现实挑战，不同主体的破解之策与方法选择各有特色，但这些做法均可为未来国家形象的建构贡献新的知识和经验借鉴。
知识反馈与知识更新已成为建构国家形象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新媒体广泛应用和数字化加速演进的时空结构中，“反馈”的功能以监测和评估为目标，多维度评价国家形象建构的效果及收集反馈效果。国家形象反馈具有“自建构”与“他建构”的双重标准，因而其效果反馈的来源极具多样化，包括国际社会、媒体报道、学术研究以及公众舆论等。在此过程中，由于反馈主体的情境和认知理念及价值观不同，导致知识反馈环节也会对国家形象建构产生新的知识评价，包括正向评价、负向评价以及模糊性评价等。知识更新的过程往往涉及国家政策体系、外交策略、教育课程改革、文化宣传方式以及媒体应用手段等。在此基础上，知识更新将根据知识反馈的信息，进一步对既有国家形象建构的理念、方法与路径等现有知识进行更新或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国内公众的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三、国家形象建构的问题域
“问题域”（problematic）是与特定问题相关的现实世界。问题域和问题相互依存，问题包含于一定的问题域之中，脱离了问题域，整个问题就无法存在。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推动了国家形象的传统概念更新与范式转换，逐步形成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场景的本土话语，促使国家形象建构的问题域从相对固定的个别叙事向多面性叙事的转变，具体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与社会、民族与文化、国际关系与责任等。国家形象建构的问题域本身具有一定的系统整体性和结构性张力，其并非割裂分散存在，而是相互建构着“中国国家形象”的叙事话语和自主知识体系。问题域并非一成不变，问题域的转换为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指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路径，也为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艺术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建设创造了更多的学术想象力。
（一）政治体制形象
“政治体制形象”突出“国家”的概念和意涵。中国政治体制形象主要可以从“政治”与“制度”两个维度进行理解。政治体制问题域中常被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整体性国家概念、政治体制能力以及制度优势，而在这些问题域之中，具体的问题则构成了理论与实践层面着力探究的对象，与此同时，“在象征政治系统中，国家形象是一种有着严格意义边界的特殊现象，与无数其他现象共存”［12］。政治形象是现代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政治形象强调整体性国家的概念，属于结构性认知与“他建构”的过程，也是受众在心理层面的预期和视觉层面的体验达成一致性结果。例如，国内外受众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建构方式，首要表达的概念是相对的、特定的和具有一定符号的。例如，“美丽中国”、“现代化中国”、“可信中国”、“可爱中国”、“可敬中国”等，着重强调从整体性的视角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次之表达的是具象化概念，即特定问题域之中的形象建构或问题呈现，例如，国旗形象、党旗形象、天安门城楼形象、中山服形象及其如何建构的问题。由此发现，政治的特定形象俨然无法跳出其原本所属的问题域而被加以讨论，而是相互建构中形成的稳定关系。
政治体制形象也体现一种国家治理的能力。除了整体性“国家”的形象建构之外，以政治体制为中心的问题域始终是理论界热议的焦点。“保持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是现代国家治理长盛不衰的根本之道。”［13］一是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而言，集中力量办大事、全过程人民民主、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等制度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在不同维度建构着稳定和连续的政治体制形象，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国家的统一。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充分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政治体制效能显著。制度优势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础条件，可有步骤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国制度优势从国家治理体系完备程度、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动员组织汲取能力等方面建构国家形象”［14］。制度优势既是国外看中国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之治”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问题域，政治制度优势向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之治的智慧和方案，“中国用一部不平凡的‘发展史’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为民性等多重优越性”［15］，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彰显“中国之制”的整体优势。
（二）经济与社会形象
以经济社会为中心的现实世界是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域之一，其直接关乎国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经济社会形象的建构主要依赖于“自建构”，辅之以“他建构”。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效应，在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建构着国家形象：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增强国家在全世界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经济发展速度与成效建构全新的国家形象。经济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础，经济发展蕴含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创新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要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具体实践，“过程性”和“结果性”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能力已成为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两个关键维度。从“过程性”建构维度而言，其囊括了“自建构”与“他建构”的基本范式，并通过经济发展速度建构中国国家的经济实力形象。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与国家形象建构同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计划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质基础不断丰富、产业技术持续升级，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循序转变，使得中国从农业国、工业国和现代化国家逐步转型，直至稳居全球第二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中树立了中国经济发展实力的形象。其次，中国经济结构的体系优化与国家形象建构的深化同步。中国经济由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向全门类、智能化方向转变，全方位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经济结构及体系更趋健全，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结果性”建构维度而言，其更加强调“经济发展成效”对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以经济发展典型成效或行动为标志，例如世贸组织成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举办者，博鳌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亚欧博览会世界性大会举办方等。
社会发展公平与和谐建构文明的国家形象。“国家功能的扩大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特别表现于罗尔斯所说的‘分配正义’之中。”［16］11社会发展公平与和谐体现为一种适应中国场景的国家价值理念和治理能力。一是国家政策顶层设计注重制度公平与公正，在减贫问题、教育保障、医疗卫生以及促进就业等方面，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倡导公平施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制度人文关怀，切实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化为实践行动。二是推进社会领域的重大制度改革。国家以“五年规划”、“小组领导”、“政策试点”等方式可持续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改革促发展，充分协调社会发展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彰显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伟力与能力，凸显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化和现代化特征，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形象，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尽力”的治理新格局。三是公共安全建构的社会治理文明形象。“公共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中国社会发展和谐程度，国家向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安全既是责任感，也是福祉与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通过建立健全法治体系、打击违法犯罪、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建立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和数据隐私等方面的预警体系，民众对公共安全的感知度、信任度普遍增强，建立起了和谐的社会形象。
（三）民族与文化形象
民族与文化形象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强调国家形象建构的中国式叙事及问题域。不论从政治学的范畴，抑或民族学的范畴来看，“民族与文化”本身即国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族与文化形象自然也构成了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以民族与文化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研究成果显著攀升，民族视角建构国家形象的议题主要以“民族与国家关系”作为具体对象。民族符号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要义，从单一民族的角度而言，民族影像、民族电影与民族体育文化构成了学界当前普遍关注的议题；从区域民族角度而言，西北和西南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地方民族文化是国家形象建构较多的领域；从整体民族角度而言，民族品牌、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民族国家形象到国家认同，实质上皆表现为民族与国家相互建构以及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华民族元素的具象化呈现。
相对而言，学界围绕“民族”展开对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数量不及“文化”，文化形象的议题包括影视剧文化、物质文化、奥运文化和软文化（参见表1）。文化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元素，文化形象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场域映射。影视剧文化中各种题材的纪录片、宣传片和电影是国家形象建构中始终不变的基调，也是被大量探究的话题，这也表明，视觉层面带来的图像化、可视化技术表达俨然已实现对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化重构。文化形象建构体现在三个具体维度：一是文化蕴含的价值及其深刻性，以软文化为主；二是借助外力或技术工具实现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可视化形式为主；三是以特定标志或标识为符号的文化，主要以物质文化和特定时空结构中的文化活动为主，这些文化在类型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问题域。事实上，文化因其包容性特征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已超越文化类型本身，而这也是在未来国家形象议题研究中亟待拓展和丰富的。
表1 文化形象建构的类型及主要内容
（四）国际关系与责任形象
国际关系与责任形象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问题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国家形象缘起于中国应对外交困境的现实需要，也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的历史产物。国际关系形象的建构既强调国家行为的受众度，也凸显国家对外传播的有效性；责任形象的建构以全球发展中的导向性、目标性和发展性为依托，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推进。一方面，中国国家形象以建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为己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一贯坚持“以和为贵”的发展理念。近年来，中国积极加强同其他国家之间友好往来关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人才在内的诸多生产生活资源，助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公共服务供给。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形象以建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为目标。一是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通过参与联合国2030 年议程和签署国际协议等不同方式，为解决气候变暖、碳排放碳达峰以及人类社会减贫方面作出中国贡献。二是积极向世界发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通过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动相关地区产业、教育、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民生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力量。三是数智化背景下，为应对信息技术带来的难以预知的风险及挑战，如数字霸权、数据风险以及数据异化等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发起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上海宣言，通过对话与合作凝聚世界共识，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为解决攸关全人类命运和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作出具体行动。四是中国在应对全球治理中的重大事件（如突发性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以及跨国违法犯罪等）面前所展现的国际责任、能力与魄力是不可被取代的，也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四、国家形象建构的方法论
方法论的选择依赖于国家形象建构的问题域。国家形象建构的方法论是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原则，它对于理解和实施有效的国家形象管理至关重要。方法论既要遵循既有研究中形成的权威方法论，也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参照，不断拓展和深化国家形象建构的方法论。国家形象建构的知识生产和问题域影响方法论选择，而方法论的本质则是对中国式历史场景中国家形象元素的规范性表达。结合中国国家形象的既有实践、理论研究与发展趋势，方法论主要包括理论性建构、解释性描述和批判性分析。
（一）理论性建构
建构主义为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视角，其更多地强调国家形象的内在本质。国家形象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涉及政治形象、经济形象、文化形象以及民众形象等，其核心本质依然在于不同要素基础上对“国家”的整体性概念进行建构。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理论性建构”的方法论主要是通过建构主义视角来阐释。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被建构的产物，并在交往互动中彼此依存，由此视角而言，“国家形象不再是先于传播而存在的前提物或某种可沟通的客观实在，相反，国家形象是国家间相互交往（包括传播）不断发生和累积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会随着双方关系和场域的变化而动态地改变”［17］。这一观点深刻强调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动态性和主体能动性特征，即国家形象是通过政党、政府、社会组织等符号塑形和意义生产过程中互动形成的［18］。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宏观理论来看，受时间、历史和空间等结构性要素的影响，国家或政府身份的变化导致国家形象的改变，由此可尝试以国家间交往与行动中的观念和知识作为建构对象，进一步通过理论检视国家形象的嬗变意义及其发展走向。此外，国家形象的理论性建构方法论强调对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在国际和国内社会中被“结构”关系的承认，“在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观照下，作为国家身份的国家形象实质上是一种关系，即国际或国家间的相互认同关系”［19］，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形象需要对其本质特征与建构对象进行理论性阐释，以此在基本属性、内核关系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形成渐进式知识认知，这也是国家形象建构中首要的方法论选择。
（二）解释性描述
与理论性建构方法论不同，解释性方法论侧重于“实践着的”国家形象。基于解释主义基础之上的解释性描述是国家形象具象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方法论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文明对外传播过程中，解释性描述方法论的角色和功能日益凸显，解释性描述强调从不同视角和层次来解释和构建国家形象，以揭示其复杂的构成要素及其变化过程，尤其注重过程性机理，对“主我”与“客我”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互动机制、因果关系、逻辑框架以及影响因素等解释。
一是回应缘何解释的问题。“解释性描述”方法论不仅关注国家形象的建构现象，而且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国家形象的变迁路径。解释性描述的应用场景首要体现于“模糊性问题”的清晰化界定、传统问题的创新性解释以及新问题的真实客观的阐释。国家形象的建构，一方面强调受众对“国家”的形象感知，促使不同主体之间形成默契、达成统一性认知，“以历史和现实的具体事件为依托，讲清楚中国之选、中国之路、中国之理，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了解具体事件的原委中认识中国、理解中国”［20］。另一方面，国家形象并非静态不变，而是处于一个动态平衡之中，具有动态性和可塑性。究竟何以动态与何以可塑？事实上，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解释性描述的基本取向，通过事实性描述和建构性描述，国家形象的动态变化过程更趋清晰。
二是回应何以解释的问题，亦即“方法或路径”的选择。结合国际社会的理论经验，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透过“物”的解释来塑造国家概念的方式已成为普遍趋势。国家与静态“物”的关系解释、国家形象在“物”的内在映射以及“物”对国家形象的延伸；同时，国家与动态“现象”的关系、国家在动态“现象”中的立体化展现以及“现象”之间交叉性互动等建构，这些结构化要素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回应着何谓国家形象以及国家形象的象征性意义。整体而言，随着客观因素的复杂化与受众心理感知的多元化，以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为基础的解释性方法论解释性就越强，目前其被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视程度超越以往。
（三）批判性分析
国家治理的任何阶段，批评性分析的方法论都是不可或缺的。从本质属性来看，批判性分析（也称为“批判性话语分析”）可追溯至20 世纪初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性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批判性分析工具，包括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旨在通过仔细的评估、批判和反思来理解和改进认知的过程，重点聚焦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揭示国家形象建构话语中隐含的权力结构和社会不公。话语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建构。国家形象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对特定话语的分析，可揭示国家形象是如何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心中被建构和理解的。
首先，话语和现实建构。“话语”视角下国家形象的建构已逐步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流趋势之一，话语分析本身构成了理解国家形象的发声体系和内涵表达。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主要以“理解、发掘或发现话语表达背后的含义，即说话者在话语背后隐藏的意图、揭示话语结构、话语内容与语境因素的关系，说明社会环境或语境对话语结构、话语表达和话语交际功能的影响”［21］为中心。国家形象议题中的话语分析包含特定的话语策略，而话语分析框架和话语策略对于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现实建构层面，要“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22］，话语不仅反映实践，而且建构实践，“具有参与社会实践，再现社会实践和社会事实，以及建构社会事物、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活动者的特征”［23］。
其次，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批判性分析的方法论着重考虑话语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从而理解话语是如何被建构并再现特定的社会现实和权力关系。就社会背景而言，国家形象的建构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双重背景的影响，包括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这些因素既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也影响国际社会对该国的认知和评价。就历史条件而言，国家形象建构是一个历史过程，其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作为批判性分析的重要方面，可通过国家发展的行为动机和理念揭示“积极”的国家形象，亦可通过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探究历史某阶段中“消极”的国家形象。
最后，多模态分析。批判性分析不止于文本分析，还包括对图像、声音等多模态话语的分析，这也意味着可通过多模态元素展开国家形象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前沿文献表明，多模态分析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适应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方法论手段。多模态分析构成了文本和话语分析的有机补充，强调符号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关键意义。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多模态符号，诸如纪录片、形象宣传片、社交媒体、短视频等能够模拟现实世界的感官体验，通过图像和声音来模拟真实的场景和事件，从而在观众心中构建直观的国家形象。以符号为媒介的分析强调在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符号制造者的创造性意图和心态，随着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深度嵌入，采用多模态分析的场景将逐步扩大。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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