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媒
突破抑或灭亡：人工智能电影的变革序章
作者：陈璐明，男，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与传播；张戌（通讯作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介与文化传播。
摘要：Sora 的诞生引发全球电影创作者的热烈讨论，而后Vidu 的亮相成为中国文生视频AI的首发之作，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注入强劲动力。无疑，人工智能或将引发电影艺术的重大变革，以人工智能电影为主体，讨论电影本体理论的拓展、电影生成机制的革新、电影“智能美学”的可能以及人工智能电影在意识形态场域的影响。面对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我们积极“祛魅”，希望通过现有的理论知识与可预见的技术革新看到未来的轮廓，力求在现有理论框架内融入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拓展电影艺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理论蓝图。随着科技进步与艺术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开辟电影艺术的新天地，重新书写观众与影像的互动方式，试图奏响人工智能电影的变革序章。
关键词：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电影本体；电影美学；意识形态
从电影诞生伊始，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电影在各个时代的持续革新。不难发现，当新的媒介出现时，电影能够根据新媒介、新环境与新技术的需要来进行自身的“再媒介化”转移。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影在视觉与听觉层面发生颠覆性的焕新迭代，但电影这门艺术并未因为技术的发展而被替代。电影艺术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必然选择，因而唱衰电影艺术并不是时代之意，某种技术、媒介或者艺术的消亡不在于貌似勇敢的那些“预言”，而在于人类在岁月发展中的自然淘洗［1］。我们需要拥抱技术并利用新媒介的优势赋能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电影还原现实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技术下正被推向新的维度，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重视电影在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下所发生的诸多改变，重新审阅电影本体理论命题、电影美学价值与意识形态操纵等相关问题。经典电影理论是否会被颠覆？电影美学的各个维度是否会因人工智能技术而获得新的阐释？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机器在人工智能技术下是引发危机还是创造机遇？人工智能技术能否赋能电影生产力的深度解放并向电影新质生产力逐步升级？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技术飞跃，我们依然积极地“祛魅”，尽力回应人工智能电影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希望通过现有的理论框架与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摸索未来的轮廓，试图奏响人工智能电影的变革序章。
一、机制焕新：电影“智能神话”的降临
（一）何以召唤电影“智能神话”的降临
2024 年开年，Open AI 公司发布的新产品Sora轰动世界，其强悍的视频生成能力超越了包括Runway 在内的文生视频（Text-to-video Model）人工智能产品。基于ChatGPT 提供的海量语料训练资源以及扩散式模型（Transformer）的创新赋能，Sora 能够极大程度地理解物理规律与人情练达且有自信自称为“世界模拟器”（World Simulator）。此外，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生数科技联合清华大学于2024 年4 月底正式发布中国首个长时长、高一致性、高动态性视频大模型Vidu［2］。Vidu 能够理解中国主题，模拟真实的物理世界，具有较强的想象力，理解多镜头语言组合，可以生成最长16秒的视频内容。文生视频AI的生成模式直击电影体系的“命门”，在影像创作层面的强大能力让电影从业者开始焦虑，此刻，不禁再度回望巴赞对电影本体理论的阐述：“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的再现现实是等同的……电影是从一个神话中诞生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的神话”［3］9，22。当巴赞从“木乃伊情结”（Mummy Complex）出发阐述电影满足了人类与时间抗衡的心理需求，强调电影无限还原现实的“无上特权”与达成心理真实的独特功能，逐步确立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合法性”。当面对Sora、Vidu 等生成式AI，电影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还具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权”？电影在自动生成并无限还原现实世界的能力上，是否会被文生视频AI完全替代？巴赞所期待的电影“神话”还会降临吗？
经典电影理论强调电影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呈现，电影在现实之后，是现实的投射。电影对现实世界的刻画是直接的，是导演通过摄像机将现实世界镌刻在胶片上的自动机制，亦如卡维尔认为：“电影媒介的物质基础，就已经出现的情况来看，是一系列自动的世界投影。”［4］82但是，生成式AI的自动生成影像文本模式颠覆了过往需要影像创作者使用摄影机对现实世界进行拍摄，人类通过人工智能进行电影自动生成的方式置换了创作工具、弱化了专业性的创作主体，传统的电影自动生成模式将发生变革性的迭代。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本体论的研究始终与历史的演进相互纠缠，电影本体论亦伴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转移。当面对新现实主义的电影实践，巴赞勇于自我革命，及时完善过往关于电影本体论的理论论述，提出作者策略与场面调度等理论命题。如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经典电影理论再度被推向理论革新的时代拐点。尽管当下Sora 生成的视频存在许多违背自然物理规律的内容，亟待完善，但其拥有Open AI 公司海量用户训练作为支撑，其迭代优化的速度以指数次幂般爆炸增长，必然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完成下一阶段的影像生成突破，敦促经典电影理论进入新一轮的自我革新。
当前的人工智能电影依然无法离开人类的干预，影像内容的塑造离不开电影创作者的指导，但随着技术的发展，Sora 这类“世界模拟器”必然会完善其对物理规律的理解与掌握。理解Sora 的革命性，本质上是智能媒介的一次重大升维，使价值生成从此具备时空维度［5］。而这种升维是可见的，是“世界模拟器”自带的属性。笔者将Sora 这类生成式AI 视为机械复制现实世界的“升维媒介”，亦视为电影“神话”的降临的前提。面对学界关于电影本体理论是否被颠覆，电影是否走向灭亡等消极思考，笔者还是秉持乐观的态度。未来暂不可知，但“难以有一种新的技术、媒介和艺术形式有权力取消人类已选择并喜爱的技术、媒介和艺术形式”［1］。电影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自我突破，电影艺术与技术革新必然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重新相遇，“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在塔底分手，在塔顶会合”［6］。Sora、Vidu 等“升维媒介”的出现能够成为电影完美复刻世界的技术前提，加速人类进入元宇宙的时代进程。此时，艺术与技术在人工智能时代再次携手，人工智能技术或将推动电影从“现实的渐近线”成为“现实的重合线”，完整电影的“智能神话”便降临了。电影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也许能够挣脱生产技术的窠臼，达成完美复刻现实世界的理论期待，电影的“特权”或因人工智能技术而得到稳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生成式AI 必将引领影像生成机制的重大变革，巴赞的电影本体理论或将在人工智能时代全面换新。
（二）何以触发电影“智能机制”的变革
自电影诞生以来，电影艺术的发展始终围绕科学技术的迭代，从黑白到彩色、无声到有声、2D到3D 等，电影的艺术形式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生改变。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技术，电影的创作机制必然在不远的将来被彻底改写。生成式AI的降临“赋权”，人人都能通过大模型生成创作者所需要的电影文本，成为电影创作者。导演的“神圣性”被削弱，甚至编剧、后期、制片等主创团队成员也将被替代，电影创作主体的集体“滑落”在电影创作的根源上开辟全新的自动生成道路，从而进入人类主导性逐渐弱化，电影生产力逐渐解放的影像生成新路径。未来已来，延续百年的影像生成机制将被撬动，电影终将与人工智能囊括的“升维媒介”、“智能具身”、“世界模拟”相遇，形成新的生成闭环，最终指向引领时代发展的电影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与发展。
当下，使用生成式AI 生产电影已不再是电影创作者脑海中的“空中楼阁”，人工智能电影类型已初见端倪。抖音博主“AI疯人院”以《西游记》第一回为创作蓝本，使用生成式AI呈现了花果山、水帘洞、石猴诞生等“名场面”，构建完整的影像内容，其震撼的视觉效果与独特的叙事风格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电影创作的实践基石。2024年3月，首部AI电影《我们的终结者2重置版》在美国洛杉矶首映，影片由50 位AI领域的艺术家共同完成，使用了Midjourney、Runway、Pika、Kaiber、Eleven Labs 等多个生成式AI 工具进行创作，但是影片因为较大的失真感与机械感而反响平平［7］。随着Sora、Vidu的发布，之前AI影像存在的硬伤或将被彻底解决，获得新一轮的影像焕新。但是，AI电影目前还无法获得观众的广泛认可，无法达到电影所要求的艺术高度，无法占据电影市场的一席之地，暂时无法撼动经典电影理论的内核。
究其根本，是因为当前人工智能提供的生产力无法支撑人工智能电影的有效创作，其生产能力还未达到电影生产力乃至电影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因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的电影无法与观众达成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尽管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了生产效能，但是在生产质量上，生成式AI暂时无法满足大众审美的基本需求。
未来，随着生成式AI 在训练过程中指令的持续优化，必然会逐渐完善其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掌握，从而提高其生成能力与有效性，降低对人类指令的依赖。观众通过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技术以“具身化”的方式体悟并沉浸在人工智能电影之中，以“智能匣子”的“智能具身”体验替代“黑匣子”的观影模式。此时的“智能具身”并不是刘宏建所指的能够与世界互动的智能系统［8］，而是通过智能技术产生深度“具身化”体验的观影新模式，革新电影的观感机制。类似Sora、Vidu 等生成式AI，其与生俱来的“升维媒介”与“世界模拟”的功能属性串联人类观影时的“智能具身”体验，三者在持续性的互动中创作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电影内容，最终指向电影生产力的解放（见图1）。
图1 人工智能电影生成机制图
随着人类主导性的弱化，人类或许不再是电影创作的源头，电影文本可经过人工智能系统在元宇宙世界中进行数字化自主生成。“电影的数字化与‘再媒介化’成为未来接入元宇宙的先决条件”［9］，电影数字化后，可以从物质形态上进入元宇宙并迅猛发展，人类亦能通过脑机接口乃至意识数字化后进入元宇宙世界。此后，人类成为电影的参与者而非主导者，人类与电影作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模糊，“智能具身”体验的强化进而延长人类留存于元宇宙的时间，稳固人类在元宇宙世界的基本形态。通过脑机接口，人类的五感与数字系统相接，接通五感的人类沉浸在舍弃现实身体的生物性快感之中，瞬间解读电影文本并产生极强的情感共鸣，消解了巴赞所说的“与时间抗衡”的生命焦虑，最终人类或将被限定在元宇宙世界之中，走向“智能限身”的精神体验。而过往生成式AI所骄傲的“升维媒介”与“世界模拟”成为元宇宙世界的基本功能，电影的“黑匣子”被解构，进入到“智能匣子”的场景体验中。“智能匣子”强化了观影的沉浸效果，达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要求，进而完全释放电影新质生产力的全部效能，最终达成人工智能电影的生成机制焕新，以数字设计推动电影“智能美学”的诞生（见图2）。
图2 人工智能电影生成机制递进图
二、数字设计：电影“智能美学”的诞生
（一）“智能灵韵”的再临：艺术灵韵的虚拟复刻
当谈及“智能灵韵”如何再临之前，需要先厘清“灵韵”为何凋谢？本雅明认为艺术作品在诞生伊始便散发与生俱来的“灵韵”，其物质属性与叙事属性相伴相依构成艺术作品应有的“本真性”，从而“灵韵”在“物性”与“事性”相互统一的前提下获得留存。当人类文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艺术作品能够被大量机械复制后，其“膜拜价值”让位于“展示价值”，物质属性因科技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解放被无限放大，艺术作品的叙事属性便在机械复制的过程中逐渐消逝，“物性”与“事性”难以相统一，导致无法呼唤艺术作品的“本真性”，“灵韵”被遮蔽而逐渐凋谢。本雅明始终强调艺术作品的“本真性”涵盖“自它问世起一切可绵延流传的东西，从物质上的持续到注入其中的历史性见证”［10］50。可见，当艺术作品的物质属性因“机械复制”而被强化，其流传于世的叙事属性或者说是“历史性的见证”将会在复制过程中被弱化，那么“灵韵”的再次降临便无从谈起。
格罗伊斯（Groys）在本雅明提出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灵韵是“艺术作品与其所在场地的关系，与其外部语境的关系”［11］75。换言之，倘若持续的机械复制导致艺术作品无法重新回到其诞生之时独有的历史场景，便“无法还原艺术作品问世时产生灵韵的场景”［12］，所以复制的艺术作品是“虚拟的、无场所、无历史的”［10］75。可见，试图召唤“灵韵”的再临，前提是艺术作品叙事属性的召回，是强化历史场景的“在场”体验，让艺术作品不再是“无事之物”。那么，如何让艺术作品诞生时特殊的历史坐标重现于世？身处数字时代的艺术作品经过“再媒介化”后进入数字场域，其机械复制的能力愈发强烈，“灵韵”又何以回归？以电影为例，其“再媒介化”后完成数字化转型，为未来进入元宇宙世界奠定基础，给予电影“灵韵”再临的机会。
当下，人类正处于数字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过渡的时期，“媒介技术的提升直接带来更好的视觉效果和‘临场感’”［12］。诸多流媒体平台使用4k高清技术、HDR 真彩技术等极大程度还原了影像拍摄时的真实感，给予观众更好的视觉效果与“临场体验”。此外，Apple 公司推出的Vision pro 能够以“空间计算”模式呈现“混合现实”的视觉奇观。不过，Vision pro 头戴式的配件属性显化了“虚拟感”，配件的触感无法消弭，始终在提醒用户“混合现实”的虚假性，但不可否认，其能够成为探索元宇宙世界的有效实践。未来，人类能够通过“脑机接口”与生成式AI 相连，将意识数字化上传，五感与元宇宙世界相连，“数字孪生”成为人类现实身体的虚拟“在场”，时间与空间变成可控的维度，人类在元宇宙世界中获得“升维”，能够挣脱时空的束缚完成新一轮的进化。此时，人类也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获得感知“灵韵”的能力，元宇宙技术推动“灵韵”走上回归之路。
在元宇宙世界中，人类能够“穿越时空”，成为张艺谋的团队成员，参与《红高粱》的电影拍摄，甚至进入电影文本内部，成为其中的角色，从而感受电影所传达的旺盛民族生命力。“叙述并非物的固有属性。所以，当一物获得了一种历史叙述，便有了生命的灵光，不管其本身为原物或复制品。”［13］当我们回到过去，通过元宇宙技术贴近艺术作品的创作时刻，便拥抱了艺术的“历史叙述”，获得“生命的灵光”，此时，“灵韵”便能够在元宇宙世界得到回归。但是，不得不再次追问，元宇宙的“灵韵”与历史上的“灵韵”能够等同吗？也许，我们能够借助未来的智能技术重新获得“灵韵”的感知，但当下暂时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跨越时空的物理规律，回到历史上的“此时此刻”。因此，元宇宙的“灵韵”再现是对历史“灵韵”的智能化表达，是人工智能时代“智能灵韵”的创造。尽管我们能够拥有相同的美学感知，但无法扎实还原和定格历史坐标轴上的“灵韵”，只能以“智能灵韵”约等于“灵韵”的形式追寻未来时空的艺术价值。
“某个夏日正午，站在远处一座山峦，或一片树枝折射成的阴影里，休憩着端详那山或那树，这就在呼吸着那山或那树的灵韵了。”［10］78本雅明对自然灵韵的描述能够给予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创作者在召唤“灵韵”再临问题上的实践思路。当下，生成式AI 的视频能力已然开始影响未来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未来，元宇宙技术给予的场景重塑效能能够赋予观众最为真实的现实体验，“智能灵韵”的降临或将成为电影美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当然，我们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坚守电影艺术的独特性，防止其在数字化洪流之中再次坠入新一轮机械复制的窠臼，时刻守正创新，以此借力，引导电影在时代的更迭中完成持续性的自我革新。
（二）“智能震惊”的涌现：“世界模拟”的美学超越
“震惊”是本雅明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提出的理论关键词，是一种“人们面对突然来临的刺激产生的一种震动、惊颤的心理体验”［14］143。这种突如其来的“闯入式”惊颤体验给予电影美学不同的构建思路。电影自诞生以来，从未停止对“震惊”体验的营造，以视听奇观持续“打破”观众原有的审美经验，“拆解”观众固有的美学体验机制，从而达成心理层面极大的震撼感。电影银幕的画面既不能像一幅画那样，也不能像有些现实事物那样被固定住，关照这些画面的人所要进行的联想活动立刻被这些画面的变动打乱了，基于此，就产生了电影的惊颤效果［15］92。如今，电影文化工业进入极度繁荣的新阶段，先进的电影技术创造极致的视听艺术效果，人物动作影像捕捉技术和CG 动画的应用带领观众飞跃星际或是完成时空的流转，营造不同于现实的奇幻世界。数字化技术在电影创作中的应用给予电影创作者极大的发挥空间来完成其天马行空的视听想象，构建逼真的虚拟世界。
“震惊”能够给予电影诸多美学盛宴，极强的“临场感”与丰满的想象力成为“震惊”生发的必要条件。譬如《流浪地球1》中巨大的“木星大红斑”悍然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这样“临场”的“震惊”感受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肯定。此外，《湄公河行动》、《万里归途》、《长津湖》中惊心动魄的炮弹轰炸镜头与恐怖分子爆破大楼等场面，引领观众走进影像所塑造的逼真场景，目睹子弹在眼前穿梭，感受救援现场发生的故事。诚然，当下电影的“震惊”与百年前《火车进站》、《工厂大门》带来的“震惊”相差甚远，“震惊”在数字化语境下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审美体验。因此，电影创作过程中需要保持创新意识，持续的“震惊”创新才能够超越观众对电影的审美期待，在惯常审美经验的解构与重构中，达成一次又一次的“震惊”体验。此刻，面对习以为常的“震惊”感受，不得不再次追问，未来如何借助技术发展的红利与媒介变革的力量再度唤醒新一轮的“震惊”体验？人工智能技术似乎给到了答案！当下，Sora 以“世界模拟器”的姿态进行文生视频的影像生产，而这样的“世界模拟”强化了人类在观影过程中的“临场感”，立足于过往电影技术塑造的影像世界再往前一步。未来，智能电影技术将成为“智能震惊”体验的心理基础，完成电影外部与内部的“震惊”构建。
1.在电影外部，“智能震惊”体验源于智能技术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应用。电影创作者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电影创作，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算法与电影剧本的海量学习，能够快速撰写兼顾“震惊”效果的剧本内容，并进行全方位的智能评估，提高剧本生产效率，人工智能成为“智能编剧”。同理，输入“震惊”作为指令关键词，“智能导演”、“智能剪辑”、“智能特效”等便能够根据智能剧本，协同合力生成具有“震惊”效果的智能影像。这种生成并不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简单拼凑叠加，而是通过智能技术的新创造，筛选最优质的镜头素材，选取最佳的剪辑方案，最终赋予影片高水平的视觉特效，极大程度地提高电影创作的质量，贴合观众的审美需要，持续完成“震惊”的智能美学体验。此外，智能技术亦降低了产生“震惊”效果的门槛，解放了电影创作的想象力，创作者的奇思妙想均能在电影世界中得到实现，提高制造“震惊”效果的频率，贴合电影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创新“智能震惊”的美学机制。
2.在电影内部，借助未来后人类文化的“超验”，电影创作使用了“元宇宙”的相关概念。“元宇宙”的基本特征就是现实世界“虚拟化”、虚拟世界“现实化”的构建过程，现实的内向化和虚拟的外向化双向互动。由此，电影中嵌入元宇宙概念，完成电影内部的“世界模拟”，并给予观众在视听层面的“智能震惊”体验。譬如在《头号玩家》、《黑客帝国》、《黑镜》等电影中，人类通过“脑机接口”或者VR 设备完成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来回切换，进入到人工智能所创造的“模拟世界”之中，完成具身化的情感投射，认同“模拟世界”的价值理念，在完成冒险任务过程中获得成长。此外，在《西部世界》、《银翼杀手》、《流浪地球2》等电影作品中，人工智能渗透到人类的日常生活，成为人类的“亲人”或者“伙伴”，试图掌控人类的未来命运，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宰，发人深思。可见，这类电影以合理且丰满的未来想象构建奇幻的视听效果，能够扎实推进“智能震惊”在电影内部的涌现。
（三）“智能沉浸”的陷入：“智能匣子”的认同机制
奥利弗·格劳指出：“沉浸是一种大脑刺激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沉浸是指精神上的全神贯注……其特点是减少与展示物体之间的审视距离，而加以对当前事件的情感投入。”［16］9心理层面的“沉浸”一定程度上依赖技术层面带来的超真实感受，技术赋能拉近了观众与电影文本之间的距离，观众在欣赏影像作品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卷入其中，逐渐走近影像语言所构建的叙事场域，全部的感知系统共同参与到电影情节的发展以及剧中人物命运的流变，将自我情感带入影像之中，从而对内部传达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产生共鸣，此时的情感认同便是保持“沉浸”效果的“关键一招”。
在技术层面，如果在影像制作上无法做到极度逼真的场景还原以及整体性的视听体验协调，那么观众很难对面前的影像场景产生认同，自然就不存在所谓的“沉浸”可言。因此，电影技术所带来的“震惊”模式是开启“沉浸”审美体验的关键。《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双子杀手》使用了120FPS 的影像拍摄技术，为世界观众呈现更加流畅的审美体验，《战狼2》、《美人鱼》、《智取威虎山》、《红海行动》等均使用3D 技术，塑造了极强的临场感，逼真的爆破场景与环境污染现状推到观众面前，促使观众沉浸在难以自拔的特效场景中，展开全身心的神经跃动与从“离身”走向“具身”的情感投射。此外，多数电影采用了4K 或者IMAX版本，亦成为“沉浸”体验的“快捷方式”。高画质与高帧率的视听效果带来了更加深刻细腻的审美体验，从而革新观众对于“沉浸”的发生条件，最终以“震惊”式的引入产生心理层面的身临其境之感。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将延续现有的技术手段，赋能电影技术向深度“智能沉浸”的体验进发。人类能够通过“脑机接口”进入元宇宙世界，将五感数字化接入人工智能系统，感知能力被尽可能放大，人类在元宇宙世界中能够拥抱其在现实世界极难获得的感知体验，沉浸在极为逼真的“世界模拟器”中。以此，观众利用元宇宙技术观看电影时，已然不再使用屏幕作为电影放映的载体，观众亦不再被定格于座席之上。不妨大胆预见未来，观众能够通过元宇宙技术进入《瞬息全宇宙》、《刺杀小说家》、《流浪地球》系列等电影中，扮演关键性的人物角色，一同解决各类“危机”，获得超能力拯救世界，克服人类生物性局限，不再畏惧死亡，在元宇宙世界获得不同人生的奇妙体验。观众通过数字化的五感接通与“数字孪生”的具身在场，完成对电影内部的情感投射，体悟电影人物的喜怒哀乐，影响电影剧情的实际走向，形成极具交互性的观影模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智能沉浸”的心理陷入，通过“智能具身”的形式沉浸在人工智能影像塑造的“智能匣子”之中。
如果电影技术是心理“智能沉浸”体验的客观基础，那么电影文本内在逻辑生发的情感认同才是观众稳固“智能沉浸”体验的“最后一公里”。饶曙光指出：“对于大众来说，电影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讲故事，讲那些饱含人类价值共性的情感故事。”［17］诚然，人类能够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穿梭，寻找属于“后人类”的精神场域。但是，如果失去了情感逻辑的内在理路，再巧夺天工的科学技术亦无法弥补缺乏共情的“乱码”，也不会有观众相信虚拟影像所构建的所谓的“真实”。因此，如果电影失去了观众的情感认同，缺乏讲好故事的叙事支撑，那么技术层面的“智能沉浸”也将顷刻瓦解。以中国电影为例，《流浪地球》中，在全人类都选择放弃拯救地球的最后关头，韩朵朵开启全球播报，呼唤全球救援队员点燃木星，救回地球。在《美人鱼》中，珊珊质问刘轩：“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你挣再多的钱也是死路一条。”两部影片立足于全人类的叙事模式，更多的是探讨全人类的命运走向，融入中国人儒道互通的价值观念，赢得世界观众的情感认同。未来，电影创作者能够通过“智能沉浸”机制消弭诸多在电影叙事层面的不足，构建全新的“智能机制”，营造共情共鸣的智能情感场域，完成“智能沉浸”的情感陷入。
三、未来变革：人工智能电影的“智能序章”
（一）人工智能主权：亟待弥合的“智能鸿沟”
在当代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正逐渐渗透到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引领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的智能化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革新，从特效的精致呈现到剧情的智能编排，人工智能为电影带来了无限可能。同时，人工智能深刻影响了电影传播优良文化、构建国家形象以及意识形态安全等核心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文化载体，其主权问题逐渐显露，成为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重要议题。这不仅关乎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更涉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构建。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否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自主权，以及技术如何影响了文化的塑造和传播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18］。目前国际主流的生成式AI以英语作为大模型训练的主要语料素材，其次是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等。诚然，ChatGPT、Sora 等生成式AI 能够支持中文训练，但是其主要围绕西方国家语言为主，生成式AI 在进行信息检索和生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通过现有的主要语料素材预设文化价值与政治立场。换言之，其倚靠背后庞大的西方文化作为现实世界的训练来源，理解并吸纳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较东方文化来得更为频繁与透彻。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与真实东方之间必然在语言语义与价值理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逐渐形成智能文化鸿沟，产生极强的“文化折扣”。倘若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影方面开始广泛应用，必然导致中国电影乃至中华文化在跨文化智能传播层面遭遇巨大挑战。此外，在人工智能电影生成过程中，由于各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平衡、不一致，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发展与设施建设等诸多差异。因此，基础设施的完备建设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成为争夺智能文化主权的必要条件。中国首个原创视频大模型Vidu的诞生，正是中国在追赶西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标志性产品。未来，人工智能电影必然会涉及文化主权的相关议题，这将是未来几年内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展开持续且深入的调研与思考。
其次，人工智能电影在构建国家形象层面必然受到内部与外部的巨大冲击。在未来人工智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保证本国国家形象的客观性、安全性与主体间性，将会遭遇其他国家人工智能电影对本国国家形象的差异化想象与塑造。譬如使用Sora 进行中国国家形象的视频生成，其立足于西方的语料环境会扭曲关于中国的影像塑造，文化与立场的巨大差异导致国家形象在AI 生成层面的错位。学者蒙象飞指出，国家形象是国家间基于社会互动而被对象国赋予的一种身份的表达与折射，具有建构性、主体间性、集合性和可塑性［19］28。因此，人工智能电影在构建国家形象层面也需要持续性的交流互动，开展积极的文明互鉴活动，进行国与国之间人工智能语料库的资源互换，求同存异，“通过持续的互动交流从而构成‘达成共识’的国家形象，包含着主体国的自我认知观念，同时也包含客体国对该国的认知观念，在主客体的互动中尽可能弥合差异，从而构成趋于一致的国家形象”［20］。
最后，意识形态在人工智能电影时代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话题。姚晓濛认为：“影片对于观影者来说，就是满足某种意识形态效果，即是说，通过电影来想象个体与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因而又可以说，电影不仅仅反映某种生活，并且创造某种生活，不仅仅反映某种意识形态，而且再生产着这种意识形态。”［21］可见，未来人工智能电影的发展必将涌现新的意识形态问题，这是电影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再媒介化”后必然需要考量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意识形态主权方面，人工智能电影通过精心的编排和呈现，能够传递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观众的心理和需求，更符合观众审美和价值观。此外，面对如此庞大的语料素材库，生成式AI 背后必然有意识形态操控，电影从业者亦需要坚守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加强人工智能内容检查与审核，避免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带来的渗透和干扰，为人工智能电影的平稳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二）人工智能电影：智能意识形态机器的诞生
在探讨人工智能电影意识形态机器的诞生时，我们不得不关注“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这三个核心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电影在塑造观众意识形态过程中的重要机制。未来，电影生产能够通过智能算法完成，类似当下的“数据库电影”一般，通过算法对数据库中的影像素材进行筛选、过滤、加工、求解、生成结果来完成一部电影的创作。电影创作者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快速选择所需要的影像素材，而算法选择影像素材的标准又受到其背后代码逻辑的影响，通过长时间的训练后，人工智能电影便呈现个体创作者的喜恶偏好、文化经验、社会背景、价值观念。算法推荐亦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创作者似乎在作“自主”选择，实则是人工智能算法成为创作者筛选素材的“过滤气泡”，从而化身创作者与观众被动解读语料世界的“筛选容器”。因此，电影创作者所创作的人工智能电影或许是智能算法所赋予的电影世界，是一种“世界模拟”，而这种“世界模拟”亦是“智能匣子”所塑造的“信息茧房”。通过智能算法的“过滤”，创作者或者观众只服从于被动的选择和能够愉悦他们的影像素材，这也是“信息茧房”所指涉的核心内容：“选择个体所选择的信息与能够让个体感到愉悦的信息”［22］9。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影产业中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日益成熟，能够根据观众的观影历史和偏好推送高度定制化的电影内容。这种个性化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信息茧房”现象，减少了接触不同观点和文化元素的机会。算法与个体的互动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双向互动、循环论证的意识形态场域［23］，使得观众的思想逐渐趋于单一化，不利于多元文化的传播和交融，此时，“回音室效应”在意识形态场域开始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回音室效应”在人工智能电影中得到了放大。当观众在特定的人工智能电影所塑造的“智能匣子”具身观影时，“智能匣子”便化身“信息茧房”，由于观点和兴趣的高度一致性，观众更容易受到彼此观点的影响和强化，进而推进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从智能电影的生产到观影的过程，算法推送、观点重叠与价值契合就像回音室中的回音一般，在持续性的个体身份确认与个体间彼此认同的机制下，个体在“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场域中被不断“询唤”为“主体”，人工智能电影意识形态机器就此诞生。
此外，人工智能电影意识形态机器的诞生，既带来了电影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也带来了对观众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有可能使观众更容易形成极端化的思想倾向，对于与自己观点不符的信息和观点产生排斥和抵触。这种极端化的思想倾向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也可能对电影文化传播产生负面影响。我们需要警惕“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和“回音室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合理利用三者正面积极的运行机制，加强对人工智能电影的监管和引导，确保其在推动电影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多元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并正确地推进电影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面临的未来变革，方能奏响人工智能电影的“智能序章”。
四、结语
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人工智能是当下电影发展不可避免且需要积极应对的时代之问，亦是未来之问。人工智能电影必然是未来电影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当“Sora”诞生的那一刻，电影便不再“安分”，诸多问题迎面而来，电影从业者角色的转变、电影本体理论的拓展以及电影美学创新等议题，都成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内容。我们需要拥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未来电影的变革“开疆扩土”，重新审视电影本体理论命题，迎接电影生成机制的变革突破，推动电影美学领域的智能超越，关注人工智能电影的文化主权与意识形态风险，完成电影艺术的智能理论拓新。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