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
作者：周书俊，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所蕴含的精义要理，我们当细思之、深悟之、显明之、躬行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僵化的理论，而是立足于客观实际的、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活生生的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是指导无产阶级行动的指南，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教条。恩格斯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691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理论当作方法、当作行动的指南。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才能正确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才能发挥其理论应有的作用。理论如果不同实践相结合，就是空的；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就是盲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始终贯穿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问题样态”。具体来说，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可以分为若干历史阶段，从理论成果上看，产生了三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础。
革命与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题。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怎样走，是照搬照抄苏俄的革命道路，还是走自己的路，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考验。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两次革命论”和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次革命论”两种思想和观点。在具体道路上出现了是按苏俄的“城市中心论”，还是另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不同道路的选择。在军事理论上，也出现了正规战、阵地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的选择。总之，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还是将其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还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照搬照抄苏俄的经验，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兴亡的大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尤其是注重具体情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他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2］254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得出了两个著名的结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267-268。可以说，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只有作正确的深入的调查，才能获得第一手合乎实际的材料，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明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承认事实、尊重事实、客观认识事实，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想问题、解决问题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毛泽东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3］344。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4］332马克思主义是根据实际情况转变的，而不是静止的、不动不变的、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的提法较好［5］259。毛泽东还进一步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6］78而这种结合，一定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6］133如果只是硬搬别国的经验，没有考虑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就会出问题。
毛泽东也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他曾说过，“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4］191。“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4］191同时，他还清醒地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4］192“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7］345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客观分析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了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新征程。这一时期主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解放思想”是这一理论探索过程的前提，“反思”是这一理论探索过程的基本特征。从根本上说，不再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1989年发生严重政治风波。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总结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时回答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党的建设理论，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
进入21 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时刻把握时代脉搏，紧紧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根据历史发展新要求，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科学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理念，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8］48。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空洞的哲学命题或一个简单的判断，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现实运动。离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也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二、“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为什么又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呢？黑格尔说过，“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9］259。也就是说，之所以在新时代由“第一个结合”又提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困难同在的关键时期，处于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奋进征程中的深水区。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于国内外的客观形势，只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把握好“魂脉”与“根脉”的辩证关系，最大限度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才能抵御各种风险与挑战，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 世纪40 年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主要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主体、途径，即如何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如何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国家政权，成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由社会主义而逐渐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进入新时代后，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更加光荣而艰巨，在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以及反腐倡廉的任务依然艰巨，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单“第一个结合”就显得远远不够了。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了“第二个结合”，这不仅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要想真正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这个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在中华大地上扎下根，才可以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不断完善和发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才能在极其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沉着应对，才能在巨浪翻腾的大海中行稳致远，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才能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确定的各项目标。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理论，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中国，主要关注的是“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则着力解决如何长期执政并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建设”的问题，重点是“立”。除了“第一个结合”，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比较而言，“破”较容易，而“立”较难；“破”所用时间较短，而“立”所用时间较长；马上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而要想治理好天下、保持长治久安，并把国家不断推向前进、保持繁荣昌盛尤其难。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去并不是没有“两个结合”，也不是说“第二个结合”不重要，而是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正式提出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自觉地、更加全面地从战略高度、全局高度进一步强调“第二个结合”。我们决不可以认为，现在讲“两个结合”就意味着“第一个结合”不重要了，或者就意味着过去完全没有“第二个结合”。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要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明确问题导向，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把认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既反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个本质内涵，牢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人与人的存在这个“入世”①的基本特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单纯看作是西方理论中“洋为中用”中的“用”，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当作“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此外，我们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极其重要，但是无论它多么重要，如果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自身也就失去了“用”（古为今用）的价值。我们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是聚焦于“用”的层面，称之为“古为今用”，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魂”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地起到“根”的作用，为现代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讲“两个结合”，并不是要脱离现实社会，而是仍然要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唯物史观来把握“两个结合”。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583因此，正确把握“两个结合”、“六个坚持”与“四个自信”的内在关系，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优势。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巩固和加强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人类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形态。
三、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是正确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关键。首先要关注其有没有结合点？在哪里？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不同的一点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伦理文明著称，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就整个世界文明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文明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伦理文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理性文明，以中亚细亚为代表的宗教文明。文化要交流，文明要互鉴。“施莱尔马赫认为，只有返回到思想产生的根源，这些思想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10］268只有对文本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形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入世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还是道家消极入世思想，或法家，或墨家、兵家、形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都主张入世，关注世实，重视人事，主张“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致中致和”、“天下大同”，强调“自由平等”、“兼爱非攻”。西方的理性文明和中亚细亚的宗教文明，却具有“出世”的症候。理性文明的最高成就是科学技术，它总是向外找寻，向人之外（自然、上帝）处去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华传统文化则主张向内求，求诸己，求放心，实在求不到，就“无为而无不为”，不刻意把一切不满、一些矛盾抛向外边，抱怨他人。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是人，是人世，是人的存在与人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面对困难和灾难、矛盾和冲突，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的，都会采取一种包容、宽恕的态度，不断奋争、吸纳、创新和发展，总是从人自我的存在与发展上立住脚跟，从人的内在心性上作个了断。马克思主义同样关注人，同样关注人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科学。所以，关注“人”以及“人的存在”和“人的解放”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其经典文献浩如烟海，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璀璨的瑰宝，任何一部经典，都足以使人们皓首穷经。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1］207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关注具有本质上的契合性。
关注“人”与“人的存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坚守的理念。马克思的“人的解放”，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江泽民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的“以人为本”，这些理念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核心的东西，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民贵思想”、“民生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经济解放是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并不局限于经济解放，还包括宗教解放、政治解放，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的存在以及人的发展，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只能也必然是不完备和不充分的，所讲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所谓的“人性”以及“爱民”、“民贵”、“重民”思想，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牧民”，更好地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以，我们绝不可以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要注意区分精华与糟粕，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3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文化自信”的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取得长足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文化制度包括文化建设、文化改革、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新创造、文化事业等。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提供精神产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价值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造就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解放思想与坚定信念、思想多元与思想统一、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建构与解构、本与根、善与恶、是与非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范畴、主要原则和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国情就是最大的实际，除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国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国情。中国历来主张内儒外法，如儒家主张行大道，守常道，替天行道；强调仁爱忠孝，团结友爱；主张向内求，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具有家国情怀，尊重师长，敬老爱幼，保家卫国；强调和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与人为善，与邻为伴；诚实守信，明礼守德。再如儒家的“仁者爱人”，“万事人为贵”，“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13］121，皆体现了“人”的重要性，而所言此“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并且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973，把民看作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道家主张“贵生”、“守常”，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强调事物的辩证统一。老子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15］60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亲士，节葬节用。所有这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特质，将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一定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极大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关于“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的观点。一是教条主义。这种观点借口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需要也没有必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一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这种结合就极有可能淡化、稀释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实际上既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扼杀马克思主义。我们说，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会“水土不服”，久而久之，马克思主义也就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扎下根，更不可能开花结果。二是“取消主义”。企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消解”、去“化”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就不能够“复活”。任何试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反动的，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答应的。中国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就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立体的、有机的、内在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和逻辑关联。既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谈“两个结合”，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既不能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又不能借口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糟粕或以纯粹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将其完全抛弃。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结合”的辩证统一。新时代，要从“两个结合”、“六个坚持”上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略）
注释：
①入世是指步入社会，投身社会，关注人生，关注人事。“世”指凡尘俗世（界）。出世是指抛弃凡尘俗世，回避社会现实杂事，过一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所谓与世无争的清静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