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 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与当代中国
人工智能会促进共产主义实现吗？
作者：刘伟兵，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意识形态与文化。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科学技术的突破，具有全域性变革的文明意义，能够一定程度促进共产主义真善美整体性的实现。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印证并加速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规律。人工智能的应用，还能在技术路径上推进劳动正义和共产主义实质正义的实现。不仅如此，人工智能更能通过促进自由人联合体，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统一的方式，推动共产主义美学向度的实现。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原因，人工智能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也不能通过“免除”劳动的方式实现劳动解放。甚至，由于资本的内在限度，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对共产主义促进都具有限度。不能简单地依靠人工智能技术路径去实现共产主义。
关键词：人工智能；资本逻辑；劳动；私有制；共产主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特征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包括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内的不同学科，围绕人工智能与治理方式变革、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与传播方式变革等，进行了深刻又全面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中，围绕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引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成了当下的学术热点。其中一个学术热点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会促进共产主义实现吗？有许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极为有力地推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和日益成熟，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可行性。”［1］在他们看来，促进共产主义实现的技术可能性，主要表现为变革人们的劳动方式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社会的到来，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需分配’，为打破旧式分工、令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等提供了可能性。”［2］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机器取代人的劳动，从而人们会获得更多用来发展自身的自由时间。“把生产部门的工作交由少数人和人工智能来做，可以增加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时间。这也就使得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人的实现更加可能。”［3］无独有偶，2016年刘强东在接受《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中，也乐观地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仅可以解放人的劳动，还能按照人们的需要进行精准分配，从而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2023 年，马斯克在全球首届人工智能（AI）安全峰会中，也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不仅全民拥有高收入，还不再需要进行工作。总之，这些论述和观点是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出发，强调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对人们“劳动解放”的实现和生产力的发展，是探讨人工智能作为共产主义科学性实现的有力探索。在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从对共产主义的整体性把握出发作为逻辑起点，再分析人工智能是如何从全域性变革的路径上整体性促进共产主义实现的，并揭示和分析这种促进为何是有限的。
一、逻辑起点：共产主义内涵的整体性把握
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预测下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呈现为一种复杂的概念群，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积极扬弃私有制的全新制度安排，又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决裂，摆脱‘物质依赖’和‘抽象统治’的‘自由人联合体’，还是摆脱必然性管制以实现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4］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维度的共产主义把握，都整体性地表现为真善美三个向度的统一。
第一，共产主义具有美之存在的美学向度，是一种崇高的历史形态。相比较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异化等各种原因的“丑陋”现象，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必然是美的。不论是作为一种理想信念，还是一种社会制度，抑或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都是趋向完美的崇高存在。美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里是理念的派生物和感性形式的外化。“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5］142 在康德看来，美是无目的的，“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时”［6］75；美是无功利的，“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6］48；美是无概念的，“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6］57美感；美是鉴赏的愉快，“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6］79。这一把握，虽然是在“自由”与“自然”的统一中寻找美，但是却将美看作是先验的范畴。马克思对美的本质进行了划时代、革命性的变革。在他看来，美并不是抽象的理念的感性外化，更不是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先验范畴，而是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历史生成的存在。人是存在的存在者，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美是存在本身的至上的完美性”［7］。于是美就是人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的至上完美性。将美与人本质力量联系，就使得美具有了实践和历史的向度。
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具有了美的向度，才可以称之为和谐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阶段的美，体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对人自由自觉本质力量的彰显，这既是对人之为人趋于完美性的历史生成，也是对完美性的人性复归，归根结底就是在人的解放路径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至此，共产主义的美，便脱离了先验的抽象范畴，被复归至人的历史实践维度中，成为了可以在人们生产、实践、劳动过程中历史生成的存在。
但是，共产主义的美的实现要完成两个历史前提：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实现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达。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还存在，就意味着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能够无偿剥削无产阶级，从而必然会出现异化劳动的现象。同时生产资料的私有，必然会导致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对立，必然会产生虚幻的共同体，从而在规定人的社会关系同时实现对人的限定，进而异化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低则意味着人们的生产劳动往往表现为分工，从而仅且只能实现人的部分领域和能力的发展。同时，资本以价值形式造成了人们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抗，表现为人们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对立。这就使得人的发展依赖于自由时间的获得与扩大，也就是实现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
第二，共产主义具有合规律性的科学向度，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至上的完美性，作为崇高的终极，并不是抽象的乌托邦，而是人们生产、实践、劳动过程中历史生成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在追求如何解放的“寻美”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蕴含着一条合规律性的科学向度。这条合规律性的科学向度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性上。“这就是说，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否定性’的过程，即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过程。把这个‘否定性’的过程视为‘解放’的‘根据’，或者说，从‘否定性’的过程去理解‘解放’的‘根据’，这是马克思的本体论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内涵，即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的思想内涵。”［8］233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贫穷、异化等“丑陋”现象，是不美的。马克思在追寻这种“丑”的根源时，触及了经济因素，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丑陋”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对劳动者的剥削。
马克思在揭示这一根源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这一根源的否定之否定，会必然实现共产主义。
首先，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的自我增殖，会成为不自觉促进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自觉力量。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需求和自觉剥削，只有两条道路，即获得绝对剩余价值或者是相对剩余价值。但是，通过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获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会遇到自然和道德的限制，既不持久也有限度。因此，资本会自觉地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如此一来，资本就蕴含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9］186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趋势的实现体现在生产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中。在马克思看来，固定资本是资本一般最适当的形式，也是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标准。“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9］187以机器为代表的固定资本提高了资本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效率，使得资本越来越依赖于这一方式。“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9］196这一进程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对固定资本的依赖，会使得劳动与生产相分离，人们的劳动解放获得了技术条件。尤其是机器对劳动者的取代过程，也就是“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抛离出生产过程。在此意义上，“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9］192。其二，对固定资本的依赖，提高了资本获得剩余劳动时间的效率，会不自觉地为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自由时间。因为虽然资本会尽可能地将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价值，但是一旦这一过程来不及转化，剩余劳动时间就会转化为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
其次，资本自我增殖的本质，会使得资本主义发展面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走向灭亡。资本自我增殖会出现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的趋势，会越来越依赖固定资本的效率。但是，“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10］237。资本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而不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只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一旦对固定资本的投入高于剩余价值的获得，资本就不会再有动力去投入固定资本，不会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自此，资本主义社会就会陷入停滞，并最终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逐渐走向灭亡。
最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是因为资本主义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也就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将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于少部分人手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1］16-17，他们面对着社会的普遍不公正和与国家制度的全面对立。因此，他们的解放要建立在最彻底的解放基础上。当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时，他们会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不可持续的发展，会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进行有组织、有针对性的革命斗争，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灭亡，建立起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2］45，也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第三，共产主义具有合目的性的道德向度，是一种合乎正义的历史状态。共产主义具有合目的性的道德向度，不代表共产主义是要通过价值性的路径实现自己的共同体建构。因为，哲学共产主义恰好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一种空想共产主义幻想。共产主义合目的性的道德向度是建立在科学性的路径上的上层建筑反映。马克思在科学性的路径上，通过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实际上是窃取了文明，是一种历史的不正义。“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13］23在这个不正义的资本文明里，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14］269，那么“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14］281。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是由资本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此，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必然会形成一个消灭阶级对立、人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文明形态。所以共产主义的合目的性的道德向度，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不道德的否定性表现出来的，并符合于共产主义科学性路径的历史生成。“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52共产主义的正义，是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超越抽象正义、法权正义的一种高阶位的正义。
届时，共产主义的正义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实现劳动正义的复归，在扬弃异化劳动基础上，使劳动成为人们自由自觉的活动；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后，技术上具备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条件。
总之，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体系，也是一项革命性的运动，还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概念的流变性，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把握要从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意义上进行，明确共产主义在追求人类解放的存在之美意义上，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的科学性路径的建立，并内含了善的向度。
二、实践路径：人工智能促进共产主义实现的整体性路径
人工智能作为科学技术的突破，带来了全域性变革，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了重要的文明意义。“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15］119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快速发展，验证和推动了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加速了资本内在矛盾的爆发，并由技术变革推进生产、分配的全域性变革，促进了实质正义的实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对共产主义真善美三个维度都具有促进的作用。
第一，人工智能的出现，印证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规律，并加速了共产主义的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是资本增殖最大限度压缩必要劳动和依赖固定资本的规律体现。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就会存在着最大限度压缩必要劳动的内在趋势。但是，通过减少工人工资的方式，既有限度也不持久。因为必要劳动是工人们维持生存所需的劳动，也是占据绝大多数人口劳动者的消费能力的界限。“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9］97所以资本家们都将自己给工人的工资看作是成本，竭力进行压缩，又寄希望于其他资本家提高他们工人的工资，增强社会的消费能力，从而完成资本增殖的闭环。由于资本增殖又需要劳动者们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并且能够完成劳动者的再生产，所以通过减少工资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压缩必要劳动就具有了限度。但是，由于资本对固定资本的依赖，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在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实现了对必要劳动数量上的压缩。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资本通过生产方式变革实现必要劳动压缩的体现。马克思曾提到，“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9］6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资本的文明面就是让人越来越脱离直接劳动。因为“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9］150。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变革，其实质是用间接劳动代替直接劳动。这一过程就是生产协作的过程。“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14］378生产进入协作阶段，意味着原来的直接劳动主导的个体化生产方式逐渐进入了以间接劳动主导的社会化生产。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成为了“总体工人”。“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14］582劳动者“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4］582。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就可以通过减少雇佣劳动者数量来降低必要劳动。于是，最大限度减少必要劳动的资本必然会历史地生成“无人化”的人工智能技术。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资本对固定资本依赖的体现。对固定资本的依赖，就是对通过生产力发展提高生产效率的依赖。其中，科技的发展又是最为关键的。这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其在生产上的运用，会增加劳动的复杂度。复杂劳动是更高级的劳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价值。同时，在一定时间内，抽象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其决定的价值量也是一定的。科学技术在生产方式上的运用，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提高使用价值量，即产品量，从而提高单位时间内的价值总量。所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资本增殖过程中依赖科学技术在生产方式上使用的体现。
人工智能技术在印证资本规律必然性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明确和加速了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资本“自我毁灭”的“地雷”，就是伴随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是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必要劳动，一旦在生产方式上普及化以后，将会极大限度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加速资本内在矛盾的运动。同时，一旦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化后，一些在原来社会分工中片面化发展的无产阶级，在被机器替代后就会以失业的形式，进一步否定自身的内在关系丰富和发展，从而逐步沦落为无用阶级。“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16］301无用阶级意味着他们连被剥削的资格都要丧失，真正进入了一无所有的历史阶段。到那时，他们对资本就具有了更加彻底否定的向度，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掘墓人”。
第二，人工智能促进了共产主义的正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正义，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公有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实质正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共产主义的正义实现。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劳动正义的实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将本来是人自我发展的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形式，从而出现越劳动越贫穷，越劳动越片面发展的“不正义”现象。异化劳动出现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使得劳动者在雇佣劳动中被剥削；其二则是因为生产力落后，使得劳动在生产力水平低，以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合谋”下，不得不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好为人类劳动摆脱生产力落后的束缚，提供了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赋予了机器模拟人类智慧的能力，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而且随着机器智能程度的提升，机器就会代替人们更多的繁琐的、危险的劳动，帮助人们在技术上实现有限的“劳动解放”。如此一来，劳动就在人工智能的促进下，具备了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可能。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按需分配的实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部分庸俗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分配正义”时，就直接指出他们是“开倒车”［17］436。这是因为分配本身就是总体生产环节中的一部分。脱离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正义，寄希望于“分配正义”，是一种追求正义的乌托邦。“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17］436因此，超越这种基于抽象法权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建立在生产力极度发达和生产关系普遍公有的确立基础之上，表现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实质正义就成为了共产主义正义的重要体现。
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必然要依赖于一个能够测量并预测个人需要的技术存在。人工智能技术恰好在对个人的“需要”收集、分析、预测上具有技术优势。这是因为“计算是人工智能的本质”［18］。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包含着大数据技术，能够智能化地收集、分析数据，并在算法中进行“求解”。如此一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计划手段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不仅能够通过大数据技术减少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资源配置的浪费，也能够合理、科学、准确地预测发展并规避风险。“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先进的智能分析工具为高度发达的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2］在生活中，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已经带来了“算法推荐”等新的现象，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完善，“算法推荐”越来越精准，越来越能“猜”中人的心思和需要。可见，人工智能为按需分配的实现提供了技术准备。
第三，人工智能为共产主义美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恰好有利于促进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促进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共产主义美学向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扬弃了以往具有对抗性的虚幻共同体，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53那么，自由的人是如何联合形成真正的共同体的呢？马克思认为，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劳动实现的。把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就是“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1］571，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达到协作的劳动形态。这是因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571。在这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的“总体工人现象”，加快了这种联合的过程。人们不再像以往受制于分工的限制，不再只是一个猎手、渔夫或者知识分子，而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可以白天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批判，进行自由的劳动。人与人之间由于分工和既有的历史条件导致的对立，就有可能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人工智能技术导致的社会劳动中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有利于促进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共产主义之所以美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历史性地实现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必然王国是指物质生产领域，而自由王国则是指与物质生产领域相对应的“交往实践领域”［19］和“自由活动领域”［20］。自由王国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自由王国是处于必然王国的彼岸，是在必然王国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其二，自由王国是人类能力的发展。而且，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0］929，其中，“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0］929。
虽然，消除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对抗性的关键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变革，消灭剥削。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为生产资料变革和消灭剥削后的社会形态，提供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统一的技术支撑。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代表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代表着人们可以依靠人工智能的“赋能”实现劳动方式的变革。一切“弱能”、“无能”的人力，都可以借助“AI+”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强能”，乃至“全能”的转变。至此，人与人在必然王国领域劳动水平的差异被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均等化”了。同时，以往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少部分人的自由王国，也会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化使用过程中，打破原来少部分经验传承的壁垒，具有人人都可以学的“机会平等”。至此，人们可以通过向机器学习的方式，学习艺术，进行休闲娱乐，等等。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技术为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统一提供了一条技术路径。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虽然是一次科学技术的变革，但是在技术路径上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真善美整体性的促进，实现了文明的全域性变革。伴随着人类逐渐进入智能文明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的一些特征将会在科技进步中逐渐实现。
三、历史局限：人工智能促进共产主义实现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虽然由于自身带来的全域性变革的文明作用，使其超越了自己原有的技术维度，变为“撬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但是，并不能直接通过科技革命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两个必然”的实现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变革，而是由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共产主义实现的关键除了依赖于生产力的极度发达以外，还要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变革。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内，才会消除剥削，消除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对抗性，消除异化劳动。所以，人工智能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还具有局限性。这是对人工智能促进共产主义实现的整体性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一，人工智能没有成为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因此也就不存在通过剥削人工智能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简单路径。人工智能的“无人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变革，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弱人工智能生产也创造价值”［21］，“智能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具有劳动创造价值的一般性”［22］。因此，他们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是资本增殖最完美的“奴隶”，完全可以通过剥削人工智能的方式，代替人的雇佣劳动。这样一来，人们被剥削的不可替代性就消失了，就可以一方面享受资本增殖带来的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在占有这些财富的基础上进行自由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了。
但是，这一观点恰好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由此可见，罗德戴尔把固定资本说成是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立的价值来源，是何等荒谬。”［9］192-193因为这一理论预设忽视了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人的对象化劳动，是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人工智能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到商品上，并没有创造价值。人工智能转移的价值，也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9］287。其“无人化”的现象实质，是间接劳动代替直接劳动的协作方式，是通过“总体工人”的社会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出了大量价值。因此，人工智能的“人工恩惠”并没有代替人的活劳动的“自然恩惠”，没有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所以，寄希望于剥削人工智能代替剥削劳动者来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人工智能无法从技术上彻底实现劳动解放，因此也就不存在通过用机器代替人劳动就实现共产主义的简单路径。人工智能既然不能成为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那么可否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免除劳动”的方式实现劳动解放呢？
答案是不能。因为劳动解放不是“免除”劳动本身。劳动解放是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更是成为了第一需要。到时，无论是必然王国的生产劳动，还是自由王国的自由活动，都是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所以，“免除”劳动，抑或是只“免除”生产劳动的理论假设都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异化劳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是生产力水平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人类劳动被人工智能代替后，并不会自然获得自由时间，进行自由全面发展。人工智能虽然大量生产了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并没有转化自由时间的自觉。因为劳动者们必须要在剩余劳动时间里继续劳动，从而才能以交换的方式获得他们的必要劳动。这一方式使得剩余劳动时间被资本“窃取”了，从而工人创造的文明被资本窃取了。所以，如果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改变，那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虽然有可能代替绝大部分人的劳动，但是不可能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们也不会觉得获得了劳动解放，只会面临失业的恐慌。依靠人工智能实现劳动解放，事实上超越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历史任务”。“人工智能只是劳动解放的历史条件之一，是劳动解放的技术准备，只是为劳动解放提供可能性，并不能直接实现劳动解放，更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技术下的‘不劳动’等同于劳动解放。”［23］
第三，资本的内在界限使得人工智能发展本身也存在着限度，只能有限地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人工智能作为资本剩余价值规律必然出现的科学技术变革，一定程度上也受资本内在界限所局限，造成人工智能只能有限度地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现象。
一方面，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会受到劳动者的必要劳动的限制。在私有制和资本逻辑下，出卖劳动获得必要劳动，是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然选择。这就使得能够代替劳动者劳动的人工智能，在发展中必然会影响劳动者们的发展。同时，占据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者，他们的必要劳动又决定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决定了能否完成资本增殖的闭环。所以，资本的内在悖论就表现为：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压缩必要劳动，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发展人工智能；另一方面又希望劳动者们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能够大量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从而完成资本增殖的闭环。这就使得人工智能在资本逻辑中不可能实现“一帆风顺”的发展，更不可能毫无阻碍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另一方面，“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9］97，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只是一个科技革命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人工智能能否快速发展，或者能否大规模地应用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进展。但是，这忽视了科学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9］192。资本的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而不是发展生产力。人工智能只是资本为了更高效率获得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一旦对人工智能的投入大于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时，那么资本将不会继续发展人工智能，反而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阻碍。所以，人工智能能否普遍使用，以及真正推动全域性革命，都会受到资本内在界限的限制。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直接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见，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没有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寻找到一条可行的技术路径，甚至人工智能本身依旧还要受资本逻辑的影响，具有限度。因此，在现代社会探讨人工智能问题，看似是一个科技问题，事实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简单地认为人工智能创造了新的劳动价值源泉，实现了劳动解放，是脱离资本逻辑的乌托邦幻想。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