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三重变奏
——基于对“实践”与“劳动”概念内在关系的考察
作者：白刚，男，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辩证法理论，政治哲学；王世强，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核心要素，“实践”与“劳动”之间包含三重逻辑关系，即融合联结、积极扬弃与全面解放。与之相应，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呈现为一个“现实主体性—革命主体性—社会主体性”的三位一体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人的实践和劳动为核心的现实主体性原则为革命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的科学论证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对革命主体性的分析则表明无产阶级必然通过实践从劳动关系中解放自身；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主体将依托共产主义的建设性实践实现自由劳动的全面解放与升华。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既批判地扎根于现实，又超越地朝向未来。
关键词：实践；劳动；现实主体性；革命主体性；社会主体性
在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中，“实践”（Praxis）与“劳动”（Arbeit）始终是一对联系紧密、相辅相成的核心概念。从早期的哲学理论到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基石。在主体性的具体语境下，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展现出复杂的动态演变态势，时而相互渗透，时而对立否定。毋庸置疑，若缺乏对“实践”和“劳动”概念的统观与界分，则难以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逻辑演进线索。
以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研究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于对马克思早期文献的研究，将“实践”与“劳动”视为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同一逻辑起点。这些学者认为，在哲学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与“实践”概念具有同质性。“构造性活动就是劳动，即处于世界之中的主体的现实的或实践的活动。”［1］64第二，强调马克思在中后期主要将“实践”诠释为“消灭劳动”的社会变革运动，认为马克思摒弃了劳动主体性的哲学立场，在实践唯物主义框架内创建了以革命主体性为核心的激进政治理论。前者以古尔德、奥尔曼和望月清司为代表，后者以卡弗和布雷克曼为代表。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多维的综合演进过程，而这两类观点对“实践”和“劳动”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个别文本中的特定论述，未能从整体上把握其深邃内涵。因此，有必要回归文本，从现实主体性、革命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三个维度对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及其内在关系展开剖析，从而更为全面地揭示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真实面貌。
一、自在的现实主体性：“实践”与“劳动”的融合联结
经过对文本的对照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关于人的主体性的部分论述中，“实践”与“劳动”这两个基本因素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和同构性。就表达的含义而言，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混同的，它们高度概括了人的主体性的历史生成。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在这个能动的活动过程中，工商业、政治、宗教、法律等范畴都可以归为劳动或实践的具体存在形式，人的主体性因而直接获得历史的经验内容。因此，无论是从逻辑推演还是从实际经验看，马克思以实践和劳动规定人的主体性都具有自明的、直观的公理性质。历史的发展以人的主体性活动为驱动力，只有以此为研究起点，每个阶段的具体历史才能够得到科学的阐释。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在本体论层面将人规定为“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2］188，即类存在，而人的类特性根本上是劳动和实践的外化表现。“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2］162“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有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2］162显然，上述引文中的“劳动”和“实践”在广义上可以看作是人的类生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同义语。人通过劳动或实践赋予自身主体性，为自身开辟了一个历史的存在境域，每一历史性存在皆可归为人类活动的对象化，人的对象性活动亦只有在对象化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展现。在其对象性的实践内容和对象化的存在形式中，主体自身的能动性与受动性得以同时体现。“主体早已在骨子里渗透着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人类实践的对象化。”［3］58故主体的“本然”状态与“实然”状态在历史演进中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这无需任何意识形态的虚构与臆断。阿克塞洛斯曾批判马克思“只将物质生活视为真正的人类生活”［4］49，而忽略了人的思想活动的能动性。但马克思在这里并未将人类活动限制在物质生活领域，恰恰相反，他强调人的主体性只有在超越物质需求的“全面的生产”中才得以具体化。
在《形态》中，马克思亦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525，“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2］529。据此而论，在本体论层面，由自然界演变而来的“现存的感性世界”并非对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否定，而应当被理解为人的主体性发展过程中直接面向的对象性条件。如杰拉斯所说的，“人的本性……本身依赖于（即，部分地用人性来解释）人的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5］39。换言之，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其社会关系取决于现实的历史境况本身，一种在历史中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普遍人性是不存在的。这一认识凸显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人性观的本质差别，而这一原则唯有通过持续的实践和劳动方能确立。在其现实性上，人的主体性原则可以被表述为：现实的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亦是“历史的剧中人物”。概言之，在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中，实践和劳动概念与人的主体性原则密切相关，他以这两个概念为纽带，深刻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生成与客观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类的活动无非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群众的活动”［2］292。在历史社会领域，人的个体性天然地被包含于类生活中，社会生活即主体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融合的共同体，因此他坚决反对将人视作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体。我们不难发现，在本体论层面，无论是“劳动”和“实践”概念，还是“现实的人类”（群众）与“现实个体”概念，在关于主体性的叙述中均存在交叉混用的情况。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对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阐述远非限于本体论层面。一旦涉及认识论问题，他对“劳动”和“实践”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就显现出不同的侧重，劳动往往充当群众的谓词，实践则更多地强调现实个体的特殊性，对人的二重性的区分也因此变得尤为重要。在认识论层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体性原则蕴含的否定性（对思辨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性（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
在认识论立场上，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界定主要源自对黑格尔劳动观的批判性重构。在黑格尔之前，感性的物质劳动往往不被看作主体认识的组成部分，例如康德就将认识主体与劳动主体分离开来，将概念看作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在《精神现象学》“主人与奴隶”一节，黑格尔将“陶冶事物”的劳动纳入主体性范畴，首次通过人类总体的劳动论证了认识主体（自我意识）和认识客体（抽象意识）的统一。对黑格尔而言，物性即客观的对象性与自我意识的分离不过是意识本身运动的一个环节，“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6］189。在这个过程中，自在的意识作为主人设定自我意识，驱使作为奴隶的自我意识在劳动中扬弃对物性客体的依赖性，异在与自在、客体与主体均在劳动的对象化生成中过渡到自身的对立面。一言以蔽之，抽象意识对自我意识的否定性在劳动中显现，亦通过劳动承认自身。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黑格尔的劳动主体性原则在认识论上取得的成就，并敏锐地把握到主奴辩证法的神秘性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2］217。也就是说，陶冶事物的、限制欲望的劳动在实现了主客体统一的同时具有抽象的精神形式。在黑格尔那里，奴隶劳动的动力实际来源于一个外在的绝对主体，人们通过劳动实现的主客体的统一仅仅是意识主体的自我确证。这就导致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始终笼罩着思辨唯心主义的神秘面纱，他的主体性原则中的“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元素亦不过是虚有其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做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即自我意识。”［2］217由劳动所证实的主体被黑格尔错误地颠倒过来，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现实人类的抽象表征，而不是相反。真实的情况是，现实的人类通过劳动将他们与自然界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即历史中统一起来，从而使人类表现为这个过程的主体和承担者。因此，现实的人类必须且只能在劳动和关于劳动的对象性意识中展开与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这正是劳动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黑格尔劳动观的批判，马克思发现了主奴辩证法中蕴含的“理性与现实的统一和自身作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的现实”［7］125的合理内核，并将颠倒了的主体颠倒过来，重新确立了人类总体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在对劳动主体的重构中，需要对主体的总体性特征给予足够重视。黑格尔的主体性原则是将自我意识的劳动看作是意识运动不可或缺的要素，这就导致，他一方面将发展中的人类总体看作意识运动的存在基础，另一方面又将人类劳动视作“无人身的理性”的傀儡。他的劳动观的保守性由此显露出来，“黑格尔不能把群众看做创造新社会的‘主体’，所以……他的哲学最终还是回到了康德关于对立面靠外力统一的观点上去。黑格尔摧毁了所有的教条主义，但留下了一种教条，这就是关于‘群众的落后性’的教条”［8］14。主体性的重构一旦完成，群众就将取代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群众的落后性”的教条自然不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群众的劳动才能创造出一个包围着思想客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从而使思想客体在认识中以群众的对象性活动的形式呈现出来，人们的思维活动皆以此为起点。因此，在认识论层面，“劳动”概念的主词指向发展中的人类总体（群众），而非特殊的个体。如果从孤立的个体劳动的视角来把握思想客体，那么我们将回溯到施蒂纳而非马克思的认识论立场。
群众的劳动主体性原则破除了认识论中的“鲁滨孙神话”，为马克思的认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逻辑起点。然而，理论活动的主体始终是现实的个人，思维着的个体如何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在此需要强调的恰恰是思维主体的特殊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500这里的“实践”与上文的“劳动”概念的内涵都可以被理解为“能动的对象性的活动”，但二者在认识论中面向的问题和行动主体皆有所不同。前者的作用在于为人的思维活动提供一个既定的逻辑起点，它的主词是群众，后者即“革命的实践”则旨在通过改造现存环境来证明个体思维的现实性力量。在后一个过程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500。这就要求存在特殊的从事“实践批判”的主体——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以实现理论思维向革命实践的转化。倘若如费尔巴哈一般，直接将人的个体与总体的思维抽象地等同起来，认为“我的个性的局限看作是人的本质本身的局限。凡我所无法理解的，别人也无法理解”［9］40。那么人们思维的性质差异将仅限于个体对事物的感性直观程度，思维就只能在直观和表象中寻找与现象的契合。这不仅会忽视环境改变和人类活动对个体思维的影响，更会导致人的主体性受限于感性直观的思维活动范畴。可以说，抽象同一的人的思维“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2］502，而无法通过革命实践实现自身。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及的“人的实践”，并非涵盖人类总体的活动，而是特指新唯物主义者的批判性质的实践。
基于对思辨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实际上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思维活动，一是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中证明自身的科学认识，二是“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2］320的意识形态，新唯物主义属于前者，思辨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属于后者。在《形态》中，他对这两种思维的区分更加明显。马克思洞察到，人的精神活动已然从社会的物质劳动中独立出来，“分工使精神活动……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2］535。新唯物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皆属于精神活动范畴，但只有新唯物主义具有“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意义，亦只有新唯物主义者能够通过“革命的实践”证明其思维的现实性。在特殊主体将理论思维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思维本身展现出显著的改造环境的特征，这既是主体能动性原则在唯物主义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科学理论区别于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
综上所述，马克思以人的对象性劳动或实践为逻辑起点，将群众的劳动和唯物主义者的实践在理论中联系起来，从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确立了人的现实主体性原则。前者为后者构建了坚实的自存自明的世俗基础；后者则通过“改变世界”来解答“理论之谜”。二者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他的主体性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此也就可以看出，《巴黎手稿》中的劳动观与《提纲》中的实践观不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而是前后联结、层层递进。在本体论层面，劳动与实践概念可以混同使用；在认识论层面，则有必要结合语境对二者搭配的主词和逻辑顺序加以区分。总之，在人类总体的劳动与特殊主体的革命实践中，人的主体性原则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得新唯物主义超越了精神显化现实与对象决定思维的狭隘对立，展现出更深远的革命实践前景。
二、自为的革命主体性：“实践”对“劳动”的积极扬弃
以上论述表明，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哲学基础已经趋于完善。在此前提下，仍存在两个现实的理论问题亟待解答。第一，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生产如何进行？第二，唯物主义的实践主体即革命主体的现实生成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解答的合题构成马克思革命主体性思想的核心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20。只有在革命主体的实践中，唯物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力量才能实现“彻底性的明证”。由于理论向实践过渡的前提是需要先生产出理论，从逻辑层面分析，第一个问题的解答应该先于第二个问题。然而，在时间顺序上，唯物主义理论的生产略滞后于革命主体性的生成。毕竟，科学理论的生产需要充分地占有研究材料，这必然是一项长期的理论工作。从革命主体性的生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消极存在形式，现实的“劳动”已经成为“实践”所要消灭扬弃的对象。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现状的历史研究，初步“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10］581。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与以往历史上的“劳动贫民”存在本质区别，这一群体在肉体和精神上所遭受的重压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人为的结果。工商业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群体的壮大和异化状态的深化，这就使得无产阶级的反抗行为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和社会变革意义。
在之后的《巴黎手稿》和《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的社会分工条件下，现实的人的活动等同于劳动本身的异化，无产阶级的劳动普遍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私有财产对人的主体性的占有。从异化角度来审视现实的人的主体性，“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11］］25。劳动本身表现为对象性产物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和否定，而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存在方式表现为社会联系中主体异化的两个对立方面。一方面，资本家通过占有财富的方式占有无产阶级的对象性劳动，从而使自身的主体性在异化劳动中得到保持和确认；另一方面，异化劳动既是无产阶级存在的条件，也是无产阶级劳动的结果，这就导致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不断扩大。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劳动在现实中表现为对自身存在的否定，亦只有无产阶级在对立中日益成为私有财产乃至整个现实的牺牲。马克思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2］262而对于无产阶级，“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11］255。这里提及的“劳动”既指异化劳动本身，也包含异化劳动赖以生存的社会劳动关系，“废除劳动”则是指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作为对现存的劳动关系——异化劳动——的超越性实践，无疑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提到的“改变世界”的实践的具体指向，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必然且只能是无产阶级，这是由其与异化劳动之间的根本矛盾关系所决定的。
在《神圣家族》和《形态》中，马克思更是多次强调革命主体的实践与无产阶级现实劳动的对立。“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即劳动。”［2］572“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劳动。”［2］573无产阶级“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2］273。可见，在马克思探讨革命主体性时，“实践”概念的含义已彻底转向“劳动”的对立面——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2］527这一论断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的生成不仅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更具有丰富的哲学意义和政治内涵。从哲学构建上看，无产阶级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这个阶级中自发产生的“彻底革命的意识”对应地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念，这种意识只能以“实实在在的实践为归宿”。从政治立场上看，现实的共产主义者即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必须“消灭劳动”才能解放自身，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对应地针对现存的整个劳动关系，而不是局限于分配制度的改善。综合来说，在革命无产阶级的中介作用下，实践唯物主义得以具有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形态，共产主义运动也得以被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有两个要点需要澄清。第一，革命主体性的生成只是“消灭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无产阶级要想真正在实践中“消灭劳动”，还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这一点已由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所证明。第二，马克思并未将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的“贫困”看作革命主体性生成的唯一动力。熊彼特、鲍尔斯和阿隆都曾指出，无产阶级的物质贫困状态一旦消失，其革命主体性亦将不复显现。然而，无产阶级的物质贫困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一个历史现象，无产阶级所处的劳动关系才是其革命主体性得以生成的根本原因，他们只有消灭劳动才能够消灭自身的异化状态。如阿伦特所言，“马克思对革命事业最具爆炸性同时也确实最富创见的贡献就是，他运用政治术语将贫苦大众势不可当的生存需要解释为一场起义，一场不是以面包或财富之名，而是以自由之名发动的起义”［12］54。从主体性角度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并不会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13］28。在劳动关系呈现为阶级关系的前提下，无产者与异化劳动的对立只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深化与扩散，后者作为资本的物质载体，其统治力量将持续增强，前者个性的丧失将日益渗透整个社会领域。以此论之，马克思的革命主体理论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批判意义，它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一同根植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
如上所述，马克思对革命主体性生成的论证可以分为三个环节。第一，通过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发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第二，从对劳动异化现状的分析中进一步确证无产阶级与现实劳动对抗的必然性，从而得出无产阶级实践的共产主义趋向。第三，无产阶级从必须解放自身的革命意识中体悟到以实践“消灭劳动”的必要性。可以说，从《导言》到《形态》，马克思已基本完成从“自在的”无产阶级向“自发的”革命主体转变的逻辑论证。然而此时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尚未成熟，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与唯物主义的理论尚未在实践中实现统合，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还未能真正达到“自为的”革命主体性层次。如卢卡奇所指出的：“连革命工人的意识状态和真正无产阶级意识之间也是存在有距离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距离。”［14］147存在这一距离的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对人的现实劳动关系的理解还主要表现为对现象的批判性描述和宏大的人类学叙事，异化劳动理论只是为革命“实践”必然消灭现实“劳动”这一结论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论证原则，即“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2］186。这使得唯物主义理论主要是适应于而非积极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哲学形式的批判难以充分转化为革命实践的物质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对现实劳动关系的深入认识是消灭劳动的必要条件。唯有对异化劳动赖以生存的劳动关系进行深入的“经济学解剖”而不是“哲学理解”，唯物主义才能真正“抓住事物的根本”，从而推动“自发的”到“自为的”革命主体性的转变。在之后对革命主体性的探索中，马克思自觉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置于核心地位。在经济学转向中，劳动价值论的严密论证赋予劳动辩证法完备的科学形式，劳动异化的根源被科学地追溯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劳动关系中。这一理论发展不仅深化了无产阶级对其劳动现实的本质理解，也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类劳动的异化形式为枢纽，发现了物的价值运动形式下掩盖着的现实的人的劳动关系，从而揭开了资本逻辑运行的神秘面纱。马克思分析得出，资本增殖的必然性，作为商品和货币运动的形式规定性，其根源在于创造价值的人类劳动所处的固定的现实关系。资本运行的价值规律实质上来源于劳动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之谜深藏于劳动之谜中。因此，在《资本论》中，资本只是作为揭示劳动过程本质的一个工具载体，其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现实的劳动关系，即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抽象统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中，这种关系的人格化表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无产阶级的劳动时间在转化为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相应地转化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劳动的支配权力。由此论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并不是一种出于单个资本家或工人主观意愿的意志关系，而是根源于社会劳动关系所形成的强制结构。“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15］873-874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呈现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不断扩大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部分，不仅是资本增殖的现实基础，更是资本增殖运动的必然结果。在这个特殊的似自然性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15］17。可以说，劳动辩证法最终揭示的是，在劳动关系的再生产中，阶级斗争与资本增殖呈现出互为因果、螺旋式上升的演进态势。这个社会结构压抑着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塑造着劳动关系解放的社会主义趋向。
由以上分析可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指向资产阶级经济学，更直指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结构化的劳动关系（阶级关系）。就研究对象而言，《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可被视为一种以阶级关系为轴心的劳动辩证法。就理论目的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门致力于探索“自为的”革命主体性的实践科学。如柯尔施所言，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是作为与现代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相联系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科学而建立起来的［16］50。通过向革命实践的过渡，理论形态的劳动辩证法得以超越它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劳动关系，《资本论》亦得以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圣经”。
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自为的革命主体性的完整论证包含三个环节：首先，无产阶级“自发地”意识到“消灭劳动”是革命实践的必由之路；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理论杠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的实现；最后，批判的武器以武器的批判为归宿，“自为的”革命主体必将消灭劳动、消灭阶级，从而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在这里，实践唯物主义与劳动辩证法的理论关系呈现为一个封闭的逻辑圆环。一方面，实践唯物主义“改变世界”的真理观蕴含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本原则，现实中无产阶级的斗争激发了劳动辩证法的哲学形式向科学形式的升华。另一方面，劳动辩证法在理论中的完善，反过来融入革命主体的实践活动中，推进唯物主义实践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紧密结合。二者结合的现实结果指向自为的革命主体性的实现，这同时将以实践的形式证明劳动辩证法的科学结论——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就此而言，自为的革命主体性的形成与消灭劳动的共产主义实践是同一运动的不同表达。革命主体的实践使无产阶级从现实的劳动关系中解放自身，全面的人的解放亦将以此为起点。
三、自由的社会主体性：“实践”推动“劳动”的全面解放
相比“粗陋的共产主义”所持有的单纯消灭私有财产的观点，科学的共产主义实践致力于在扬弃“旧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积极实现人们的“社会自由”的社会主义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社会自由的实现必然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政治前提，以生产力条件的社会化为经济前提。在消灭现存劳动形式的情况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53。由资本逻辑造成的物对人的抽象统治已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化的人对物的联合占有和有计划的支配。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原本的阶级对抗性的物化劳动关系被重塑为社会联合性的自主劳动关系，私有财产的外在主体性也随之让位于“有个性的个人”联合劳动的社会主体性。
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社会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自然必然性的消除与人的社会主体性的完善共同呈现为一个有序的、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对未来社会主体性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实践”与“劳动”这两个概念仍然是马克思主体性原则的核心要素。根据《资本论》中的实践观点，联合占有社会财富与完全占有劳动本质并非完全一致，因此人们联合占有与组织社会财富的“自主活动”仍然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构建环节，社会个人“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因而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实践”性质。“它是社会地实存的人将整个对象性作为自己生产的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异在中与自己本身同在的实践方式。”［7］379“劳动”概念则具有二重含义：第一，包含必然王国内的物质生产条件，即社会的个人之间的“联合条件”［2］574；第二，指向由自主活动发展而来的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王国领域内“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18］929。在这里，表现为社会主体自我联合的共产主义实践，恰好充当了“劳动”的第一重含义向第二重含义跨越的杠杆，有力地推动着必然王国内劳动向自由王国内劳动的跃迁。与黑格尔的法哲学恰好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总体性的自由与个体性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分别作为手段和目的而存在。通过共产主义实践，人们以联合的方式占有物质力量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力量。对共同体中的个体而言，这种社会力量体现为超然于物质生产活动之上的体现个性的自由劳动，因此社会主体的自由个性与物质生产活动在实践中日益由一致趋向分离。由此出发，马克思将人的社会主体性的发展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虽然无产阶级已然通过革命手段消灭了旧的劳动条件，但新生的共产主义社会无可避免地还残留着其孕育过程中旧社会的烙印，因此人们自主的实践活动根本上仍然属于必然王国领域内有限的自由范畴。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的而自由的发展”为最终目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应当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进行共同性的建设。共产主义实践首先扬弃的是经济领域的劳动异化，在物质生产的实践中，人们的联合劳动在改变外部的生产力条件的同时也将改变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本身。从总体层面看，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再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而是直接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的联合占有形式，“主体……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19］616。社会化的生产力在此表现为人们联合协作的必要条件。从个体层面看，联合生产方式表现为个体实践的自主结合，每个人都作为主体与劳动过程发生关系，由劳动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得以映射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
由马克思的论述可知，在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社会主体的物质生产与自主活动（实践）呈现出一致性，社会主体实践的共同体原则主要通过联合的物质生产彰显出来。正如马克思在《形态》中提出的定义，“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2］573。而在精神生产领域，以实践为导向的科学知识将取代虚幻的意识形态，社会化的精神生产将以“一般社会知识”的形式融入社会生产力的范畴之中。马克思认为，在社会总体的联合调控下，从事精神生产的个人才能总和的发挥将体现为科学知识的实践，科学性的精神生产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其发展与应用必然适应于社会性的物质生产。就此论之，在联合劳动的实践中，人们的精神生产内在地受物质生产的调控，“物质生产领域亦即实践活动仍然被视为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主要领域”［20］320。虽然此时物质生产已然是人们自愿进行、自主调控的联合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对抗关系也转变为共同协作关系，但是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必然具有其固有的“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只有作为总体的社会方能驾驭外在的自然力。总的来说，人的主体性此时主要表现为对物质生产的联合占有和共同调控，其有限性则相应地体现在：个人的自主活动始终受社会总体有意识的调节，而社会总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不过是为自由王国的“真正自由”创造社会财富基础的手段。可见，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物质生产虽然超越了异化劳动形式并获得了自主活动意义，但尚未实现完全解放。
从以上论述看，在必然王国的最后阶段，主体性实践与其社会性自由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悖论性质。一方面，只有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一部分，个人才能在实践中将现存的物质条件转化为自主活动的条件，进而使外部自然力以社会生产力的形式造福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始终是一个受外部制约的必然王国，在这个领域中，个人才能的发挥受制于先前形成的社会分工，个人的自由劳动与总体的必要劳动浑然一体，难以分割。人的社会主体性首要且必然地体现在物质生产实践，而个人的个性在物质生产领域只能获得有限的发展空间。因此，真正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其实只存在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必然王国的彼岸”——精神文明领域，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以上悖论亦即自由之谜作出的真正解答。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最初手稿中明确指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19］112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看联合劳动，个人能力的发展必然建立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物质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个人才能运用和知识锻炼的过程，这正是社会主体实践首要面向经济领域的意义所在。可以说，联合的物质生产实践与真正的自由劳动并不处于抽象不变的对立之中，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才能创造出来。在这一阶段，共产主义实践必然导致物质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这预示着个人耗费在物质生产中的时间不断减少，而在精神生产投入的时间逐渐增多。物质生产活动必要性的减弱与个人才能的发展相互促进，于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体现出的社会主体性终将突破自我界限，转向以科学、艺术为主的精神劳动领域。
在未来社会的第二阶段，随着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自然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将不再从事可由机器来代替的生产活动，人们与劳动的关系亦由“联合占有”升华为“自我享受”。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构想，一旦自由劳动将从必要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体现在：不再是社会财富受制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社会的生产能力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19］107-108。如果说在联合的物质生产中，由于在旧社会中形成的个人才能差异的存在，个人的自主活动仍然相对地依赖社会分工条件。那么在这里，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社会财富即肯定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器官”。简言之，人们将从社会财富中获取发展其个性才能的社会力量，从而在自由劳动中积极地创造人的亦即社会的丰富的本质。如马克思所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21］460在积极创造自身本质的活动中，人的社会主体性不再受外部世界的必然要素的限制，劳动主体得以“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22］486。至此，共产主义实践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人们将转而在个体的精神劳动中建立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在此，作为精神文明的自由王国看起来是“以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建构的”（洛维特语）。然而，对于这一观点的批判，马克思本人之见解尤为深刻透彻。他早已指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前者是由社会主体的物质生产实践建设而来，后者则不过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
总体而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体性的科学论证，可归结为这样一个逻辑链条：联合劳动的物质生产——物质力量转化为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服务于自由劳动——自由劳动展现自由个性。相比于早期的《巴黎手稿》和《形态》中对未来社会主体性解放的美好构想，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划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科学实践路径。在未来社会中，共产主义实践将联合劳动的条件转化为个性发展的社会条件，“它的实际内容就是人类主体本身的能力发展成为社会的目的”［23］251。《资本论》及其手稿对联合劳动条件、共产主义实践、自由劳动的个性三者之间关系的深入剖析，确凿无误地指向了人的社会主体性的自主建设。就此而言，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从不缺乏未来向度，它在批判现实劳动关系的基础上“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
四、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展现为一个三位一体的理论结构，即哲学构建维度的现实主体性、现实批判维度的革命主体性以及未来解放维度的社会主体性，这一框架在马克思对劳动—实践概念内在关系的三重阐释中得到了深刻体现。三个维度相互衔接、层层深入，共同构成其主体性思想的结构框架。基于对《资本论》等文献的解读，阿尔都塞曾旗帜鲜明地宣称，马克思理解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24］362，“无主体的过程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实际上，其片面解读仅反映了革命主体性构建维度的一个理论环节，即人的主体性被其劳动对象占有的现实批判，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恰恰相反，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经过劳动辩证法的深入探索，再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主体性始终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线索贯穿其中。由此观之，对主体之谜的探索亦是对历史之谜和自由之谜的积极回应。在今天，廓清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结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思想批判本质的认识，更能进一步发掘其中蕴含的人类解放意义。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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