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路向
作者：胡博成，男，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华东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底层逻辑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是新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支撑。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重大科技创新，必然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科技体制改革。就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逻辑基础来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经验和新时代回应重大科技体制改革现实，为认识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支撑。尽管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在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影响和科技服务社会发展层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宏观国家科技治理、中观科技产出和微观科技主体能动性层面存在诸多挑战。为此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要瞄准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评价改革精准发力，打好全球前沿科技竞争、尖端科研发展和原创研发水平的攻坚，同时还要在科研软环境优化、市场主体建设和科研发展规律层面全面激发主体的自觉行动。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技体制改革；新兴产业革命；高质量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科技体制与生产力之间的适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 年9 月考察黑龙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范畴，并在2024 年1 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对如何理解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进一步指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仅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出发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核心思路。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就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议题，现有成果围绕其内涵、特征、路径等方面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部分成果已经提及科技体制改革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这为从科技体制改革视角进一步加强新质生产力研究奠定了前期研究基础。新质生产力是以重大创新为基础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其生成和涌现的基础在颠覆性新技术对传统生产力的质态跃升［1］，即只有关键技术、重大技术、原创技术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充分涌现［2］。要以重大技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科技体制的支撑。作为国家组织和管理科技创新活动的制度架构，中国科技体制一直处在深化改革和不断完善的路上。面对新质生产对关键技术创新的要求，新时代必须进一步强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要求相匹配的科技体制。在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对科技体制改革要求的基础上，揭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而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指引方向，既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论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升中国科技创新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现实必然要求。
历史和事实证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演进与科技创新紧密相关，历次生产力的跃升背后都是关键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可能会对某一行业甚至全社会的发展产生颠覆性影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要落实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法规和政策，必然离不开科技体制的推进落实。面对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以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关键技术的突破，为推进生产力质态跃升奠定了重要历史和现实基础［3］。科技体制包含科技创新工作的方方面面，是组织和管理科技创新的“总工程师”，是以制度化集成推动科技发展的战略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体制始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深化改革创新，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来自科技创新领域的驱动力量。换言之，以生产力发展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是解释中国共产党取得经济建设成就的核心基因密码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围绕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了丰富论述，为新时代理解科技体制与生产力的关系提供了指导思想。科技体制是国家制度建设在科技领域的显现，其核心目的是以社会建制为科技创新活动保驾护航，进而实现国家科技创新的系统突破和整体提升。科技体制蕴含了一整套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是国家制度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显现。在深层逻辑机理层面，科技体制是反映科技硬实力发展的软指标，它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将现有科技资源整合为整体，集中力量将可能实现的科技创新突破变为现实，并以此全面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和科技事业发展的能力。显而易见，科技体制在全局层面决定了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体制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和创新，有力托举了我国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力支撑。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向新兴科技前沿、顺应新科技发展趋势，重视改革和优化科技体制，以密集型科技体制改革为科技强国提供了顶层设计，全面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4］。
不论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皆深刻说明了科技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逻辑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产力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其形成发展与生产关系紧密关联。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决定科技体制，同时科技体制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即科技体制在归属上是生产关系层面的范畴，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与优化。在此基础上，科技体制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型社会关系和驱动力量。一部人类生产力发展历史就是以科技体制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历史，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到电动机，实际是以科技体制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必然会实现对传统生产模式的升级改造和对生产力的跃升发展，而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又离不开对从事科技创新工作方方面面社会关系的变革，即科技体制改革是实现科技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新质生产力是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基础的生产力质态跃升，而要实现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必然需要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指向，关注和强化适配其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无疑是深化新质生产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现实基点。
二、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认识逻辑
国家科技制度应随着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发展的变化而升级，同时创造出适宜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在于强化关键技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为此必然要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换，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联，这离不开具有强大战略牵引能力的科技体制保障。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域角度看，要以科技体制改革为更显创新性、更具融合性、更体现高质量内涵的生产力业态服务，必然需要把握和理解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逻辑基础。换言之，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科技体制改革，拥有深刻的理论、历史和实践基础。
（一）理论逻辑：重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总体指导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而且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形态生产力表达［5］。马克思深度关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出了服务无产阶级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总体性理论指导。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批判和构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相较前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内在融洽。马克思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化，目的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命运，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是马克思批判旧生产力理论，同时也是构建新生产力理论的关键依托。工业革命史说明，资本主义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也正是得益于新技术的应用，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演化的经济空间，并以此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快速发展［6］。资本主义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适应新技术创新发展需要，为维持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积累了宝贵经验。劳动生产力是马克思用以论证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发展的核心范畴，无论是生产实践的经验积累，还是经济组织的知识创新，都离不开对旧生产关系的突破和新生产关系的构建。资本主义科技创新就是旧的科技体制被淘汰、新的科技体制得以形成的过程。科技创新的内生逻辑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是循环上升的过程，而这也对科技体制发展变革作了深层规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的制度形态中，不仅生产力处于量变积累过程中，而且服务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同样处于变革创新过程中。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7］602这也就是说，科技创新会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而作为适配新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必然需要进行变革。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和发展理路，为拓展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总体性的理论指导。生产力发展是一个循环上升、量变积累的过程；而新质生产力是基于重大科技创新的跃升过程，是寻求生产力关键质变节点过程。为满足新质生产力的突变和跃升发展的重大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体制的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时，对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明确要求：“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8］新质生产力要依靠科技体制整合创新资源，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二）历史逻辑：总结以科技体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以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在科技体制服务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为新时代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逻辑支撑。就中国科技体制服务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以集中性、规划型为核心特征的科技体制，这一体制以战略任务为牵引，在短时间内为科技起步发展，特别是为工业和国防建设作出了突出历史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全面启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复建科技体制基础上，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和科技创新的发展。1985 年，国家进一步推动科技体制改革，重点在于激活科技人员创造活力，目标在于促进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体系全面铺开。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进，科技体系在建设国家创新系统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目标导向作用。科技体制在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更加关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2006年，党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以科技体制深化改革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以此为基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科技创新得以涌现的社会基础，在科技体制的深化改革与创新。如何转变科技评价机制、改变科技管理定位，成为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心。
综合新中国以科技体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科技体制改革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从政策扶持到内涵式发展的跃升，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经验指导［9］。一是科技体制改革要始终面向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有机融合发展。以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在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中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和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化，深刻反映了科技体制改革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预期。二是科技体制改革重视科研工作规律，全面激活了科技工作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科研工作者是科技创新过程中最活跃的力量，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者的主体地位，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科研工作者人才评价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0］。三是高度重视以国家为本位的创新体系建设，并以此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国家创新体系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牵引作用，特别是技术创新转化和国家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离不开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持。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健全国家对科技创新的统筹组织和管理调控，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重视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助力生产力发展，实现了从政策指导到建章立制的转变。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的体系性、制度性特征得以进一步凸显，党和国家重视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结合，实现了从科技管理到科技治理的转变，为科技体制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制度建设经验。
（三）现实逻辑：破解重大科技创新掣肘问题的时代之答
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哪个国家抓住重大科技革命发展机遇，哪个国家就抓住了世界竞争优势［11］。尽管经过新中国成立75 年的科技创新积累，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创新基础、创新竞争力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纵深推进，大国间的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借助封锁核心技术等手段遏制中国崛起。近年来贸易战、逆全球化等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关键技术创新不足、受制于人的困境。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中国如何破解重大原创技术不足的“卡脖子”问题，如何实现更大程度的核心技术的自立，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发展机遇实现科技强国的弯道超车，成为亟待回答和解决的时代之问。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为破解重大科技创新掣肘问题提供了时代的答案。对标对表重大科技创新发展的实际来看，国家创新体系内在协同和韧性的缺憾、创新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不足、激励与评价政策的不完善、创新政策以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等，严重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和涌现。
重视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无疑是新时代破解重大科技创新掣肘问题的科学指导思路。面对国际形势、满足国内需要是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现实逻辑支撑。从国际竞争层面看，大国之间的科技博弈和竞争形势日益严峻。中国要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彰显优势，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协同发展能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融合，使得国际竞争局势日益剧烈。与传统国际政治竞争形式和手段相比，技术竞争、技术政治更为明显，如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假想敌，打压和围堵中国技术，这迫切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和科技竞争提供战略支撑。从国内发展层面看，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必须全面破除重大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提升科技资源的配置效能。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是进一步塑造国内发展优势、国际竞争强势的物质基础，集中优势资源为重大科技创新服务，是科技体制改革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点。摆脱传统发展要素驱动路径依赖，转向高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加快重大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型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深化改革与新兴科技发展相适应的组织和管理模式，消除重大科技创新和应用的体制障碍。新科技革命发展显著呈现超宏观、超微观等新趋势，科技创新高度重视学科交叉和学科开放，日益依赖大模型和先进设备，要求中国必须构建和深化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
三、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就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发展，围绕如何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了系列论述，为新时代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12］。就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与生产力的发展实际成效来看，科技体制改革实现了重点科技领域和关键科技创新发展环节的突破，科技攻关和科技应急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明显。需要辩证审视的是，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科技创新主体管理等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还面临宏观治理、中观配置和微观执行的挑战。
（一）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就
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成就显著，科技领域重大创新持续推进，全面提升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工作效能，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空间布局的优化、领军企业主导和组织科技创新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积淀。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在开展重要科技研发层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标志着新时代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国内科技体制改革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整合国家科创中心力量，强化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的合作，为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一是科技领域的重大改革持续推进且成效明显。为激励创新原生力量和内生动力，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完善保障科技创新的法律和制度，优化科技创新市场和学术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良好社会氛围。二是凸显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健全由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市场机制。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市场机制实现了企业发展全周期的覆盖，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承担重大科研任务的占比显著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科技服务体系、科技资源共享机制持续优化，企业在重大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凸显。三是阻碍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因素被进一步廓清。一系列支持科研成果转化的文件相继出台，束缚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障碍被消除，科研工作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全面激活。四是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加强。重视面向国际大科学计划，全面加强全球合作力度，中国参与国际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13］。
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科技体制改革不仅取得了上述成绩，而且在推动重大科技创新方面展现了更为强大的工作效能。一是科技创新发展需要的资源持续增加，无论是科技创新经费投入还是研发人员数量都在显著提升，同时企业创新活动持续增加、创新意识显著增强，全国范围内的自主创新发展模式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二是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无论是科研成果数量和影响，还是发明专利数都实现了量质的共升。三是科技创新活动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动能作用显著改善，同时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使得知识密集型企业的产值和结构持续改善。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就和效能基础上，新时代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进一步完善。大国科技博弈和竞争对科技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叠加因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质的突变”，科技体制改革面临更高的要求和更复杂的形势。
（二）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挑战
就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背景来看，无论是国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层面，还是抢抓新科技革命发展的组织模式层面，科技体制改革皆面临多重挑战。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驱动力量，离不开优质科技资源的供给，更离不开科技体制改革的助力。新时代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面临的约束和挑战明显增加，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内涵式发展、推动新型科技大规模应用，迫切需要进一步破除不适应新要求的体制机制因素。面向全球科技革命发展的组织模式，则对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多理论范式开放交流，不仅有力驱动了全球重构科研组织和管理体系，而且意味着我国亟待进一步健全适应新兴科技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国内相关研究充分关注到了国家创新体系、创新主体、创新政策等方面问题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影响［14］，这为进一步把握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研究基础。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研判全球科技发展大势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以科技体制改革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进一步关注宏观层面国家、中观层面社会和微观层面主体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一是在宏观层面进一步提升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新时代国家成立科技领导小组，为协调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顶层设计。问题在于受传统科技管理体制惯性思维和模式影响，宏观科技治理体制依然存在横向和纵向的政出多门现象［15］，重复投入和部署制约了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二是在中观层面进一步提升社会科技创新产出和主体地位的工作效能。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数量呈现明显优势，但科研的具体转化和产出效率不高，原因在于科研经费配置和科研管理活动效能相对不足。同时，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主体力量在企业，中国科研主体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这要求面向重大科技创新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三是在微观层面全面提升主体在科技创新活动和科技激励层面的能动性。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但高新技术出口企业主要为“三资”企业、高科技产品出口存在明显的空心化问题［16］。如何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的主体能动性，以基础研究和理论突破抢占关键核心技术优势，成为科技体制改革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如何区分科学和技术创新激励力度，进一步破除科技评价体制对科研工作者的掣肘，还需要在重大科技创新活动中进一步落实和优化。
四、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路向
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核心是变革政府、企业、个体等主体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传统惯性和路径依赖，为原创性重大科技创新提供创新生产要素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要求一种新的、能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样式，即要以科技体制改革为指导，形成一种新的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要求以生产关系变革深刻把握重大科技创新的价值意义，既要变革不适应重大科技创新的生产关系，破除科技创新中的制度阻碍因素，又要以重大技术创新和生产关系变革发挥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全面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发展。
（一）精准发力：瞄准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靶心
要前瞻谋划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宏观治理向度上的制度支撑。中国共产党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强大领导和组织保障，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强化中央和地方、部门和行业之间协同合作，以战略科技力量支撑和规划，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顶层制度保障。
1.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廓清和消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和政策壁垒
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涉及多层面多主体的系统工程，适配其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和战略布局，将制度优势与市场作用结合，塑造有利于重大科技创新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一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科技与体制创新协同融合发展。既要重视发挥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作用，也要全面激发市场和政府双重主体作用，为重大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未来可能空间。二是优化完善科技体制组织和管理机制，在中央科技领导小组下成立重大科技创新工作委员会，为新型举国体制发挥作用提供坚强领导核心。三是优化完善科技资源统筹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保障。新型举国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中围绕重大科技创新进行科技攻关体制，其推进必然离不开各类科技生产资源和要素的统筹协调。
2.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统筹协调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
新质生产力是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基础前提的生产力质态跃升，而重大科技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是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因此要统筹和协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制度。一是提升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工作效能，精简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周期，以高效的工作效能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拓展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和路径，形成面向市场需求、彰显企业主体地位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企业是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的关键主体，是影响新质生产力跃升发展的核心力量，为此要创造性加强匹配企业发展的产学研融合力度，以高效率的高科技产业化驱动生产力发展。三是健全重大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强化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以市场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所为智库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3.优化科技改革评价，分门别类地评价和对待适配新质生产力科技体制改革的科研类型
显而易见，新质生产力得以涌现的重大创新活动有着不同类别，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创新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之间的侧重点不同，为此要有逻辑地建设适合不同类别的科技创新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一是开展面向不同类型科技创新实际的奖励机制改革，为科研工作者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不同类别的重大科技创新活动有着不同侧重点，只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激励，调动不同研究人员的主动性，才能进一步激发新质生产力需要的重大科技创新。二是完善科技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多元化的科技人才评价为科技创新提供科研主体力量保障。三是围绕科研工作类别优化科研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科技创新评价标准。
（二）核心目标：打好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因地制宜、因行业而异，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在实现重大科技创新，为此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领域开展科技攻坚，推动科技创新的革命性突破和发展。
1.面向全球科技竞争前沿领域，为掌握核心技术提供科技体制改革支撑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掌握前沿核心科技，而要面向全球科技竞争前沿获取核心技术，需要激活科技体制的支撑作用。一是重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掌握前沿技术中的目标导向作用，加大尖端技术科研攻关投入力度，组织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二是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为战略导向，进一步突破核心技术创新的攻关模式。在追赶全球尖端技术过程中，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科研工作经验，持续完善创新核心技术科研攻关机制。三是重视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多元力量博弈，优化重点任务型、核心菜单型技术攻关体制，兼顾国家创新体系的自上而下模式和市场创新主体的自下而上模式。
2.加强尖端科技发展的问题意识，强化科技创新革命的基础理论研究
科技革命发展方兴未艾，世界各国都积极参与其中，但真正决定新兴科技革命竞争的底层逻辑在于基础理论研究。如算法的底层逻辑在于算力支持，倘若没有基础的计算科学、数学等学科支撑，注定难以获得算法竞争优势。一是在研判新兴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基础上，明晰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解决和强化的基础理论问题。基础研究是引发新型技术突破发展的关键，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建立长期鼓励和包容基础研究的社会支持政策，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包容性社会环境。基础理论研究不仅具有时间长、难预测的特点，而且在资金和政策需求层面有着较大需求。为此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要充分考量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发展需要。
3.进一步提升原创研发水平，明确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指向
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原创研发水平，是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指向。一是着重突出原创科技和研发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位置，以科技体制改革为原始创新提供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要面向市场需求，也要重视科研兴趣和任务导向的结合，以多元化科研创新模式为原创科技创新提供战略支撑。二是将体制创新和自由探索创新模式结合，充分尊重和支持民间、非官方科研工作人员的科研兴趣，为原创研发提供最大发展空间。三是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尊重力度，充分尊重和保障原创科研成果的市场地位，为原创科技的涌现提供内生动力。
（三）自觉行动：激活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主体
从根本上打破科技体制对科研主体的束缚，进一步激发相关主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自觉，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着力点和落脚点。为此要进一步改变和优化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方式，以激活内生动力来纠正以往的工具化倾向，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力量对科研工作的干预。
1.加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的软环境建设，构建人才驱动核心技术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基础在于人才能力的全面激活，坚持兼顾科研质量、绩效和贡献的评价导向，分门别类地开展科研人员评价和激励。一是健全和完善科研同行评议和数量结合的科研评价机制，为不同类型科研工作主体提供科学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要更加重视学术成果和影响，对应用研究要侧重实际转化效益。二是坚持程序化和非程序化评审结合的复合型评审机制，对一般的科研项目侧重程序化评审，对非共识性的科研项目要采用非程序化评审机制，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及时获得资助。三是给予科研单位和科研工作者更大的科研活动自主支配权，特别要在科研团队建设、工作路线和经费使用等方面开放更大权限。
2.凸显市场导向和企业主体地位，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指明前进方向
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关键在于市场力量，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也在于市场和企业主体的激活。一是在复杂科技创新和竞争中明晰政府服务职能和定位。重大科技创新需要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特征，因此要明晰政府职能，提升政府的科技治理、科技服务能力。二是构建学术独立运转的科研体系。打破政府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行政关联，加强科技创新的竞争化改革是大势所趋。三是用税收政策引导鼓励企业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探索基于市场竞争优化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扶持的路向。
3.掌握科技创新和科技工作规律，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改革的主体发展提供保障
科技创新工作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重大科技创新面临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如何透过复杂活动来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成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体制改革重视研判规律的现实要求。一是兼顾发展与安全要求，优化维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发展环境。新质生产力得以涌现的重要技术基础是新数字、新生物等，兼顾发展与安全思路，有助于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二是肯定和鼓励人民群众首创、地方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和推广具有特色的科技体制改革试点经验。在科技体制改革中践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中国科技创新实践要求。三是积极探索开放型科技创新制度建设规律，以柔性、软性等方式引进国际战略性科技人才，积极构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全球科研共同体。梳理现有的中外战略技术合作模式，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实际需要有针对性、有预期地开展战略性科研共建和合作。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