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社会科学》网络首发 | 解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作者：解安，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当代中国经济。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照高水平的要求，当前还存在明显的短板与弱项。比如，各类市场主体仍缺乏公平竞争环境，存在市场准入壁垒，政府与市场边界需进一步厘清；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各类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以开放促改革，仍需大幅提升“一带一路”共建水平。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促进各类要素市场发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机制。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基本经济制度；要素市场化；“一带一路”

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党、国家和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劲动力。但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经济复苏乏力，创新驱动不足，亟待有效调动全社会精气神，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这次三中全会最大的看点。本文拟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深入探索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重要途径以及所需要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党的十五大第一次从基本经济制度上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密切联系在一起，提出“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党的十八大强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以党的文件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列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基本经济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合作、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论断，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深化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又做了一个细节上的改动，“和”字变成了逗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1。这个修改很重要，原来的“和”字，不少学者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理解为并驾齐驱。政府的第一作用是什么？是保证我们的市场是一个公平高效的市场，这是它的首要作用。其次才是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哪些领域管不了、管不好？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的这些领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从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阐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基础上再一次作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新举措新要求。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推动国有资本布局实现“三个集中”，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2］7。鉴于前两个“集中”学术界讨论已很充分，这里重点对第三个“集中”即“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进行讨论。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这些产业不仅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而且对于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3］。的确，过去几十年我们发展得非常好，创造了世界奇迹。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抓住了上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充分利用了这个动能。可是这个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了，继续发展不能靠这个了，得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和上一轮不一样，上一轮是西方发达国家先革命了，我们在后面跟着学，这一轮全世界是同步的，没地方学，人家也不让你学。中美经贸摩擦的实质不是贸易战，而是中美高科技战争，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中国学了^［4］70-7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正迎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5］。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正在经历第四次。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是以蒸汽机和动力机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期，是以电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电气化技术创新，德国跃升为世界工业强国，到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是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美、德、法、英等国进入工业化成熟期，日本抓住了这次产业变革的机会，实现了经济腾飞。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进行，即第四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包括很多技术，说到底就是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的融合，这个融合靠的是一系列技术的推进，如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能源革命、生命科学、无人驾驶等。可以说，每一次产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是深远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也不会例外，我们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我国国有企业在航空航天、‌装备、‌原材料、‌能源、‌新型电子器件、‌新材料等领域具有优势。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不失时机地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并进一步提出“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2］7。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管理者”。对此，有不少学者还提出了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的确，全球排名前500的大型工业企业中，至少有89％的企业对经营者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其实，这只能解决经营者的动力问题，还远不能为完成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两项任务提供精准对策。笔者认为，前者要在以下四点下功夫：一是通过政策（如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引导，推动国有资本进入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通过资产重组、股权转让等方式，优化国有资本布局，使国有资本更加集中地投向新兴产业；三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四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和监管体系，为国有资本进入新兴产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支持。后者则需要：一是国有企业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创新战略规划，明确创新目标、重点领域和实施路径；二是建立灵活高效的创新组织架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形成协同创新的良好机制；三是将创新成果与员工的晋升、薪酬等挂钩，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四是对创新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创新活动的合规性、有效性、权威性、公正性。最后，二者都需要加大人才——这一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引进和培养，这样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还能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国有企业真正承担起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我国才能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断靠近。

（二）民营企业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与动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2］7。这是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部署。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和动力。

民营企业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其一，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主体，其发展完善了市场主体结构，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二，民营企业的参与，增强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优化；其三，民营企业通过自身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民营企业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其一，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行，为构建更加开放、更加透明的市场经济环境提供了动力；其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市场需求，推动政策创新和调整，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其三，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激发了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创业热情，为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提供了强大动力。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税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数量。”^［6］673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巨大，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和动力。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民营企业的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国内外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以及市场准入、产权保护、融资支持、要素保障等方面的障碍，一些企业自身也存在治理管理不规范、经营风险较大等问题。这次《决定》明确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等。这些提法很有针对性，我们要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改善、优化民企公平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保护企业产权、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这次《决定》还提出了“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2］7-8。我国的民营企业也开始进入世界500强，比如华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和最具有研发能力的科技企业。华为已经拥有8万多项全球专利，仅在美国注册的专利数就超过了1.1万，并为世界上的多个权威组织提供了5.4万篇文章和建议^［7］12-13。民营企业是市场选择出来的，只有保持创新企业才能够存活下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具有直面市场竞争和善于应用转化等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2］10-11。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与动力。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推动创新等方面，民营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应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的。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即全面探索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整个这一阶段，都是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的。当时我们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给地方和企业下放更多的自主权，采取渐进式改革，后来才叫“市场化改革”。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最大的一块石头终于摸到了，全面改革探索阶段结束，进入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即全面推进阶段。但是，这时“政府”这一概念并没有出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深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概念首次出场，从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取代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从“更大程度上”、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表明党和国家对市场关系和市场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顶层设计：“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9］21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9］95-96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0］29这是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基本定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认识市场、政府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良性互动，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需要回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2］6-7处理好“放”与“管”的关系，是个老话题，也是世界级的难题。放得活，靠市场；管得住，靠政府；归根结底还是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对辩证关系，只有二者更好地结合，才能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2］9。这就要求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要素流动畅通、市场决定价格的高标准市场体系。目前，“中国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以及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配置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11］。因此，需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其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更高水平优化配置。

（一）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

人口学理论认为，流动人口面临包括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政治排斥、获取物质资源的经济排斥、融入管理与文化系统的文化排斥、进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排斥等四种排斥制度。^［12］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福利差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13］其实，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解决城乡居民具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和基本公共服务，更主要的是城乡劳动力能够畅通流动、提高要素重新配置效率。因此，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主要是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确保劳动力的流动”^［14］74。因为“只有劳动力流动起来，才能形成市场，才能够由市场决定价格、市场决定劳动力的工资”^［14］74。

2022年初，国务院首次发布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互认，探索实施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常住地供给。具体而言，就是要用“居住证”制度取代实行了70多年的户籍制度^①。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改革，对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至关重要。我们有完全成熟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保障居住证制度替代目前实行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实际上可以做个影子制度继续保持下来，它只是记录人的出生和迁徙的情况，最后发挥作用的可以是居住证制度。任何人只要在一个地方工作，在这个地方纳税，在这个地方有居住地，就应该享受和当地居民完全一致的公共服务。总之，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市场化配置不仅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一项任务，也是从根本上打破二元结构、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促进消费也大有裨益^［14］37。

赋予和完善农民城市权利，转变户籍制度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开放村庄准入权，有序引导城市居民、企业家及社会资本下乡，允许外来人口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享有村庄的住房、土地、公共事务参与等权利，鼓励城乡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共建共享。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为重心。积极扩大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解决城乡、行业、身份、户籍等个体标识捆绑公共福利的问题，促进城乡、区域、人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当前要创新农民工市民化机制，解决其子女教育问题，避免形成农民工职业上的代际传递。大力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的弊端，完善流动人口就业与落户服务体系，降低劳动力就业的制度性成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部门向高生产率行业部门转移，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12］。

（二）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

资本要素市场化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投融资最为便捷、最为活跃的市场。长期以来，资本市场化的重点是利率、汇率等资本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构建。虽然资本价格变动会受到供求关系影响，但其市场化进程滞后于实体经济市场化进程。在资本配置机制、配置渠道等方面政府干预的痕迹较为明显，存在金融机构准入、资本项目管制、信贷资源配置管制等诸多方面抑制性政策，直接后果表现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信贷资源错配、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问题^［15］。

因此，资本市场化改革要以深化体制改革和服务实体经济为重心。具体来说，一是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目前，金融市场尚不够成熟、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利率风险尚未得到有效控制。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利率和汇率作为资本市场化的核心内容，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防范金融风险、优化经济结构，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质量和水平。二是构建规范有序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股票、债券、期货衍生品等市场健康发展。上市公司由核准制（即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即企业发行股票或债券等证券产品时，只需向监管机构注册申报，监管机构主要关注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注册制的实施，简化了发行流程，提高了市场效率，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为更多的优质企业提供了融资机会，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监管机构加强了对信息披露的监管，提高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降低了市场的风险。三是需要进一步对金融市场准入、金融要素定价、市场主体建设等各个环节或重点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最终建立起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体系。

（三）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目前主要是解决农村“三块地”市场化流转及有效配置问题。

农村承包地。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承包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重要课题。这里，核心的改革内容是土地确权登记基础上坚持集体所有权和稳定承包权并放活经营权“三权”分置。“三权”分置的改革对农村承包地要素优化配置起到重要作用。土地确权后，农民可以到有形市场上公平地交易土地，克服了以前干部所有制的弊端，加快了土地市场化流转，土地租金也上升了，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财产性收益。土地承包方可以采取出租（转包）、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有效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村宅基地。2015年进入试点阶段，允许宅基地和房屋一起有偿退出或者转让，实行了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这样，进城农民工可有偿退出宅基地，获得财产性收入；房屋可以租给城市人；可以为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过去闲置的宅基地；另外，自2020年试点，宅基地经集体成员2/3同意可转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当前，农村宅基地实施“三权”分置的制度改革正深入推进，然而，其要素市场化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一是资格权和使用权的流转、交易等环节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律规定；二是宅基地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形成机制等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三是部分农民对宅基地要素市场化的积极性不高等。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明确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规程，建立供求关系明确、价格形成合理的市场机制，而且需要通过培训、教育、保障农民权益等方式，提高农民对宅基地要素市场化的认识和信心。这样就会大大激活农村宅基地要素，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2］9，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前提下，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一原则体现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在市场准入、‌权利和价格上的平等地位和权益。‌同等入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与国有建设用地以平等的地位进入市场，‌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在更多的市场主体间、‌在更宽的范围内、‌在更广的用途中进行市场交易。同权同价：‌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享有与国有建设用地相同的权能，‌可以在一级市场中出让、‌租赁、‌入股，‌在二级市场中租赁、‌转让、‌抵押等。‌这一原则为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能提供了具体明确的政策依据。同价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在市场上享有同等的价格。‌自2015年开始试点，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大市场。‌

（四）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

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推动技术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手段，已成为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包括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创新环境、鼓励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等。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技术交易市场作为技术要素市场化的重要平台，也越来越完善。技术交易市场的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为技术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了有力保障。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引进高端人才、建立创新平台等措施，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然而，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是当前政策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存在政策不配套、法规滞后等问题。这导致市场主体在参与技术要素市场时面临不确定性，影响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缺乏有效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技术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难以实现有效匹配，阻碍市场的良性发展。三是当前技术评估体系尚不科学，存在评估标准不统一、评估方法不科学、评估结果不公正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技术要素的价值难以得到准确评估，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四是当前我国创新人才短缺，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这导致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不足，影响了技术要素市场化的进程。五是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存在侵权行为频发、维权成本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技术创新者的积极性受到打击，阻碍技术要素市场化进程。六是技术成果的转化率仍然较低，很多技术成果没有得到有效应用。即使部分技术成果得到了转化，但缺乏市场竞争力，商业化程度不高，无法实现技术的最大化价值。七是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存在创新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创新资源相对匮乏。

有鉴于此，亟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是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确保政策法规的配套性和时效性。同时，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和解读，提高市场主体对政策法规的认知度和执行力。二是加强信息披露和交易监管，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同时，鼓励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三是建立统一的技术评估标准和方法，提高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同时，加强评估机构的监管和管理，确保评估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四是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提高创新人才的待遇和激励机制。同时，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五是加强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高侵权行为的成本和风险。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六是形成更加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为技术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供有力保障；加强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合作，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提高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和商业化程度。七是优化创新资源的分配，加大对创新资源相对匮乏地区和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创新资源的均衡发展。

（五）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

数据要素市场化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迫切需要。这个改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时候还未提出。最早是在2014年，首次将“大数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数据和土地、人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生产要素；2020年即“十三五”规划结束之年，数据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凸显，要素属性逐渐明显；2022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发布，从数据产权、数据流通和交易、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数据治理等方面提出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二十条关键举措。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要素显得越来越重要，数据市场逐步形成。2023年5月，以“数据创造价值  创新驱动未来”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吸引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338名外宾参会；线上线下参展的海内外企业353家，展出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案900余项，发布国际国内领先科技成果20项，签约项目71个，投资金额613亿元人民币^［14］75。

目前，数据要素的价值已被市场广泛认可，但数据要素在市场化进程中仍存在诸多痛点难点：一是数据要素共享水平较低；二是数据隐私保护有待加强；三是数据管理办法不完善。可见，数据要素市场改革迫切需要体系化、秩序化的制度保障。如构建完善的制度规范体系、市场流通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等，充分保护私人数据产权，实现数据要素的有效组织管理与监管，坚持数据资产开放共享，允许更大程度地依据市场供求平衡确定价格，构建数据采集、共享、应用、安全等技术支撑体系。

（六）知识要素市场化改革

在当今社会，知识要素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由于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知识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一直受到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创新和驱动作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知识要素市场逐渐形成。

知识要素市场化改革一般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健全知识要素市场体系。通过建立规范的市场规则、交易平台和中介服务机构，为知识要素的交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促进知识要素的流动和交易。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知识要素在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和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三是激发知识创新和创造活力。通过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知识创新和创造活动，形成知识产权等知识资产，并通过对这些资产进行市场化交易，推动知识创新和创造的良性循环。四是培育新型经济业态和产业。通过知识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新型经济业态和产业的发展，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

应该说，知识要素市场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知识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还存在诸多挑战和问题，如：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知识要素的定价和交易仍受行政干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人才流动不顺畅，仍受制于户籍、档案等制度性因素；部分地区存在监管空白和监管重叠现象，导致监管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在信息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方面仍存在不匹配等问题。这些问题均严重制约了知识要素市场化的进程，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一是建立健全知识要素交易平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大侵权处罚力度，提高侵权成本；三是简化户籍、档案等手续，降低人才流动的制度成本；四是健全市场监管体系，知识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健全的市场监管体系来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五是解决信息化水平与数字化发展不匹配的问题，知识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借助信息化技术和数字化手段的力量。

（七）管理要素市场化改革

管理要素市场化的核心在于将管理资源、管理服务及管理知识等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和交易，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的最大化。管理要素市场化有其必要性，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深入，企业需要更加灵活地配置管理资源，以适应经济发展趋势；二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管理要素市场化有助于推动管理创新，为企业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当前，管理要素市场化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体制机制不健全。管理要素市场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缺乏统一、规范的交易规则和监管机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难以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二是信息化水平低。管理要素市场的信息化水平较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现象普遍存在，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性。三是人才流动受限。由于地域、行业、企业等壁垒的存在，管理人才流动受到限制，难以实现优化配置，导致部分企业缺乏高水平的管理人才。四是法律法规不完备。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对管理要素市场的规范和保护不足，导致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面临法律风险。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管理要素市场化的进程，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其一，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管理要素市场体系，明确市场规则和监管机制；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监管，促进市场秩序的规范化、法治化。其二，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管理要素市场的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共享和透明化；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保障管理要素交易的公平、公正；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准确性。其三，促进人才流动。打破地域、行业、企业等壁垒，建立起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加大人才培训和引进力度，提高管理人才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其四，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管理要素市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加强执法力度，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三、“一带一路”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国梦就是世界梦”；以“陆海联通”激活内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选择”，即打破贸易封锁，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对技术、市场、资金、劳动、数据、能源等进行全球配置。反过来，共建“一带一路”要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展开合作，凡与市场经济通行规则不符的必须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进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意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为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而提出的重大倡议。该倡议旨在通过加强与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目标，共同打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平台。

早在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时有很多国家不理解。于是，习近平主席去非洲访问时发表演讲，提出：“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我们还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②也就是说，我们要探索一种“大家都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是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来的。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地大物博，但经济发展的互联互通不行。全球化是以海洋作为主要贸易途径的，90%的贸易通过海上进行，但实际上80%的产出都来自沿海一百公里的地带，也就是内陆地区，而内陆国家是普遍落后的。为了改变“内陆从属海洋”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需要陆海联通。那么，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哈萨克斯坦梦”就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了。一个月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医药、海洋医药原料、新材料等，还有人类到深海寻找生命、寻找原材料、寻找新的智慧等。所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引领未来的，是帮助实现印度尼西亚^③等国的共同梦想的。半年后^④，“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统称为“一带一路”^{［14］166-170}。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举办首届高峰论坛，本次论坛有一半代表是自发要来的^⑤，共有29个国家元首参加。这次论坛，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三大问题，将“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

那么，中国如何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互联互通呢？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诞生。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助力各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通过发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解决人类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美国有一位叫康纳的学者，他在《超级版图》这本书中说，人类未来40年基础设施的投入将超过过去的4000年。现在基础设施要什么？要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目前中国在这三个领域都很强。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一直短缺，实际上还有13亿人没有用上电，其中，印度有3亿、非洲有5亿。把世界灯光分布图往上一放，一看就明白，这不叫全球化，这是部分全球化，灯光主要亮在发达国家里，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陆地区一片漆黑。所以，“一带一路”倡议是个希望工程，是个幸福工程，是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14］173。我们强调“一带一路”要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选择，就是针对缺少资金、基础设施的国家，为他们解决第一桶金的问题。中国发展模式就是政府与市场双重驱动，在起步阶段政府要起更重要的作用，把市场培育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起步阶段就必须由所在的国家的政府担保或用资产抵押，然后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借款。所以，我们说这体现了中国发展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广泛的吸引力，也体现了中国融入全球化之后构建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二）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创新合作一直备受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扩宽，合作平台和合作项目务实推进，多层次、交互式、宽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局面正在形成。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应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和支撑，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旨在将“一带一路”建成为“创新之路”^［16］。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27。

其一，“一带一路”与产业结构升级。“一带一路”通过发挥技术升级、产业转移、设施联通及服务业发展等效应，提升了我国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层次系数和高度化水平^［17］，这种提升效应在西北省份、资源型城市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更加显著^［18］。“一带一路”沿线作为一个整体市场，通过强化市场功能、打破市场垄断，实现了区域内资源高效配置，推进了共建国家产业升级及生产结构的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共建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首先表现为一个即期的正向冲击。“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初期促成了沿线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的全面优化，对各共建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及企业发展起到了直接拉升作用。其二，“一带一路”沿线高度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带来了更加直接与猛烈的竞争压力，形成倒逼效应，本土企业不得不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以维持生存空间及市场延伸。其三，中国合作效应。截至2022年，中国已同全球149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随着这些合作文件的签订，中国主动将自身引以为傲的制造业、航天、铁路、互联网等技术溢出至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区域间技术转移效应。同时，倡议为拓宽双边高技术产品贸易渠道扫清了障碍，为共建国家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提升利润空间、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提供了有利条件^［19］。其四，技术转移转化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方面，对推进技术成果向共建国家和地区转移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区域技术转移及“产—学—研”深度融合，2016年6月，科学技术部成立“一带一路”技术转移协作网络，通过科技伙伴计划助力建设共建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科学技术部已支持建设了10余个技术转移中心，在科技合作网络建设与技术拓展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20］。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全球“一带一路”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多元化创新集群和有组织的战略联盟^［21］。中国科学院相继在泰国、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和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前者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与泰国在农业、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22］；后者针对中亚特色药材已完成了10多项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发现了100多种新型化合物^［23］。实践证明，技术转移中心能够充分发挥了中国与东盟、中亚、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在技术转移转化等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将科技成果推向应用的重要“一带一路”转移转化平台^［24］。“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共建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其五，科技园区建设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的重要模式。2016年9月科学技术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提出，用3—5年时间，建设一批包括技术示范推广基地、科技合作园区等在内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鼓励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与共建国家共建一批特色鲜明的科技园区，探索多元化建设模式。

（三）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

现在“一带一路”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2］27。

首先，发挥区域优势，构建绿色能源体系。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达成低碳科技创新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组织和实施“双碳”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计划；建设区域性、国际化的低碳国际组织和绿色低碳技术合作平台，充分参与清洁能源多边机制，深入开展“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框架下的“双碳”技术研发示范。围绕可再生能源、储能、氢能、工业流程再造、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领域开展切实的创新合作，推动低碳转型，构建绿色能源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朝着绿色、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5］。例如，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海岛能源资源开发领域的国际合作，综合开发潮汐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在开拓市场和挖掘发展潜力的同时，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多能互补^［24］。

其次，拓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支持共建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扩大“丝路电商”全球布局，夯实上合、中阿等电商合作机制，深化与东盟电商合作，推进“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推动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呼吁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深化与共建国家在智慧城市、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营造开放创新生态，促进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顺利流动。共同完善全球科技治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反对知识封锁和人为扩大科技鸿沟^［26］121。

最后，加强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在税收领域的合作，主要是构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参与全球税收治理^［27］。其一，构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应积极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税收关系，不断完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其二，营造增长友好型税收营商环境。可通过税收政策的协调、纳税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税收法治建设等方式营造良好环境。其三，参与全球税收治理。需要共建国家加强国际税收合作、重塑国际税收秩序。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主要是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的重要作用，在向共建国家提供长期建设资金的同时，构建“一带一路”的多边投融资与合作机制^［28］。在防灾减灾方面的合作，既是各国的内在需要，也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略）

注释：

^①1951年公安部公布实行《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新中国最早的户籍法规的诞生，基本统一了全国城市户口登记制度。

^②见《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

^③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有17500多个岛屿、2.76亿人口，占整个东盟人口的一半，也是郑和下西洋、到南洋的必经之路。所以，在印度尼西亚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象征意义。

^④实际上这个思想早在2010年底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国家开发银行资助一些经济学家研究改革开放模式的调整，提出了双环流价值链的理论。简言之，一个是发达国家环流价值链，我们一直在这个环流价值链上，现在与发达国家有竞争关系了，需要开发一个新的环流来对冲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关系。于是，“一带一路”倡议诞生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业链总体上比中国低，所以中国可以通过产业链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可以成为资本技术引导的创新大国，而且能够引导共建国家的创新与发展。

^⑤唯印度邀请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