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 雯，女，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套路、健身气功；安汝杰，男，平顶山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体育哲学。
摘 要：中华体育精神是儒家士人进取精神、道家重生精神及佛家慈悲精神等精神形态在体育领域的显现，它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以体育国的古典形态、以体救国的尚武精神和以体强国的体育精神等三个发展阶段。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的精神哲学，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道德哲学以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境界哲学是中华体育精神美学内涵的具体所指。中华体育精神当代传承的关键在于通过美育教育使运动员和健身人群形成具有爱国热情和具有高雅趣味的“有我之境”。
关键词：中华体育精神；哲学思想；“有我之境”
体育不仅是身体运动技术的总称，也是一种有助于人类身心健康、促进人格完善以及通往美好生活、幸福人生的生活方式。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17 年就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1］60的著名论断。就身心而言，健康的体魄是健全心智以及一切精神文明的保障与前提，精神文化的进步反过来又能促进健康肌体的持续发展。历代中国运动员在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竞技场上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体育精神，主要内容是“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2］211。从广义上来看，“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体育活动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3］。探讨中华体育精神的历史形成、美学内涵及当代传承，对于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华体育精神的历史形成
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同步，中华体育精神的历史形成经历了古典形态、近代发展和现当代拓展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先导，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必然结果。其中，现当代拓展阶段在融会提升古典形态及近代内涵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新时代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政治哲学以及美学方面的知识内容。因此，中华体育精神是动态发展的精神文化系统，有着完善的自我调适、自我适应的工作机制，特色在于它的本体是体育，而体育本体在以体育国、以体救国及以体强国的阶段更替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发展形态。
首先，以体育国的古典形态。古典时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健康体魄和优美灵魂的生命共同体。从诗经时代开始，中国人就特别注重狩猎者勇武的身体素质的养成，《诗经》中的健壮男子是人们歌咏的对象，如《郑风·大叔于田》即以“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及“叔善射忌，又良御忌”的诗句来赞扬狩猎者力大无比和擅于骑射的基本素质；《周南·兔罝》中则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句直接赞美武士的威武形象和勇武气概。①“古代体育精神体现了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的民族精神特质，也孕育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虽然中国对于‘体育’一词的使用较之西方国家较晚，但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等使得古代体育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4］《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载：“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5］231人吸收天地日月精华而成，人生天地之间的生成论、本体论表明，以体育人的古典时期的身体实践遵循了天人合德的自然规律，如在五禽戏等技术干预下进行“宝命全形”的身体操练，并在此过程中体现的身家一体、家国同源的体育精神和由此衍生出的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生命生生不息，没有止境；同时生命与自然相合一，是一个整体。人们以‘养生’为途径来抗衰老，提倡‘神与形’和谐和‘天人合一’，关注身体内部精神与肉体的调摄，强调从饮食起居、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调养”［6］以养育出健康的个体身体。健康个体是健康国体的前提，形成了中华体育精神以体育国的古典形态。
其次，以体救国的尚武精神。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82-83封建时代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但导致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也表现为国民身体的羸弱。为此，仁人志士纷纷提出以体救国的尚武精神，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专设《论尚武》一节，主张扭转重文轻武的认识偏颇，号召全体国民积极从心力、胆力及体力提升的层面练就强健体魄，铸就尚武精神，使全体国民养成敢于冒险、敢于竞争以及以尚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体育精神。他论道：“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8］107在梁启超看来，尚武精神是造就新民的必要体育精神，尚武精神的养成一方面需要继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体育精神，另一方面还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吸收借鉴思想文化养分，以自觉觉他②为必选路径，从而实现一国之民全为“新民”的理想状态，如其所言，“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9］45。“在中国近代人学思想发展史上，梁启超的新民说构成一个重要的环节，他上承严复‘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余绪，下启孙中山的‘国民’说，乃至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10］不仅如此，梁启超所提倡的尚武精神也是中华体育精神历史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再次，以体强国的体育精神。近代西学东渐的学术思想为“东亚病夫”的弱国体育话语提出了颇见成效的对治策略，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塑造现代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形态影响很大。1917 年4 月，青年毛泽东在《新青年》上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该文围绕体育的要义、目的、作用、方法等阐释了“以体强国”的学理内涵。青年毛泽东指出，“野蛮”的体魄是形成文明、精神的前提，并指出，体育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情感”、“强意志”四大作用，提出只有开展体育活动，积极进行身体锻炼，才是强国富民之道［1］60-61。《体育之研究》仅6000 余字，但青年毛泽东所提出的观点无疑是现当代中华体育精神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精神总纲与行动指南。“国家提倡体育，从对个人来说，则可以‘养生’；从对国家来说，则可以‘卫国’。”［11］218不论是创造“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历史的中国运动员刘长春的赛场表现，还是柏林奥运会上中国武术代表队的表演，都显示了中国体育健儿对于“以体强国”中华体育精神的自觉践行。
二、中华体育精神的美学内涵
中华体育精神在经历了女排精神、登山精神、奥运精神等发展阶段后，有了新的内涵。2013年8月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强调：“广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光大。”［12］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的美学内涵在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所植根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更是大大扩展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美学内涵。而新时代的体育实践是集中体现中华体育精神美学内涵的具身场域。
首先，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的精神哲学。国家是运动员个体和全体中华儿女的个体生命、价值来源的最终依据。中国能够为运动员竞技成绩等个体荣誉的最终实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国争光是目的，无私奉献是前提；也只有无私的“无我”价值取向才能达到为国争光的“有我”境界。而“有我”之“我”确切所指就是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理念是概念及其实现，概念实际上就是能够实现自身但并未实现的精神，精神是唯一没有任何外部限制的自由者，“‘意志’所体现的是‘精神’本身意图自我实现并最终完成自我实现且能够自我保存的主体性方面”［13］115。对于在国际竞技赛场上争金夺银的运动员而言，国就是家，家就是国，运动员与教练员及科研团队、后勤保障人员，甚至观看赛事的观众都是运动员的“家庭成员”，每个人都在为国家的荣誉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些都是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的中华体育精神的现实表达。国家支持运动员参与国际大型赛事的经验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基本事实，它的“一个个体所做的，就是一切个体的普遍的共同的技巧与伦常。个体的行动内容，当其完全个别化了的时候，它是在它的现实里交叉于一切个体的行动中的。个体满足它自己的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一个满足”［14］297，这里的“伦常”就是竞技体育从业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精神哲学的伦理总纲，它对中华民族所有个体的要求就是去实践一种合乎“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的中华体育精神伦理要求的现实生活，其步骤是按照择优录取、优中选优的原则进入职业体育的“训练营”，并无私奉献、默默付出，力争实现“为国争光”的伦理诉求。
其次，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道德哲学。在康德的道德哲学谱系中，动机的纯粹性是一切道德形而上学的根基，其基本内涵是使我们的行动准则成为每个他者都普遍认同的原则，如其所言，“要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15］421。康德提出的这一道德哲学原则与中国古代儒家学者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准则具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全体竞技体育从业者都无一例外地努力地争夺冠军，在夺取荣誉的过程中践行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体育道德。在科学求实道德原则的指引下，从20 世纪50 年代至今，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世界顶级的乒乓球、排球、举重、射击、跳水、武术等项目的运动员，涌现了很多享誉世界的奥运冠军。中国运动员是遵纪守法、尊重规则的哲学精神诠释者及伦理基因的携带者。在奥运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尊重对手、尊重裁判、服从管理，在规则、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自身才能发挥到极致，在展现积极进取、敢于表现的个性气质的同时，也拓展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美学内涵。
再次，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境界哲学。境界的本义是疆界、疆域，经佛教和理学改造过的境界的含义由实转虚。近代学人王国维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赋予了“境界”新的含义。王国维的“境界”除了与诗歌意境相通外，也可以是一个人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水平的标志。在王国维的哲学话语中，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中的“我”都是指与物相对存在的主体。他认为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是“无我之境”，“‘无我之境’是这样一种审美境遇：‘我’的自我意识在此‘隐藏行迹’”［16］，这显然是超越性的审美境界。也可以说，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中国运动员审美意识中表现出的是“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合体：前一个“我”是个体、小我，后一个“我”是指国家，是大我。特定情境是展现运动员“无我—有我”精神境界的场域，传达的是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境界哲学是中华体育精神哲学传统的时代彰显。运动员向金牌发起冲击的过程是克服自我以实现“无我之境”，接着否定“无我之境”，实现为国争光的“有我之境”，再到个体与国家合一的“无我—有我”之境的提升实践。这种融有我、无我为一体的境界是超越性的形而上之境，它内化于运动员的日常训练及言行举止中，体现的是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的境界哲学内涵，体现为不计较一次比赛的实际得分，更注重竞技能力的提高及团结协作应然原则的当下落实。
三、“有我之境”：中华体育精神的当代传承
在部门美学空前发达和学术生产力需要提质的时代，中华体育精神尤其显示了它在丰富体育美学内涵、拓宽哲学美学致思空间方面的学术潜能。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有我之境”概念无疑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体育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资借鉴、吸纳整合的思想资源。值得一提的是，借鉴、吸纳并不是生搬硬套，或是不合时宜的学术空想，而是充分考虑到中华体育精神美学内涵扩充的可能性限度以及文化空间在当下传承的实际情况。“比如太极拳，不仅讲究外在形式的和谐美感，还要注重内在精神意境之典雅，即‘形美感目、意美感心’，使得武术运动不仅能够强化身体素质，还能修身养性，净化心灵。”［17］而“形美感目”、“意美感心”不仅是运动员及体育爱好者从事运动技能及身体活动时的具身美感体验，也是手段与目的相统一层面上的中华体育精神“有我之境”审美内涵的当下展示。由此，中华体育精神“有我之境”之“有我”的具体所指是有爱国热情，有高雅趣味，有美育实践，而美育实践是爱国热情和高雅趣味的基础。
首先，有爱国热情。爱国热情的具体内容包括运动员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秉承为国争光的理念，外在表现为奋不顾身地为国家荣誉而战，此时运动员的身体、精神气质就是国家强盛的外在显现。在黑格尔看来，“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8］138。运动员外显的精神、意志美与中华体育精神为国争光的具体内涵相一致。这种一致性的前提是运动员出于自觉、自愿而非强迫性地为其精神归属作出克服一切困难的主观努力。这种努力包括积极备战、团结队友、尊重对手的无意举动和抓住时机、精准发力的有意而为。无意举动是“无目的性”的审美理念在运动员外在行为上的体现，而“合目的性”是指运动员在赛场上竞逐金牌、争夺冠军之时的合宜举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则是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训练后所取得的理想成绩。中华体育精神在当代传承的审美经验表明，最高领奖台上国歌的响起是激发运动员国家想象的契机，在此，美的契机中“合目的性”准时到场。而“合目的性”的情境再现又在“热情”表象的充盈下表现出“无目的性”，而这种“无目的性”，即无我之境的暂时悬置及有我之境的在场，是运动员精神修炼的重要内容。
其次，有高雅趣味。运动员在赛场上角逐，实际上是实践以身体为手段和媒介的艺术创作，他们参加的每一场比赛在成绩落定之时，已经由体育比赛转变为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趣味、格调的文本证据。关于书法和音乐，钢琴家刘晓迎认为：“书法格调是指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和美学品格，是艺术家文学修养、艺术造诣、审美情趣的总汇体现。艺术作品的格调有雅俗之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格调是艺术家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的最高体现；从赏鉴的角度来看，它是艺术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19］。体育亦然。运动员的高雅格调是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形塑出来的趣味典范，它蕴含着运动员对于体育强国战略、全民健身方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自觉认同和自愿为此奉献力量的价值选择。而有着为国献身精神的运动员的人生，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倡导的审美人生，与这种人生相对应的人生境界是“有我之境”。这里的“我”显然与钢琴曲《我的祖国》等艺术作品的中的“我”具有相同的所指。如射击冠军钱微所言，“看着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在耳边萦绕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在打转”［20］，此时运动员表现出的人生境界就是“有我之境”。
再次，有美育实践。中华体育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爱国，梁启超先生在《爱国论》一文中写道：“夫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然国非能自强也，必民智开，然后能强焉，必民力萃，然后能强焉。故由爱国之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一人之爱国心，其力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则其力甚大，此联合之所以为要也；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21］45在梁启超看来，教育是养成爱国主义精神的必由之路，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的美育以受教育者的审美和鉴赏能力的提高为目的，中华体育精神中顽强拼搏等所本有的崇高等范畴美学意蕴也是对运动员及体育爱好者开展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从文化构成的层面上来看，中华体育精神处于形而中的制度层面，与之密切相关的形而下基础则是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开展的体育项目，典型的有武术、健身气功、太极柔力球等。以刚柔相兼、阴阳互济为审美特征的中国武术是中华体育精神审美维度的身体技术的表达，而以中国武术为对象所展开的审美教育实践就是中华体育精神当代传承的可选方案，其具体开展形式是在武术训练、教学的日常活动中融入中华体育精神课程思政元素，从而以“形美悦目，意美感心”的方式促进中华体育精神的当代传承。
四、结语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与一切阻碍自身进步的力量进行斗争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是古今华夏儿女为实现民族昌盛、国家富强而进行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的具体表征。随着中国进入建设体育强国、文化强国、健康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践行和传承中华体育精神的现实要求有了新的内涵。传承中华体育精神的主体是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所有参与者，传承载体是我国固有的民族传统体育和中国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如中华射艺、太极拳、龙舟和乒乓球、排球、射击等。中华射艺尤其强调“本能之射”在其体育精神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它强调促进身体强健和国家富强的途径在于本能力量的发掘及其有效转化。太极拳以其阴阳互济的周天运动为特征，启示健身人群与自我、他人形成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和谐为社会稳定及健康中国建设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此外，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离不开体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推进，如国家体育总局开展的“中华体育精神颂”则是以线上展览、线下活动为形式的中华体育精神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模范实践，是各类体育组织及健身人群学习的典范。基于此，中华体育精神将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光明前途提供精神动力。
注释：
①《诗经》中有14篇是狩猎诗，按其内容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描写狩猎的场面，具体作品包括《郑风·大叔于田》、《秦风·驷驖》、《小雅·车攻》和《小雅·吉日》4 首；第二类是猎手风姿的记载，涉及的作品有《周南·兔罝》、《召南·驺虞》、《郑风·大叔于田》、《齐风·还》、《齐风·卢令》、《齐风·猗嗟》6 首；第三类是与狩猎有关的生活的记载，主要作品有《召南·野有死麕》、《郑风·女曰鸡鸣》、《魏风·伐檀》、《豳风·七月》4首。
②“自觉觉他”原为佛学术语，意为大乘菩萨不仅自己觉悟所修的佛法，也能使其他众生觉悟。这里对该词进行了灵活运用，一方面符合有着深厚佛学修养的梁启超的整体学术语言风格，另一方面也表明梁启超所谓的“新民”是最先掌握尚武精神确切内涵的先知先觉者，他们能够以自己的言行带动他人与其一道践行尚武的体育精神。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