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发生学阐释
作者：韩升，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段昀辉，男，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摘要：近代以来，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经历了萌动、探索、确立和巩固的长期历史发生过程，纵贯中国近现代100多年的历史。该过程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等四个阶段，并且四个阶段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同时，面向未来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仍处在拓展过程之中。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生动体现，以历史发生学考察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发生过程有利于理顺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思想理路。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历史发生学
在世界历史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相互往来、相互作用日益密切。如何有效应对全球化浪潮并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成为每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文化主体性是每一个民族坚定文化自信、保持文化自觉的精神力量，也是每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全球化发展的文化支撑。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宏伟愿望，是中华民族应对“古今之变”、“中西之变”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文化赓续传统、迈向现代的思想指南，也是中华文明重塑辉煌、拓新崛起的现实之路。
迄今，国内研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献已有许多，但多集中于新时代的背景下。事实上，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是以全人类普遍交往、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为前提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受到外来冲击而逐渐融入世界历史整体进程，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路径。所以，研究中华文化主体性不能不关注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历史发生过程。在此方面，“历史发生学”为研究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发生学”（Genealogy）是探索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学说，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之中。马克思本人曾使用过发生学方法，他将发生学引入人类社会历史的探讨，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有意识地使用发生学方法，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三个维度探讨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并专门制定了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方针。“历史发生学”是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进一步发展，指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历史视角探讨事物发展变化的学说。本文以历史发生学考察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探索、确立和巩固的整体过程，既有助于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历史发生过程，也有助于展现中华文明长期以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主体自觉精神。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鲜明主题。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被迫卷入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由于封建统治的消极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展开了救亡图存的积极探索，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变技术”、“变制度”等各种救国方案都未能实现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民族将“变文化”视为救亡图存的新方案，并开始探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可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呈现为长期的历史发生过程。第一，清末以“中体西用”为指导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冯桂芬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57该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文明的冲击，自觉产生了最初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思想，他们试图通过借鉴西方文明优秀文化，重新挺立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第二，民初以“中体西用”为反思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梁漱溟认为：“东方化明明是未进的文化，而西方化是既进的文化。”［3］340该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对“中体西用”说的失败，展开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这些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但是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扫清了思想障碍。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4］708-709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基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凸显中华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和人民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民族逐步从文化保守主义困境和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中挣脱而出，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可能，不断推动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具体来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取得了如下成果，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首先，“不忘本来”，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区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陈独秀言，“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5］95。科学区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是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的前提。从精华方面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连续性，有利于中华文化绵延不断；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革故鼎新的创新性，有利于中华文化与时俱进；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大一统的凝聚性，有利于中华文化“不忘本来”；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吸收借鉴的包容性，有利于中华文化“吸收外来”；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群己合一的和平性，有利于中华文化“面向未来”。但从糟粕方面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内圣”、排“外王”的保守性，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现代；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华夏”、排“蛮夷”的狭隘性，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天理”、排“人欲”的抽象性，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科学。只有区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
其次，“吸收外来”，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正视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必须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优势、解决中华传统文化问题的基础上，主动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促进中华文化现代化转型。具体来说，第一，把握时代、解放思想，摒弃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内容。陈独秀认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5］16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有目的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教育，破除圣贤崇拜、华夷之辨、崇尚天理等传统糟粕思想，彻底批判传统“儒学孔教”，挖除中华传统文化的封建根基。第二，立足本土、学习外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李大钊认为，“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6］14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需要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面向现代、面向世界地寻求中华文化发展的新可能。
最后，“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指明了发展方向。孙中山认为：“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7］320历史充分证明，这个新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并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指明了根本方向，而中国共产党自觉担当起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的历史使命。具体来说，第一，廓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认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4］696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华文化精华和糟粕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从而坚定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自信自觉。第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问题与主义之争”、“科玄论战”都展现了中国人民为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中华民族认识到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开辟一条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文化现代化转型之路。
概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时期，中华民族通过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厘清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关系，明晰了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找到了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萌动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当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关于如何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再加上长年战争的影响，各类错误思想不时粉墨登场，各种激烈论争仍在持续进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鲜明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和革命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国家与社会建设事业成为全体人民的基本共识。文化建设也不例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文化建设事业的基本共识，真正结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领域的大讨论，彻底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自觉。中国人民普遍认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建设自觉，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文化实际相结合的文化发展自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同样呈现为长期的历史发生过程。第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出现过某些曲折。原因是，在国外方面，两大阵营间的冷战格局和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和平演变，导致党和国家面临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在国内方面，“一穷二白”的经济社会现状和“一边倒”政策的实施，导致党和国家在某些方面出现过度效仿苏联的状况。所以，部分文化工作者未能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盲目、片面、过度地向苏联学习文化发展的经验。这些错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不利于中华文化发展进步。毛泽东曾批判道：“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8］192第二，新中国成立之后，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道路逐渐走上正轨。面对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制定文化建设的政策与策略，主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化发展方针，并着力探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问题。毛泽东认为，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革命文化、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突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自觉。
相较于前一个时期，中华民族真正走出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探索之路，开辟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道路。具体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取得了如下成果，中华文化主体性挺立而起。
首先，“不忘本来”，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强调：“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8］197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具体来说，第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自觉。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既要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又要剔除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内容，聚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发展目标。第二，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实际，丰富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和高扬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
其次，“吸收外来”，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毛泽东强调：“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8］83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只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更需要主动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具体来说，第一，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坚持独立自主。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但更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转化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将中华文化发展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自己手中。第二，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保持批判思维。世界文化存在优劣之分，世界优秀文化也不一定适合中国具体实际。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但更需要以批判的思维、系统的观念、历史的眼光审视世界文明成果，高昂世界优秀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主动精神。
最后，“面向未来”，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彰显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8］162中华文化主体性既贯穿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也贯穿中华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民实践过程。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息息相关，必须彰显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具体来说，第一，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展现无产阶级本性。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化主体性，是服务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也是服务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文化主体性，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第二，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革命斗争特质，必须敢于同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作斗争，敢于同落后的资本主义文化作斗争。第三，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浪潮，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和主体自觉精神，不断创造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成果。
概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时期，中华民族突破了西方和苏联的文化建设模式，切实走出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探索之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好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之路，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当然，该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也存在不足。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策略并上未得到长期贯彻，某些文化破坏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两个凡是”错误思想，在全党开展“真理问题大讨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各领域拨乱反正，这都为中华文化的接续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思想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确立，中华民族愈加认识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并在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中华文明。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也呈现为长期的历史发生过程。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的相关思想。邓小平认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9］144邓小平强调，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必须学习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必须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第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的相关思想。江泽民认为，“要做到既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文化传统”［10］202。江泽民提出，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底蕴，需要将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积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第三，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确立的相关思想。胡锦涛认为：“要充分运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创造的崇高道德情操，丰富思想道德建设内容。”［11］28胡锦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核，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相较于前两个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更加强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前进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并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具体来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取得了如下成果，中华文化主体性更加坚定有力。
首先，“不忘本来”，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邓小平指出：“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9］28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实际、贴近社会生活、满足人民需要，而中华文化是新时期中国实际、社会生活、人民需要的重要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地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才能满足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第一，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贴近实际。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化主体性，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从具体实际出发。第二，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贴近生活。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是人民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需要，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聚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现实需求。第三，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贴近群众。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用文化造福人民、服务人民的主体自觉，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启迪人民思想、发挥人民作用。
其次，“吸收外来”，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9］44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中华文化主体性则是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强大精神动力，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第一，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面向现代化。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要求，推进中华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更需要坚定中华文化主体性。第二，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面向世界。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更需要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获取力量。
最后，“面向未来”，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12］209-210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是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指向，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一，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发展标准。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能够促进中华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自觉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主体性。第二，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发展要求。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精神力量，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归根结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文化主体性。
概言之，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时期，中华民族真正意识到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突出中国特色，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精神力量，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指引。当然，该时期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成熟探讨，这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埋下了伏笔，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系统阐释呼之欲出。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在立足本土化、走向现代化和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成熟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思想。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使命感，将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向新境界，为彰显独立自主的鲜明文化自信、发展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塑造凝聚民心的强烈文化认同注入了不竭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仍然呈现为长期的历史发生过程，并处在不断发展进步之中。第一，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3］15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党的十九大至二十大期间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4］314该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进革命文化和优秀外来文化的关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文化传播能力。第三，党的二十大以来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1］9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肩负新的文化使命，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相较于前三个时期，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突出了“守正创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继承传统而非沉湎过往，走向现代又非全盘西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守正自觉和创新主动，既是推动中华文明历久弥新、重获新生的强大主体力量，也是建设吸收传统、迈向现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必需的精神动力。具体来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取得了如下成果，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整体性、系统化的阐述。
首先，“不忘本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15］11中华文明创造了灿烂的优秀文化成果，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积极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第一，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路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在“两创”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积极解决文化转化和创新过程中的失真、失位、失语问题，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更新。第二，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核心要义。“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必要手段。积极贯彻“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方法。
其次，“吸收外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3］38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故步自封的文化封闭状态和盲目崇拜的文化依附心理都是阻碍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因素。中华优秀文化需要与世界优秀文化在相互构建、彼此证成的过程中成长进步，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必须在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巩固。第一，大胆吸收外来文化有益成果。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正视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借鉴精华、批判谬误、搁置争议、包容不同，超越非此即彼的对立思想，构建博采众长的合作关系。第二，面向世界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明确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繁荣发展的内在价值，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传播中国方案，用和而不同的理念彰显中国智慧，在与世界文明普遍交往的过程中展现中国力量。
最后，“面向未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积极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10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华民族强烈文化自信的深刻体现，它指明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担当主体，即中国人民；确立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目标，即民族复兴；举起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旗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强调世界历史背景下各国交流互通、交往互鉴的历史过程，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基本逻辑理路，即在拥抱世界中发展自我、在独立自主中兼收并蓄。第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主动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动力，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用伟大建党精神丰富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积极用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总结党的百年文化建设经验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经验，凝聚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磅礴力量。
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时期，中华民族突出了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守正创新意蕴，高扬了既不迷失自我，又能走向现代的主体自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精神力量，指明了文化发展的进步动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贡献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智慧。
五、面向未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4］471中华民族是具有灿烂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想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的文化基因和主体自觉。近代以来，面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宏阔大势，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动、探索、确立和巩固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生过程，中华文化主体性变得更加坚实有力，展现了更为鲜明的历史纵深性、时代引领性、实践探索性和理论创造性。在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需要面向未来积极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广泛、最有力的精神力量。总之，面向未来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拓展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其一，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筑牢“魂脉”和厚植“根脉”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1］7。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这是“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主体性，也是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主体性，“坚守好这个‘魂脉’和‘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16］，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统一。第一，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以“魂脉”发展“根脉”。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彰显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科学特质。第二，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以“根脉”充盈“魂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是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方略，扎牢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根基。
其二，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政党引领和人民力量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9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建设所必需的文化主体性，也是人民群众发挥主体力量、参与文化创造的文化主体性，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参与相统一。第一，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以党的全面领导引领人民首创精神。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坚定和自信。拓展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凝聚了文化建设的磅礴力量。第二，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以人民首创精神推进党的全面领导。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国家认同的文化自觉。拓展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人民就拥有了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这要求“党和国家不断加大对文化建设工作的投入，出台政策法规鼓励人民群众、企业单位积极开办、参与文化活动”［17］。
其三，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继承传统和面向未来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1］11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接着讲”和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关系，既不能数典忘祖，又不能封闭僵化，既需要继承传统，又需要面向未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认识论上，就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进行整体性认识，将中华文化进行历史、现在、未来的全面认识与融会贯通［18］。第一，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目的是，推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文化力量。第二，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在面向未来的过程中延续文明。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要求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切实完成新的文化使命，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其四，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立足本土和放眼世界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11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警惕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逆流，坚定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他者意识，彰显中华文化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第一，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关照世界。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在相互交往、相互承认、相互共鸣的基础上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在相互证成、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过程中肯定世界文明内在价值，警惕单边主义、文化霸权，追求和谐共存、和合共生。“基于实践基础的‘文明交流互鉴’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9］第二，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在胸怀天下的状态中发展本土文化。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美美与共”，但不需“东施效颦”，必须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避免迷失自我，在虚心学习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既要满足本国人民的文化发展需要，又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文化关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0］316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借助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传播中华文化，激发中华民族创造热情，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第一，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以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为承载。让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具有文化底蕴，“完善‘中国话语’，调整中国话语方式，寻求获得中国话语权的言说方式”［21］，让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拥有传统色彩，中华文化主体性才能在群众中生根发芽。第二，拓展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为润色。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表达拉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距离，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面得到扩大，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命力才能得到彰显和升华。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