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媒
“新国潮”语境下影视民俗的文化实践与认同建构
作者：刘玉堂，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李振鹏（通讯作者），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
摘要：“新国潮”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理念相融合的话语表达。作为当代社会生成并不断演化的文化实践，影视民俗是“新国潮”在影视媒介中的全新图景，它不仅是技术与文化交融的产物，而且是民俗与艺术创意互摄、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时代结晶。它的生成机制复杂多样，主要体现为影视媒介的再生产、文化建设的再创造、文化迫力的再发生等三个维度，并以源民俗中的文化因子为核心，依托影视媒介，通过唤醒民众集体记忆、促进文化交融、映射日常生活以建构民俗认同。影视民俗为理解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泛民俗现象提供有效启发，是现代民俗学观照日常生活的重要切口，为民俗学学科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空间与方向指引。
关键词：新国潮；影视民俗；文化实践；民俗认同；泛民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45-46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纵深推进，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传统民俗与影视媒介交融互构的现象日趋普遍。《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雄狮少年》、《长安三万里》等“新国潮”艺术精品，以传统民俗为创作内核，依托影像技术，有效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理念为引领，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生动塑造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传播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背景，“新国潮”语境下的影视民俗现象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与探讨的热点话题。
一、研究回顾与反思
通常而言，“国潮”代指独具中国符号元素的社会潮流现象，最初发生在服装、食品、鞋帽等生活日用品领域，后来逐渐应用于手机、电脑、汽车、家电等领域。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加快推进，“国潮”逐渐从实物品牌扩展至文化生活。2021 年5 月，人民网研究院与百度联合发布的《百度2021 国潮骄傲搜索大数据》报告显示，近十年“国潮”的搜索热度上涨528%，“国潮”正在步入“3.0 时代”［2］，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理念融合共生成为“新国潮”的基本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和经济深度融合使创意产业形态日新月异，并持续促进文化创意产品供给质量的全面提高。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文化自信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涵养社会发展，极大增强了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有学者认为，“新国潮”是现代消费语境中传统文化和潮流元素的交融现象，通过加强传统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思想之间的融合互摄，可有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国民对本民族文化符号的深层次认同，进而推动“国潮”从小众化向大众化演变［3］。从产业消费的角度看，当前“新国潮”的消费特点已呈现由以“商品”为核心向以“人”为核心过渡的时代转向［4］。尤其是以“Z世代”（1995 年至2009 年间出生的群体）为代表的主力军倾向以“新国潮”消费实现自我价值表达，“以消费品背后的符号性、文化性因素衡量其在台前的价值”［5］，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回归提供了契机。可见，从“国潮”到“新国潮”，不只是商品消费模式的变化，更代表了新时代文化生产与消费理念的颠覆性创新。目前，“新国潮”正不断丰富文化创意产品的表现形态，不但在文学、影视、动漫、综艺、旅游等多个领域得到长足发展，而且致力于以创新思维促进优秀传统文化迸发活力。在“新国潮”的引领下，传统民俗与影视艺术的交相辉映正在创造全新的话语表达与文化图景。创作者注重在民族风格中追求现代美感，以创意元素重新包装传统文化，从展示“传统”走向对话“当下”［6］。
21 世纪伊始，中国民俗学已关注到民俗与影视的关联研究。学者们集中探讨了影像技术在记录、保存和展示地域民俗上的工具价值，强调影像利用的客观性、真实性［7］，并以之为基础，引介海外论著与理论，探究民俗学影视的本质属性，认为民俗学影视“真实记录民间活动和完整事件，使观众从中看到自己被反射或折射的形象”［8］。与此同时，民俗在影视中的应用性得以观照，以影视对民俗的还原度为标准，划分作品类型，探讨深蕴其中的审美性［9］，并积极反思现代语境下民俗元素渗入影视产业中的现象。张举文将影视媒介中民俗的“再生产”现象界定为“影视民俗”，即“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它并不是要如实记录民俗，而是要创造跨越时空的想象性民俗形态［10］。从价值语境看，影视民俗始终发挥着诠释民俗文化精神、促进文化认同以及拓展社会认知等多重价值［11］。
从近20 年的研究成果看，民俗学学科以日常生活为本位，基于时代语境，观照民俗与影视的互构现象，研究视角经历了从绝对客观到相对客观的演化过程，从强调全面还原民俗文化向重视影视民俗的现代意义的阶段转变。影视民俗是利用影视技术，通过对源民俗的采借和仿改，使之超越时空限制而生成的现代民俗形态，是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民俗变异。然而，目前有关影视民俗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辨析和梳理、时代价值和发展路向等方面，却鲜少从深层次上考察和探析影视民俗的发生机制。实质上，传统民俗与影视艺术的融合互构正是影视民俗现象在“新国潮”语境下契合时代理念的全新创造。作为当代社会生成并不断演化的文化实践，其不仅是技术与文化交融的结果，而且是民俗与艺术创意互摄、传统与现代相连的时代结晶。因此，面对“生活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剧变，现代民俗学理应“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12］。
综而述之，影视民俗是现代民俗学观照日常生活的重要切口，为民俗学学科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空间和方向指引。为此，基于“新国潮”语境，以影视民俗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文化实践的生成机制和多维动因，从民俗认同的理论视域探求建构影视民俗的社会意义，并适时思考日常生活中的泛民俗现象，将有助于现代民俗学的转型发展。
二、“新国潮”语境下影视民俗的文化实践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借助它，我们可以对这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13］5。影视民俗是源民俗为契合时代理念而形塑的文化样态，本质上是具有公共属性的文化实践，它的生成机制复杂多样，主要包含影视媒介、文化建设、文化迫力等三个维度，三者相互交织作用，持续促动着民俗传统的演化和创新。
（一）影视媒介的再生产
技术是民众维系基本生存和创造生活形态的必要工具。在古代，小农经济是我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方式决定了农耕技术是古人谋求生计的重要工具。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四次技术革命。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民众得以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余，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独特的人生意义。20 世纪60 年代，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曾精辟地阐释了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领域所造成的巨大变革，他指出，技术的大量复制损害了艺术的独特性，“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14］10。同一时期，赫尔曼·鲍辛格关注到技术与民俗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认为，“技术不言而喻地嵌入了民间文化，技术的道具和母题闯入了一切民间文化领域”，而“民间文化照样闯入技术世界，造成向古老观念形式的种种‘回归’或‘退行’”［15］。技术与民间文化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作用的，在多元技术的加持下，民间文化得以向大众文化过渡，并持续探索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因此，技术可以说是民间文化持续发展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技术层面上，作为当代艺术生产的鲜明表现，影视民俗是以影像技术为主要工具，将源民俗进行改造、重塑的文化样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影视媒介的再生产造就了影视民俗这一文化实践。影视媒介既从技术层面重构了传统民俗的文化环境，又以影像技术增强了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的延展性。在多元技术的介入和运作下，传统民俗的传承发展得以打破时空限制，极大拓展了自身固有的文化空间，实践主体由现实生活的传承人或群体转变为技术空间中的虚拟人物，从“无意识传承”向“有意识生产”过渡。2021年以来，河南卫视以“文化+综艺”为创作模式，持续推出“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为内核，深掘蕴含节日中的民族符号与文化精神，以AR（增强现实技术）、VR（虚拟现实技术）、MR（混合现实技术）等数字技术拓展了中国节日民俗的共享空间，全面激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与创作力。例如，河南卫视围绕春节而打造的歌舞节目《唐宫夜宴》以身着唐宫服饰与艳丽妆容的女乐官为节目主体，通过与虚拟逼真的背景联动，再现了唐代宫廷的夜宴之景，使传统节日实现了跨时空对话。因此，当代影视媒介既强化了传统民俗的丰富性与立体性，又通过光影等高科技加强民众在深层次对传统民俗的感知与体悟。
（二）文化建设的再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政策转向极大推动着影视民俗现象的“萌芽化”。20 世纪80 至90年代，张艺谋所执导的《红高粱》（1988）、《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等电影作品问世，掀起了影视产业中对源民俗进行改造、再创造的时代热潮。进入21 世纪，影视民俗的发展壮大尤其得益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完善。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二分法”，文化产业受到国家的战略性关注。2007 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的奋斗目标。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民俗的应用性日益受到影视制作者的广泛关注，《大宅门》（2001）、《乔家大院》（2006）、《闯关东》（2008）等运用传统民俗事象或意象的影视作品先后问世，生动体现了中国民间文化的风貌和特质。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对文化产业的中长期发展作了全面规划部署。2011 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为文化产业建设及未来文化发展奠定主基调。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将文化产业正式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国文化产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愈发得到重视，逐渐在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力等多个方面发挥重要的现实功能［16］。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要“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17］。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上的多层次、高品质需求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动力。由此，追求内容为王、品质至上的艺术精品便成为影视创作者所努力的方向，他们将民间的传统文化视作可供创作的文化资源，将这些文本或事象抽离原属空间，与创意思维融合，生产出极富中华民族气韵的影视精品。
因此，从国家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基于“新国潮”语境的影视民俗现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国家文化政策一以贯之并推陈出新的结果。简言之，影视民俗是基于时代语境的文化建设再创造，不仅重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而且将文化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其中的政治导向与文化引领效用［19］64，致力于以符合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方式从根本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正是由于新时代文化产业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交叉作用，传统民俗资源的产业转化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取向，诸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大鱼海棠》（2016）、《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雄狮少年》（2021）等融合传统民俗元素的“新国潮”动画精品在文化市场上崭露头角并吸引了广大观众。
（三）文化迫力的再发生
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凌诺斯基指出，由于“文化手段迫力”的存在，“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20］100。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民俗的产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会根据生存、生产的实际需要促动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演化发展，以调适个人或群体的生活节奏。例如，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传统节日的产生大多源于先民关于“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借助祭祀、朝拜等繁复程式，祈祷风调雨顺和生命健康。随着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和民众科学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传统节日也逐渐由最初的单一信仰性向娱乐性过渡，这就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迫力使人们对民俗性质的认知模式和实践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在历史意义上的农事色彩已日趋淡化，并生成极具现代大众娱乐性的时间意识。为满足当代大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元需求，才会出现前文所提及的影视媒介对传统节日再生产的“新国潮”现象。由此可见，当代文化不仅是人们为维系基本生存状态而产生的，而且是基于多样化的日常生活需求所创造的，时代语境所造就的文化迫力是民俗文化得以存续并不断演化创新的关键原因。
诚如有学者所言：“当代新兴民俗由于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文化转型，从而其表现形态也就具有了狂欢化特征。”［21］若将民俗视作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工具，影视民俗的生产与传播则是源民俗贴合时代节奏所演化的民俗形态。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休闲时间同步增加，文化创意产品愈发受到大众青睐，他们通常期望借助文化消费活动来消遣时间、娱乐生活，并将理想化的个人文化形象予以呈现［22］。这种在精神层面上的巨大需求倒逼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型升级，圈层式、精细化的影视作品不断迭代，在客观上助推着影视民俗的发生与演化。从影视产品的消费主体看，文化消费的不断升级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在消费行为中的情绪价值，而非产品本身，尤其是“Z世代”的年轻人“敢于摒弃他人的定义，有勇气自我定义消费的‘符号’，在消费中表达自我”［23］，充满中华文化元素的“新国潮”成为他们追捧的时代风尚，为传统民俗在影视媒介中的复兴回归提供了关键助力。另一方面，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稳步推进，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体系日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边界逐步扩大，保护方式呈现多元化、纵深化的鲜明特征，以跨界互动为趋势的公共性传承成为传统民俗在当代活态发展的有效方式，这为影视民俗提供了主流的生长空间。总之，无论是从个体（或群体）的文化需求，抑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逻辑而言，影视民俗无疑是当代文化迫力促进源民俗“再生产”的文化实践。
三、“新国潮”语境下影视民俗的认同建构
作为独特的文化形态，民俗通常“在不断地循环往复中得到群体的认同而被保存下来，并成为代表群体文化标志的一种生活方式”［24］32。认同是指对主体身份的确认，从文化传承的层面上看，即对族群的文化惯习和特性保持认可态度，并不断践行族群的生活理念。作为传统民俗在“新国潮”语境中的新样态，影视民俗以源民俗为创作核心，代表着传统文化与流行元素融合共生的演化方向，不但凭借内蕴于其中的文化因子催生民俗认同，更依托影视媒介将这种民俗认同进一步传播与扩散。
（一）影视民俗与民俗认同
近年，张举文提出“民俗认同”概念，这既是理解民俗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又是新时代推动民俗学研究转型的重要理论成果。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多以血缘或地域为划分依据，从而形成了种族认同的固化概念。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人口流动造就了各地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催生了以民俗为纽带的认同建构。这是在否定种族认同、民族认同等绝对概念的前提下产生的，指代“以民俗为核心来构建与维系多重认同并由此传承传统的精神意识与日常行为”，强调“一个民俗传统的传承是基于所有认同和实践该传统的不同群体的成员来维系的”［25］，而非以特定群体、限定范围去关注民俗的传承问题。民俗认同的概念摒弃了以往在研究民俗传承主体中“先入为主”的误区，这与民俗学研究的本旨完全契合。丹·本-阿默思曾指出：“民俗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在文化社会中的‘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26］生活的实际需要催生了群体内部的沟通、交际以及共享，这是民俗产生的前提条件，它并非以“俗”来限定“民”的族群身份，而是以维系共同的“俗”来确认“民”本身。就本源而言，民俗认同的建构逻辑来源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自愈机制。从民俗的生成过程看，其拥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内聚性结构，虽因不同时代的需求差异而发生变化，但总有一个内在的、最根本的文化根基。文化自愈机制可通过“核心符号”彰显核心信仰、价值观念，并依据时代变化，灵活变通“随机符号”，以延续正在践行的文化传统，“终极目的是对其根文化的认同和维系”［27］。可以说，民俗的自愈机制是“扬弃”的过程，既坚守民俗传统中的文化核心，又积极利用各种新形式的时代符号，为民俗传统赋予生机活力。
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生活水平的提高，技术革命的推进，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影视民俗暗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语境的文化关联，本质上就是围绕当代的“民”而对“俗”进行重构与创新的产物。其中，源民俗的形态、内容及意涵象征着民俗传统的“核心符号”，而影视媒介则是民俗演化进程中的“随机符号”，它通过重构和再现传统民俗的文化形式与内容，持续塑造出日常生活中的“人”，成为个人社会化及实现认同的工具资源［28］460-461。具体而言，影视民俗在仿改源民俗的基础上，融入丰富多元的故事情节和沉浸式的创作手法，使影像作品能够在深层次上生动灵活地演绎民俗内容，传递内蕴其中的文化精神。应该认识到，“对于我们而言，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作为历史，人们并不在意；在意的是，人们记忆了什么，以什么方式记住历史”［29］。从历时性的维度说，影视民俗是在将民俗传统予以存续的基础上，以现代创意符号加以复现的转译过程，其可加强当代民众对历史民俗的认知和体悟，相应地形成“历史自觉”并实现民俗认同。从共时性的维度说，借助影像空间的数字技术能够突破时空的物理局限，促进地域民俗的流动与扩散，将源民俗的文化意义在最大范围内进行传播与普及，使更多观众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濡养。
（二）影视民俗的认同建构
“民俗是为了获得生活意义的日常言行实践行为。”“不仅是惯习或传统的，而且是在此基础上为了获得现实生活意义的创新。”［30］影视民俗是民众基于日常生活需要，并勇于创造的文化样态，这种具有鲜明目的和强烈意识的“文化再生产”即使民俗传统得以延续，又在“新国潮”的时代背景下，催生了全新的社会意义，从而建构起当代民俗认同。影视民俗对于民俗认同的建构过程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依托源民俗唤醒民众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指民众在相同文化圈内所形成的具备共同心理特征的情感符号与文化纽带。莫里斯·哈布瓦赫将个人记忆拓展至社会维度，并提出“集体记忆”之概念，认为其“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而“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31］59，68。保罗·康纳顿则进一步指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32］4在影视媒介所制造的娱乐仪式中，影视民俗以探寻传统与现代的共享机制为起点，通过深掘源民俗的精神意蕴，勾勒民众集体的共有记忆，从而实现民俗体认。《长安三万里》（2023）以唐诗为叙事线索，讲述了李白、高适从青年至老年的成长故事，虽以历史切面为内容主体，却在细微处巧妙呈现了盛唐时的民间气象。影片不仅将彼时黄鹤楼、扬州城、胡姬酒肆、曲江池、云山城以及塞外风光等民间景观一一还原，而且致力于刻画盛唐时期的穿搭服饰、社交礼仪、娱乐游戏等民俗元素，既赋予影视艺术强烈的人文底蕴，又为历史民俗的传承与发扬注入了时代活力。比如，相扑是源于春秋时期名为“角抵”的民间竞技体育，唐宋之际在民间颇为流行，并传入日本，至今影响非凡。相扑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民俗内涵：既注重竞技智慧、战术和招式的综合性运用，又阐释和凸显了迎难而上、坚毅勇敢的民族精神。全片以三次相扑竞技贯穿李白与高适的人生往来，高适大败吐蕃军队的战线策略更是受到相扑中“虚实之道”的启发。这三次相扑之术寓于高适、李白二人的人生轨迹之中，他们屡遭碰壁却锲而不舍，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影片借助二人故事情节的生动演绎，将相扑智慧予以挖掘和传扬，使观众在沉浸式场域中认识和理解这一传统民俗元素，并形成相应的认同感。由此可见，“认同需要通过记忆行为来建构和重构，即记住自己是谁、把过去之自我与现在之自我联系起来”［33］7，而记忆行为则无法忽视民俗符号的运用与复现。在此逻辑维度上，影视媒介以现代创意符号激发民俗内在的唤醒机制，强化当代民众对文化传统的集体记忆，以此加强民俗认同。
第二，借助多元技术促进文化交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34］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影视民俗是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在媒介化社会，生产技术、展演技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这就为不同地域的文化交融互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民族融合、文化共享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动画电影《大鱼海棠》（2016）讲述了少女“椿”为报恩男孩“鲲”而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全片巧妙运用传统民俗文化装点故事情节，鲜活地彰显了中国古典哲理。影片中，福建土楼是古代客家人聚族而居建设的传统民居，“椿”及其家族所住的“神之围楼”便以之为原型，既体现了中国民居建筑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又借助象征手法，暗合了“椿”与命运抗争、生死轮回的故事主线。民间语言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沟通交流的现实需要而创造的口头民俗，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中国地大物博，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气质造就了多样且复杂的方言体系，这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地方族群标识的呈现载体。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繁花》（2023）聚焦20 世纪90 年代的上海城市景象，以沪语为叙事基底，不仅烘托了上海都市的繁华盛象，而且为各地民众重新认识海派风情提供了全新的契机。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迭代更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生产相关主体权力和权威的平衡，使大众在影视民俗生产中由单向度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35］，尤其是在移动交互平台日臻成熟的条件下，影视民俗现象不再限于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介，而体现出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融合趋势，民俗传承者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哔哩哔哩等自媒体短视频平台实现了传统民俗的再生产。正因如此，李子柒、丁真珍珠等短视频博主频频“出圈”，他们以独特的镜头语言展现了中国绚丽多彩的乡土风情。总之，在多元技术的加持下，创作者可将静态的、抽象的源民俗抽离原生空间，并糅合当代潮流元素，形成了流动性、扩布性的影视民俗形态，持续助推着不同地域间的民俗交融。
第三，故事情节映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民俗的产生和演化均离不开民众实际需要，它是日常生活的镜像化，既反映着现时的生活状貌，又服务于当下的社会发展。由于影视民俗是基于文化建设再创造、文化迫力再发生的产物，相较于源民俗，它在服务和反映现实社会方面的要求更高，创作者的特定目的性更强。因此，创作者在挪用、改编传统民俗时，通常会在故事情节、画面呈现、语言音乐等多维度与现实生活联动，采取“陌生化的熟悉感”的基本手法，将极具共情特性的人类话题或活动予以演绎，并试图传达其中的文化隐喻。以《雄狮少年》（2021）为例，该片以南方醒狮为叙事线索，将留守少年“阿娟”、“阿猫”、“阿狗”的成长历程寓于醒狮民俗。创作者深刻描摹了乡村留守儿童、民俗传承危机等现实生活问题，引起了观众的文化共情，成功凸显了影片的现实意义。故事化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解读人类心智，以共情唤醒人类的自然身份与社会身份，从而增强内藏于情感之中的价值认同［36］。因此，影视民俗并不只是转呈源民俗意蕴的单一过程，而是将民俗传统以故事化的方式与日常生活接轨，进而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复合转化。作为中式审美风格的动画短剧《中国奇谭》（2023）以奇幻瑰丽的传统元素将现实社会的生活质感、人情世故表现得淋漓尽致。首集《小妖怪的夏天》以小说《西游记》为背景，讲述身为“打工人”的小猪妖在上司的指导下捕捉唐僧的故事。该剧并不是对传统民俗元素的完全照搬，而是注重链接日常生活。小猪妖制作出装有乌鸦羽毛的箭却被熊教头要求重做，辛辛苦苦凑够一千斤的柴火却被狼大人狠心烧掉，猪妈妈问起近况时更是报喜不报忧……这些叙事情节都将小猪妖平凡的人生经历投射到每个现实生活中的职场“打工人”，为传统民俗赋予了全新的现实内涵，并引发现代大众的情感共鸣。由此可见，借助多元化的民俗元素和细腻化的故事情节，映射人们的日常生活，解析和演绎背后的时代命题，使观众得以在其中产生集体共情，进而缩短异质文化之间的心理间距，是影视民俗建构民俗认同的关键策略。
四、结语与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34］。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潮流形态，“新国潮”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理念融合的话语表达，既将“传统”引入当代日常生活，以喜闻乐见的文化业态使之焕发活力，又利用大众文化的群体特性，充分激发“传统”的内聚力，进而实现民众文化身份的建构和确认。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国潮”体现了“人”在社会互动网络中的温情与关怀，注重表达个人化的心理感受和平凡人的精神历程［37］，继而改变了以往“重形轻意”的文化生产逻辑。在“新国潮”语境中，影视民俗是源民俗契合时代理念而产生的文化样态，它不仅是技术与文化交融的结果，而且是民俗与艺术创意互摄、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文化结晶，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实践，其生成机制主要包含影视媒介的再生产、文化建设的再创造、文化迫力的再发生等三个维度，持续促动了民俗传统的演化和创新。刘先福认为，“长久的生命力来自传统文化中的认同内容，凭借最基本的沟通媒介，民俗艺术衍生出形态虽千变万化但内涵却集中统一的表达方式”［38］。通过深刻挖掘源民俗的文化因子，影视民俗依托影视媒介唤醒了民众集体记忆，促进了文化交融并映射日常生活以建构民俗认同。
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民俗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文化，地方性是其演化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新国潮”语境下，个体需求与市场供给的双向作用使传统民俗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的发展态势愈发显著，越来越多的传统民俗被挪用、改造、重塑，进而转化为流动性的文化样态。徐华龙曾指出，在发生强烈变革的现代社会中，大量民俗开始被使用者有目的地运用于现实社会，使源民俗脱离传统，形成具有民俗特点但实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事象，此即日常生活中的泛民俗［39］4。本文所探讨的影视民俗即泛民俗之一。从宏观层面看，影视民俗产生的原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影视民俗是极具公共性的文化实践，它受国家、民间两种话语力量所主导，国家大力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用影视媒介的快速、直观、生动等多维优势，挖掘与传播传统民俗中的文化内涵，以推动社会文化创新发展和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影视创作者则希望借助传统民俗的“异质性”赋能艺术生产，以增强文化创意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赢得市场良好口碑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受民众丰富多元的文化需求影响，跨界融合的影视民俗成为当代社会休闲娱乐、提供精神食粮的消费对象，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影视媒介与民俗在深层次上的交融互构。究其本质，影视民俗是民俗传统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崭新形态，它的产生演化具有历史必然性，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任务。首先，具有传承教化功能。影视民俗通过趣味性的故事情节、喜闻乐见的影像符号对源民俗的本体进行创意重构，以文化意识的“在场”与文化共情的“解码”方式彰显了蕴藏在其中的民俗意蕴。其次，具有文化交流功能。影视民俗是促动传统民俗跨地域流动的文化动力，既有助于使不同地域的文化主体理解、领会地方民俗的“显性”形态与“隐性”基因，又能借助影视艺术的“转喻”来形塑开放、和平、包容的大国形象，从而消弭海外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固化印象。最后，具有经济消费功能。影视民俗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且发挥着产业联动功能，为地方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丰富优质的资源，促进了区域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泛民俗的生成和演化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逻辑。从文化传承看，泛民俗是民俗传统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然而（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40］。作为传统文化与潮流元素的融合形态，影视民俗不仅是民俗传统的意识流动，而且以自身为基点，促进社会文化发展创新，全方位彰显着民俗文化的传统性。从现实发展看，影视民俗是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基于差异性的情感、心理意图的主体性实践，借助这一文化工具实现相应的活动目的。特别是在全球城市化加快演进的背景下，社会原子化使原本以血缘、地缘来维系的民俗样态转向以趣缘为支撑，作为一种流动性的文化形态，泛民俗不再受限于同一地域和民族，而是突破既往在时空上的物理限制，体现了一种“分散式的趋同性”［41］。可以说，在创意经济时代，具备“脱域—嵌入”特征的泛民俗是内含现代性的民俗镜像，它的发生恰恰符合民俗文化活态生长的自然规律。总之，影视民俗为理解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泛民俗现象提供有效启发，这是现代民俗学观照日常生活的重要切口，为民俗学学科转型提供全新的理论空间与方向指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