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新质生产力：数字文明演进的驱动力
作者：张永刚，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
摘要：生产力迭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引擎，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对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生产力体系无力破解现代文明困境。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主张构建共建共享的文明、开放创新的文明、扬弃资本的文明。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契合数字文明形态的价值论意蕴，体现出我国对数字文明从方向性主张到历史性主动的转变，有助于通过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探索奠定打破现代文明“西方化”困境的物质基础，本质是对新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如何增进人民福祉、助推文明演进的中国式回答。必须持续彰显新质生产力的文明助推面相，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培育资本要素支撑等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造福人类文明。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文明；文明演进；资本
以数字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不断加速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性、历史性乃至颠覆性步伐。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内生逻辑导致人类深陷文明困境，劳资矛盾纠纷、经济安全隐患、现代治理风险、人的发展困境多重叠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物质生产制度安排已经无力应对当今世界难题。面对此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大势，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1］318新质生产力嵌入对百年复杂变局的深刻理解，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出了生产力的类型及其发展路径等根本问题，彰显了通过提升生产力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国责任，为推进可持续发展与数字文明演进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动力支持。
一、释放新质生产力文明效能的多重情势
生产力迭代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动力源泉。新质生产力的“术语革命”生发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后者倒逼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加速跃迁，构成存在论向度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文明态势。面对百年文明变局的错综复杂考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无力破局现代文明困境。新质生产力蕴含对数字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主张，两者共同指向数字化发展和颠覆性创新的时代诉求。可以说，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框架，推进中国式数字文明发展，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为现实支点催生“新质数字文明”。
（一）数字化生产力成为人类文明跃迁的中坚力量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每一次生产力的新飞跃都预示着文明达到新高度，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对文明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当今世界已然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步入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交替的重大历史时期。数字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面貌和格局，也为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有利契机。工业革命之前，我国GDP 一度占到全球的30%，是代表世界上最先进生产力和文明的“中央之国”。然而，一些国家在重大关头抓住变革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其中“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走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抓住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机遇，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美国就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因为美国在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都是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2］202。近代以来，我国逐渐从领先地位转变为相对落后的发展情况，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未能有效把握多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跃迁机遇。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破坏式创新”加速整合形成强大聚环效应，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将数字化作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这均构成新质生产力理论出场的时代场域。
新时代以来，我国持续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取得一系列跨越式发展。《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与速度兼具。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与庞大的市场优势相结合，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数字生产力规模。然而，正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比如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甚至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等等。对此，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文明契机，“增强忧患意识，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3］128。需要注意的是，新质生产力并非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或量变的简单累积，而是体现为全新的、深层次、系统性的生产力质态跃迁，鲜明体现出我国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未来发展先机的历史主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4］421-422。牢牢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丰富和拓展数字化变局中的人类文明实践内涵，是古老中华文明抢占数字化创新鳌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迫而自为的选择。
（二）资本主义生产力悖论无力破解现代文明困境
资本主义发展强力创生了现代工业文明，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1］95。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数字资本主义强势崛起，不断颠覆传统产业市场格局和生产方式。相较于传统产业低迷状况，数字经济发展璀璨异常，带来资本主义文明新的繁荣表象。但是，数字文明不会自动解决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数字资本以数字自由、数字解放、数字民主之名持续行奴役和剥削之实，凸显了资本主义“伟大文明”内生的“野蛮暴行”面相，日益演化为多重生产力向度的风险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危机风险。数字资本具有天然垄断倾向，基于“强者恒强”效应冲击社会创新机制，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必然阻碍资本要素文明效益发挥力量，构成“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5］874。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联姻”则带来更大监管难题和风险挑战。资本大鳄恣意妄为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必然难以做到有效防范风险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从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二是两极分化风险。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深刻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过去半个世纪表现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分化拉大的基本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评价该书时对其“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6］2的观点表示赞同。所以，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资本主义无力实现缩小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红利的文明愿景。三是人的发展风险。数字平台是资本逐利和数据驱动下衍生的新型商业模式，现代生产、消费等各经济环节运作均离不开各类平台依托。数字平台的“玩乐劳动”具有与马克思所揭示的“瘟疫一样”的异化劳动不同的新型剥削链条，却又如马克思所说是“开在锁链上的花朵”，主体在自由自主表象之下深陷更加精巧化乃至正当化的资本剥削和算法控制之中。故此，以上多重风险显示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逻辑已经无力引导人类文明突破困局，现代社会发展亟须新的文明框架加以引导。
（三）文明变局中科技的地缘政治难以避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大国均把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世界权力图谱因信息化而被重新绘制，互联网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7］41数字化生产力领域已成为新的地缘政治角力平台，所以“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7］39。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占据了数字技术的主导地位，往往利用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国际优势构建“数字壁垒”，实施“数字垄断”，从而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红利”。这就导致数字时代的发展出现明显分化，公平赤字问题日益突出。
从实践逻辑看，数字经济看似创造了一种“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却不过是资本主义为解决70年代危机而作出的发展电信产业选择的延伸结果。从理论逻辑看，一如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殖民主义，“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8］690。数字技术已成为一些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巩固其霸权地位以及掩盖资本逻辑扩张的一种掩饰手段，使其以建设自由美好的数字世界和推行“普世价值”之名行更加温和隐蔽的野蛮之实。作为担当人类文明发展使命的大国，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在数字智能时代通过促进数据要素共享和前沿算法革新，提升智慧社会和公共事务管理数字化水平，推动数字经济消费环节和商业模式创新，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全面变革，促进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加速财富创造的虚幻性。
（四）坚持唯物史观推进生产力质态跃迁的时代契机
马克思阐发了物质生产力的更迭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文明更迭，前者最具基础性和活跃性，后者最具统摄性和多样性。在现代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数字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态势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把握，是推进人类文明形态不断向前发展的战略抉择。应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术语革命，更通过导向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体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判，意味着我国从对文明发展的方向性主张走向实践性主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形而上学发展观宣扬自身文明模式是人类最优甚至是唯一的发展道路，必然导致封闭的历史观。新质生产力发展坚持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思维，主张生产力发展张力必然导致敞开而非保守的文明样态，是正视矛盾多样性、科学把握矛盾展开过程的历史辩证法的体现。
必须看到，新质生产力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基于自身传统和历史情境自主探索文明道路的理念传承。生产力发展能够厚植物质财富基础，为文明发展奠定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开拓实践是一个历经沧桑、始终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的过程，通过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不断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生产力发展创造。新质生产力是对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发展创造性实践体现在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探索和建设上，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人的文明超越物的文明理念传统的时代开创。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通过引导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效解决贫困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同时，我们积极推动社会文明建设，加强文化传承和创新，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和文明提升。由此，新质生产力本质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价值观，始终强调技术创新的普惠性运用，不断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助力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也是对党领导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肩负引领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言之，新质生产力内含社会主义中国对数字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价值主张和实践方略，得到党领导经济发展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叙事提升。
二、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价值契合
新质生产力凸显了数字时代我国建设更高水平文明体系的历史使命，不仅为现代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也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数字文明样态提供了正面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9］12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夯实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数字时代的根基，契合共同富裕、颠覆性创新，激活资本主义的数字文明意蕴，为新质生产力助推数字文明演进提供了价值论证。
（一）新质生产力契合数字文明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惠及社会和人民，另一方面也可能被个别人士用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民众权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0］602。马克思同时敏锐地洞察到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异化人的现实，“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1］359，从而使技术活动成为辖制和剥削工人的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提出“资本一般”概念，理解这个概念需将追逐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辩证统一起来。即是说，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唯一生活本能”，却并不能将之视为资本一般全面的本质性规定，通过将追逐的剩余价值用来实现资本自身的积累才构成资本一般的概念界定闭环。所以说，资本的“任性”而为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事实上，被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轭具之下的每一次生产力飞跃，不管是科技创新还是组织方式创新，在历史上往往导致财富差距的显著扩大。相较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再嵌合形成了全新的生产和消费结构，指向社会财富积累与共同富裕两个层面的系统构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技术颠覆性创新，其核心指向根本异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动因，充分体现共建共享数字生产力发展红利的现实关怀。具体来说，一是共享数字产品和服务红利。数字技术与教育、医疗、交通、物流等融合，能够构建全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模式，提升美好生活体验。二是共享就业机会红利。数字技术导致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同时也会创造新就业岗位，大量灵活就业方式和兼职职业涌现。三是共享政府服务红利。利用互联网这一重要的执政条件和执政手段，推进政府治理理念、方式、手段创新，推进适应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力支撑我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协同创新，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和有力保障。
（二）新质生产力契合数字文明颠覆性创新的价值导向
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构成文明形态演进的催化剂。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数字技术被视为撬动全球经济的新杠杆，所以创新必定是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决定性因素。新质生产力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原创性、革命性的创新推动，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社会经济治理创新等，其中技术创新是最具颠覆性和根本性的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战略支撑，是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创新能力仍需大力提升，尤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核心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命门”。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及重要工艺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制约，未能实现根本性突破。这种状况使我们时刻面临科技脱钩和芯片供应中断的威胁，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隐患。针对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牵鼻子”等单边主义制裁举措和数字霸权威胁，必须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11］206，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不断赋能实体经济，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三）新质生产力契合数字文明扬弃资本弊端的价值导向
资本弊端在物质生产领域最显著的表现，莫过于资本主义法权保障下日益严峻的不平等现象。当然，人类文明中的不平等现象并非始于资本主义发轫时期，而是根植于统治阶级对有限经济剩余的控制，是国家和阶级发展的产物，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就一直随文明发展嬗易。然而，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却比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都更加严重［12］1-2。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允许部分资本存在，看到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列宁指出，发展资本主义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13］238。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了资本要素不等于资本经济，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推动全体人民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已经使得资本的局部在产生质变，从资本要素变为一种“新质资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这些均体现出党中央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谋划与实施策略。实际上，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也是利用资本、驾驭资本、形成资本要素新秩序的过程，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激活资本要素文明面是重大的时代课题。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批判并非针对资本本身，也不是对数字智能发展的否定，而是对数字技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应用进行批判，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剥削与异化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际上是回答了“社会主义是否要利用资本”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阐发经济建设中的资本运用问题，主张“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实际上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回答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中“社会主义怎样利用资本”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以上均表明，在社会主义文明的语境中，数字资本作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要素和属性而存在。目前，国家密集出台系列规范和监管数字经济的政策措施，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资本运作的基本共识。
实际上，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明确指出，同以往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4］927-928。马克思并未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市场经济，因此也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的方式。但立足时代发展和具体境况，“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11］211。基于此，我们必须深刻明白并积极践行，“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11］211。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文明演进的实践策略
每一次生产力质态的跃迁都会推进文明形态的向前演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过程也必然是筑牢社会主义数字文明新发展的过程。客观来看，新质生产力丰富了物质生产的发展方式，促进了技术颠覆性变革，提升了全要素生产效率，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为社会主义数字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持续彰显新质生产力内蕴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蕴含着先进生产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工业文明的优势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则是数字文明的优势制度。要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建设旨归，加强经济发展红利、社会治理红利的共建共享。
一方面，推动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就要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持续推进数据层面“三权”分置改革。推动算法处理后的一般数据流转，原始数据不流转，坚持数据资源持有权、使用权和运营权分离，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着力解决数据安全和法律责任不清而“不敢共享”，由于技术标准和应用场景不明而“不会共享”，以及由数据要素的确权定价与利益分配问题导致“不愿共享”的问题。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布局和完善，形成“算力”和“数据”相结合的数据产业生态体系，既注重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创造者利益，又要适度向公众利益、弱势群体和西部地区倾斜，缩减数字鸿沟，推动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推进社会治理红利共享就要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数字政府、智慧社会建设的战略决策。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尤其是5G 等新技术的快速普及，数据总量出现了暴发式增长，截至2022 年，中国的数据产量已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0.5%。只有加快公共服务领域的数据集中与有序共享，才能推动与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进行平台对接，从而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在未来发展中，必然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优势，打造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府，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亿万人民，通过建立健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规范，利用数字技术便捷化、交互性的特点，不断弘扬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社会治理的精准化以及公共服务的高效化。
（二）强化新质生产力的智能科技文明内核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我们要顺应这一趋势。”［7］114当前，全球数字技术标准、技术分配及技术话语权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必须加强新一代数字技术科研攻关。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及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紧紧抓住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战略制高点，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围绕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战略使命，集中力量发展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相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数字智能技术的垄断与压制，切实掌握技术自主权和发展主动权。在这个过程中，要看到不同文明形态演进的本质是社会财富创造机制的更替，全球科技革命是数字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土地、大机器分别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因素，是实现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主要功能性场域，农业文明的财富创造手段决定了封建时代的根本制度设计，工业文明的大机器生产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
抢抓数字时代的发展机遇，必须从财富生产机制层面把握数字技术发展，围绕新型数据要素应用与赋能实体经济这一主线。一方面，利用我国海量数据资源、巨大应用需求和深厚市场潜力的发展优势，依托数据要素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共享性和非消耗性等特点，形成数据要素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数字化赋能实体经济，增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以数字智能技术推动“再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变革，在财富生产这一社会历史最活跃领域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并构建与现代化数字智能生产基础相适应的经济治理体系。
（三）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激活资本要素文明面的现实挑战
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推动资本的有序发展，必然要求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进入规模化扩张和深度应用阶段，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必须将数字资本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之内，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性合理规范和有效驾驭资本，在利用资本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要防止资本力量的无序扩张，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联动作用下，使数字技术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良性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实现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最大社会化，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
第一，要着力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防止资本在数据领域带来的无序扩张、市场垄断等各类风险。数字化的本质就是大规模的在线数据处理。数字经济在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时，同样需要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只是产生出数据这一新的核心生产要素，构成了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样态的主要特征。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突出强调了数据在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突破，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指引，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二，以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为治理重点，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也催生了一系列平台化运作的新业态、新模式。对此，为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的无序扩张，应依法查处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数字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平台经济正处于关键时期，需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与问题，以推动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将培育耐心资本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资本的要素配置效应和产业支撑效应决定了资本要素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长线资本有稳定的投资预期、较长的投资期限，是技术突破性创新领域的“压舱石”，所以积极推动长期资本入市和培育耐心资本始终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之一。新质生产力指向关键技术的革命性创新，该类创新往往立足世界技术前沿，产业周期长、技术风险高，亟须投资端对相关市场主体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所以，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健全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构建耐心资本投资的市场生态，引导资本要素流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资金活水。另一方面，培育耐心资本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产业新业态的培育与传统产业相比不确定性更强，对风险投资、概念投资等的依赖性更强。资本要素具有“1+N”的市场要素配置效应，对劳动力、技术、数据等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强大牵引力，从而引导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流动配置，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为此，要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治理，构建更加活跃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产业升级提供更具韧性和强度的创新资本支持，夯实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资本基础。
（参考文献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