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文明形态划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释读
作者：杨宏伟，男，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发展；卢孔亿，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是释读文明形态及其类型划分的科学方法论。不同于被遮蔽在西方理性主义叙事中的文明形态划分范式，马克思、恩格斯以物质生产为切入点，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共同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文明形态划分的根本依据。他们从文明的物质形态、社会形态、地域和民族、国家形态以及价值形态的总体性视角，科学、全面地揭示了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问题。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划分革命，贯通着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历史观、人民观和世界观的理论特质，内置着辨识文明形态“新”与“旧”的科学方法，以及构建新文明形态的路径指引，开启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文明形态；划分依据；新文明形态
面对世界历史中交错复杂的人类文明形态系统，人们难以确定——以什么标准——哪种文明形态更好，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向何处去的时代难题。为回应这一时代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0、“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等文明形态构建新方案。诚然，如何在学理层面准确把握和科学阐释新文明形态的构建，需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不仅意味着回到其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与时代创新力，更意味着要回到其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方法与阐述原则，透析其何以认识和把握世界。”［3］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的揭示，为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形态的整体演进以及新文明形态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一、经典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形态的划分及其依据
对文明形态的划分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首创，在此之前，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基于人的理性探讨了文明形态的划分问题。他们认为，“人依其理性来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创造文明”［4］，不同文明形态的展开是理性支配的结果。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以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形态史观，以文化或文明为单位划分文明形态类型，并将宗教、哲学等思想观念作为解释文明形态演进及其类型划分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从人类文明秩序的形成看，人类文明秩序既不由先验理性所设计，也不是自由竞争条件下的自然演化，而是受到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定，蕴含着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统一”［5］。正是遵循着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拨开了长期萦绕在文明形态划分问题上的迷雾，找到了划分文明形态的科学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科学依据的揭示并非一蹴而就，对文明的文化形态理解是他们思想的起点。早年马克思、恩格斯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突出对人及其理性精神的关注，将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视为普遍理性和自由精神的实现程度。1841 年，马克思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谈及宗教问题时强调，“自我意识”是世界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力量。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相似，马克思通过“自我意识”来认识和批判宗教，反对黑格尔的宗教保守思想，否定神的存在，主张将哲学和个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我痛恨所有的神”［6］12 来表明自己反对一切神明的观点。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因为非理性的世界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6］101。因此，为了克服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非理性，使世界与人得以合理发展，必须通过哲学的批判力量来改造不合理的现实世界。
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播下的“种子”，结出了从文化形态视角理解文明本质的“果实”。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文化”等同于“文明”，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7］296。同样，恩格斯在《普鲁士“危机”》一文中谈及法国和德国这两个“伟大民族”不相上下的社会状况时，也幽默地指出：“现在还能怀疑德国的‘文化’比法国的文明优越吗？”［8］324除了将“文化”视同于“文明”，马克思在《第179 号〈科隆日报〉社论》中更是将文化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哲学，作为理解文明的本质意蕴，指出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9］121。此外，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还将“科学、美术”等文化形态视为理解文明的核心内核。他在批判平均主义派反对一切精神文化成果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他们“把文明中一切精致的东西，即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无益的、危险的东西……加以消灭”［7］480。
伴随着对理性的深入探索，马克思在理性与现实的碰撞中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从而逐渐意识到理性的局限，遂在批判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家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10］557的唯心主义观点中，对文明的理解由纯粹的文化形态转向更为深刻的物质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是实践的产物，劳动是实践的最基本形式。没有劳动，就不会有人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11］541正是在劳动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2］519，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3］313，从而实现了由野蛮到文明的转变。基于劳动对文明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将文明视为以生产力和大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物质形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将“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视作“文明的果实”［12］613；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将“文明的一切进步”等同于“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14］267。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视为进入文明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在《英国状况》中，恩格斯指出“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12］102；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强调“大工业……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12］680。此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5］35，进一步强调了大工业对文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16］601单凭物质形态这一维度，难以揭示一种文明形态与另一种文明形态之间的质的差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时，强调“把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相联系、相统一，即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以某一种社会形态为标志或特征确定相应的文明阶段或历史时期，这不同于以往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文明史分期标准或划分依据”［1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揭示出“人类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划分归根到底受制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影响”［18］。“经济的社会形态”不仅规约了文明形态发展的总体图景和逻辑，还为理解文明形态的划分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框架下，人类文明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序列，展现出奴隶制文明形态、封建制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总体逻辑。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深入探讨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所依赖的所有制基础。他将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等私有制形式之上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视为“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13］195。对文明时代中雇佣劳动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形态划分思想的关键环节。这一批判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并非人类文明的最后形式和最高形态，还预示着新制度形式和新文明形态到来的可能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野蛮而狭隘的文明，它“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12］368。这种“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19］175，其“极端伪善”的“野蛮本性”［15］690，必然使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各民族和国家，遭受“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20］273。狭窄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严重地阻碍了文明的发展。当“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15］37时，它就要被炸毁，取而代之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21］725。
文明的社会形态划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客体方面对人类文明历史展开图景的总体性把握，“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交互创造和发展过程”［22］。离开“现实的人”这一主体考察文明形态的划分，无疑是盲目且无意义的孤立与抽象。从根本上看，整个人类文明形态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社会文明的每一进步，对人来说都有解放、发展的意义”［23］。文明发展与人的解放及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要求文明形态的历史更迭也必须与人的解放和发展保持逻辑的一致。在这一意义上，“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24］。基于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的文明形态划分表征为文明的价值形态。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试图以人的发展形态（阶段）表征文明形态（阶段）的历史变迁，从而将人的发展与文明形态演进统一起来”［25］。马克思根据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将人类文明划分为三大形态：处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基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及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这种“从人的主体性不断开掘与发展的视角呈现出人类文明的进步”［26］标准，“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辩证法，即人类文明从‘原初的肯定形式’向‘资本主义的分裂形式’再向‘共产主义的肯定形式’的发展过程”［18］。这一视角不仅丰富了对文明形态的理解，也补充了基于社会形态客体视角的文明形态划分标准。
地理空间差异是马克思、恩格斯划分文明形态的又一重要依据。在经典文本中，他们以地理空间差异为依据，划分出文明的地域形态和民族、国家形态。关于文明的地域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分析了欧洲的西方文明形态与亚洲的东方文明形态。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到“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12］35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新前夜的原因时提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15］66具有比英国和法国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他们都并未明确提出“东方文明”这一概念，但从他们对“文明的西方”和“野蛮的东方”［15］401，“西方文明”和“东方野蛮”［19］126等并列范畴的运用，以及对东方国家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可以推论出东方文明形态隐含于他们的文明形态划分思想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文明和野蛮的评价，针对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而非针对某个国家的文化，它是基于历史事实而非价值评价”［27］。然而，即使“在同一生产力社会形态和交换社会形态的基础上，由于地理环境及时代条件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所有制社会形态”［28］41，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明形态。即使同属西方文明形态或东方文明形态，各文明民族和国家因历史、文化、制度和传统的不同，也会呈现出显著的文明差异。因此，在地域文明形态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划分出以具体民族和国家为单位的文明形态，例如英国文明、德国文明、法兰西文明、俄国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等。正是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所呈现出的文明形态差异，构成了丰富的人类文明形态系统。
二、理论审思：文明形态划分的历史唯物主义遵循
相较于西方理性主义与西方文明形态史观对文明形态划分偏理性的唯心主义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文化形态、物质形态、社会形态、价值形态以及地域和民族、国家形态的划分，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演进，贯通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范式，彰显出实践性、历史性、人民性和多样性等特质。
（一）文明差异：探索文明形态划分的现实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思维的主观出发，而是立足现实深入考察文明形态划分。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文明形态差异，为他们揭示文明形态的划分及其依据提供了现实前提。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生产方式划分出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一般类型，但他们并未将这一类型视为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逻辑公式”［12］600，也不认为各种类型之间存在“一个来自一个”［12］603 的历史必然性，更不主张任何民族和国家必须按这一单线序列依次更替。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用简单的经济关系的线性运动来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问题。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12］354。即使具有相同社会经济基础的民族和国家，其文明及表现样态也会“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29］894。关于文明形态差异性的问题，可以在马克思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中找到理论依据。晚年马克思纠正了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观点，“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19］581。以此为据，马克思对比分析了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指出二者在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发展阶段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导致它们在迈向文明社会的道路和途径上各不相同。例如，南欧产生了希腊和罗马等奴隶制社会；位于南欧以北的日耳曼则形成了一种部落型的社会；在亚洲，既未形成奴隶制，也未导致封建制，而是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然而，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也并非单一形式，中国、印度和俄国在这一方面也各有不同。因此，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9］466 只有深入具体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环境，才能找到理解人类文明形态划分及其依据的钥匙。
（二）劳动实践：科学划分文明形态的理论基石
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理性思辨方式考察人类文明形态的划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沿着劳动实践的逻辑展开了对文明形态的研究。在他们之前，人们对文明形态划分及依据的认识主要限定在理性主义的解释框架中。孔多塞将文明的进步归结为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30］19，人类文明的各种形态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结果。这些以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考察文明形态划分的纯粹理论思维范式，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忽视了文明形态与物质生产的内在联系，因此未能科学、完整地揭示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在辩证批判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3］15以物质生产为基点，深入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竖立其上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科学地解决文明形态划分及其理论依据问题，是因为他们“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2］544，始终坚持实践的第一性。他们以“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综合的生产方式”［5］为根本依据，从历时性、共时性与主体性的总体视角考察文明形态的划分，超越了以理性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划分范式，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文明形态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文明形态划分的科学变革。
（三）社会演进：展开文明形态划分的历史必然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2］603在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及相应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创造的文明形态，亦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历史性特征。这意味着“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生成的特定历史前提和现实的展开空间”，以及“自身存在的历史限度”［31］。受社会形态这一历史前提和现实空间的制约，对文明形态进行划分便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其一，文明社会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马克思高度赞扬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详细考察了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明确提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一个阶段。其二，文明形态在其历时性上表现为后一形态对前一形态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12］540，每一时代都是在继承上一时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基础上进行生产、交往等实践活动。然而，“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6］43-44。文明形态的划分正是在对前一社会既得文明成果的发展—否定—创新的过程中得以可能。其三，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5］33；另一方面，他们也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逻辑自限性必然导致其走向文明的反面。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行辩证认识和深刻揭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文明形态——共产主义文明形态。
（四）人的解放：考察文明形态划分的价值旨趣
马克思主义并非纯粹的理论体系，而是应人的解放与发展这一现实需要而生发的科学思想指导。无论是对古典哲学的扬弃，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抑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都不是单纯理论建设的需要，而是为了探索人类发展的道路与全人类解放的途径。对人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的不懈追求，引导着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形态划分思想的逐步展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并非历史的自我诠释，而是历史主体根据自身价值需要对社会客体进行主观改造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既是人通过发挥主体性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也是在文明演进中人的主体性不断获得开掘的历史。”［26］也就是说，文明形态的划分并不只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指向，还蕴含着文明形态进步的人民性特征。缺乏“现实的人”这一历史主体的实践创造和价值指引，文明形态的划分将变成一个毫无方向、没有归宿的盲目过程。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文明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既不会使印度“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15］689。尽管资产阶级文明客观上促进了印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生产力及其文明成果的资本主义属性，导致其无法真正推动文明的进步和人的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见物不见人”［32］的文明形态。人作为文明的实际创造者，“本应是价值本题，而资本与物本应是价值副题，但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成了主题，人则成了副题”［18］。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本质缺陷的深刻揭示，马克思、恩格斯预示了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必然性。在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33］200，不仅“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9］563-564。
三、方法澄明：揭示新文明形态辨识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人类历史整体发展进程的高度，对人类文明形态进行了历时性划分、共时性考察和主体性分析，从而整体概括出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状态及其本质特征。这一概括证成了人类文明形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内置着辨识一种文明形态“新”与“旧”的科学方法——是否具备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人的发展，以及超越现实、引领未来的能力。
（一）在文明与历史的关系中审视其是否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生产方式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四大形态，包含着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该规律认为，文明形态是社会生产方式与交换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人类文明形态不断更替与发展。因此，任何一种新文明形态必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优于前一种文明形态。与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相比，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它显著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动了工业、商业、航海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空前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和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还破除了封建族权观念和特权思想，颠覆了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实现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开创了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同样，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三大差别为首要任务，以实现生产社会化为基本特征，以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独立发展为价值追求，以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根本目标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是优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一种更为先进的新文明形态。因此，从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规律看，考量一种文明是否具备新文明形态的特质，要看它是否推动了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发展，是否汲取了以往一切文明的积极成果，同时又立足新实践对文明进行丰富与创新。
（二）在文明与人的关系中审视其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文明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内在一致性划分人类文明形态，内嵌着判定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方位的价值标尺。他们认为，一方面，文明是由人创造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2］519-520。人类文明形态正是人在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中创造的积极成果，体现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文明是以人为目的的发展，“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295。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人通过对象化活动实现自身发展与价值追求的历史。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成果与价值目标追求，文明构成了人的内在尺度，文明形态发展则呈现为以人为目的的历史演进。基于人的价值标尺，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视为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一种暂时的、过渡的文明形态。相较于以往文明社会，“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33］90。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革新性作用之一在于它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15］34，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推动了人的精神进步，创造出具有普遍需求的文明人。然而，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本质上是物的文明。它物化人的尊严和价值，亵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人的劳动，涣散人的精神，遮蔽人的丰富属性，并把人降格为谋取利益的“工具”，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入了文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悖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文明悖论’只有通过扬弃资本逻辑才能得以解决”［34］。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历史方位的判断表明，衡量一种新文明形态在于其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属人的文明形态，即是否能够弥合文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悖论，是否以文明进步来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否确保文明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否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最高价值追求。
（三）在文明与未来的关系中审视其是否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向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地理空间差异的多样化视角划分文明形态，包含着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世界历史趋势与全人类指向。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任何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的创造都不能跨越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一规律的揭示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民族或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文明问题始终是在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展开的”［31］。正是由于各地域与各民族、国家丰富多样的文明形态，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2］520。如此一来，各文明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产均体现为世界性生产，它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明成就构成了全人类的共同成果。因此，世界性和全人类性逐渐成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作为世界历史进程开创者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但没有促进世界性与全人类性的内在契合和价值统一，反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人对人的剥削关系以及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关系扩展至世界范围，形塑出“文明—野蛮”相对立的世界文明格局。这不但抹杀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世界性和多样性特征，还加剧了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背离了平等、公正、繁荣和共富等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共同价值诉求。这种违背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终将会被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新文明形态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资本主义文明批判表明，是否具有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是审视新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尺。具体而言，评判一种新文明形态应关注其是否破除了文明冲突与对抗的二元对立狭隘思维，是否融合了交流、互鉴、共存和共荣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否能够在解决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难题中，塑造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理念，贡献走向未来文明形态的新方案。
四、路径指引：提供新文明形态构建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形态的划分及其理论依据的揭示，突破了既有文明形态的划分模式，确立起一种新的、科学的文明形态研究范式——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的人类文明形态划分。一种科学的思想，不仅在于拥有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更在于具备透析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解释力、时代创造力与实践指导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的人类文明形态划分思想，在阐明辨识文明形态“新”与“旧”科学方法的同时，还为未来新文明形态的构建提供了基本路径规约。
（一）遵循历史规律与文明传统的自主性构建
所谓“自主性”，即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自主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彼此协调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12］575。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下，个体丧失了“自主活动”的条件与能力。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中，人的“自主活动”才得到充分实现，“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0］300。可见，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制约的人的“自主活动”及其实现，并非随心所欲或短暂的过程，而是一个遵循历史规律的渐进、长期过程。这一过程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驱动力的内生性，以及与人在此过程中通过主观能动作用所展现的自主性之间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生产方式和地理空间差异的文明形态划分，科学揭示了人的“自主活动”及其实现的辩证过程。他们在考察人类社会如何迈向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时，并没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普遍的内生性矛盾简单地应用于所有民族和国家，以排斥它们在文明形态发展中展现出的民族自主性。相反，他们强调要在遵循历史规律与文明传统的辩证统一中，自主寻找通往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道路。这就为未来新文明形态的构建提供了科学指南：既不能教条式地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也不能脱离人类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主观臆造，更不能是对其他文明形态进行简单模仿或彻底颠覆自身文明传统。相反，必须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深植于自身民族沃土和独特文明优势，自主选择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创造出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且兼具时代特征的文明形态。
（二）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的主体性构建
确认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区别于以往任何文明形态的核心标识。通过揭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文明形态发展的价值指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存在的文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决定了它并非一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形态。“共产主义的文明形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形态，在这一形态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契合与统一，这是文明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26］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学说创新了人的存在方式，指明了未来新文明形态的目标主体和方向原则，开启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的主体性构建。在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提出以前，人们“把文明只是看作‘物’而不是看作‘人’，只是看作‘事实’而不是看作‘实践’”［35］。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物质生产实践，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5］42。受物质利益的制约，文明时代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自由可言。在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阶级和国家完全消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53。这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迪：摆脱资本逻辑的宰制，消除“物的依赖性”，彰显人的自由与个性，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使人成为文明创造和文明成果的“主体”与“本题”。
（三）基于系统协调观念与世界历史视野的总体性构建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而是社会有机总体论。马克思指出，整个人类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12］604，不能将社会内部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恩格斯指出，所有自然过程都处于系统联系中，科学研究应从个别部分与整体协调中去理解事物。这种系统协调观根植于自然、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有机统一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改造客观自然界的生产实践中，“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3］145。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有机统一，意味着人在改造自然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形态，在改造社会中创造的社会文明形态，以及在改造主观世界中创造的精神文明形态和价值文明形态，都是密不可分的。基于自然、社会和人有机统一的系统协调观，马克思、恩格斯全方位审视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既依据文化、物质、自然、社会和价值等多维要素划分文明形态，又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把握这些要素之间的逻辑关联，强调文明形态各要素之间的有机协调。马克思、恩格斯的系统协调观不仅限于单一民族或国家的具体社会文明形态，还涵盖了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文明形态。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并非单一文明的“独奏”，而是多种文明形态共同演奏的“交响乐”。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5］35，并“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12］538。由此，不同文明形态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交流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系统协调观念和世界历史视野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总体性揭示，指明了未来的新文明形态将是一个涵盖文化、物质、自然、社会和价值等多维结构的系统性文明样态，体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世界文明相互联结与统筹协调的有机整体。为此，未来新文明形态的构建应摒弃封闭的观念，不可短视，坚持开放包容、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的文明理念，以推动人类文明形态的全面发展与整体进步。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创造并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任务。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形态划分思想的指导下，以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为最高理想追求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民族实际，在批判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总结世界社会主义文明经验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为总布局、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诉求，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与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逐步成为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
（参考文献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