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活叙事体系构建：议题、逻辑与路径
作者：刘星，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
摘要：“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既对生活意涵作出了全新阐释，也确立了一种生活导向的国家治理观，推动着学术界在生活视域下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生活”概念具有的复合性，形成了包括治理议题、治理逻辑和治理路径三重维度的国家治理生活叙事体系。治理议题之维以特定群体的生活境遇及生活方式变迁为叙事脚本，揭示生活表征背后的国家治理意蕴；治理逻辑之维通过反思国家治理的过度技术化、片面化、科层化困境，倡导基于生活视角塑造国家治理的价值框架；治理路径之维基于政党与生活、制度与生活的互嵌关系，阐释政权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引导与塑造方式。“美好生活”治理图景的提出大大拓展了生活叙事的理论话语空间，为进一步丰富叙事主题、细化叙事理路、创新叙事方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造了更大可能。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生活叙事；叙事体系；美好生活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19全面实现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如何面向美好生活来定位国家治理，探索一条基于“生活本位”的治理路径，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话题。在“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进程中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生活叙事表达，有助于加深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和推动本土化治理理论的形成。
生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并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生活”在中国治理情境中具有独特的政治意涵，保障百姓安居乐业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是评判良政善治的重要标准。同时，“生活”也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寓所，通过对民众生活的规制、塑造与革新，将日常生活纳入政治议程，构建“生活国家”［2］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美好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理想被明确提出，并成为实质性的执政目标嵌入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由“自发”到“自觉”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和生活形态，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面向美好生活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之路。笔者以“生活”作为分析性概念，基于对20 多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领域生活面向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从治理议题、治理逻辑和治理路径三个维度构建并阐释了国家治理的生活叙事体系，并在“美好生活”的命题下，对如何进一步拓展生活叙事的话语空间、完善话语形态进行了评述和展望。
一、生活释义：国家治理与生活叙事
（一）研究溯源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日常生活”作为一种学术概念进入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出现了以日常生活为主题和视角的理论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理论家提出了“生活世界”的哲学论题，此后，哈贝马斯、赫勒、列斐伏尔、吉登斯等学者从不同视角构建生活世界理论，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日常生活研究得到了很多学科的重视，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或“日常生活革命”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生活”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初，从早期的哲学范畴逐步扩展到其他思想领域，并建立起中国特有的“生活语境”［3］。“生活”概念在我国一直呈现鲜明的“民生”导向，是基于物质面貌的改善而对本土情境下社会现实的观照生成的范畴，并非对西方概念的简单移植。裴宜理提出，与西方民众追求抽象的自由、平等不同，中国民众的权利观与具体的生活利益高度相关，政府也将满足人民生存生活需求的社会经济利益视为最重要的人权［4］。“国计民生”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基点。
20 世纪80 年代，随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国内开始出现关于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讨论。于光远等提出了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问题；林南、卢汉龙等以国内城市为研究对象，开始了对生活质量社会指标的研究，此后发展到对小康社会、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相关概念的指标设计与测量；闻晓祥、王南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影响进行了早期探索；风笑天对生活质量研究、王雅林对生活方式研究进行过回顾。随着中国学者的持续深耕，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领域诞生了许多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刻画的经典之作，大大拓宽了理论视野，为打开研究思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上研究成果中，从公共管理角度对日常生活展开的研究并不多。张敏基于学术史梳理，指出国内对生活质量与公共治理间关系的研究并未成为广泛的研究主题，直到2000 年后公共治理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才开始被认知［5］。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生活与治理的关系研究开始稳步上升，许多论文开始明确使用“生活治理”或“生活转向”等概念进行表述，“日常生活”的叙事范式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公共管理学者的关注。尤其是2018年后出现了一个高潮，主要源于党的十九大关于“美好生活需要”和“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表述，凸显了生活秩序的重要性。针对“美好生活”、“生活共同体”的研究不断涌现，这些概念得到了研究者的集中阐释。总体而言，研究数量的变化趋势与党和国家政策的演变具有同步性，也与历史逻辑相吻合。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呈现从“生产主义范式”向“生活主义范式”的转变［6］，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经历着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向趋势［7］。当“生活”进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视野时，研究者开始尝试在新的叙事空间里解读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话语”的演化推动了叙事方式的流变。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活叙事体系
相较于宏大的政治叙事和权威叙事，生活叙事从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以“个体的生存感受和生存质量”［8］为着眼点，既关注人的生活现实，也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9］。生活叙事具有微观性，往往从局部、从具体切入，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再审视，达到以小见大的叙事效果。宏大叙事具有总体性和抽象性，往往暗含寻找普遍规律和客观标准的内在冲动，凸显为精英主导的社会实践［10］；生活叙事则体现为叙事权力的下移，凸显叙事对象的大众化和多元化，侧重生活的主体性、差异性和偶然性。
在国家治理研究中，“生活”作为一个复合性概念，具有多重规定性，进而形成了包括治理议题、治理逻辑和治理路径三重维度的叙事体系。
第一，“生活”作为叙事对象，是国家权力直接面对的治理客体，也是治理的基础条件和现实场景。生活对于社会行动者而言，是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奠基性实践活动［11］，生活叙事以日常生活为主题，聚焦于社群、家庭和个体生命历程的具体化展开。对日常生活持续动态变迁的关注使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抽象化表达，而是回归现实场景，对生活实践的真实议题进行呈现和书写。贺雪峰提及个人研究旨趣的转变，是从最初的村民自治研究转到乡村治理研究，再发展到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就是要研究构成乡村治理基础的那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状况”［12］。正是基于生活具有的这种本源性，使其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性领域和内在动因。
第二，“生活”作为叙事立场，代表了一种观察视角和认知方式。日常生活关涉人本身，具有“属人”意涵，强调个人生活感受、自我表达和个体价值的彰显。生活具有的个体性、多样性、情感性和弹性与国家治理具有的公共性、规范性、技术性、刚性形成了多重张力和互动。生活视角强调从对“物”的关注和依赖回归到对“人”的全面关注上，立足生活逻辑审视国家治理，为改变人之生活的异化困境进行探索。生活逻辑基于对国家治理技术理性的反思，倡导凸显生活的价值理性；基于对国家治理片面性的反思，倡导拓展生活秩序的维度，追寻生活的整体性；基于对国家治理科层化的反思，强调在生活中重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美好生活作为以人为中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活理想，使生活与国家治理间的多重张力有了相互契合的可能性空间。
第三，“生活”作为叙事策略，还代表了一种实践方法和治理路径。私人生活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是完全独立的领域，需要谨防政治权力的介入并与之形成对抗关系。但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治理实践中，在“家国同构”的权力体系下，日常生活从来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独立空间，它具有面向世俗权力的开放性，对日常生活的改造是任何意识形态推动下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13］。美好生活更不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在政党整合和制度设计的驱动下，才能通过独特且系统的治理手段共同推动美好生活的实践生成。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其生活化的群众工作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各个时期都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具体运用与展现。近些年，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和国家权力的下沉，党和国家对生活变革的引领作用愈加凸显，在新发展理念下追求文明进步的生活形态，不断推动民众生活观念和生活实践的现代化。
二、治理议题的转向：作为对象的“生活”
生活叙事将日常生活纳入治理议程，以“生活”本身作为考察和观照对象，通过对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进行描摹展现日常生活图景，从而揭示社会经济结构和治理模式的变迁。物质生产在人类活动中具有主导地位，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性活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生活都展现了面向更高层面的发展性需求。在生活叙事中，生活本身成为目的和意义，并逐步超越单一的经济标准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一）乡村治理：从生产到生活的转向
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根基，在传统社会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空间，改造农业国家，改善农民生活，一直都是政府的施政重点和“核心线索”［14］。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转变，经济发展和现代文明对乡村生活模式、结构变迁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尤为强烈。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风貌发生巨变，传统道德和礼俗规范逐渐失效，公共性日渐式微，乡村社会的空心化、离散化、老龄化以及赌博、高价彩礼、消费主义、人居环境恶化、闲暇生活衰落等，使人们的生活逐渐失序甚至脱轨，成为重塑乡村秩序的政策重点。日常生活的问题化激发了乡村治理的生活化面向，乡村治理正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传统领域向安顿个体和家庭的“生活治理”范畴转变［15］。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生活方式变革的现实动因在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而生活方式的变革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体现为精神世界的跃升。当“经济唯上”的思维被突破，乡村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能与价值被不断认知，“后脱贫时代”的乡村治理面临从“生产”向“生活”转向的迫切性，已经成为很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作为生产空间的乡村逐渐走向衰落，仅仅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已不足以推进“后生产型”［16］的乡村振兴，新的农业生产业态及现代生活要求乡村治理不断更新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需要由宏观社会政策转向微观社会服务的“生活政治”［17］，推进农村社区从生产共同体走向生活共同体。生活重建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或通过移风易俗的“生活革命”［2］来推进乡村生活的现代化，或从生活设施、生活方式的引导教育、家庭发展支持等角度推进生活治理［18］，或从生活意义的挖掘中提升自我价值，化解生活危机。其中，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生活短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推进的以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农村改厕、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具有明显的生活治理意涵，研究者将其纳入日常生活视域，从生活空间的改造到生活理念的重塑，对相关政策和地方探索进行阐释解读。
与此同时，乡村生活也呈现对国家权力较强的依赖性，与国家权力间的界限相对模糊，尤其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后，伴随资源下沉，国家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民生活领域，引导农民转变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如何基于美好生活的目标，探索形成嵌入农民生活秩序的现代治理模式，重塑新时代农民与国家关系，走向“生活世界”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研讨“治理转向”的切入点。
（二）城市治理：从资本向人民的回归
城市是人口密集、产业集中的现代空间，在工业化发展中作为“增长机器”以追逐利润和财富为核心，资本对城市发展的掌控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与不和谐。由于我国的城市治理长期以来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化发展，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城市的公共性、生活性、人文性有所缺失，城市治理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是有限空间里异质性和复杂性的集中体现，不同群体在城市中的生活境遇差异巨大。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私人空间构筑带来的隔离与排斥，居民的权利意识和边界意识不断强化，个体权益问题和利益争端在城市生活中尤为突出。例如城市空间的分配及使用问题（如城区改造、停车位问题、广场争执、邻里关系、邻避事件等）、城市权利失衡问题（如物业管理、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以及伴随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各种“城市病”成为研究者讨论城市生活的重点议题。此外，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城中村、大都市郊区等地段居民生活空间的演变，以及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重塑日常生活秩序也是人们关注度较高的话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对城市发展的认知从扩张式向内涵式转变，如何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凸显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回归城市作为生活家园的本源意义，推进着治理议题的重构。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使用“人民城市”的表述。人民城市作为一种新型城市发展观，有别于城市发展的资本逻辑以及此前对城市治理的功能主义定位［19］，而是基于共建共治共享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弘扬城市正义。城市发展不能只追求规模和速度，而是面对人民的需求向个体化、多元化和精细化的升级转向，通过差异化的竞争理念和多元化的服务创新“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规划也逐渐从宏大的向微观的、精细化的社区规划转变，立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空间、绿色生产方式和宜居生态环境的需求，将城市从“物”的空间打造成“人”的空间，走出发展主义陷阱，达到“诗意栖居”的生活境界，回归人民本位的价值属性。
三、治理逻辑的转换：作为视角的“生活”
生活视角作为一种人文主义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突破了对“生活”的工具主义定位，既对传统国家治理逻辑进行检视，也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进行深度反思。生活逻辑强调以人的各方面需求的全面满足为驱动来塑造国家治理的价值灵魂，从生活出发来检验治理的有效性。
（一）反思治理的技术理性，倡导凸显生活的价值理性
几乎整个20 世纪，技术理性都凭借着优势话语影响着国家治理实践，中国的治理实践也经历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重大转型，工具主义导向日趋鲜明，信息技术和治理工具的广泛运用，大幅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和生活的便捷程度。但需要警惕的是，对数字化逻辑的尊崇和技术理性的扩张伴随着多种伦理风险。例如，技术理性在线性逻辑下往往会简化社会生活和治理情境，消解需求的异质性，忽略问题背后复杂的因果关系；流程化、标准化治理也会淡化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形成技术依赖；技术与权力和资本的链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可能成为宰制大众的工具……技术替代的思维惯习往往以剥离人的内在特质为代价，压缩了社会生活的可能性空间，致使人本价值、意义系统、生活道德被遮蔽，难以回应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面对“技术俘获”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异化，许多研究者对技术治理持审慎态度，指出国家治理的本质不是纯粹的技术事务，呼吁价值、意义和道德需要重返国家治理核心。研究者们从价值原则和公共精神出发阐释了“生活”的内涵和意义，并对现代性的固有缺陷进行了批判，提出走向美好生活的至善之路需要纠正工具主义思维，从效率统治中解放人性，实现“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完美统一［20］。美好生活的提出体现了一种价值诉求的跃升，更民主的政治生活、更公平的经济生活和更和谐的社会生活，其中所包含的“价值性”既超越了物质主义，也超越了事本主义和技术理性［21］。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制度—技术—生活”［22］分析框架，强调治理技术的发展需要服务于民众真实的生活需求，技术理性唯有与生活实践相结合，与生活的价值理性相统一，才能形成更具品质的现代生活方式。
（二）反思治理的片面性，倡导拓展生活秩序的维度
生活的内涵和形态是丰富多彩和开放包容的，涉及空间、文化、情感、伦理等不同领域和层面，美好生活更是多维度、多样态和开放发展的，不仅具有客观性，还具有主观性，关涉个体的身心感受、情感体验和生命领悟。面对工业化社会中单向度的管理体系［23］，研究者尝试对生活进行总体性呈现，基于多种生活要素的驱动来提升治理效能。
首先，空间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载体，也是共同体构建的场域，极大影响和塑造着社会关系。空间已从纯粹的物理空间演化为充满意义的社会空间，部分研究以空间的特征和功能为着眼点，通过分析空间与生活、治理间的关系来探讨治理转型，从空间生产、空间权利、生态自觉等角度来回应治理诉求［24］，并基于多种活化方式将“他者”空间打造为“共有”空间。空间受权力、资本和生活多重逻辑影响，其中生活逻辑以民众生活需求为价值取向，基于当地生活观念、生活习惯等来决定空间功能和空间规划，对生活逻辑的偏离往往会导致公共空间的失衡和异化。“15 分钟生活圈”概念的提出就是以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宜居性为导向来完善生活场景，体现了空间建造中的人本尺度。
其次，文化是创建生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文化所形成的规范、观念与价值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研究者将注意力投入日常生活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中，对日常生活进行文化阐释，并梳理不同文化结构上政府的治理模式，其中，乡村生活的意义就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土本色是农业生活的精粹，乡村振兴需要重视文化的“黏合剂”作用以及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例如，村规民约借助文化的包容性来实现生活方式的规范和社会关系的整合，营造守望相助的乡风文明；“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引导示范作用，可以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借助文化礼堂等文化阵地培养村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意识；结合传统节日和特色文化资源增强村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等。
此外，情感要素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无论是内生性还是外生性情感，在培育公共性、重构社会资本方面都具有优势功能，尤其在情理交融、公私模糊的基层社会，更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入手，尊重居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体验，推动形成更高层次的意识活动。相较于城市，乡村生活的模式化程度更低，难以用标准化治理手段去框限，更需要基于乡情网络去处理民间纠纷、干群矛盾等问题，用情感的温度来弥合基层治理中的碎片化样态。
（三）反思治理的科层化，强化生活的主体性和内生性
作为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人，日常生活是个体自由意志的充分彰显，生活逻辑意味着要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感受和自我表达，并通过对现代生活理念的内化最终成为自我行动的准则。日常生活问题往往具体琐碎和混沌模糊，生活天然具有的自主性、异质性、去中心化等特征会解构传统的管理模式［25］，如果国家治理过度科层化、程式化和绩效化，与民众生活实践脱嵌，便难以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在部分，或者说没有经历“日常生活化”［26］，甚至会陷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困境。例如，乡村生活具有自己的内生秩序，如果简单嫁接到城市陌生人社会里适用的治理思路和治理技术，忽略生活主体的真正意志和治理条件，甚至推行有悖生活常识的政策，必然会带来制度空转。
越到治理体系的末端，越需要关注治理框架中的生活维度。只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增权赋能重构主体性，从外源性干预主义的国家视角向内源性生活化治理转变［27］，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院巷议事、院落自治、居民议事厅、乡贤参事会、说事会等一系列充满烟火气的协商形式和协商制度被广泛推行。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协商民主，在日常实践中培育了民众包容互鉴的生活态度和理性沟通的能力技巧，为原子化社会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价值和意义。民主政治不只是宏大抽象的理论，更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只有将民主理念内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和生活原则，融入生活场景，才更能体现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
四、治理路径的重构：作为方法的“生活”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生活”从来不是一个完全自主性空间，它既有私人性，又有公共性；既有自然性，又有社会性；既有自发性，又有自觉性，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间也难以完全割裂，因而形成了独特且系统的治理模式。以“生活”为方法，代表的是一种以日常生活需要为内驱力，在把握日常生活特质和尊重日常生活规律基础上形成的治理路径。
（一）在政党与生活的互嵌中理解国家治理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作为整合型政党具有的权威性和嵌入性双重优势，在“生活共同体”的构建中始终承担着引领作用［28］。无论是其执政目标还是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完全统一性，中国的党政体制决定了需要在政党与生活的互嵌中去理解这一独有的系统性治理模式。
首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从人民的需求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为实现带领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29］的伟大生活梦想而奋斗。“好日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核心诉求，是中国情境下对日常生活的朴素愿望和独特表达，而“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党执政的基本原则，是对民众希求的真切回应。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30］136-1372022年，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生无小事”。中国共产党始终都以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服务群众生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状况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始终将民生问题作为最大的政治来推进国家治理和制度安排，与美好生活的演进方向具有一致性。同时，在“有困难找党组织”的理念下，群众也习惯于党组织对日常生活进行引导和协助，党的初心使命与生活逻辑呈现出天然的耦合关系，同为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其次，党组织作为国家与个体间沟通联结的桥梁，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方法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能够最大限度地对基层社会进行黏合融通和组织动员。群众工作不靠简单说教，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直接面对并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这一优良传统促使党建工作与民众的生活实践深度契合并相互融入。邓小平提倡：“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31］28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32］165 群众工作中常见的谈心、家访、慰问、调解、蹲点、结对子、“送温暖”等多种具有强烈生活气息的工作方法区别于刚性的官僚制逻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启发群众觉悟，党民同心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组织通过推进治理单元的下沉提升整合效度，许多地方以“党群议事厅”、“红色会客厅”等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载体，综合运用宣传引导、党员示范、道德评议、说服教育等多种方式调解矛盾冲突，塑造生活秩序，凝聚情感共识。
（二）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嵌中理解国家治理
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在新中国，向现实生活世界回归，对私人生活进行干预一直都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离开国家力量的介入，就会失去制度、政策和资源保障，个体生活世界的演进与发展将非常漫长。不同发展阶段对“生活”的理解和定位不同，治理方式也在不断调整。民国时期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对改善农民生活进行探索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实现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一体化，国家通过土地改革等重塑权力结构，对群众生活进行直接安排和总体支配，领袖号召、行政命令等运动式治理方式成为当时普遍采用的手段。改革开放后，国家治理的生活化取向愈加明显，随着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基于业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生活空间逐渐被打破，社区制及社区服务不断推进完善，居委会和村委会的职能逐步从政治向生活回归，从早期提供的“政务”向“居务”、“村务”转变，建设社会生活共同体已成为广大城乡居民的现实需求。
李友梅、肖瑛等研究者基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提出了“制度—生活”框架，通过对具体事件发生过程的分析，厘清正式制度与不同生活需求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揭示国家层面的管理制度与日常生活间如何通过相互建构来引导社会生活的重塑［33］。制度与生活具有不同的运行逻辑和秩序观。制度建构的直接目标就是影响和规训生活，通过形塑生活主体的行为模式，使生活形态符合理性主义的预设；日常生活则利用社会风俗、民情民意等对正式制度进行对抗和转化。制度与生活在复杂多变的时空情境下，彼此间处于改造与抗拒、塑造与接纳、变通与转化等多重关系。此后，研究者开始使用“制度—生活”范式剖析国家治理中的相关话题，基于制度与生活的复杂交织关系来分析国家治理路径。例如，城中村改造中安置区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需要国家权力通过制度认证、组织动员等方式调控村庄日常生活［34］，通过国家主导性与农民主体性相结合，实现乡村生活与国家制度的融合。还有研究者提出了“制度—治理—生活”［35］框架，指出项目制必须“嵌入”日常生活，通过“还权、赋能、归位”来提升治理效能。
在社会急剧变迁下，新的生活秩序的形成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规范，面向美好生活的治理凸显了更为明显的社会性，需要从强制性政府行为模式向共识性或引导性转型，从硬治理向柔性治理转型。或通过“利益惠及”、“情感融通”、“持续走访”机制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并深化联系［36］，或通过习惯化、协商化、能力化等多种人格化方式融入日常生活［26］，或从制度嵌入、精英吸纳、群众动员角度来进行生活治理［37］，等等。还有研究者基于生活治理所包含的社会保护、乡村建设、移风易俗、社会建设四种形态划分并阐释了多样化的治理方式［38］。
五、面向“美好生活”：提升生活叙事的话语生命力
由于生活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被经济议题所掩盖，生活本身也长期从属于或服务于劳动生产，因而生活话语体系的构建依旧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新发展理念的确立，生活无论是作为叙事议题、叙事视角抑或是叙事方法，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美好生活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大大拓展了生活内涵，为生活叙事的话语创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一）从单维到多维，叙事主题有待拓展
美好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新样态，对传统“生活”语义中的“生存”和“生计”作出了空前提升，呈现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体到人类的演进过程，是对我们以前所追求的现代化的超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39］11美好生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高质量生活，是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的生活形态，美好生活是开放发展且没有止境的，还有大量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命运的叙事主题等待拓展，用富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的研究来回应这一全新的社会发展图景。
作为宏大叙事的微观显现，探入生活内部的研究议题有待开发和挖掘。生活本身蕴含着无数可能性，生活样态的多样化与差异性将推动我们的研究向生活世界的日常性、私人性、个体化、主观层面前进，尤其应当将时间、空间、家庭、性别、文化、情感、伦理道德、传统习俗、关系网络等要素纳入治理的核心议程。生活细节对整个宏大政治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许多看似并无关联的信息往往蕴含着社会行动的深刻结构。生活叙事是民众对生活意义的体验和感悟，是生动、微妙、细致的生命书写。如何讲好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呈现人们真实生活的质感与美感，还需要研究者用开放的态度和细腻的感受力去探析生活的无限空间，打开问题域的源泉。
（二）从抽象到具体，叙事理路有待细化
由于生活叙事往往注重生活意义和生活价值的阐释，所以现有研究也多侧重抽象的理论阐述和分析框架建构，大多为倡导性和引介性研究，其中具体的实践机制和运作细节还有待深度挖掘。在既有研究中，“生活”大多作为一个与“生产”相对的整体性概念进行使用，但鉴于生活情境的复杂性和生活形态的多元化，在不同的内容领域中如何细化和推进治理进路，都需要更具针对性和解释力的研究。例如，如何理解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差异，如何立足于乡土情感和文化根基实现“乡土重建”？如何理解现代与传统生活的差异，传统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如何与现代要素在国家治理中相融合？如何理解中西方国家权威面向私人生活的差异，通过比较检视来实现正式制度的有机嵌入？如何在尊重日常生活规律的基础上处理与现代治理技术的关系？
综观现有的理论成果，多数研究者都认同在制度与生活的相互再生产关系中，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逻辑和自下而上的生活逻辑形成均衡与整合［40］，大部分的研究更侧重梳理国家权力对生活的改造革新，但面对制度与生活两者间的巨大张力，生活到底如何影响和矫正制度，即对“反向制度化”解释不足。基层生活智慧如何对国家权力的渗透和主导进行策略性回应来调适彼此边界，以此形成新的治理结构，国家政策如何基于生活的具体情境来进行转化等，大量隐藏在生活细节背后的变量还有待挖掘提炼，并将其转化为学术知识。
（三）从单一到多元，叙事方法有待丰富
对“生活”的发现和早期关注以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为代表，公共管理学科的进入时间相对较晚。因此，生活叙事天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基础。进入21 世纪后，我国公共管理学者开始将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引入“生活”领域，发展至今，叙事方法呈现以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的整体取向。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尝试更多元化的叙事方法，充分借鉴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同时，资料的收集渠道有待拓展，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影像日记等都是很好的资料来源，有助于对生活琐事进行深度描写和思考。最为重要的是，“生活”本身也代表着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那就是研究者要秉持“人民至上”的宗旨，与基层民众共感悲欢，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悟以及对实践经验的挖掘提炼，从实践中获取话语素材，开发具有解释力的本土理论来回应美好生活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略）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