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宁夏社会科学》8月7日网络首发浙江大学刘同舫教授文章《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当代任务及其哲学阐释》，首发文章请参见中国知网。文章将于《宁夏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正式刊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当代任务及其哲学阐释
作者：刘同舫，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方案，蕴含深厚的理论智慧和哲学基础。在存在论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应当聚焦剖析文化发展的“动力因”，营造公平合理的全球化发展图式，推动多元文化交流共鉴，凝聚全球发展的思想共识。在认识论层面，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力量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需要在准确认识历史必然趋势的基础上，树立共同利益至上与“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秉承互惠互利的合作理念。在价值论层面，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转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提供了价值立场上的理论遵循，指引其在与西方“普世价值”截然不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高度上重构世界文明整体及其精神内核。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哲学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推进“第二个结合”又一次思想解放为显著特征和鲜明标识，有力地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新的文化使命、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概念和命题，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方案，其当代任务可以置于存在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等多维视角加以审视与把握。从存在论维度来看，作为“世界文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根植于全球化大生产的土壤，商品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生产条件；从认识论维度来看，将人类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是有效改造世界的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通过设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来化解认识分歧，以便在实践中达成一致行动；从价值论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植根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力求超越立足“市民社会”与私人利益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赋予人们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等权利。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当代任务是人类社会日益走向“命运共同”的时代产物，其内在要求推动人类创造出满足共同体内部需要的文化形式和认同形式，从而凝聚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意识并达成广泛共识，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步。
一、存在论基础：创设全球共同体形式的再生产条件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其产生和发展取决于特定的物质基础。文化构建的根本任务在于确立其存在论基础，即确立全球共同体形式的再生产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以全体人类为主体的新型文明理念，其存在论基础由全球共同体形式的再生产条件所决定。全球共同体始终以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为核心，既是一种由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合规律性事实，又是体现世界各国共同构建的合目的性追求。积极把握和阐明全球共同体的再生产条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前提。
从存在论视角出发，文化构建内在包含三对统一关系。其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化构建是人类的主观能动行为，正如康德所言，文化是人类诉诸理性以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文化的改造世界功能是人类自由运用理性思维的结果。康德对文化的界定凸显了理性的存在论地位及其建构能力，但马克思则指出理性的自由和能力并非没有边界，“构建”作为一种彰显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其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其二，历史与具体的统一。人类生产实践的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文化构建或提供条件或设置障碍，以正反两种效用对文化的生成施加影响。在文化构建的过程中，应当力求促使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与不断变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达到相对同步和统一。其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与文化的特性密切相关。一方面，文化的功用不仅在于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情感表达以及记忆传承等，而且在于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当表现为某种意识形态存在时，文化就具备鲜明的政治和社会目的，能够反向稳定和强化其生成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的发展本身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文化构建应当在合乎目的与合乎自身发展规律之间找到平衡和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蕴“世界文学”的价值指向，是以全体人类为主体的新型文明理念，体现了人类在全球化大生产中对自身力量和前途命运的自觉认知与整体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存在论基础植根于全球共同体形式的再生产条件，即全球化大生产。“世界文学”根本上与文化中心主义或文化整体主义不同，只有将由西方长期主导的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反思的对象，进而将世界各国的文化形式作为审视对象时，“世界文学”才真正得以诞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文明存在的逻辑前提展开反思，明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本质关联，为人类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使得文明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形式在共同体的反思与构建中既能保持差异性，又能保证在交往中加强功能性统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需要准备认识全球性共同体的再生产条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论奠基，积极采取具体措施以夯实全球生产基础。
第一，坚定支持与推进全球化，建构公平合理的全球化发展图式。全球化大生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经济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坚定不移地支持和推进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不断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旗帜鲜明地反对“逆全球化”思潮及其进程。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一直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主导，资本逻辑的宰制在社会历史中引发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如以发达经济体需求为核心的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效力日益递减，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滞胀；新兴经济市场对推动全球化的贡献与利益分配不匹配，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收益不均；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和群体矛盾愈演愈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失衡，引发更多的全球矛盾冲突，由此导致一些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出现逆全球化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致力于维护和推进作为经济基础的全球化大生产，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具有密切和广泛合作关系的利益共同体，构建更加契合人类整体利益的全球化发展图式。推动构建合理的全球化图式必须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追求效率是全球化大生产的首要原则，全球化大生产通过最优化的资源配置，使资本再生产实现利益最大化，是资本逻辑在空间拓展的必然产物。然而只重效率就必然有损于公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资本、技术优势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主导全球利益分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空间，使全球化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属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在经济基础上以公平原则对全球化发展图式进行矫治和纠偏，将关注点聚焦于新兴市场和弱势群体，使全球化的成果为更多人所共享。
第二，秉持“和而不同”原则，推动多元文化交流共鉴。“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的转变，意味人类在助推不同文化平等交流、理性交锋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对世界文明重新定位的认知自觉，表明人类文明的进步内蕴超越理性主义文明观的框架，能够运用历史的总体性方法在现实的人类实践基础上探索不同文化相互沟通的良性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对文化多元性的尊重与推动体现出“世界文学”的意蕴。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以文化的多元异质存在为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旨在寻求文化的多样化，而并非构建同质化的文化霸权。“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民族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这个概念已经先验地包含于“世界”之中，作为“世界”的子系统而存在。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魅力并未因全球化而有所削减，反而因其特有的民族属性和独特内涵愈显光彩。多样异质文化的存在是世界文化整体繁荣发展的前提。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以“和”为价值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目标在于，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生成“世界文学”，即在差异性的文化中寻找人类文化的汇聚处和共通点，生成能够反映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展现人类本质的对象化产物。私人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产生于社会分工不平衡和权利分配不公正的历史境遇，反映出资本主义个体逐利欲望的恶性膨胀。这一矛盾无法仅仅凭借对个体欲望的抑制得以化解，而必须在深层的文化根源中予以解决。全球化大生产迫使世界性的“交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内在要求，自我隔绝、故步自封的主张只会扼杀“民族文学”的生存空间，致使“民族文学”走向衰亡，只有推动不同的“民族文学”积极交流互鉴，在交流中增进认同与共识，才能达成人类“命运与共”的“共识”，生成涵盖全体人类智识精神的“世界文学”。
第三，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全球发展共识。文化作为一种积极能动的现实力量，能够稳定、巩固和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对威胁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具有抑制或改造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既是全球化大生产时代经济基础的产物，又能够对这一经济基础产生必要的反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承担维护、稳定和推进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任务，能够对抗各种“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生产力产生的负面影响。针对逆全球化现象以及人类文明冲突观念的冲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试图建立大规模的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结构，以推进不同民族文化交往新秩序和人类文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进而保证文明的高质量发展，满足全人类共生并进的需要。首先，通过文学、影视、艺术等多种载体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示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现实境遇，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整体，从而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汇聚人类社会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合力。其次，通过文化的约束力和导向力，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识，注重培育全球化主体互利共赢、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意识，引导人们自觉抵制和对抗逆全球化的非理性思潮，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联系更为紧密、关系更为亲和、思想更为一致的命运共同体。
二、认识论支撑：坚持处理共同体冲突的基本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在认识论上首先关涉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是主体对客观存在世界的能动反映，科学认识世界是正确改造世界的必要前提。立足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共同体”这一客观现状的整体把握和深度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抓住了人类经济全球化表象背后的真相，将聚焦点置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着力凸显和还原“人”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是秉持对人类整体命运深切、理性思考得出的科学论断。
对世界的认识必须深入物质实践中去解开“物”的蒙蔽，以此把握共同体内部的不平衡因素。对资产阶级的审视与反思关键在于抓住资本的行动逻辑，当今资本主义的确在“动乱和纷争”中攫取一些利益，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压榨了这种受益的空间。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要素。其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深入，在普遍情况下，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和争端，相比于动乱与纷争，和平与稳定的环境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具有更多的比较性优势。其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成长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绝对力量对比差距明显缩小，发达国家不可能任性妄为，肆无忌惮地挑起冲突和纷争。其三，发展中国家对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不满，要求共享全球化成果的呼声高涨，并为此展开一系列的抗争，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激进转向相对收缩的全球化策略，适当地出让部分利益。其四，社会风险的频繁爆发不断冲击和刷新人类世界的认识，暴恐主义肆虐、区域冲突频繁、生态环境恶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扭结在一起，在全球化风险时代，仅靠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难以对抗巨大的社会风险，相比于单打独斗的风险，为了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西方世界将更多倾向人类之间的相互合作。
人类在迈向“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一种作为上层建筑的全球性文化，以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纷争、维护全球秩序以及构建和谐美丽的新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实用性效能，在实践中积极总结处理人类社会不同主体间矛盾冲突的经验教训，不断凝聚全球性广泛共识，这也就是“齐之以礼”以达到世界之“大同”。“共商、共建、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原则。“共商”旨在通过平等交流化解争端，通过友善沟通达成共识；“共建”是在共同认识的指导下协力应对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事项；“共享”要求合理分配全球化的共同利益，促使参与主体达成普惠。在总体原则之下，还需要具体的理念和原则以调节利益之间的矛盾。
一是自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首先要解决“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问题，即世界各国应当如何统一认识的问题。世界各国理应自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发展的大势，从认识上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真正的整体，牢固树立人类命运一盘棋的理念。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是世界进程中的时代潮流。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历史实践的主体与历史活动本身的内在关系来把握人类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不仅要认识到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构建在内的一切历史活动都以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类共同发展为最终目的，而且要把握历史实践主体的发展动因、目的性和能动性，在此过程中显现人类活动自由程度不断提升的历史阶段性与时代性特征。时代的发展决定人类社会必须团结成为一个整体，任何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割裂、故步自封的行径只会导致落后，偏离“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而走向衰亡。
二是树立全球共同利益至上的原则。世界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相互统一，在应对全球问题时，只有真正将人类共同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才能实现个体与整体的双赢。“尽管人类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某个时段里未必与某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能够达到一致（更可能的情况是不一致），但从‘长时段’（布罗代尔）的尺度去看，或者从几乎永恒的时间性去看，那么，人类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与每个国家或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一致的。”［1］32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世界历史的推进与演变必然使得分散的地方利益逐渐融入共同的、整体的利益。如果缺乏兼容态度与整体思维，仅仅关注民族的或国家的自身利益，那么则容易在追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走向狭隘民族主义的道路。只有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宏大视角出发，将世界理解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整体，才能在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进行正确的抉择，才能明确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责任和担当，从认识论上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才能提升践行方法论的自觉自为。
三是坚持“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和而不同”是处理当今国际矛盾的重要原则和中国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所谓的“和”具有双重意蕴。一是“以和为贵”，强调在价值目标上追求和平与安定。“和平”与“发展”代表了当今时代多数国际主体的共同愿望，然而“和”也内在蕴含了“异”的分裂倾向，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利益不一致。二是“求同存异”，主张妥善处理与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纠葛。差异化的利益需求容易引发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求同存异”是实现“和而不同”的关键所在。不同的文明形式生成于独特的民族共同生活之中，而不同民族的共同生活在悠久的历史演进中沉淀为内部成员的心理基因。各类主体在文化交往中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如果不能发掘共同价值或形成共同意识，那么任何民族都将依照以自身的文化诉求为标准来评判甚至支配其他民族的文化活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则试图重构全球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基本规则，致力于在全球化生产的过程中建立完整的全球化产业链条，不断增强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系，在普遍的利益联系中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增进共同利益中达成更多的共识。
四是秉承互惠互利的合作理念。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是国家之间的共同合作目标，在目标导向下不断推进各主体合作的真正达成，并强化相关政策支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罗伯特·基欧汉指出，触发合作需要一定前提，即“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2］51。各国之间能否施行相应的具体政策以推动合作，将成为决定共同体成长的关键。“他者”在资产阶级的认知世界中是与“自身”相对立的存在，是自身用以压迫、剥削、同化甚至消融的对象。在东方文化中，“他者”是“自我”利益实现的前提存在，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学者指出，充分考虑“他者”在古典文化中体现为一种“豫让原则”，类似于现代博弈论的“回应性”模式，以同等的价值回报他人馈赠，是一种投桃报李式的合作行为［1］56。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构建中提倡的“互惠互利”，将“他者”利益的实现作为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超越了资本主义奉行的利己主义发展模式，真正有利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发展。
三、价值论立场：把握与阐释世界文明体的精神内核
文化是价值的载体，价值通过文化得以呈现，而文化及其所蕴含的价值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以资产阶级价值为核心的文明体系根源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哲学立场，彰显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309的利己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等资产阶级原则，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并不具有关切人类整体的普遍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502为立足点，致力于提升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和共同性水平，在价值立场上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能够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方向。
“市民社会”源于古希腊时期，意指与“野蛮社会”或“自然社会”相对应的“文明社会”或“政治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范畴由黑格尔提出，黑格尔最先试图将包裹于政治国家中的市民社会分离出来，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提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概念。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视为其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段式伦理发展链条的第二个环节，国家是包容市民社会各种弊端的更高发展阶段，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法，但他并不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在破解“物质利益难题”的过程中，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颠倒关系并针对性地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5］11。尽管黑格尔揭示出市民社会中市民的逐利性，但未从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解读市民追逐私利的原因，最终导向抽象性和神秘性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肯定物质劳动作为市民生存的本质属性，指出人类获得解放的现实基础在于自由的生产活动，提出超越市民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设想。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使每个人具备了双重身份，即作为政治社会中的成员与作为市民社会中的成员。“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4］30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无法超越“市民社会”的局限，他将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的限度联系起来，揭示出个体解放与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历史关联。政治解放的结果无法实现共同利益，只有实现代表全部个体利益的全人类解放，才能真正推动个体摆脱市民社会利益需求的支配。
资本主义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向全世界渗透资本主义文化，建立了具有殖民性和非平等的文明体系。资本逻辑主导的市民社会必将演变为私人利益的聚集地，贯彻资本的主体性原则，将世界分裂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世界性的交往无法抵抗资本的强大力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的伪善性暴露得更加充分和彻底，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输出总体服务于资产阶级建立文明霸权的最终目的。这些价值理念背后渗透着以阶级利益划分势力范围的意识形态动机。抽象的价值在表面上似乎赋予了其他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实际上消解了主体在文化构建活动中对价值性和精神性层次的自由追求。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是资本无视时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任意来去的自由，是资本恣意妄为、选择占领或退出某个区域或领域的自由，是围观、干涉或者挑动国家政治关系的自由。“自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享受全球化成果、逃避国际治理责任的借口和挡箭牌。“民主”则沦为西方世界无端干预他国内政，攻讦他国政治生态的“政治大棒”，西方世界以“西式”民主作为裁量世界政治的唯一标尺，必欲逼迫其他国家削足适履，融入资产阶级构建的“一元”现代性图景之中。“平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划分利益、协商对话时的平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商议剥削与压榨发展中国家时的“平等”。“平等”沦为少数资产阶级内部的特权，发展中国家则被抛在“平等”的视域之外。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充斥着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原则和伪善价值，是资本主义贪婪与暴力特性在文化层面的投射，不仅不利于人类在精神智识上的全面发展，甚至将人类投置于片面发展的精神牢笼。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异化，世界试图构建一种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理念，力求超越个人利益的困囿，将人从唯利是图的异化金钱观的宰制以及“犹太人精神”中解救出来，真正赋予人类以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权利。任何民族和国家所凝聚的集体意识与核心价值构成其稳定发展的精神纽带，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如此。塑造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需要明确维系人类共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内涵，以符合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契合人类解释与改造世界的规律为基础，塑造全新的价值认识与评价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以“和而不同”的“共同价值”主导人类社会的运行，着眼于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和共同性水平的提升，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文明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强调与西方“普世价值”截然不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的立足点不是分化的、利己的私人利益，也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的市民社会，而是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人类共同利益的理论表达，表征着人类社会的价值共识。与西方社会极力宣扬的“普世价值”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同价值”。“普世价值”植根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本质上只是代表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利益的基本价值，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单向推行的价值体系，未能凝结人类真正的价值共识。西方倡导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局限于形式，导致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仅仅停留于空洞的法律条文。在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交往体系和国际秩序中，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政治强权的话语表达，事关人民劳动和生命存在的价值原则让位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特殊利益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秉持以全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旨趣，将共同价值视为实现人们共同发展的中介。“共同价值”作为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在平等协商和交流对话中凝聚的价值共识，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向，因而其具体内涵能够为世界承认与接纳，具有真实性、可行性与普适性，能够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整体性原则和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将人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之相对的资本主义文化则将“经济必须不断增长”粉饰为一种正当的价值，致使个体迷失在利益编织的巨网中。马克思早已察觉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并深感担忧，认为资本追求无限制利益增殖的逻辑必将导致物对人的颠倒与人的异化，人类发展史沦为物的发展史。资本为了获取利益将对物的虚假需要强加于个人，而人在资本的控制下逐渐沉溺于物欲，最终丧失对现实的批判而安于现状，加剧了个体的“单向度”程度。马克思指出，“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6］198。只有不再将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视为必然与合理，人类才能跳出资本逻辑，逃离资产阶级设下的价值陷阱，避免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沦为“单向度”的人，依靠世界性的团结协作最终摆脱资本与物的奴役，最终向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复归，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始终将“现实的人”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其最终目标统一指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需要，在推进本国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摆脱了市民社会将一切人降格为工具的命运，在价值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为最终追求的价值观念，是真正站在历史、时代和人类文明高度上思考全人类共同利益问题的建构性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致力于建立蕴含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体系，并在这一价值体系上生成一种新的世界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奠定价值基础，引领人类朝向命运与共、总体解放的目标持续迈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