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金融新质生产力：理论基础、核心框架与发展策略
作者：赵天越，男，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从金融维度出发培育金融新质生产力，是进一步塑造经济新动能、激发新活力的关键一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深入反思“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过程中传统金融生产力的不足，需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打造全新的金融动能。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牢牢坚持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的主线，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出发，深化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制定差异化的金融发展模式，打造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评估体系，建立健全具有差异化特征的“约束—激励”模块矩阵。
关键词：金融新质生产力；金融强国；“五篇大文章”；因地制宜
一、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生产力模式依赖大量资源投入和低成本劳动力，已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复杂需求和环境压力。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发展模式正发生深刻变革，要求生产力提升要在关注规模的基础上兼顾质量和可持续性［1］。然而，传统生产力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新的生产力范式亟须确立，以更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挑战，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上述理论导向是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旨在突破传统生产力模式的束缚，助力经济发展从依赖资源消耗转向依赖科技创新和效率提升。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注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3］，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
新质生产力适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样需要在金融领域发挥指导作用，通过提升金融体系的发展质效赋能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的重要经验。基于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同时指出应当“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这对金融生产力的质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框架下，探讨如何形成“金融新质生产力”（Financial New Productive Capacity，FNPC），既能在学理上丰富金融理论体系，也可以在实践上为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明确的指导和支持。在学术研究上，基于金融维度的“金融新质生产力”是对当前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更加关注专业性领域的生产力进化［4］。客观来看，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金融学、管理学、经济学、信息技术等多门学科的跨领域融合，为金融理论指导实践提供新的支点，实现理论的更新和方法论的迭代。在实践中，随着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显著提升，如业务流程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金融部门运营成本降低、普惠性和精准导向增强等。这些都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支持，亦能够帮助金融管理层制定金融发展战略、引导金融机构设计和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
回归中国现实语境，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显著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①，2023 年末，我国金融资产总量461.09 万亿元，同比增长9.9%，银行业总资产417.29 万亿元，同比增长10%。然而，金融业发展仍旧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金融体系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效率较低，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存在。数据显示，2022 年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亟待提升。其次，金融创新能力不足，金融科技发展相对滞后。尽管我国在移动支付等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上，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2022年国有六大银行金融科技投入总计1165.49 亿元，十大股份制银行投入总计647.68 亿元，多家中小银行未披露金融科技投入具体数额。整体来看，部分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呈现负增长，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增长幅度有所减缓。要实现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必须依靠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提质增效。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措施，全面提升金融业的发展质效，都是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也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作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在提升生产力中的核心作用，这标志着中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而不仅仅是依赖传统的资源投入和规模扩张［5］。金融新质生产力作为“理论—实践”层面的重要创新导向，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引擎。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能够帮助金融业更好地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有助于中国实现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对传统金融生产力不足的反思
我国是金融大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虽然金融资产总量庞大，但金融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第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未能充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源流向往往偏向低效领域或虚拟经济。第二，金融创新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科技进步的节奏。第三，金融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市场波动频繁，阻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第四，金融体系趋利导向过于强化，金融资源空转现象严重，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动能。为了实现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急需提高金融生产力，推进金融体系的深层次改革，增强金融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传统金融生产力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其局限性也制约了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6］。正因为如此，必须深刻反思制约传统金融生产力发展的短板和困境，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为中国金融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
（一）传统金融生产力的配置低效与被动性
传统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性已经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主要体现在资金流向的不合理和金融资源利用率低下。传统金融体系主要依赖固定资产和大规模项目的融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型企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但却忽视了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资金需求，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问题突出。现有的金融部门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往往缺少主动性，按照已有的授信方式（如资产抵押等）“被动地”将资源投向那些已经饱和或低效率的产业，而那些具有较强新兴特点且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却被排斥在外。从这个角度看，传统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新阶段下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多元化的市场主体［7］。由于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前瞻性，金融机构被动适应经济发展需求所积累的风险逐步增加，其结果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度降低，经济主体内生增长驱动力显著减弱。特别地，金融体系内的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金融机构难以全面掌握市场信息，增加了金融决策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往往倾向选择风险较低的投资项目，而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型企业则难以获得资金支持，从而固化了原有的被动决策模式，加剧了被动配置资源的扭曲程度。
（二）传统金融生产力的创新缺位与单一性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是传统金融生产力的一大限制，制约了金融体系适应现代经济快速变化的能力。传统金融体系在创新方面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不足，使传统金融体系难以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市场需求日益复杂，传统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和服务模式上缺乏创新，尽管传统的信贷、保险和投资等基本金融工具是满足市场主体底层基本需求的重要工具，但这类金融工具缺乏对新兴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快速响应能力。由此，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与各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前沿化金融需求脱节，导致客户满意度下降，限制了金融市场的拓展和发展。二是金融科技的应用和推广力度不足。尽管近年来金融科技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的应用方面仍然较为保守和滞后，对金融科技的接受度和应用深度有限，未能充分利用科技进步带来的机遇（当然，这与当前金融机构处于数字化转型过程的阵痛期密切相关）。这制约了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升，影响了金融体系整体的创新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传统金融体系的制度惰性和监管约束环境过强在一定程度上为金融创新划定了狭窄的边界，尽管此类模式更加关注稳定性和风险可控，但代价是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被显著压制，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自由度受限，试错空间被明显挤出。其结果是，金融机构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仅愿意提供单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三）传统金融生产力的风险平滑不足与滞后性
金融风险管理机制的不完善是传统金融生产力的显著限制之一，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健康发展。传统金融体系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两个方面。风险识别能力不足是传统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实践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纷争加剧的大背景下，金融风险的来源、类型逐渐呈现多样化的局面，金融风险互相交织成为常态。传统金融机构往往依赖历史数据和静态模型来识别和捕捉风险可能，忽视了当前金融风险网络化交织趋势增强的特征。缺乏大数据技术支撑的金融机构只能依赖传统数据的定量分析来综合评判金融风险，金融机构想要更具有前瞻性地识别金融风险的难度显著增加。在极端情况下，金融机构处置突发风险的能力不足，易使决策出现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影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甚至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从金融风险的控制看，金融机构主要依赖传统的风险规避、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散等基本手段，但这些手段在应对现代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风险时显得力不从心。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金融产品的复杂化，使风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大增加，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难以快速有效地应对新的风险挑战。此外，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过程中，往往缺乏灵活性和前瞻性，难以及时调整风险控制策略和措施，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风险因素。显然，当前的金融生产力无法满足现阶段对风险平滑的要求，在缺乏风险保障的条件下，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会显著降低。
（四）传统金融生产力的覆盖有限与偏向性
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覆盖性有限，突出体现在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不足，无法满足海量中小微企业乃至个人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传统金融具有突出的利益导向，金融资源配置的指挥棒关注“收益—成本”配比，尤其对于信贷资产的不良率有着严格的要求。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偏向大型企业和高净值客户，而那些缺乏足够抵押物和有效信用记录的企业和个人，往往受到金融机构的排斥，由此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阻碍了创新和就业，对经济的整体活力产生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传统金融的“嫌贫爱富”降低了金融的包容性，使得金融资源无法充分流向农村和偏远地区，金融资源在这类地区的可获得性和嵌入质量普遍不高，制约了当地民生质量的提升。整体而言，传统金融生产力的覆盖有限，主要体现在经济主体和金融需求多元化覆盖不足上：传统金融的供给质量相对单一（聚焦在传统信贷、保险、投资等领域），无法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无法适配大量且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降低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五）传统金融生产力的趋利明显与短期性
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资源配置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这是金融资源得以持续繁荣的关键。但就目前的金融发展状况看，传统金融体系中的趋利导向过于强化，以至金融资源的配置完全以“是否获利，有多少获利空间”为配置原则，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首先，金融资源在市场中空转，大量的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进行自我循环和套利活动，流向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大大减少，实体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的成本增加。尤其是金融部门为了超额收益，更多地关注短期收益和市场操作，将大量金融资本倾注到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市场中（如股市、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极有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这类短视行为也使得许多具有长期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的实体企业难以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其次，虚拟经济的膨胀进一步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倾向投机和短期操作，而不是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这导致金融市场的虚拟资产大幅增长，而实体经济的投资和生产却未能同步增长。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使得实体经济的基础变得更加脆弱。一旦金融市场出现波动，虚拟经济的泡沫破裂，将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三、金融新质生产力：理论基础与本质规定
（一）金融新质生产力：理论基础与概念定义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金融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石之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基础的核心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劳动者和生产关系的不断演化和提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是贯穿生产力进步的核心［8-9］。从金融发展史看，金融的发展历程同样也是一个生产工具、劳动者、生产关系不断创新的过程：现代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器，以金融工具和金融配置方式的不断创新引导金融劳动力、金融劳动对象的变革，从而为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驱动力。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恰恰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思想内核。同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还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金融领域，即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必须紧紧围绕现代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开展，以最大限度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因此，金融新质生产力应当更加聚焦金融工具的创新。进一步地，资本积累和资本流通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环节。金融体系应当重点关注如何优化资本流通机制，以更好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边际生产力更高的生产领域（项目）中。
在前述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呈现新变化、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②。金融新质生产力正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其对金融发展提出的要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金融要回归本源，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应当说，这是对金融发展的基本导向性要求，同时这也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线要求。金融新质生产力的供给，应当专注实体经济主业，改变过去片面追求金融业规模和利润的偏向，应当从多维度、多层次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质效水平。第二个层次，即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金融发展如何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特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三个层次，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③。新发展理念为新时代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是经济实践活动的思想指南［10］。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完整定义，明确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需要更加契合新发展理念的“五要素”框架［11］：一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如何依靠科技手段提升微观金融质效乃至宏观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创新维度）；二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如何注重金融服务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形成平衡发展的金融结构，增强金融发展后劲（协调维度）；三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如何借助金融支持环保产业和绿色项目，助力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绿色维度）；四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如何聚焦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发展，提升中国金融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支持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性金融竞争（开放维度）［12-13］；五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如何注重普惠和包容，全面提升人民福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共享维度）。
从上述分析看，金融新质生产力是金融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即新的高水平现代化金融生产力（新类型、新结构、高技术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的金融生产力），是以前没有的金融生产力种类和结构。相较于传统金融生产力，其技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可持续。金融新质生产力着眼于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完善，是实现金融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的内生动力。它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个方面为核心领域，以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标志，本质是先进金融生产力。
（二）金融新质生产力：中国情境下的本质规定
1.金融新质生产力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传统的生产力质态承认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将科技进步引发的创新动能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与之类似，新质生产力同样聚焦科技创新，但不同的是这类创新活动定格在具有原创、颠覆性特征的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同样也应当严格遵循以创新能力培育为核心的本质规定［14］，并且需要在当前的时代进展上捕捉到更为前沿的技术作为自身发展的支撑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天然具有更前沿的数字技术支持，经由前沿数字技术支撑和革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能够在金融供给模式、服务方式、风险平滑和市场策略中实现全方位变革，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由此在全球性金融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应当说，纵观金融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科技史，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培育和进化，比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更依赖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力，因此，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将最前沿的科技创新作为其本质规定。
2.金融新质生产力必须以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强大的金融体系能够将有限资源配置到高成长性的企业和项目中，改善经济结构、带动经济的优化升级。在传统金融逐渐无法满足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时，金融强国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环节，这意味着原有关注规模体量的“数量型”金融发展导向逐步转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型”模式。其中，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即在于“抓住创新的牛鼻子”来增强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能力，最大限度扩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边界，并维系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金融强国不单是为了提升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更是为了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培育更加注重多维度的提升，以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升为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撑，为国内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奠定基础。
3.金融新质生产力必须以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
金融新质生产力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这是金融的根本使命和核心目标。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石，金融体系必须围绕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进行资源配置和服务创新［15］。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创造实际财富和就业的主要来源。由此看来，金融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和手段。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和发展，往往是为了满足实体经济不断变化和升级的需求。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推进，企业对资金、风险管理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因此，紧密围绕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行创新，金融新质生产力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竞争力。
四、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原则、实施路线与保障方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指出了新质生产力的特色化路径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为各地结合实际推进生产力变革指明了方向，并强调了要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在实际操作中，结合各地的自然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和政策措施，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对于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而言更加重要。
（一）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原则
1.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的首要原则是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每个地区在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科技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都有独特性，因此，制定发展策略时必须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避免“一刀切”的做法［16］。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上，要充分基于当地的经济要素禀赋，经过科学地调研和分析，得出与当地发展需求相适配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的基本客观规律为准绳，确保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合理有效，由此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充足的金融动力，在维系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条件下达成资源浪费的最小化，提升金融质效。
2.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原则是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不同的地域和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条件各不相同，“大一统”的处理方式往往难以适应具体情况。从地方经济禀赋差异性角度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存在显著差异，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效灵活应对这些差异，制定和实施适配其要素禀赋的金融政策和发展模式，这能够最大限度提升金融新质生产力在不同地区发挥作用的程度。从经济主体需求看，多样化和动态特征是新时代金融需求的主要表现，仅仅是惰性等待和被动式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这类金融需求。这需要金融政策管理层、金融机构主动敏锐捕捉这类变化并及时调整策略，提升对实体经济需求的接洽度。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离不开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带动各方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陈出新，适应多样化的现实问题和金融需求。从经济政策环境变化看，尤其在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金融政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各方能够及时响应政策变化，迅速调整发展策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适应性，这是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
3.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应当立足禀赋特色实现精准服务
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原则在于基于各地的独特资源禀赋，提供精准且多样的金融服务，确保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高效利用。首先，资源禀赋导向原则强调金融发展必须以各地区独特的资源、经济结构和产业特点作为资源配置的准绳。只有深入了解各地的资源禀赋，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金融策略，确保金融资源能够匹配当地的发展需求。精准服务的核心在于科学的资源分析，识别各地区的优势和劣势，从而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解决方案。其次，精准服务原则是实现因地制宜发展的关键。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样的精准服务能够满足地方经济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扩大覆盖面。金融机构在设计和提供服务时，应当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和特定需求，以精确的市场分析和需求评估提供高度匹配的金融服务，确保金融资源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二）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实施路线：如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首先要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个方面入手，这是金融强国建设的五篇大文章。这些领域涵盖了金融服务的各个重要方面，能够全面促进金融体系的创新与升级。在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建设过程中聚焦五篇大文章，是实现高水平金融创新的有效手段，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保障，更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1.科技金融：金融新质生产力应优先配置经济新动能领域
科技金融的发展必须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的不同节点，因地制宜地制定金融支持策略，以满足不同地区科技创新的多样化需求。首先，金融机构应系统地梳理从理论研究、技术探索、概念设计、样品设计、中试放大、产品化到产业化的各个递进迭代环节，确保在每个阶段都有针对性的金融支持。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的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特点，灵活调整金融支持的重点和方式，确保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大化产出［17］。其次，金融机构应分类排布科技创新的承载主体，构建从国有科研院所、大学研究院所到企业研究机构的梯度接力攻关体系，激发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发挥各自优势的积极性，形成协同创新的局面，提高科技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因地制宜的做法能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科研优势，有力带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均衡发展，确保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再次，科学配置科技创新所需的金融资源，确保资金能够精准滴灌到不同的发展阶段，是科技金融成功的关键［18］。金融机构应融合运用自然科学基金、技术攻关项目资金、技术改造项目资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引导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基金和项目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满足科技企业在研发、生产、市场推广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要求金融机构根据地方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水平，灵活调整资金配置方案，确保金融资源的高效流动和精准投入，保障科技金融的持续发展动能，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应系统梳理科技创新节点、优化承载主体布局，引导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和效率，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这不仅能够带动科技创新的全链条革新，而且能够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提供坚实的保障。
2.绿色金融：金融新质生产力应重点关注经济发展新方式
绿色金融的发展应注重梳理绿色产业价值链，充分考量产业链不同环节的特色资金需求，精准匹配绿色金融工具，确保在产业转型中实现价值创造与捕获。首先，金融机构应根据不同地区和产业的具体特点，科学匹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为绿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借助系统性分析和评价绿色产业项目的潜力和风险，金融机构能够为高效益、高成长性的绿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的有机结合［19］。其次，绿色金融的市场化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实现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需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逐步从依赖政府补贴和金融机构让利向市场化运作转变。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要求金融机构根据各地区绿色产业的发展水平和需求，设计适合当地市场的绿色金融产品，确保参与绿色金融的机构和企业获得合理回报。这种市场化的赋能方式，既能够提升绿色金融的效率和效益，还可以增强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科技赋能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可以大幅拓宽绿色金融服务的应用场景，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因地制宜的科技应用策略，要求金融机构根据地方经济结构和科技基础，灵活应用先进技术，优化绿色产业项目的融资方式。科技手段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和管理能力，还能借助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提高绿色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效率，确保金融资源流向最具潜力的绿色项目。
3.普惠金融：金融新质生产力应着力共同富裕新路径
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充分分析服务对象的人口结构和财富分布，优化金融服务，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首先，金融机构应详细研究不同群体的需求特点，根据地区人口结构、财富分布及经济发展水平，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要求提升普惠金融的精准度，确保金融资源能够有效流向最需要的群体，支持他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改善，满足不同地区和群体的金融需求，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均衡发展。其次，创新金融工具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金融机构应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不断创新普惠金融工具，如开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推广移动支付解决方案等［20］。因地制宜的金融创新要求提升普惠金融的效率和包容性，满足小微企业、农户、低收入群体等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应结合地方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水平，灵活应用金融科技，提升服务的智能化和便捷性，打开普惠金融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的空间。最后，市场化运作是实现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金融机构应积极优化内部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确保普惠金融产品能够在市场中持续运营。这要求金融机构根据地方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运营策略，提升服务质量和市场适应能力。借助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普惠金融能够实现自我发展，为社会公平和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4.养老金融：金融新质生产力应关注老有所养新支撑
养老金融的发展必须深刻理解并应对区域人口结构变迁的底层逻辑和深层次内因，真正将养老金融的服务做到因地制宜式的精准优化。首先，金融机构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人口年龄结构、医疗健康水平等因素，规划和优化养老金融服务。深入分析各地的老龄化程度、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提供符合区域特点的养老金融解决方案，由此满足不同区域老年群体的特定需求。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要求金融机构设计针对性金融产品，确保养老金融服务能够有效覆盖各类老年群体，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其次，构建多支柱养老体系是实现养老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金融机构应引导个人建立多支柱养老资金筹措体系，健全从社保到财产性资产养老的多频谱规划，以多样化的养老金融产品满足不同收入水平和风险偏好的老年群体需求［21］，确保养老金融体系的全面覆盖和有效运行。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要求金融机构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人口结构，灵活调整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实际需求，提高养老金融服务的可行性。最后，专业化服务是提升养老金融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22］。金融机构应积极开展养老金融理论研究和产品研发，提供高质量的养老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在提高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方面能够实现有效进展，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重要的资金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同样不可或缺，金融机构应结合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灵活调整服务策略，确保养老金融服务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实现以养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5.数字金融：金融新质生产力应匹配经济运行新形态
数字金融的发展必须深入研究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力要素的融合效应，因地制宜地为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质增效。首先，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要求金融机构结合地方经济结构和数据资源优势，灵活应用先进数字技术，确保数字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不同区域和产业的实际需求。其次，数字金融战略规划是区域经济实现跃迁的重要手段［23］。金融机构应根据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确保数字金融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金融机构可以有效应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和发展需求，实现数字金融在各地的广泛应用，形成更具潜力的金融新质生产力。最后，金融架构建设是实现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金融机构应系统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中的金融架构，优化数据资源的价值释放和资本化进程。通过构建完善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可以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要求金融机构应结合地方经济和数据资源条件，灵活调整金融架构建设方案，确保数据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化利用，为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三）因地制宜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的保障方略
1.立足地区差异，制定差异化的金融发展模式
政策支持与引导在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支持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鼓励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本地经济结构、产业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针对不同情境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有差别地激励金融机构提升发展质效，打造金融新质生产力。其次，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法规体系支撑，为当地金融打造具有特色的金融创新培育环境，这是金融新质生产力活力增长的重要基础。同时，应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因地制宜地制定市场机制和法律法规，有助于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增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创新活力，为金融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制度体系支撑。
此外，政策支持与引导还应注重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和效率。地方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加速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的支持下，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不同地区和产业的实际需求，形成金融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2.持续监测评估，打造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灵活测评体系
持续监测与评估在发展金融新质生产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建立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监测和评估机制，能够确保发展策略和措施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因地制宜地设计监测和评估体系，根据地方经济特点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灵活调整监测指标和评估方法，实时跟踪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确保发展策略的动态调整和优化，增强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其次，凭借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进行动态监测和精准评估，是提升金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立全面的监测和评估系统，确保对金融业务各个环节的实时监控。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要求金融机构根据地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具体情况，设计适应性的监测指标和评估模型，确保数据的精准性和实时性。通过动态监测，及时捕捉市场变化和风险预警，确保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稳定和安全。此外，持续监测与评估有助于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战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金融机构应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优化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设计。这种因地制宜的监测与评估机制能提升金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质量，提升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率，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完善监管支撑，健全具有地方、行业禀赋特色的“约束—支撑”矩阵
建立健全具有地方、行业类别特色的金融风险“识别—预测—预警—监管”体系是保障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首先，应根据各地经济结构和产业特点，构建科学的金融风险识别机制。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深入分析区域内不同行业的风险特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涵盖各类风险因素的数据库，实现风险的精准识别。例如，针对中西部地区传统产业集中、东部沿海地区创新企业密集的现状，分别设计不同的风险识别模型，以确保识别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其次，加强金融风险预测能力建设。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开展前瞻性研究，开发和应用先进的风险预测模型，对历史数据和当前市场情况的综合分析，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情景。在金融风险预警方面，应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风险预警系统。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设立专门的风险预警机构，建立覆盖全行业的风险预警网络，定期发布风险预警报告、开展风险预警培训等方式，提高市场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应构建动态的风险预警机制，实时监测市场变化和风险信号，及时向金融机构和企业传递预警信息，帮助其提前采取防范措施，降低风险损失。在风险监管方面，应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执法能力，完善监管法律法规，制定明确的监管标准和程序。监管机构应定期对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督促其加强内部风险控制，确保稳健经营。此外，政府部门应建立区域间的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监管部门的协同合作，共同防范和化解区域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前沿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金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各地应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地方政府应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明确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方向和优先领域，确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发展目标相契合。其次，重点推动金融数据中心、金融科技创新平台、金融服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区域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最后，加大对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为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保驾护航。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投入，建设高效、安全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
注释：
①见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camlmac.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5281362/index.html）。
②见《人民日报》2024年3月6日。
③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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